身体政治

身体政治

作者：（美）简•盖洛普
译者：杨莉馨
 
着装背后的焦虑
现在的这篇论文，最初是向1982年11月19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第六届国际诗学学术报告会提交的会议论文。本届会议主席为米歇尔•瑞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这是我首次收到邀请，在一个我认为具有声望的有关法国研究的学术报告会上发言。诗学学术报告会代表着那样一种世界，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我，是十分渴望能够被其接纳的。在本届报告会上，我是唯一的一个以女权主义者身份发言的人。
在当时提交的论文稿中，我针对那位“美国女权主义者”以及她有关阴蒂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我对那个问题不闻不问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自己不但认为手淫这一现象是不好的，还对自我张扬这一问题持有保守的态度。在1982年，对美国式的自我张扬的抨击已经成为十分平常的一套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这一话语体系将女权主义区分为相互对立的“美国女权主义”和“法国女权主义”两部分。然而，当我发言的时候，我站在哪一边呢？在当时那个用法语发言的环境中，在学术报告会这样一个语境下，对美国女权主义者的抨击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对自己身为美国人的内疚感的强调，其结果就是导致自己和“法国妇女”认同，并导致自己对“美国女权主义者”敬而远之。
本文当初使用的标题为《当我们的唇开始写作的时候》（Quand nos levres s’ecrivent），而这时我唯一的一次用法语写作的标题。我发现自己这是从读研究生以来第一次既毫不节制地引用法语文献，又毫无顾忌地运用法语词组。我当时的意图是想通过显示自己懂法语，从而证明自己进入法国研究领域的合法性。事实上，我的法语程度还达不到这一领域中一个“接近于说母语者”的水平。不过，由于有关生殖器官等等都有专门的表达方式，所以，似乎这些在法语中用起来并不困难。很明显那是我感觉需要调和和遮掩的地方。
在写作本文的时候，我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使站到过去一直由男性说话的地方发言成为可能，既不管自己的身体属性，但同时，又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说话。我亲身体验到了自己难以超脱于身体之外这一无能为力的处境，因为妇女始终被拘禁在自己的身体之内，我不得不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就是将身体看成已然是“诗学的”，也就是说，它本来就在高高在上的文学理论的王国中拥有一席之地，而那个王国，正是我渴望进入的。
那一次的发言，像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我似乎不仅克服了自己心理上存在的不合法的感觉，而且使得身体（我自己的身体？）从一种窘迫的状态转而成为权力的来源。我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作为我的种种表现的赌注而存在的，当然形式上并没有那么戏剧化。我不再使自己仅仅作为一个身体存在在那里，而是努力表现为一个能够思考的身体，这个身体，无论就其本身还是其所代表的思想而言，都不会再被拒之门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坦率地谈论自己的焦虑，尽管采用的方式非常程式化，促成了我发言的成功。
“谈论自己的焦虑，尽管采用的方式非常程式化”：通过某种特别的程式以抑制自己的焦虑这一行为，使我栩栩如生地回想起当时自己的样子来。当时的我，穿着打扮有意要显示出身体的特征，而这种身体的特征又被表现为一种程式化的性别特征。我脚蹬跟儿细细的高跟鞋，腿上穿着细网格的长筒袜，身裹一件十分合体的黑色长裙，头戴一顶大大的黑色帽子。我打扮得像一位妇女，只不过是另一位妇女。如果说我的发言标志着与另一个地方的妇女认同的话，我的衣着则表示着与另一个时代的妇女的认同。我其实只是穿着别人的服装而已。我的衣着成功吸引了别人对我身体的注意，但是与此同时，我却又使自己的身体陷入了程式化的陷阱，创造出了一个程式化的身体来，在论文中，我将这一过程称之为身体的生成。论文和我的外表之间、文本和我的表演之间的配合，被无意识地表达了出来，并卓有成效。
 
唇形物之职能
我相信，超出于对话之外的自说自话是无法进行的。举个例子说，我写这篇论文，就是为了对一段短短的文字做出回应，它是那次学术报告会的主题，原文是用法语表述的，意思是“身体的诗学”（Poetique du corps）。这一由三个单词构成的标题激起了一种焦虑，这一焦虑投注的对象，正是构成这一标题的第一个单词和最后一个单词之间形成的张力。“身体”这个字眼，顿时使我感到了愉快，产生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对于身体，我有那么多话可说，能够就此事进行交谈，我感到非常快乐。但是诗学一词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因为我是把它和最最深奥、最最精密、最最具有科学性的文学研究，某种探究文学的文学性的东西相联系的——也就是肖莎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所说的“与文字有关的东西”[i]——它是纯洁高尚的。事实上，正是因为我对“身体”这个字眼感到的愉悦——（所以我立刻把这个字眼翻译成了母语，而坚持用法语形态表达诗学这个字眼）……正是我觉得关于身体有那么多可说的话这些事实，暴露出了我自己的迟钝、乡里乡气和狭隘性：我忍不住在阅读的时候想探究所读之物背后的东西，想通过阅读以了解世界。对身体的诗学进行研究的努力，很容易滑入对身体主题的谈论中去——更糟的是——堕入对“身体本身”的谈论之中，仿佛身体透明地存在于文本中似的，仿佛真的有那么一个叫作“身体本身”的事物存在，并不受文本所污染似的。
