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时间
[法]保罗•维希留
王立秋 试译
三种想象的次序∞趋势与神话∞艾森豪威尔∞战略与策略∞核弹∞后勤学∞去国家化的军事阶级(The A-national Military Class) ∞终极武器∞军事情报？∞消失的军事∞战争与科学∞技术之谜
——你拒斥社会学的分析，但在社会学的位置上，你放上了一种神话学的模型，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1]通过对印欧社会的集体再现/表征而提出的三种“功能”（牺牲，军事，以及经济）的结构。印欧的三分结构与其说是一个历史现实，不如说是一种神话的投影/规划。是什么，让我们承认它是一种比比较社会学更具分析能力的方法呢？
——神话具有一种不容否认的分析能力。通过比较，社会学看起来是一种表面的作用。使我感兴趣的是趋势。正如丘吉尔写道的那样：“在古代战争中，插曲比趋势更重要，而在现代战争中，趋势则比插曲要重要的多。”神话是趋势。因此，那三种功能在我看来也就是地战争的知识，对政治知识的分析，它能取得的成就要比所有成功的社会学的宏观-或微观的发展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当然趋势并不是现实，它只是一种统计学的远景。作为分析工具和作为趋势的神话本身就从属于一种统计的次序。
——我有这样的感觉，即印欧社会的三分结构，就像许多其他结构一样，是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必须在消失的过程中——同时又不至于到预想，就像让•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做的那样，预想一种所有的极及其最终的内爆的反转的地步——一认识到这点，即维持平民与军事之间的区分已变得十分困难，才变得对我们来说可见的。
——没有维持它（这种区分）的必要。但杜梅泽尔的分析，通过三种次序——通过封建主义的想象，就像杜比(Duby)[2]会说的那样（他几乎不引用杜梅泽尔，这很令人感到惊奇）——对欧洲历史的分析，允许我们获得对西方社会的趋势发展的理解。我们在带有使教士不再仅仅称其为教士，战士不再仅仅作为一名士兵，同时也是一名军事工程师，或者说先进技术的工程师的重叠的当代社会中发现教士，战士和农民。农民也是普罗大众，但普罗大众也是专家，就教导已经不足取信于人而言，等等。
——杜梅泽尔，和杜比一样，也谈论“种姓”（或广义的社会地位，社会团体）。军事的“种姓”依然存在么？我们能把当代的军事现象理解为在印欧社会中得到分析的某种种姓的神话的投射么？
——那对趋势的分配来说，仍然是一种适当的机制。当然这不意味着，一种种姓（战士或教士的种姓）的神话制度在今天依然有意义。其现实性当然已经弥散，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谈论军事阶级。但种姓教给我们的关于印欧社会，或者比社会学分析更简单的西方社会的东西还要更多。我不怎么使用社会学的分析。而且，这种分析看起来根基并不是那么牢固，尽管我们可以在印欧社会的三分结构的神话与当代社会的神话之间找到某种关联。我想到的是罗兰•巴尔特：作为神话学的社会学。
——根据罗兰•巴尔特，神话的功能在于固定世界。你做的事情则恰恰相反：你用神话学来把握当前的变形并使思想活动起来。但我们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点上，即战争经济的创造保存了平民与军事制度之间的区分。这一趋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所增长么？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战争经济与西安就得到了长期的，非常严肃的准备，尤其是在英国。而且，英国对像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的人来说起到了战时生产之模范的作用。显然，他受到了英国的激发，尤其是英国的空军——也就是说，受到了使英国获胜的，先锋武器的激发——除其海军的力量意外，后者更为古老——是在短期内发展超级精密空军的能力。继而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一起进入场景，后者，别忘了，可是一名战争军事和筹备雇用战争之手段的专家。而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全然独特而非同寻常的机器的发展，后者在事实上最终成了一个国家中的国家。
——这个国中之国比它看起来的那样更少民族性。事实上，它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后勤机器的关系要比它与本国的平民社会的关系要大得多。这里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你称之为去民族化的军事模式的建设？
——绝对是。艾森豪威尔，在我看来，是第一个再现/表征国家之间的模糊的人。我们知道他与蒙哥马利的斗争。像蒙哥马利那样的传统主义者对此有良好的认识，他作为百战将军，作为老兽医，作为老的军事主义者的角色，正因生产的逻辑和美国经济力量的后勤趋势而变得过时。为什么是艾森豪威尔？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战争领袖，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掌握战争话语的人。他是唯一一个使用新概念的人，而这个新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勤。
