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恶
Judith N. Shklar
[美]茱迪丝•史珂拉 著
王立秋 试译
背叛，不忠，残酷，暴虐……是我们平庸的恶。
——蒙田：《论食人部族》
平庸的恶使我们都会做出的那种行为，它没有什么惊人或不同寻常的地方。应该在蒙田列的那个单子上加上不诚实，因为，和他一样，我们是如此地熟悉这种行为。也许残酷、虚伪、势利和背叛是如此地平凡以至于它们甚至都不值得讨论：特别是，关于残酷，哲学家们可以谈论的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有人肯定要假设，一切可被思考的东西都太过于显见以至于不值一提了；而德性，无疑得到了它们更多的注意。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猜测，因为历史学家、戏剧家和诗人在韵文和散文中并没有忽视这些恶，至少没有忽视残忍。为想象和承认日常经验已然教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必须转向他们。有人可能会建议，神学家的著作可能是有用的，但他们涉及的范围实在有限。对神圣秩序的违反——更确切地说，罪——必定使他们的主要关注。而且，传统基督教的七宗罪并不包括这些平庸的恶，后者实际上也只得到了极其有限的关注。我们只有在走出神治的道德宇宙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地设想这些我们一天天累积的通病。蒙田就是这么做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是本书的英雄。在精神上，本书的每一页纸上都有他，甚至在他的名字没有出现的时候也如此。他把残酷放到第一位，正是从他那里，我学到了随那种信念而来的那些东西。
残酷、虚伪、势利、背叛和厌世都共享一种特别的品质：他们既有个人的维度又有公共的维度。我们对孩子和对我们政治上的仇敌残酷；虚伪在一切舞台上都可见，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势利是对内的(domestic)，但在一种代议制的民主中他有着严肃的意识形态的含义；我们背叛我们个人的朋友，也背叛我们政治的盟友——确实，那就是为什么爱与战争是如此地相近。而且，如果我们对平庸的恶想得太多，太过于把它们放到心上的话，厌世就会折磨我们。它可能只会使我们感到压抑，但也可能诱使我们走向政治的愤怒以至到了大屠杀的地步，而如今，这对我们来说也不算陌生。因为这些恶如此深刻地缺损我们的性格，以至于不管在哪里它们都是常见的景象。如此，它们也就对自由主义的民主派提出了复杂的谜题，而众所周知，后者在解决公私行为领域上遭遇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一些个人的恶——这邪恶对自由的人民来说可能是极其令人感到恶心的——作为一个原则或审慎的问题，却会遭到忽视。这对我想到的那些恶——残酷、厌世、虚伪、势利和背叛——来说特别困难。它们不像人民对之具有宪政权利的不流行的见解或应受谴责的意识形态，它们也不仅仅包含特定的行动或决定。这邪恶可能涉及我们的整个性格，而我们对它们的回应因此也就要深刻的多得多得多，在情感和思辨的方面都如此。以残酷为始，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它经常是完全不可容忍的，因为恐惧摧毁自由。接着，虚伪和背叛总是遭到鄙视。如果我们不能信任我们的朋友和公民同胞的话，我们又则能自由地过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又该如何忍受为一种非包容性的势利所带来的羞辱呢？我们唯一的慰藉可能是，没有道德的热望的话，也就不会有虚伪，而没有信任的话，也就不会存在背叛了。但没有什么能挽回残酷和羞辱。
尽管我们可以平静地谈论不忠与不诚实的公私边界，但我们还是倾向于对残酷保持沉默。（因为）残酷不同——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太过于拘谨。毕竟，这是二十世纪。残酷令人困惑因为有没有它我们都能生活。而且，它使我们面对面地直面我们的非理性——没有其他东西能做到这点。而这还不是全部。我们在一般地给恶分级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尽管我们在什么是恶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我们把残酷放到诸恶之首——自由主义理论就会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并且感到深刻的困惑。这是研究残酷和其他平庸的恶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给它们分级，而这同时也就开起了我们在私下里和在公共的道德选择的含义的整个问题。
尽管如此，一个经验丰富的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可能会相当明智地说，大谈恶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会使人憎恨人。如果我们沉思不诚实、不忠和残酷的话，特别是沉思的时间过长的话，我们就会变得厌世。也许，最好换个话题。说到底，谁能忍受唠叨和谩骂？更严肃的是，这点是不可否认的，即厌世具有最具破坏性的政治可能性。因人没有为一种新的和改进了的人性而做够事情而憎恨人；把人类清楚到只把强壮和英俊的人留下来——这些是我们知道至今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的计划。而不能忍受其邻人的缺陷和过错的私下里的厌世在其狭小的领域内也是一个糟糕的朋友和一个民主的暴君。这里再一次地，恶的分级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把残酷放到第一位的话，我们就会谨慎地控制我们的厌世，不让它变成暴怒。尽管如此，自由主义却对厌世，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一种不认为任何公务的安排比停留在严格的法律限制内，生活在更加粗劣的暴力和欺诈的形式之中更适合的怀疑的性情有着深刻而持久的欠负（即厌世的情绪和怀疑的性情对自由主义影响重大）。厌世本身是自由主义者需要思考的一种恶，特别是如果他们不希望屈服于其更具威胁性的、更犬儒的形式的话。如果我们把不诚实或背叛放到第一位，那么在狂怒上就不会有任何嵌入的限制了，而狂怒，确实在现代早期，并且又一次地在一战后的那几年里激发了不稳定的冲动和暴力的厌世。
