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批评家贝尔纳·亨利·列维的功绩
拉塞尔·雅各比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教授。著有《最后的知识分子》和《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
法国人时髦、美国人落后的陈词滥调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些差异甚至表现在法国和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上。比如，对比一下几乎在同一年出生和死亡的雅各·德里达和理查德·罗蒂。两人都是非同寻常的思想家，但是德里达总是穿着漂亮的粗花呢上装和和精致的衬衣，一举一动表现出明星的风采。而罗蒂看起来像衣衫邋遢的美国教授，走在人群中没有一点出众之处。罗蒂很可能开一辆破旧的沃尔沃轿车，这支持了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所说的美国学界人士故意乏味无趣的主题。
法国的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简称BHL）不一样，他是世人皆知的名人，总是处于聚光灯下。很难想象任何一位美国知识分子扮演哪怕类似于列维在法国那样的角色。或许,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最接近这个角色，但希金斯有着从英国进口的邋遢外观。列维的衣着时髦华丽、财富充裕、善于和电视媒体打交道、喜欢与有钱人和美女交往。他以一本有关记者丹尼尔·波尔（Daniel Pearl）被谋杀的书(《谁杀了丹尼尔·波尔?》)引起美国人的关注，后来是一本他在美国旅行的书《美国的迷茫》（American Vertigo)确立大家地位,这是大西洋杂志资助的一项活动。最近又刚出版了他的新书《黑暗时代的左派：反新野蛮主义的立场》。列维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电台和评论专栏中，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已经是世界名人。
这些只是列维的最新产品。他最初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人脸野人》。像他的许多书一样，这本书出版前进行过广泛的宣传和自我推销。列维在电视上宣称“新哲学家”物种的出现，这个群体包括他自己和其他幻灭的左派比如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等人，当时列维还不到三十岁。虽然沉浸在隐隐约约的自恋情绪中，《人脸野人》还是标明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新立场。列维在书中表达的与其是论证不如说是情绪。“作为我的名字的占用者和过去历史的过客，我除了把亲身经历写出来外没有资格写其他东西。因为我没有赶上创造历史的时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知道没有权利讲道或者预言，我决定写作只是因为我有劝说别人的激情。”
列维在书中说不管是从政治上说还是从思想上讲，马克思主义都证明是一个灾难。伴随着技术进步，被称为“欲望”的东西成为野蛮人的新面孔。列维鼓动那些“反野蛮人知识分子”拒绝为王子或者当权者服务。正如列维常常表现的那样，高谈阔论淹没了准确。“在反对野蛮化过程中，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语言武器和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博物馆武器和孤独处境。”
尽管粗声大气张牙舞爪，列维还是抓住了历史时刻或者教训，也就是1973年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出版所引起的法国左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幻灭。列维写到“我从索尔仁尼琴身上学到的比从过去三十年来探索西方命运的任何别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身上学到的东西都多。索尔仁尼琴只是一张口说出来，我们马上就从教条的睡梦中惊醒了。”
但是到了列维苏醒时，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天上了。他体现了法国的民族性特征。在法国，密涅瓦的鹰并不是在晚上张开翅膀，而是到第二天上午才出现。虽然法国人讲究时尚风格，但思想和政治新闻的到来总比较晚。黑格尔是在1930年代才通过俄国移民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途径被巴黎人真正接受。弗洛伊德抱怨说法国排斥精神分析，实际上这种抗拒直到1950年代才被克服。虽然法国有社会主义传统，法国工人对于马克思的研究是在20世纪后期才开始的。如果列维的话可以相信，那斯大林主义消息是在1970年代才传到法国，这比欧洲其他地方和北美晚了几十年。