当然，要对我的焦虑做出解释，并试图对它有所缓解与限制，还有一个思路，就是把身体视作母亲，而把诗学视为父亲之名。由于无法承担建构诗学秩序的职责，我担心自己被束缚于某种与母体之间发生的令人不安的、幼稚的、想象性的关系当中，因而完全丧失了从事专业研究的能力。
对这一焦虑的另一种分析则直指身份政治。我和女权主义者这样一种称呼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它们总的来说是令人愉快的。然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我这里指的是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根据我最坏的估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对于文学本身的削弱，通过把文学降格为一种真实世界的形象体系，这一批评所做的，实则是对“与文学有关的东西”的一种阉割。由于我强烈地感觉到了自己与女权主义之间的关联，因此我希望这里显示出来的这种关联，其实只是指出女权主义的落后、令人不屑一顾、无法真正作诗学评价、粗糙、笨拙，以及刻板等等性质。
在这种痛苦的状态下，我决定写一点有关露丝•伊利加莱的文本的东西。当然是从好的冬季出发。伊利加莱似乎提出过这种可能性，即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语言，能表达妇女自然的属性与特征，这种语言能清晰地表达真实的生活，没有一丝勉强：用这种语言说出来的话与女性身体有着某种相似的特征，它将直接为女性的身体说话。伊利加莱认为在象征性的秩序之外拥有一个真实的、不需要经过中介的身体是可能的，有人批评这一观点是自然主义式的，但也有另外一批人基本上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她进行了赞扬。这一所指方面的幼稚型，正和我自己低估身体诗学、低估有关身体言说的无可回避的诗学的倾向相类似。我决定对她作品的诗学特征进行一次仔细的考察，以便了解她是如何创造出有关女性解剖学这一富有想象力的观念的。于是，我决定细致地研究她的修辞、她的写作技巧。然而，当我安下心来沉入这种学究式的再阅读的时候，立刻感受到了对解剖学的强调带给我的诱惑力。
 
1977年，伊利加莱出版了一部论文集，标题为《此性非一》（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ii]。她抱怨说，长期以来，女性的生殖器官都是围绕男性的生殖器官来进行界定的，也就是说，围绕的是“单一的性”，即根据单一的阴茎来界定的。她坚持认为女性外生殖器官其实是丰富多样的（也就是她所谓的“此性非一”），在她看来，似乎包括整个女性生理系统（阴蒂、阴道、阴唇、宫颈，等等）。不仅女性生殖器官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妇女这一阴性的性别群体，同样具有多元化的特性（也即她所说的“在她的身体内部还不确定地拥有异己的因素”，第28页）。于是，伊利加莱发展出一种表现女性逻辑的观念，这一观念和菲勒斯形态学的逻辑体现的单一性针锋相对。
“解剖即命运”，弗洛伊德说这句话显然是够愚蠢的了[iii]，而我们一眼看去，露丝•伊利加莱犯下的，似乎也同样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她似乎是根据生殖解剖学方面的特征来决定妇女和男子、逻辑和语言的。然而，我们却要注意，不要过于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伊利加莱的解剖学观念。当她说“此性非一”的时候，她指的实际上并不是男性生殖器官的解剖学特征，而是已经被菲勒斯形态学所污染了的、有关男性生殖器的观念，这一观念在男性解剖学特征中，其实只占据一小部分。举个例子说，伊利加莱在任何地方都从未提起过睾丸。男性生殖器官的解剖学特征并未对菲勒斯形态学的逻辑产生决定意义，相反，是菲勒斯形态学的逻辑决定了有关男性生殖器官的单一的概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或许会说，伊利加莱本身是可以看到男性生殖器官仅仅围绕菲勒斯形态学的生殖观念来限定这一点的。不过，那就是一个有关身体政治的问题了。至于说其中的诗学意义，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认识到的是，假如菲勒斯形态学的逻辑并不是根据解剖学的实际作出的，相反，是用它自己的形象重建了解剖学，那么，伊利加莱的外阴形态学逻辑也并不一定就是在解剖学基础上作出的，而已经是关于那个解剖学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阐释了。