——先于这个概念的是什么？
——存在三个阶段的军事知识。战略阶段是第一个阶段，因为它可以回溯到捕猎社会。策略与政治——在城邦(polis)，希腊城邦意义上的政治——一起出现，表现为治理城市的策略家，用壁垒完成的对行动剧场的组织，以及整个传统城市的军事-政治体系。当然，战略也在继续，但现在，我们可以说，存在一种准给策略的，对战略的绝对优越性——这进一步解释了军事精英，尤其是骑兵的发展，就像罗马骑兵和后来的中世纪的骑士表现出来的那样。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战争经济突然出现了。我们最先在英语中注意到这个术语，继而，在法国的预算中——随着舰炮和战船的发展——也出现了这个词。所有这些，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技术冲击中达到了顶点。最终，我们迎来了巨大的冲击，不再是技术的而是科学的，另一种冲击：核弹的出现。使军事官员们并因此而使国家感觉到冲击的不再是数量的问题了：现在，这是一个质的问题：终极武器。后勤学接管了一切。
——在这点上，“后勤”，确切来说是什么意思？
——后勤是一个人们不理解的词。这是一个来自罗马大奖(Prix de Rome)的词汇，logiste，即“竞争者”，而最初使用这个词的人是昂利•约米尼(Henri Jomini)，克劳塞维茨在理论上的对手。约米尼有很长的一章文字，是第一次出现的，与后勤有关的论述，而且，那是一次探究：使具备战争-情报不再足够的东西是什么——我把我的军队放在一边（左边），我到另一边去收费（右边），在天亮的时候，我对他们感到惊奇，等等？手段何以变得如此重要？约米尼意识到，那1是拿破仑战争，因此也就是大规模战争(mass war)，技术战争，而火炮和夏布电报机(Chappe telegraph)，也是出现在那个时候。在已经相当精密的火炮和电报之间，你有这样的一个处境——一种原始的，想当然地接受的处境，但是尽管如此，这个处境却又很好地再现/表征了后来即将在视听领域，在远距离火炮，以及最终导弹中得到发展的那种东西。后勤发生在拿破仑战争的时代，因为这些战争把成百万上千万的人拉到了路面上，和他们一起出现的便是生存（补给）的问题。但生存不是一切：后勤不仅仅是食物，它也是军需品和交通。正如阿贝尔•法利(Abel Ferry)所说的那样，“军需问题与交通问题并存。”运来军需品的卡车和带来死亡的飞弹在矢量体系，生产、运输、执行的领域中是成对的。那里我们有一整套的流程图，那就是后勤本身。要理解这种区民族化的后勤革命——艾森豪威尔的革命——是什么，可以参考五角大楼在1945-1950年间作出的一个非同寻常的陈述：“后勤是一个在和平时期及战时，民族的潜力随之而转化为其武装力量的程序。”
——后勤革命意味着，简言之，平民发现自己为支持一种科学和军事的结晶化（过程）而受到了歧视。但在这些境况下，我们还能说军事于何处开始，于何处结束么？
——在我说“军事的”的时候，我意谓的并不是某个军事的“种姓”。相反，与后勤的胜利一起出现的，是一个阶级，某种更加弥散，更不可限定的东西。一个去民族化的军事阶级，就今天战争要么是核战要么什么也不是而言。在我们谈论常规战争和核战争，或者谈论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总体战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玩弄文字而已。显然，终极武器的出现已经根本地修正了战争的问题，而且，威慑的存在足以证明这点。我们必须防止误解：存在一种与终极武器，与使用终极武器的可能性，以及，与后勤准备相关的战争现象。
——如果军事阶级不再是“种姓”，而相反是某种更加弥散，更加不可限定，更具有暗示性的东西的话，在今天，反军事主义意味着什么？不久前你说：我不是一名反军事主义者，我比这更糟。但这种更糟糕的伦理不也是一种构成种姓之失败，一种在最后的时刻重新把握某个“无处可循”的阶级的方式么？通过以更糟糕的为目标，你难道不是在帮助证实这个观念，以及，尽管它湮没，弥散，难以捉摸并萦绕不散，尽管它混淆于平民的社会并因此而与我们自己混在一起（技术从何处开始又将于何处终结？），在某个地方，仍然存在一个敌人，而反对它的正义战争则可能打响——而多亏了这个敌人的存在，我们才能把自己思虑为正义的一边？
——反-军事主义者是种族主义者。他对人发起进攻。人们以成为反教士者的方式成为反军事主义者。人们在其中看到法衣并撕裂它；人们看到制服，看到事物……我发现那是荒谬的。我反对军事琴包，我不反对（属于）战争的人。为什么？因为我认识他们，他们是一样的！在争斗的工会成员和某个贫穷的流氓小队长，或一个下级军官（我们将把高级军官放到一边，那里仍然存在行政责任的问题）之间。他们受战争机器的支配，无论他们知不知道这点。因此我对战争的反对是一种对战争的本质，对战争在技术，在社会，在技术哲学……中的本质的反对，我的反对不是一种对人的反对：我很容易就会把将军和上将混为一谈，我绝对没有任何种族主义的习惯性思维。自然，如果他们试图进行任何形式的暴动的话，我将是第一个反对的人。但对于战争的末世论本质来说，他们不比平民负有更多的责任。证据是，他们也会消失！他们正消失于技术和战争机器的自治之中。看看福克兰群岛战争吧，那非常具有启示意义。以“谢菲尔德号”的船长和“超级战旗”的飞行员为例。飞行员应答飞鱼导弹的标语说：“开火然后遗忘。”按下按钮然后离开那里。你回家，你什么都没有看到。你在离你的目标四十，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开火，你不在乎，导弹完成该完成的一切。另一方面，“谢菲尔德号”的船长说：“在这场战争中，一切都发生在数秒之间，我们没有时间来作出反应。”你看到两个穿制服的军事人员；一个是阿根廷飞行员，另一个则是本土舰队的老兵，他说：“导弹自己飞过来的。我们完了……”我不像人们反对教士那样反对军事，我反对排除政治的战争情报。
