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狗 关于人和其他动物的思考》
平装本前言
[英]约翰•格雷 著
王立秋 试译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老子：《道德经》
《刍狗》是对思想的人们的未思的信念的一次攻击。今天，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已经取得了一度为天启宗教所有的那种普遍渗透的力量。人道主义者喜欢认为他们对世界持有理性的看法；但他们对进步的核心信念确实一种迷信，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宗教都要离关于人类这种动物的真理遥远。
在科学之外，进步仅仅是一种神话。在《刍狗》的一些读者那里这种评论看起来带来了一种道德的恐慌。当然，他们问道，没有人能质疑自由社会之信念的核心信条？没有这种信念，难道我们不会陷入绝望么？和害怕失去他们的信仰的战栗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一样，这些人道主义者坚持进步之希望的千疮百孔的锦缎。今天，宗教信徒在思想上倒更加自由了。被逼到文化——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要求在所有人类知识上的权威——边缘上的他们不得不培养出一种怀疑的能力。相反，世俗的信仰者——紧紧抓住其时代的常规智慧——则身陷未经检视的教条。
当前流行的世俗的世界观是当前的科学正统和虔诚的希望的一种混杂。达尔文已经展示了，我们是动物；但是——正如人道主义者永远不知疲倦地宣扬的那样——我们怎样生活是“取决于我们”的。和其他动物不一样，人们告诉我们，我们自由地过着我们选择的生活。然而自由意志的观念并非来源于科学。它起源于宗教——不单是随便哪一种宗教，更是人道主义者如此执着地斥责的基督教。
在古代世界享乐主义者就曾推测某些事件可以不被引起的可能性；但人类因具有自由意志而与其他动物界分开来的信念是一种基督教的遗产，达尔文的理论本不会引起这样的丑闻，如果它在印度教的印度，道教的中国或万物有灵论的非洲得到表述的话。同样，只有在后基督教的文化中，哲学家们才会如此虔诚地力图调和科学决定论与对人类选择他们生活方式的独特能力。福音派的达尔文主义的讽刺在于它用科学来支持一种源自宗教的人性论。
一些读者把《刍狗》看作一种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上应用达尔文的尝试，但不管在哪里，本书都没有暗示新达尔文主义的教条包含了对人类这种动物的最终的描述。相反，达尔文主义是为打破流行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观而策略性地发展起来的。人道主义者转向达尔文以寻求支持他们摇摇欲坠的现代的对进步的信念；但在他揭示的世界上并不存在进步。一种真正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并没有为世俗的希望留下空间。
在当代哲学家那里，这事关对神学无知的骄傲。结果，世俗的人道主义的基督教的起源绝少得到人们的理解。然而这些起源在其奠基者看来无疑是清楚地。在十九世纪早期，法国实证主义者，亨利•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发明了人的宗教，这是一种对一种基于科学的普世文明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是二十世纪政治宗教的原型。通过他们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影响，他们使自由主义成为它在今天所是的世俗的信条。通过他们对卡尔•马克思的深刻的影响，他们协助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讽刺的是，因为圣西门和孔德是放任自由经济的猛烈的批判者，他们也激发了二十世纪晚期对全球自由市场的崇拜。我已经在我的著作，《基地组织以及现代意味着什么》(Al Qaeda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Modern)中讲述了这个悖谬而常又滑稽的故事。
人道主义不是科学，而是宗教——它是一种后-基督教的信念：人类可以创造一个迄今为止他们生活其中的任何一个世界更好的世界。在前-基督教的欧洲，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未来会和过去一样。知识与发明也许会前进，但伦理依然是原来那个样子。历史是一序列的循环，它没有任何全体的意义。
与这种异教的观念相反，基督教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罪与救赎的故事。人道主义是基督教的救赎信条向普世的人类解放的计划的变形。进步的观念是一种世俗版的基督教对神恩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异教徒并不没有进步的观念。
对进步的信念还有另一个来源。在科学中，知识的进步是累积性的。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生活并不是一种积累性的活动；一代人的所得只会失落在下一代人那里（不会积累下去）。在科学中，知识是一种纯粹的善；在伦理和政治中它既坏又号。科学增进人类的力量——并放大人类本性中的缺陷。它使我们能够活得更久并享受比以往更高的生活标准。同时它也允许我们进行比以往规模更大的发泄摧毁——相互的摧毁以及对地球的毁灭。
进步的观念至于这样一个信念，即知识的增长和物种的发展齐头并进——如果不是现在的话，那么就是在更长远的以后。圣经关于人类堕落的神话包含着隐藏的真理。知识并不能使我们自由。它使我们永远地处在一直以来我们处在的那种状态，乞求于各式各样的愚蠢。在希腊神话中也能找到同样的真理。普罗米修斯的惩罚，因从众神那里盗走火种而被绑在岩石上，是不义的。
如果进步的希望是一种幻象的话，那么，人们会问，我们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假设人类只有在他们相信他们有权力再造世界的情况下才能活得很好。然而大多数生活过的人都不相信这点——而且许多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个问题假设生活的目的是行动；但这是一种现代的异端邪说。因为柏拉图的沉思是最高形式的人类活动。古代印度也存在类似的观点。生活的目标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正确地看待世界。
今天，这是一种颠覆性的真理，因为它引起政治的空虚。好的政治是卑鄙而充满权益的，但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世界充满了失败的乌托邦的宏大的废墟。随着左派的垂死，右派成了乌托邦想象之家。全球共产主义已经为全球资本主义所更替。关于未来的两种想象有很多共通之处。二者都是可怕的，幸亏它们只是空想。
政治行动已经变成一种救赎的代用品；但没有一个政治计划能够把人从它自然的境况中释放出来。无论有多激进，政治计划都是权宜之计——对付反复出现的恶的适度的装置。黑格尔在某处写到过，人类只有在生活在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的时候，才会满足。相反，《刍狗》论证了一种从人类唯我论出发的改变。人不能拯救世界，但这不是绝望的理由。世界不需要拯救。幸运地，人永远不会生活在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之中。
约翰•格雷，2003年5月
[注]译自约翰•格雷(John Gray)：“Forword to Paperback Edition”, 载《刍狗 关于人和其他动物的思考》(Straw Dogs Thoughts o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Granta Publications, 2002,xi-x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