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革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限的反思
李乾坤
[作者简介] 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4期。
[内容提要] 马克思和列宁非常重视东方民族国家的革命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东方民族国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进行了反殖民斗争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历史语境，特定的历史和思想原因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西方中心论，它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为人类唯一的普遍性问题，但这种普遍性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特殊性。东方民族和国家在探索独立解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所做的批判和超越，才应当被视作一种真正的普遍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其典范。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研究中，我们应当自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东方革命 世界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1]的奠基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一百周年，近年来，国内外学界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和一个世纪以来的理论影响进行了重审与反思。自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引介、研究与对话，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解读、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探索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分析，有许多可取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很多社会文化问题，例如物化、理性化、“单向度的人”和消费主义等，也常常被视作中国将会面对抑或正在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学术史上，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的判断。苏联和东德曾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直接斥为“资产阶级学说”，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学”的一部分。类似观点在我国学界也始终存在，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被引介到中国时，就是作为“批判对象”被对待的。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学术生产体制的发展与健全，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这一问题更多是存而不论了，更多习惯于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发现其局限性，而很少从宏观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的角度对之进行判断。在今天，重提西方马克思主义界限的问题，对于回应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都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本文试图回顾国内外学术界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代表性争论，在这一回顾中我们将看到，对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理论和实践的普遍忽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局限。本文将试图分析这一局限的根源，并探讨这一局限所造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性维度和世界体系视角的欠缺。
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争论
回望学术史，国内外学者从宏观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局限性的批判早已从多方面展开过。早在1955年，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便借助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的判断，以马克思思想发展为坐标，指出了卢卡奇所奠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即“没有办法表达基础结构的惯性，经济条件以至于自然条件的阻力”[2]。后来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经典判断，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形式和主题上从政治和经济问题转向了哲学和文化：“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3]“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4]这一判断把握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整体特征，尽管当代学界已经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也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定阐释为基础[5]，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极少系统深入地开展过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其主要代表对《资本论》的阐释往往停留在“商品和货币”篇及其相关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整体性的理解和阐释则是非常不充分的，这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审视当代世界问题时丢掉了历史性的方法。在这里，我们首先回顾下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局限的代表性争论。
1.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局限性的讨论，集中体现在2000年前后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之上。徐崇温先生作为国内学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其理论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很早便通过分析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哲学方法论和基本观点，得出了其主要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判断[6]，这一判断在此后始终被他所坚持并不断丰富扩充。作为当时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新锐的王雨辰，首先质疑了徐崇温关于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界定的准确性，主张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来总结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7]，这样也便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外延。而后，徐崇温做出了回应，探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关系，并强调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来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的基本态度[8]。此后，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段忠桥参与到争论之中，对徐崇温的观点提出批判，其核心思路就是区分了“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并据此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及其外延，从而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属于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9]。在争论过程中，徐崇温先生连续撰写三篇驳论，其基本观点有：第一，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总体上处于根本对立之中，这尤其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自然辩证法的反对之上，徐崇温坚决反对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补充”；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引入，也在哲学方法论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唯心主义；第三，欧洲共产党的理论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两个决然二分的领域，不能将后者的概念外延扩大到前者之上，不区分二者便存在指导思想多元化的风险；第四，徐崇温还指出在这一争论中，其核心冲突其实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本质及其衍生思潮的性质判断[10]。
回顾这场争论，可以看出，双方观点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论战双方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不同时空之中。在这一争论之中，主张“西马是马”的观点往往强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强调其合理性，而徐崇温先生则特别强调了列宁主义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在他看来，列宁主义尽管是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这一结合并不意味着列宁主义在时空上的特殊性，而恰恰代表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因为列宁主义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同时，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上突破的新理论，改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和陆续取胜的理论观点，而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列宁主义回答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所以它的理论意义就不仅仅局限于俄国和东方，因而也同样对于西方各国有着这道意义，因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11]。笔者认为，徐崇温先生在这里所强调的列宁主义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实践所实现的普遍意义恰恰是需要深入展开的、十分具有说服力的论点，然而在当时的争论中，双方并未充分讨论这个问题。
2.对东方革命和帝国主义问题的忽视：近年来的一个新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学界近年来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的讨论，恰恰从徐崇温先生强调过的列宁主义蕴含的东方革命问题的普遍性入手加以展开，这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其中或许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Gabriel Rockhill）对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资本主义的宫廷小丑”[12]和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假激进派”[13]的尖锐抨击。齐泽克和福柯无疑分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然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上，更令人注意的则是意大利学者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中所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局限，即对殖民主义扩张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轻视：“在西方的某个哲学家而不是马克思看来，对于在东方进行的反抗殖民主义屠戮和奴役的绝地反击，是无关紧要的。他所赞赏的，不是对现存世界的革命改造计划，而是对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且因此也不需要国家机器的遥远理想社会的追求。”[14]洛苏尔多一一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在这一问题上表达出的冷漠、暧昧甚至无视。