——但我们不都为军事的包围所捕捉么？我们所有人不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事业么？
——我们所有人都已然是民兵，而我们却不知道这点。我们中有人知道。对军事阶级的恐怖主义来说，运气的最大的打击在于，没有人承认它。人们不承认他们认同/同一性中，他们意识中军事化的那个部分。
——你所谓的“军事阶级”只为军事所本质地再现/表征么，还是说这也包括所有那些持续增进其力量的人？
——我们可以说它包括了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为组织这场纯粹的战争而作出贡献的人。当然，在不可接受者的意识形态上努力的是策略家，是军备工程师。跨国公司也如此，在经济的层面上，它们对末世论的——官方地末世论——的远景作出了投资。我们处在1929年的边缘。冲突明天就可能发生。它昨天就已经可能发生。因此我们所谓的“军事阶级”包括所有那些在这种技术的逻辑内推理思考的人。
——它是（军事阶级）给这种“技术-逻辑”以某种统一性的东西。
——所谓的“技术统治论者”就是非常纯粹的军事阶级。他们是那些只在效率方面思虑理性，而无论视野如何的家伙。否定的视野的末世论的维度不会使他们感到惊奇。那不是它们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教士。在我与将军或上将交谈的时候，我总是震惊于他对核毁灭知识的缺乏，以及，他对这种毁灭的经验的无知。他对这不敢兴趣。我们注意到，为支持生产的学说，使用的学说——换言之有效地运作的知识，功利化——已经完全被排挤出去了：他们制造工具，以便它们能够为纯粹形式的战争而存在，同时丝毫不担心你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也就带来了福克兰群岛的失常，在这场战争中，英国的船只被为英国人自己或他的友军（法国人）完善的及其所击沉。这就是军事阶级，那种放肆的情报，它从技术，从科学中获得了自身限制的解放。战争-机器不但是爆炸性的，它也是交流，向量化。当埃索石油公司告诉法国国家火车公司：除非你保证给我们具备4000吨运载能力，平均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的火车，不然，我们将停止运送集装箱，材料，汽油，石油，精炼产品；当埃索石油公司威胁凑合使用卡车来运载的时候，这就已经是战争了。纯粹的战争，而不是那种要宣告的战争。
——如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听到有关永久革命的言论。现在我们可以说，纯粹的战争是永久的战争。
——那是在科学中运作的战争。它是那已经从一个尽头到另一个尽头对知识的领域进行滥用的一切：那使知识的不同分支在终结的远景中结盟的一切。
——这个回答与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的乐天，换言之，即技术的角色对其个体维度的限制，是一致的么？
——科学与技术来自人关于自然的问题。技术正是出产于这种与自然之谜有关的启示性的知识。从那时起——近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之谜已经因其发展而有取代自然之谜的倾向。
——技术是我们的新自然？
——它就是我们的自然。没有科学家或技术专家会对这个谜语作出回答。而且，不会有任何人这么做，因为他们拒绝这么做；因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号称知道，却不允许任何人对技术的本质进行探究。因此，技术之谜将变得更加可怕，至少，将变得如自然之谜般可怕。
——因此你的作品，是认识论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也就是“认识-技术”方面的著作。
[注]译自Paul Virilio & Sylvère Lotringer, “The Time of War”, in Pure War, trans. Mark Polizzotti, Simiotext(e), 1997。Pp.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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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梅泽尔：《神话与史诗》(Mythe et epopée; Paris, Gallimard, 1968)。《罗马观念》(Idées romaines; Ibid, 1969)。
[2] 布希亚：《在沉默的大多数的阴影中》(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和《拟像》(Simulations)(New York: Semiotext[e] Foreign Agents Series, 1983)。
http://www.douban.com/note/100131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