为什么呢？法国人显然忽略了从前激烈抨击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重要文献。1950年代初期看到的是《失败的上帝》、汉娜·阿伦特公正地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的《极权主义的根源》、以及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巴黎写的《被禁锢的头脑》。三十年后，米沃什说“本书是在1951/52年巴黎写成的”，当时大部分法国知识分子把希望寄托在由具备无可比拟的智慧和美德的领袖斯大林统治的东方新世界。如果这些文学事件不能惊醒法国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引发的政治地震本来能唤醒他们的。赫鲁晓夫1956年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斯大林推行的是群众镇压和恐怖政策。不经正常的调查就大肆逮捕和驱逐成千上万的人，不经过审判就处决。这造成不安全、恐惧甚至绝望的条件。”赫鲁晓夫自己肯定也知道的。然而法国知识分子继续昏睡。
迟做总比不做好，但是后来者常常惊慌失措地撞翻别的东西。闹钟和盘子最后终于恢复原位，但很少取得什么成就。这似乎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他们苏醒得晚，所以拼命要弥补失去的时间，但取得了哪些成就呢？萨特的黑格尔、拉康的弗洛伊德、阿尔都塞的马克思或许让人眼花缭乱，但读者最终发现所谓的新东西缺乏实质内容，所谓的老东西似曾相识。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列维有关野蛮人的书和格鲁克斯曼1975年的书《火炉和吃人者》（La cuisinière et le mangeur d’hommes）。该书的副标题是“关于国家、马克思主义和集中营的论文”。这些小册子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但是，把列维当作纯粹玩花招的骗子而不屑一顾的诱惑是错误的。首先，列维及其盟友代表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法国版本，很少人能否认列维的美国亲戚对政治或者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像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群体中的欧文·克里斯托尔夫妇（Irving Kristols）和诺曼·波德赫瑞茨（Norman Podhoretzes）一样，法国小集团中的大部分也是犹太人，很多也是从左派转变而来。像美国人一样，他们支持捍卫人权和民主的进攻性外交政策。列维本人到萨拉热窝、达尔富尔等地旅行，最近到格鲁吉亚提醒人们关注陷入危险中的人民。关心反犹主义、以色列的命运、伊斯兰极端主义等是美国和法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共同主题。虽然列维在谈到以色列的时候，非常谨慎。他们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术语决不是偶然的。这些包括希金斯在内的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创造和推广了比如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或者用列维的模式“法西斯伊斯兰主义”等术语，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喜欢法西斯主义这个词。
但是列维代表的法国人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别。美国群体和左派决裂后加入保守派阵营重新制订美国外交和社会政策。列维则想继续留在左派阵营。为什么？服装理由可能发挥了作用。新保守主义者看起来比左派更坏。列维在美国旅行期间，拜访了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保守派专栏作家和编辑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列维穿着盖住臀部的上衣、精心设计的凌乱头发，而与他见面的比尔则“大老板套装”和“无可挑剔的梳得光溜溜的头发”。列维非常失望，克里斯托尔更像企业老板而不是“欧洲人眼中的知识分子”。
除了服装问题外，《黑暗时期的左派》也探讨了为什么列维在朋友们都离开左派阵营的情况下仍然留在其中。他提出议题的方式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人们看到法国知识分子和政客的小圈子。他的朋友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在《世界报》（Le Monde）头版上撰文解释在总统大选中他为什么支持保守的萨科齐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对于格鲁克斯曼来说，左派“把国际团结的旗帜放错了地方”，萨科齐的做法则“非常适当”。谴责达尔富尔的屠杀、车臣的迫害、穆斯林妇女的痛苦的是萨科齐不是左派。格鲁克斯曼宣称我已经“斗争”了四十年，坚决反对左派的“意识形态僵化”，但是如果我出来支持萨科齐，“我将失去朋友”因为左派是“我的政治家园”。
