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的耻辱和法西斯主义：过去和现在
卡琳•罗马诺 著 吴万伟 译
大学校长过去没有抗议纳粹，如今在伊朗问题上或许可以表现得好些。
美国的大学校长面对当今伊朗的野蛮暴行该如何回应呢？
被抓起来的学生抗议者被迫去舔厕所马桶。坐牢的异议者手里拿着笔被活活打死，有些人的手指头被折断。包括现在成为偶像的哲学系学生妮达•艾嘉•索尔坦（Neda Agha-Soltan）在内的抗议者被射杀，倒在血泊中。国内外记者被禁止报道真相或者接近新闻现场。教授被捕。学校被关。
真让人有时光倒流之感。
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夜晚希特勒、戈林、希姆莱等人为清除纳粹党内异己尤其是冲锋队长罗姆而进行的一次屠杀行动---译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员与党卫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译注）。奥斯维辛集中营。纽伦堡。
太强烈的对比了，莫非伊朗接下来也要发生大屠杀?
就算当时的纳粹德国和当今的伊朗存在很大差别，但它们之间的众多相似性实在非常明显。国家权力持续打压个人权利。最高领袖拥有无上权力。群众审判。领袖对根本不存在的团结的国民进行虚假的劝告。攻击和歧视妇女。存在准军事力量。暴力袭击异议人士。法西斯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大学校长应该怎么做？我们中的多数人不会期待他们在外国邪恶力量面前能表现出比普通大众更英勇的行为。毕竟，英勇无畏的气概对筹款的价值是无法证明的。迪特里希•潘霍华（The Dietrich Bonhoeffers曾密谋刺杀希特勒的德国神学家---译注）、柯布牧师（Father Kolbes波兰牧师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圣徒）和圣雄甘地(Gandhis)很少进入这一行，即使进来也不大可能被大学董事会聘用。学界许多管理者的性格扭曲，谨小慎微，关照朋友，推动自己的事业或者志同道合者的事业前进，并在此过程中做些好事，向上流动。
但是这次，我们的学界领袖应该扭转这种局面。因为史蒂芬•诺伍德（Stephen H. Norwood）刚刚出版的著作《象牙塔中的第三帝国：美国校园中的帮凶和冲突》(剑桥大学出版社) 显示1930年代的大学校长是如何做了错事。本书是详实研究的成果，内容丰富全面，结论令人感到道德上的不安。它描述了1930年代美国学界精英亲纳粹的热情、可鄙的冷漠、对希特勒的不讲道德的宽容等让人心寒的事实，在德黑兰从思想和肉体上摧毁敌人的季节应该发挥直接的影响。本书不停地列举一个又一个大人物的名字，把一个又一个可鄙的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不由得思考这些事实对过去和现在的隐含意义。
诺伍德是俄克拉荷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美国犹太人历史百科全书》主编之一，当他披露了过去的一些研究发现后，马上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在去年关于哥伦比亚大学和纳粹德国关系的研讨会上，他提出详细资料证明曾长期担任校长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在1933年邀请纳粹德国大使汉斯•路德（Hans Luther）到哥大校园，在30年代中期一直和纳粹德国大学保持友好关系，惩罚那些参加抗议的教工和学生。
在2004年波士顿大学关于大屠杀的研讨会上，诺伍德宣读了讲述哈佛可耻行径的其他研究成果，详细内容就在本书的一个章节里。在修改版里，他用惊人的细节描述了“当纳粹战舰“卡尔斯鲁厄”号巡洋舰（Karlsruhe）在1934年5月访问波士顿的时候，杰出的哈佛校友、学生领袖、《哈佛红》杂志、若干哈佛教授在为期10天的欢迎会和招待会上担任领袖角色。”
诺伍德写到，在09班的25周年聚会上, 前一年刚乘坐纳粹海洋班轮到欧洲旅行的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设宴款待“希特勒的最早支持者之一”和新闻主管恩斯特•汉夫斯坦格（Ernst Hanfstaengl）。1935年夏天，哈佛让学生乐队定期为纳粹舰船表演节目。1936年，科南特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庆祝纳粹化的海德堡大学550周年纪念，虽然在1933年有“去德国”的篝火。诺伍德写到，科南特允许德国驻波士顿领事在哈佛的纪念教堂放置上面镶嵌有纳粹标志卐的桂冠,并让它一直持续到水晶之夜。他认为纳粹大学仍然是“学术世界”的一部分，应该得到礼貌地对待。1950年代，科南特担任美国驻德国大使，试图释放纳粹战犯，包括一些最野蛮的坏蛋，遭到国会官员的不断谴责。
谁知道“伸直手臂行纳粹军礼和高呼胜利万岁（Sieg Heil）”是“模仿汉夫斯坦格在担任哈佛足球队拉拉队长时使用的手势和口号”?