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
洛苏尔多的观点绝非个案。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与罗克希尔的访谈中，就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革命斗争的关注。”福斯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的特征是“拒绝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本体论”并以此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区分，而另一个特征则是“一种西方欧洲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它拒绝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并淡化了第三世界革命斗争，以及这些斗争所产生的新革命思想的重要性”[15]。罗克希尔和福斯特在对谈中还特别强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等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到，美国的《每月评论》和英国的《新左派评论》实际上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佩里·安德森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梳理，忽视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的工作，实际上，经常在《每月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保罗·巴兰（Paul Baran），他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就主要分析了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我们可以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这个历史条件本身并不完全构成“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选择把自己局限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框架当中。国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的抨击，不应被简单视作一种比较谁更激进的“争宠”游戏，在这一批评中我们得出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抗争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应当成为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及其界限的一个重要视角。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的无视，和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肤浅化理解，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
二、对东方革命的忽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中心论
早在1846年9月到1847年12月写作的《居立希笔记》中，马克思就详细考察了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贸易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殖民奴役。[16]根据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线索我们可以推断，这一研究一定程度上成为《共产党宣言》中深刻论述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殖民扩张，特别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一论断的根据。可以说，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在方法上一以贯之的地方，就是始终将东方社会放置在资本主义发展所塑造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来看待。在马克思的思想之中，东方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影响下的一方，其展现出的被动和主动的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
1.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问题与东方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东方社会特殊性的论述，集中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在论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指出在当时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德国以及“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的境况是，“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以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17]。这一经典判断而后被列宁用以描述俄国的境况。列宁在其1899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在回应民粹派对俄国状况的判断时，就引用马克思的判断指出，俄国的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8]。1905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还特别强调了这句话的后半句：“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19]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列宁还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可以说，“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这一观点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东方社会问题的实质，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所带来的矛盾冲突，而非资本主义本身，才是当代世界的普遍问题。
东方社会所处的这种特殊历史方位，使其不仅处于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的被动姿态，而且还具有发挥历史主动性的可能，这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所具有的世界历史作用的预判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0]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则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更是对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他指出：“毫无疑问，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将会给亚洲和欧洲的革命的发展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21]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开始转向东方。列宁主义及其推动的十月革命，以及此后开展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分水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应该是列宁所说的‘亚洲的觉醒’，是亚洲而不是欧洲，开启了‘二十世纪’”[22]。亚洲的觉醒，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行的，而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伴随着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出了迥异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
正是由于东方民族与国家面临着“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的状况，因而较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就承担了多重的任务。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批判视角集中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的批判之上，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界定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从而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限定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基础之上。[23]与此同时，在发达资本主义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和无产阶级革命意愿的退却，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注重意识形态批判和主体问题的哲学追问。在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又将批判主题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弊病的批判。而在东方，由于既要反对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因素，又要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因素，故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历史性内涵和对客观规律性的强调就真正凸显为普遍性的科学理论。以中国为例，面对本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反动势力，反帝反封建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纲领，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现实的必然答案，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完成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可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则成为首要任务。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掌握资本规律、驾驭资本，又成为新的理论任务。在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其鲜明特点就体现为不仅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也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它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通过比较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任务和特征，一个问题被凸显出来：西方和东方，何者更具有普遍性，即哪里承担起世界历史的推动力？列宁在高度关注、深入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动向的同时，更为重要地意识到，不再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本身，而是帝国主义建构的世界体系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推动力。然而，列宁主义的探索，除了在少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那里得到了回应以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此后的发展中都被无视了。根据洛苏尔多的梳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之中，只有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在其少数文本和理论活动之中真正对东方革命进行过有价值的回应。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东方革命的忽视，直接导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理论之中隐含着一种西方中心论。