这篇文章先是让萨科齐高兴接着就感到恼火。他纳闷如果格鲁克斯曼能够支持他，列维在哪里？难道你不知道萨科齐和列维是老交情了。他们是住在巴黎富裕郊区纽利（Neuilly）的邻居。他们一起旅行和游玩，实际上他们的紧密联系几乎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法国大选，列维的书出版后，萨科齐和第二任妻子离婚，娶了超级模特和歌星卡拉·布吕尼（Carla Bruni）。而布吕尼和列维早就交往了，列维最初是通过好朋友和编辑让保罗·昂托万(Jean-Paul Enthoven)，后来通过他女儿嘉斯汀·列维（Justine Lévy）认识布吕尼的。在和萨科齐结婚之前，布吕尼已经和让保罗·昂托万同居,此人的儿子作家和哲学家拉斐尔·昂托万(Raphaël Enthoven)吸引了她的眼睛。于是布吕尼离开老子找儿子,但是儿子拉斐尔·昂托万已经和嘉斯汀·列维结婚了。嘉斯汀·列维的婚姻因而解体，所以她在小说《没什么大不了》中进行报复，该小说就是关于布吕尼、让保罗·昂托万和拉斐尔·昂托万的故事。
不管怎样，当萨科齐得到倾向左派的哲学家的支持后，作为有自尊的法国总统候选人做了愿意做的事。他给列维打电话询问“你什么时间能为我写点东西？”类似的情景在美国背景下是难以想象的。设想一下支持某个总统候选人的政治哲学家在《纽约时报》上的评论文章引起这个候选人打电话向另一个政治哲学家求助，这根本不可能。列维接了这个电话，但吞吞吐吐不置可否。他做不到，“私人关系是一回事，思想观念是另外一回事。左派是我的家。”萨科齐愤怒地挂断了电话。列维《黑暗中的左派》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支持这个好朋友。
他对于萨科齐的最初回答已经包含了矛盾。如果观点和家庭忠诚都能确定左派，它们本身就可能产生冲突。你到底忠于哪个？列维从来没有直接谈论任何一个。相反，他简要回顾了左派的历史和缺陷。在列维看来，四个事件是法国左派的支柱：为德雷弗斯（Dreyfus）辩护、反抗法国维希政权、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以及1968年的5月事件。但是这些重大事件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自60年来以来，左派已经吸取了新教训，已经放弃了新人和历史辩证法的虚假观念，没有人再用大写字母的语言谈论革命和斗争。列维先生说“我听不到人们说车臣反抗者是高加索土地上的精英骨干，或者巴勒斯坦人不仅是在争取建立自己的国家而且是让人类重生。”左派已经超越了专制主义的诱惑。
但是新的诱惑仍然让他们着迷。列维相信因为“左派的整整一块儿”被人从马克思那里夺走，所以就拥抱纳粹思想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来填补真空。他提供的证据没有说服力。不错，确实存在一种卡尔·施密特的复兴。是的，德里达、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等人使用或者偶尔称赞卡尔·施密特，但这并不说明什么。他们没有指挥军队，也并不代表运动。卡尔·施密特复兴不过是一些教授和他们的学生的私有财产而已。
其他诱惑如反美主义和反犹主义属于另外一种现象。这些是时髦口号，但列维除了依赖蜂鸣器也没有提出什么观点来。他区分了对于布什、阿布格莱布监狱、关塔那摩等虐囚丑闻的“合法”批评和常规的充斥左派阵营的激烈反美主义情绪。他回顾了历史上法国（德国）右派推动的反美主义，左派至少在冷战之前都是亲美派。如今，当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因为《华氏9-11》而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时，整个左派都在为他欢呼。为什么？列维没有解释。他只是简单地相信反美主义的“下水道”一直在流淌。
他举了一些当代反美主义的例子，提到了人们对于达尔富尔屠杀和波斯尼亚民族清洗的冷漠。列维例子有些耸人听闻。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确实存在，但是左派对于达尔富尔的无动于衷有很多原因，很难归咎于反美主义或者在这个事情上归咎于基督教极端主义者驱使白宫把达尔富尔放在世界议程的观点。列维只提到一个证据，说这种观点阻止了左派的激动。无国界医生协会前任主席罗尼·布劳曼（Rony Brauman）在电台讨论中承认因为他怀疑美国的角色，没有前往达尔富尔。在波斯尼亚，列维能提出更多具体内容。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和其他一些人攻击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c）仅仅是因为美国轰炸他们。但又如何呢？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人是露宿在萨拉热窝的。