现在，假如我提出伊利加莱所谓“女性欲望与语言的多元特征”（第29页）的观念并非根据解剖学特征而作出，相反，是它建构了解剖学特征的话，那么，随后，我就可以肯定地断言，露丝•伊利加莱的身体诗学其实并非是对身体的表达，而只是对身体的生成、身体的创造罢了。
“随后，我就可以肯定地断言……”很好。起初，我对伊利加莱的解剖学的研究，不是将之看作一个有所指的身体，而是将之当成诗学进行的，我确实也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不过，为了理解结构上的效果，为了把握她的解剖学的建构，我还是暗中将之与存在于文本之外的、某些男性解剖学的“现实”作了参照。也就是说她的文本的现实效果如此强烈，以至我不得不求诸于一些“真正的身体体验”，以便拆解那一“现实”制造的幻像。我在进入诗学秩序之时并以胜利者的姿态作出的断言，只有在与某些超越于文本之上的身体产生最最痛苦的联系之后，才能成为可能。
男性解剖学使我得以抗拒伊利加莱式的身体诱惑这一事实本身值得注意。或许，正如露丝•伊利加莱混淆了男性解剖学和菲勒斯形态学一样，我的混淆也是症状性的，即混淆了（从事）诗学研究与消遣作乐之间的区别。
因此，我成功地把女性生殖器官的丰富多元性视作为文本的产物，并根据我们现代关于写作的概念对它作出了解释。在标题是《此性非一》的那篇论文中，伊利加莱同样针对女性性活动与现代文本构建之间的呼应与默契关系坦率地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些妇女并不仅仅拥有一性……她的性活动一直以来至少具有双性，取向始终是多元的。现在她们像文化所希望的那样吗？现在她们像文本那样被书写的吗？她们是否知道得并不很清楚，她们正在逃避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审查？”（第27页）
“现在她们想文化所希望的那样吗？”文化是渴望多元化的，女性性活动本身即是多元化的。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妇女天然地就是（后）现代主义者。我们或许还可以对“始终”与“现在”两词作出比较。（“她的性活动取向始终是多元的。”“现在她们像文本那样被书写吗？”）
艾丽丝•贾尔丁（Alice Jardine）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提醒我意识到了对妇女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进行质询的急迫性[iv]。假如伊利加莱的外阴形态学逻辑根据的并非解剖学上的事实，而更多地是组织起有关女性性活动的种种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伊利加莱只是透过（后）现代主义的雾瘴来看待女性解剖学的话，由于（后）现代主义的美学是由男性建构起来的，那么，它与根据菲勒斯形态学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观念之间，区别又在哪里呢？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菲勒斯形态学的构成因素本身并不取决于男性解剖学特征的时候。然而，仅仅因为（后）现代主义是由男性建构的，就一味简单地认定它具有男性的特征也是错误的，因为种种指责是以对作者超文本的解剖学特征的强调为前提的。女权主义对所指的具体身体的研究与进行诗学考察的抱负之间的张力关系，此处显得十分尖锐。
然而，我又可以推测，正是在阅读伊利加莱的著作中形成的张力关系的加剧——还有显而易见的（后）现代主义诗学与无可避免的参照姿态之间的结合——使得出路的呈现成为可能。
现代性常常和多元性相伴随，在其中，语言被认定为根本不具备所指的属性。事物无限丰富多元的特性决定了人们无法知道某一符号所具体确指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然而，在伊利加莱的文本中，所指的幻像却十分顽固地和多元性联系在一起。尽管语言只是个幻像而已——但这一幻像的效果却是将读者带离文本，将（后）现代主义的姿态延展到一个通常被认为处于文化边缘的领域之中，即女性生殖器官的领域。伊利加莱的所指的幻像将（后）现代主义从它作为“文化”的优越地位上，驱赶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粗俗的政治功能当中。而这一行为将很有可能会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将（后）现代主义诗学从断言语言不具有所指功能的荒谬状态中拯救出来，使之与沉默导致的焦虑发生更加复杂的关系。
一个幻像怎么能发挥政治上的功能呢？那样一种姿态又怎能有所作为呢？为了要回答上述问题，还是让我们进入另一个王国：即父亲之国、律法之国，因为正是在父亲律法的王国中，女性主义的功能才是至关重要的。
（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基础之上，不管这种假定让人高兴还是相反，即拉康所谓能指的滑动，这种能指的滑动帮助建构了永远封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通道的障碍。然而，拉康的系统中也有一个漏洞。在《无意识中文字的动因》（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中，拉康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操作系统，他这样写道：“这里运用的+这一符号代表的正是构成障碍的十字交叉点，而这一十字交叉点的基本价值就在于表示了意义的生成。”在比喻中，永远将能指与所指割裂开来的障碍是十字交叉的，用拉康的话说，正是在这十字交叉处，产生了意义，这一意义或者与诗学相关、或者与创造相连”[v]。