我们如何给恶分级不但在政治上重要，而且，自由也要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政策的问题，我们必须学会忍受形形色色的个人和群体附加在恶上的相对的重要性中巨大的差异。在七宗罪——它强调的是骄傲和自满——和残酷第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些选择并不是偶然或仅仅出于我们纯粹的个人秉好和情感之爱好的。这些不同的分级次序是大不相同的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有的可能极其古老，因为信念结构并不会如更为实在的生活境况般迅速地变化。事实上，它们根本就不会消失；它们只是把一个累积在另一个上。欧洲总有一种诸传统的传统，正如我们的人口和宗教的历史清楚地呈现的那样。回顾某种想象的古典的或中世纪的道德和政治一致的乌托邦是没有用的，更不要说为未来策划这样一种乌托邦的恐怖了。确实，思考恶有展示确切来说在何种程度上我们的文化是一种由许多次文化组成的文化，是由古老的宗教和古典的意识的层叠，对感性和风俗的种族式的继承，以及意识形态的残余——如今这些意识形态的初始目的早已被人遗忘——组成的文化。在着眼于此的时候，自由主义民主派也变了样：与其说它是一种为人类完满而设计的计划，不如说它是一种幸存的处方。
自十八世纪起，自由主义在宗教界和军方的批评家们就一直把它图绘为这样的一种学说，它通过鼓励私人的恶来实现它的公善、和平、繁荣和安全。据说，一切可能性是的自私，就是自由主义的本质、目的和结果之所在。这，过去和现在一样，人们都说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勇武的德性和上帝强加的规训遭到遗弃。而对使用公共的强制来强加信条的一致和统一的行为标准的拒斥本身就要求一种高度的自我控制。持续得到应用的宽容比压迫更困难在道德上的要求也更多。而且，把残酷当作首要的恶的恐惧的自由主义，相当正确地承认恐惧有时我们单纯对感官的机组做出反应而这也就在我们身上强加了一种公共的风气(ethos)。我们从应该避免的是什么开始，正如蒙田害怕的首先是恐惧本身那样。勇气是值得嘉奖的，因为它既防止我们变得残酷，就像懦夫经常干的那样，又保卫我们不受来自物理的或道德的威胁的恐惧的侵犯。这（里谈论的），当然，不是军人的勇气，而是他们可能的受害者的勇气。这也是一种出自宗教内战之残酷的自由主义，这种战争永远把基督教慈善的声称变成一种对所有宗教制度和党派的非难。如果信仰要幸存的话，它就只能在私下里这么干。当时放在我们面前，现在也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不是古典的德性和自由主义的任性之间的选择，而是残酷的军事和道德的压迫和暴力，与一种自我限制的宽容之间的选择，这种宽容在有权者身上起到了保卫一切公民的自由与安全的作用，而无论那个公民是老人还是年轻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黑人还是白人。与一种非道德的对所有人来说的自由远远相反，事实上，自由主义是极度困难和极度限制性的，对那些不能容忍矛盾、复杂性、多样性和自由之风险的人来说超过了所能承受的限度。而且，自由的习惯即使在私下也是在公共的领域中发展出来的，而一种自由主义的特征总是已经可以想象的。然而，从定义来看，这个特征就是不受政治权威的强制甚至不接受政治权威的促进。这并没有使自由主义的任务变得容易，但它确实损害了它的伦理结果。
在把蒙田和我们平庸的恶放进它们私下和公共的场所的时候，我为发掘那些在这些恶的问题上能够给我们最多教益的特征和情景而对文献进行了考察。事实证明，都铎戏剧——它在对残酷和背叛的回应上是如此地接近于蒙田，确实也接近于马基雅维利——是特别有用的。它之所以如此具有启发性还因为它与我们称作当下的那种最近的过去的差异和更加深刻的多得多的相似性以及亲和性。我将继续讲述故事，这些故事中的许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来展示一些展示平庸的恶的方式（但绝不是全部）并在尽可能多的情境中展示这些通病对行动者和病人产生的影响。这显然不是历史。严格来说它也不可能是哲学。它太过于接近于心理学，太过于远离那些注定要避免矛盾和例外的论证和反论证，以至于再怎么说它是前哲学的也不为过。我要说的没有什么取决于在关于智识领域的司法争议。也可以说，恶，特别是残酷，如此彻底地回避理性化以至于只有故事才能捕捉它们的意义。对此我并不是完全确定的——再一次，与蒙田的谨慎和怀疑主义保持一致。
残酷、虚伪、势利和背叛当然永远不会消失。我的目的不是赞颂或根除它们，而是探索思考它们的困难。每一种恶都有模棱两可的地方，至少背叛是这样的，因为它在如此深刻地伤害我们的同时却又无需什么重大的原因同时也没有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势利也如此，尽管虚伪并非没有社会的功能。简言之，这是在道德的雷区中的一次漫步，而不是一场通往某个终点的比赛，而读者，也应秉持那样的精神来阅读这些论文。每一篇文章处理一种平庸的恶。最后的章节则是为那些爱好政治理论的人涉及的，对总体的理论的分析和回顾；但前面的各个章节并不依赖于这个章节，因此也可以分别阅读。
[注]译自Judith N. Shklar, “Introduction: Thinking about vices”, in Judith N. Shklar, Ordinary Vices,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Bekl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p.1-6. trans. Liqiu Wang. 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