对于达尔富尔和波斯尼亚人的痛苦冷漠无情可能更多归咎于笼统的冷漠而不是反美主义。关于达尔富尔和波斯尼亚真的存在左派的反美主义共识吗？让人伤心的真相是很少国际冲突能够引起人们长时间的关注。反美主义阻止了左派要求对津巴布韦、刚果、斯里兰卡采取行动了吗？距离遥远、缺乏了解、对于任何干预政策效率的怀疑等都比反美主义所起的作用更大。
列维略微触及了反犹主义。“在某些法国城市的某些地区，出门戴着亚莫克便帽（犹太人的经典打扮）变得越来越难了，”但是他相信传统的反犹主义已经失去了力量。“我愿意打赌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欧洲都不会再有反犹主义群众运动了。”但新形式的反犹主义已经出现，被称为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有人否认纳粹大屠杀，竞相争取受害者身份。他的讨论再次缺乏准确和说服力。列维提供了几乎标准的书目和否认大屠杀团体清单。比如他说1991年伊斯兰国家支持的工作、黑人和犹太人的秘密关系、犹太人垄断了奴隶贸易就是争夺受害者身份的例子等。
对于反犹太复国主义来说，他指出了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关于以色列游说团的文章（后来写成书）。列维暗示这本书不大可能在法国出版，因为它可能违反了禁止质疑诸如纳粹大屠杀这样的反人类罪行的盖梭法（Gayssot law）。用国家的力量压制提出比如美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的议题的书的出版是否成为对自由的打击呢？不管他说的多么含糊。当然，列维和到处搜索反犹主义的阿兰·凡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等人不同。他并不同意反犹主义已经玷污了反种族主义。列维想仍然做一个好的反种族主义者。他说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受到袭击的时候，他都要发出呼救信号。
作为新诱惑的最后一个例子，列维提到了左派对于极端伊斯兰的“纵容”。他把它称为‘法西斯伊斯兰’他再次想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谈论的不是穆斯林而是政治化的穆斯林。他区分了“我在萨拉热窝的朋友和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这些人在1944年签名支持党卫军的穆斯林分部。。。。人人都是穆斯林。人人都用共同的古兰经。他们之间的真正区别不是宗教，而是政治观念。”
列维带着激情复述了一些熟悉的事实：穆斯林兄弟情谊和纳粹的历史渊源、阿拉伯世界中无处不在《犹太威胁,锡安长老会纪要》、穆斯林高层领袖经常发表的反犹主义言论、经常的杀掉西方反对激进伊斯兰人士的“教令”和呼吁。面对这些现象，许多左派人士非常宽容，往往用群众的苦难和以色列的存在而敷衍过去。尽管列维承认建立巴勒斯坦国是“紧迫的”，但他指出这在伊斯兰极端主义中起的作用很小。“正如我已经做过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花费一些时间在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马德拉斯邦看看，那里才是伊斯兰圣战者罪行的真正学校”。你会发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发挥的作用很小，极端主义者更多受到克什米尔的刺激。真的吗？那么沙特阿拉伯（9-11的劫机者大部分来自这个国家）或者埃及如何呢？还有伊拉克战争被普遍认为是世界超级军事大国对于穆斯林的攻击，又怎么解释呢?
列维用捍卫“普世价值”结束其原告诉由说明书。他回避了欧洲优越性的信念，毕竟是欧洲产生了法西斯主义，但是人权、法律、笼统的知识分子和观点都需要理直气壮地辩护。“通奸的妇女不应该被乱石打死，或者活活烧死”的观点就是值得普遍化的观念。他为丹麦人在漫画中嘲讽穆斯林的权利辩护，为法国老师罗伯特·雷德克(Robert Redeker)严厉批评穆斯林的权利辩护，他在为雷德克辩护的**书上签名，左派很少或者没有人签名,此人因为受到死亡威胁不得不躲藏起来。
在普遍权利领域，列维真诚地站在道德高地。确实，我们需要毫无保留地捍卫老师、作家、漫画家权利的人。左派也常常通过测量一个群体可能被侮辱或者愤怒的程度来校准他们对这些权利的辩护。因为这个策略，言论自由衰落了。当然，列维的双重标准很多。他建议禁止发表关于以色列游说团的学术文章，却必须为针对伊斯兰的攻击辩护，而且在论证中没有考虑权力的配置因素。伊拉克战争很少进入他的讨论范围。对普世价值的辩护往往变成了战争存在的原因，这已经是老掉牙的故事了。
议题很少能靠一页纸或者图书馆的一本书来解决，因为需要考虑具体的情形。列维和他的朋友可能觉得为普世价值辩护是正确的，问题是它们如何在当时当地存在的。如果病人死了，拯救其生命的手术就失败了。呼吁人人平等和人权是一回事，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些权利是另外一回事。提出法国穆斯林社区的妇女地位问题有足够的公平意义，但人们很难忽略受歧视和失业的残酷事实，我们不能忽略的因素还有到底谁强化了谁。在这个问题上，列维表现出很少的兴趣。