由于受到解剖学观念的操纵，伊利加莱于是采用了一个比喻的模式。因而，她或许可以穿越那个障碍，创造出诗学的效果来。在这一模式中，诗学本身成为了一个“十字交叉点”和一个“生成”，体现了菲勒斯形态学律法的压制下的解放。通过对身体施加新的比喻，外阴形态学的逻辑实现了对身体的释放，即便这种释放只是瞬间的。因为一旦比喻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我们就不再具有创造力，而只能处于父权体系的操纵之下。
可是，外阴形态学的逻辑一旦获得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其压制性并不小于菲勒斯形态学的逻辑。就和别的任何逻辑形式一样，无论是外阴形态学还是菲勒斯形态学，两者都必然是和身体、和真实性格格不入的。但是在瞬间，在一个“现在”——“现在她们像文本那样被动书写吗？”——某些地方松散了，某些东西滑动了，某些事物发生了移动。用拉康的话来说，这是一点微光的闪烁、一点火花，“富有创造性的比喻的火花”（第507页），可是，拉康的创造又转移得太快了，过于心甘情愿地进入了父权体系之中。用米歇尔•蒙特雷（Michele Montrelay）对精神分析学进行阐释的说法，就是“分析者的话语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话语的一种比喻”[vi]。这种比喻使病人得以从陈规俗套和一味重复的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实现从死气沉沉的麻痹状态中的转移。比喻因而获得了疗治的效果。于是，一个新的身体生成了，这个身体被从歇斯底里的麻痹状态或者菲勒斯形态学的僵化教条中解放了出来。由于根据外阴的逻辑来说话，身体于是进入了自由流溢的状态。
根据菲勒斯的逻辑，女性的生殖器官要么指的是阴蒂，作为阴茎的同一物；要么指的是阴道，它作为阴茎的对立面而存在，具有可容纳的性质，是一个被阉割的洞穴。这种非此即彼，始终根据菲勒斯中心的逻辑加以设定的，要么同一、要么对立的关系，构成了表达女性生殖解剖学的别无选择的一种状态。女权主义的性学理论的历史，表达的正是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的破坏。自然，伊利加莱的那种始终至少具有双性的妇女会选择将上述两者均包括在内：“从效果上说，举例来看，妇女要获得快乐并不需要非得在阴蒂的主动性与阴道的被动性之间进行选择不可。你触摸阴道可以获得快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要因此而牺牲触摸阴蒂获得的快感。它们对于妇女获得快感而言，都是有帮助的，而且它们彼此都是不可取代的。”（第27-28页）伊利加莱似乎倡导的是这样一种女性的性活动，它推翻了令人焦虑的非此即彼，而代之以令人愉快的两性兼容：既包括阴蒂，也包括阴道。可是，伊利加莱最终选择的却不是两性兼容，而是两者一个也不要了，她的生殖诗学的火花结果在唇部闪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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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比如，可见肖莎娜•费尔曼（Shonshana Felman），《疯狂与文学事物》（La Folie et la chose litteraire）（Paris: Seuil, 1978）。
[ii] 露丝•伊利加莱，《此性非一》（Paris: Seuil, 1977），英文为我本人所译。本书有一个英文标题为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的英译本，译者为凯瑟琳•波特，1985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iii]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终结》（The Dissolu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见《精神分析学著作全集标准版》，詹姆斯•斯特拉齐编辑（London:Hogarth,1953-74,vol.19）。
[iv] 艾丽丝•贾尔丁，《吉内西斯：妇女的构造和现代性》（Gynesis: Configurations of Woman and Modernit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v] 雅克•拉康，《自弗洛伊德以来无意识或理性之中的文字诉求》（L’ Instance de la letter dans I’inconscient ou la raison depuis Freud），见《作品集》（Ecrits）（Paris: Seuil,1966），第515页。
[vi] 米歇尔•蒙特雷，（Michele Montrelay），《阴影与名字》（L’Ombre et le nom）（Paris: Minuit,1977），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