在诺伍德的2004年谈话后，《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说专门研究美国对大屠杀回应的著名学者大卫•怀曼（David S. Wyman）警告当今哈佛管理者:“哈佛应该毫不犹豫地道歉，并发誓“作为一个大学绝不再做类似的蠢事。”当时，哈佛发言人乔•莱恩（Joe Wrinn）发表“哈佛大学和校长科南特没有支持纳粹”的声明。莱恩还敦促“如果有新的事实，应该添加在历史档案和当时的对话中。”
欢迎《象牙塔中的第三帝国》的出版。诺伍德好像已经提取了1930年代每个学院、劳工、犹太报纸、次要出版物的缩微胶片，包括与这个话题有关的每个落满灰尘的外交信函档案。他的发现让人震惊，特别是当你天真地相信美国学界领袖总是站在天使一边的时候。
诺伍德在开头一章非常谨慎：“德国返回黑暗时代：1933年-1934年纳粹明确性和美国草根民众抗议”。他提供了一个又一个证据表明在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后几个月内，纳粹分子在街道上痛打犹太人，侮辱犹太人，禁止他们参与公共生活，把他们拉到地窖里折磨，以及早期的集中营等消息已经被广泛报道了。学界之外的公众人物已经在谴责希特勒了。
诺伍德说1933年3月7日，波士顿的《犹太人支持者》宣称德国的全部60万犹太人处于“被屠杀的阴影下”。几天前，伦敦《每日先驱报》已经预测纳粹可能开展一个“在2000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迫害犹太人的活动”。4月7日，纳粹通过了把犹太人从公职人员系统中驱逐出去的法律，其中包括所有教授。到了1934年春天，《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罗伯特•戴尔（Robert Dell）的书《揭开德国真面目》的开头就引用了柏林外交官的话：“这里的条件不是正常的文明国家的情况，德国政府不是正常的文明国家，不能被当做文明国家来看待。”
《象牙塔中的第三帝国》继续写到：记者和外交官报道迫害犹太人的暴力活动，公共人物如爱因斯坦和拉瓜迪亚市长（La Guardia）谴责纳粹，基层积极分子成功地发起抵制德国商品和服务的活动等章节和诗篇，而美国大学的领袖们则“基本上保持沉默”。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反对反纳粹的抗议活动，继续和纳粹大学交换留学生，“热烈欢迎纳粹外交官和宣传家到大学里作报告。”
在引人注目的一章里，诺伍德揭露了“名牌女子学院七姐妹---瓦萨尔（Vassar）、史密斯（Smith）、蒙特霍利约克（Mount Holyoke）、卫尔斯利（Wellesley）、布林茅尔（Bryn Mawr）、拉德克里夫（Radcliffe）、巴纳德（Barnard）---的许多大学管理者、教授、学生对纳粹德国持乐观看法，充满热情地参加与第三帝国进行的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诺伍德显示，如果考虑到纳粹要求德国女性“生5个孩子”、禁止妇女从事专业工作、在大学推行“录取女生只占总数10%的限额”等事实，这种团结的气氛只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女儿埃里克•曼（Erika Mann）在1937年注意到在任何一个德国大学都没有女教授。
其他章节回顾了弗吉尼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如何为纳粹辩护者举办表达敬意的听证会,很多德语系基本上成为希特勒同情者的“老巢”，天主教大学及其领袖一再为希特勒、墨索里尼、弗朗哥、甚至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辩护。
有时候，诺伍德的细节让人们心里一愣，人们或许好心地称为学术界的狭隘视野。宣称美国报刊上有关迫害犹太人的报道“大部分是夸大其词，很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编造”的特拉华大学（Delaware）校长沃尔特•胡林（Walter S. Hullihen）哀叹说“长刀之夜使得二年级交换生的慕尼黑项目陷入暂时混乱，因为在领导和管理界的著名德国人都被党卫队杀害了。”还说是未预见的后果！类似地，我们读到“水晶之夜使得慕尼黑二年级交换生项目主任埃德蒙德•米勒（Edmund Miller）陷入绝境”。在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后，米勒曾经希望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对希特勒的让步能确保项目“不受干扰地发展”，“下年能正常招生”。他现在担心把美国学生派到这样“让人担忧的环境”中。