列维喜欢在天上飞，这是字面上的意义。正是在这里作家列维和明星列维合二为一。多年前，德国诗人和批评家汉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写文章痛斥“革命的游客”,那些左派去拜访在正在成立的革命社团，然后就返回家乡写出充满热情的报道。如今革命团体没有了，但是受到威胁的群体确实很多，同样的，前往危难地区的新游客机会也很多。列维飞往达尔富尔、巴基斯坦、最近又到格鲁吉亚向世界发出俄国侵犯的警告。他到处搜索消息，和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一起就餐，人家为他倒红牛饮料。萨卡什维利是个有自由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欧洲人，周围是来自耶鲁、普林斯顿和芝加哥等名校的顾问。列维提出了新慕尼黑绥靖政策的恐惧：欧洲在俄国妖魔面前屈服了。列维凯旋而归。
这是纯正的列维产品：三分之一虚构、三分之一自我推销、三分之一实际情况。列维乘坐自己的包机到格鲁吉亚。他把总部设在首都一五星级饭店里，在那里呆了整整两天半才飞往尼斯，乘出租车到哥里（Gori）,那里已经被俄军占领，他越过检查点进入市中心，报道了破坏的情况，“哥里不属于俄国人声称的要解放的奥塞梯（Ossetia），是格鲁吉亚城镇。他们掠夺、焚烧，把它变成一座鬼城。”但是这种报道是不真实的。仔细研究一下列维的旅程，就知道他从来就没有来到城镇，见证人承认哥里受到了攻击，但很难说它被焚烧。
批评家激动地严厉抨击列维的报道。一英文报纸评论说“美国人发送毛毯和爱沙尼亚医生，但是前来拯救南奥塞梯人的法国人慷慨地派出了新哲学家列维。”文章注意到列维呆在第比利斯万豪酒店（Marriott），周围是一群私人摄影家、宣传家、贴身保镖等。一个客人说人们很容易能发现他的随行人员。“他们都在宾馆大厅里悠闲地抽烟，做各种表达意思的手势。列维穿着弄皱的白衬衣，头发显出被风吹得凌乱的样子，散发出香水的气味。”
这很难说是列维第一次遭到谴责，他经常因为文章中的常识性错误而遭到批评。《新左派评论》的值得敬重的编辑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写了尖刻的评价，把列维这样的法国知识分子比作头号展品。“列维怪异的显赫地位表明了知识分子生活的普遍情况。很难想像一个比法国公共领域的这个粗俗的笨蛋所引起的关注更能说明国民口味和智慧标准的让人奇怪的颠倒了。在很多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能力直截了当地表述事实和观点。这样的异类能够在任何其他主要西方文化中兴盛吗？”三十年前，历史学家（左派）皮埃尔·维达尔·纳杰（Pierre Vidal-Naquet）猛烈批评列维书中的错误。最近，就在他2006年去世前，有人问列维的职业是什么。他哀叹说他早就觉得已经把列维玩完了。列维已经从“文字共和国转向了反媒体共和国”。
这个话有一定道理。在媒体上的成功表演造就了更多的媒体故事。列维的生平故事和揭露充斥着法国报刊，近几年至少出版了五本关于列维的传记。最新一本传记的题目是《法国骗子》。但是他的批评家根本赶不上他的速度。列维仍然是媒体活动的目标，他有着吸引公众眼球的天才。几个月前他出版了和对手米歇尔·乌艾尔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合写的书《公众的敌人》让读者大吃一惊。此人是法国小说中的反英雄人物，厌恶上电视的顽固不化的保守派。列维和乌艾尔贝是两个极端，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狡猾的媒体意识或者操纵媒体的高超本领。批评家指控列维利用他的关系网和财富精心安排自己的媒体报道，伪造评论，消除负面报道等。
但是，连那些最坚决批评列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对已经被人遗忘的战争的突袭式访问和倡导被忽略的事业中表现英勇。他把电台发射机送到阿富汗抵抗战士那里，最近还提供条件让法国和阿富汗合拍的电影《阿公带我回家》(Earth and Ashes)面世。他和基金会的工作效率很高，他捍卫人权的举动是应该受到敬重的。在激烈批评他的传记中，菲利普·科昂（Philippe Cohen）承认纯粹的厌恶导致很多人批评列维。“你想让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接受他采访的一对话者感叹到“贝尔纳英俊潇洒、聪明过人、又很有钱，这在巴黎是人们无法忍受的。”
其实这是可以原谅的。无法原谅的是列维无休止的自恋。记者丹尼尔·波尔（Daniel Pearl）的遗孀玛林娜·波尔（Mariane Pearl）说得很好。她说列维是个“被自私破坏了智慧的人。”在《黑暗时代的左派》末尾，列维似乎把自己比作死在纳粹手里的抵抗运动偶像让·穆兰（Jean Moulin）。但是,与其说列维是穆兰这样“死掉的圣徒”倒不如说是机械再生产时代的左派预言家。在已经丧失方向的时代，左派甚至无法摆脱自大狂批评家。爱出风头的炫耀者有时候也能指明前进的道路。
【译自：“Left Behind: The Exploits of BHL” by Russell Jaco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