让人欣慰的是，那些年也有一帮清醒的和有正义感的人，不管是学术界以内还是以外。1933年到1938年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廉•陶德（William E. Dodd）拒绝接受任何德国大学的荣誉学位，对纳粹活动表现出厌恶的态度。波士顿大学校长丹尼尔•马什（Daniel Marsh）是“少数几个在抗议集会和论坛上公开谴责纳粹的大学校长或管理者之一。”德国拜罗伊特艺术节（Bayreuth）上唯一被邀请的非德国裔指挥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取消了合同，以抗议纳粹的反犹主义，相反他到巴勒斯坦指挥犹太人难民音乐家乐团。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933年10月支持抵制德国货。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谴责纳粹德国是“对文明的侮辱”。美国著名律师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表达了把希特勒杀掉的愿望。1934年哈佛一个学生抗议者挥舞标志牌，上面写着汉夫斯坦格应该被授予“暴乱博士学位”。
实际上，学生、记者、劳工领袖、当选官员，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诺伍德书中的英雄，他们表现出了比大学校长更大的道德勇气和积极性。
1930年代缺乏专业知识的那些人可能惊讶地认识到美国在整个十年一直和纳粹德国保持外交关系，所以各种活动照常进行，纳粹德国驻美国大使的演讲约会，学生交换项目等持续不断。相反，美国已经很多年没有和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了。考虑到对伊朗的制裁，管理者不必评估二年级学生海外游学项目促使美国本科生在1930年代进入纳粹宣传家的怀抱。
这种区别让当今大学校长面临的道德挑战更微妙、更清晰吗？两年前影响很大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博林格（Lee Bollinger）邀请（遭遇）伊朗总统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反映了某些变化。博林格采取了诺伍德的书中没有看到的折中策略。首先他邀请道德上邪恶的外国领袖来讲话（基于礼貌和学术界自由讨论的原则，这在科南特等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在众人面前批评内贾德，这是科南特和诺伍德书中多数学界领袖竭力要避免做的事。博林格因为他的选择引起人们很强烈的批评显示出这样的策略是多么具有争议。
诺伍德显示大学校长在1930年代的表现是让人感到耻辱的，《象牙塔中的第三帝国》对当今校长提出了严峻的道德挑战。要不要道歉？要不要为曾经因为反纳粹活动而受处分的教授和学生平反？
现在的哈佛校长，杰出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必须阅读这本书，要对两位前任采取一种立场：科南特表现出对犹太人及其他公开谴责纳粹野蛮暴行的人的不耐烦和蔑视，劳伦斯•罗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曾“公开表达反犹主义思想和对犹太人和德国学界难民的敌意。耶鲁的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C. Levin）对前任詹姆斯•罗兰•安吉尔（James Rowland Angell）也有一些必须读的内容。正如诺伍德的索引和详细的注释显示的，丑闻还涉及很多学界大人物。
另外一个道德挑战是大学校长应该如何把诺伍德的让人不安的历史教训用在伊朗问题上。这是熟悉的道德困境：什么时候让照常营业停下来？个人或者政权的不道德行为什么时候超越道德规范能容忍的极限？什么时候能使得谴责国内外暴行的活动成为第二本能？
1930年代学生和其他人凭良心做事给我们现在以启发。当时的积极分子创造了“被焚书籍图书馆”来羞辱采焚烧珍贵图书的纳粹大学。或许今天可以针对伊朗独裁者禁止的书籍做同样的事。积极分子跟踪和骚扰在美国的纳粹演讲者，现在对伊朗外交官可以做同样的事（当然，反纳粹积极分子并没有Twitter,这给予英勇的伊朗公民记者额外的武器来监督政府，让外界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为难民学者创建了流亡大学，作为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究生部。我们也可以为伊朗流亡者开办类似的研究院。最后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大学校长应该反复地，大声地，大胆地说出真实观点，不管这些警告是否对牛弹琴。
没有人在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杀害千百万人之前阻止他们的行动。或许有人将阻止伊朗法西斯主义。几十年后，如果研究这个阶段历史的学者发现美国学界领袖曾大声谴责伊朗刽子手和暴徒，不是很美妙的事吗？
作者简介：
卡琳•罗马诺（Carlin Romano），25年来一直担任《高等教育记事》和《费城问讯报》批评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哲学和媒体理论。
译自：“The Shame of Academe and Fascism, Then and Now”By Carlin Roma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