2.西方马克思主义忽视东方革命的原因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何会忽视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民族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呢？在这里，我们尝试对其原因做两点归纳。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思考的对象和立足点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欧美世界，这决定了：一方面，他们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作当代历史最新、最根本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之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物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将资本主义中的主客体矛盾当作了核心问题。正如罗克希尔以毫不留情的口吻做出的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知识工人贵族的成员”，他们“受益于世界上最佳的理论生产物质条件”，他们“像一般的工人贵族一样，从统治阶级帝国主义盛宴的残羹剩饭中获益”。[24]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生长的物质条件，决定性地影响了其理论特征。[25]
其次，这种忽视也可以归因于特殊的历史境遇。二战前风云诡谲的环境下，由于特殊的国际政治境况，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早期对苏联计划经济的研究；二战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彻底否定……这一系列事件都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持积极的态度，甚至将苏联实践也视为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一种并未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镜像。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由于将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议程片面地视作一条“死胡同”，而他们又无法在实践上真正突破资本主义的统治，最终只能走向以审美救赎为代表的“弥塞亚情结”浓厚的理论道路。
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具体任务，也使得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承担起不同的任务，这正是由我们前述的“东方社会问题”即东方国家“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实践，必然要从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走向建设社会主义，从超越资本走向利用资本。这一现实状况导致了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建构上的探索，它体现为更加注重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建构，注重一般的历史规律的概括。我们通过苏联和西方对于马克思不同文本的不同对待方式可以看出。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在西方问世后，从一开始得到关注的就是其中人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所蕴含的人本主义哲学，与此同时，苏联文献学专家梁赞诺夫却将之视作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初探索；而《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规律的建构从一开始就被西方所忽略，却被梁赞诺夫所高度重视[26]。
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中心论特征
由于特殊的社会物质条件和历史境遇，西方马克思主义严重忽视了东方社会问题，而这种忽视也同时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西方中心论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提供了一种现代性批判。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将东方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认作没有超出资本主义所决定的现代性的道路。然而，这种低估的态度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国家承担不同任务的无视，更是没有认识到世界历史主要矛盾的变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将超越资本主义作为全部理论主题的同时，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去探索如何借助资本和国家形式进行革命和建设。梅洛-庞蒂就认识到，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不同理论任务，决定了他们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问题上的不同理解方式。[27]这一判断是十分精准的。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奠基人的卢卡奇的理论探索清楚地反映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并未涉及帝国主义和殖民问题，在1924年写作的《列宁》一书中，尽管肯定了帝国主义和殖民问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28]，但这一问题并未构成青年卢卡奇的重点。直到晚年，卢卡奇才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忽略了列宁主义所关注的“真正的实践”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有所反思。[29]我们无需一一列举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东方社会问题的无视，这项工作洛苏尔多已经做过了，我们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为例，就可以对这种西方中心论特征有更清楚地掌握。
卡尔·魏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曾经专门研究东方问题的就是卡尔·魏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但除了这位后来变成共产主义批判者的成员外，就再没有人从事这项研究了。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以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为代表，也曾集中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开展了研究，然而大体上，他们在苏联的实践中看到的是与国家资本主义相似的东西即计划经济，并将“民主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视作一种战后的最佳选择。[30]这很大程度上就已经体现出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东方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40年代，霍克海默曾对美国的“匪帮（Racket）”问题产生过巨大的兴趣，并以此为基础尝试更新马克思主义阶级观，认为是利益的团伙而非阶级，才是社会矛盾的真实结构。霍克海默通过“匪帮”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即工人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垄断资本主义的角度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但他却也同时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上面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理论[31]。这种别扭的姿态，与霍克海默对革命主体的绝望和对历史的悲观主义相一致。西方中心论的理论特征与历史观上的弥赛亚主义和立场上的精英主义相伴而生，这两方面的特征一直延续至今。放弃现实实践的可能性而退守纯粹的理论批判，对工人阶级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疏远，这种态度都说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基本上是发达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中心论特征，还集中体现在几代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32]对待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上。马丁·杰伊（Martin Jay）曾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杰伊尽管多少分享了一种“文明世界”的态度，但他也同样毫不讳言地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欧洲中心论是“令人唏嘘的”，他说道：“我的意思是，法兰克福学派对他们亲身经历的美国和欧洲背景以外的事件相对漠不关心，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对西方以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比如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经常被赋予的救赎角色持怀疑态度……法兰克福学派对他们自己轨道以外的事件相对漠不关心，这一点经常令人唏嘘不已。”[33]但杰伊又以暧昧的方式讨论了这一问题，他特别聚焦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的两代学人在1968年前后面对巴勒斯坦问题时的态度，他指出，去殖民化的进程远未结束，与世界殖民体系残余的斗争还需要进行，但他话锋一转：“我们也不能在后殖民进程的论述中轻易把受害者浪漫化。显而易见的是，一旦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些国家或其他曾经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及现在经常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国家，都无法实现某些欧洲活动家赋予它们的解放，也没有乌托邦的潜力。对‘地球上的可怜人’表示同情是一码事，依靠他们来救赎人类又是另一码事。”[34]杰伊坦诚地描绘了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对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傲慢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批判理论家不同，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则诞生了诸多对殖民问题展开多个角度分析的学者，这一方面与法国殖民体系的瓦解有关，许多法国理论家都有殖民地出身背景，另外，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对“他者”的强调也隐含着世界体系问题，这构成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无意识”。
三、东方革命的普遍性意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使命与任务
正是由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上的缺失从而导致历史维度的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未能对资本主义的最新转型做出有效的理论回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理论失去了历史意识的同时，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失去了历史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将他们的理论意识仅仅局限在发达资本主义，正如我们前文提到过的霍克海默的“匪帮”理论，与这一理论相伴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方案的放弃以及对殖民地反抗斗争的无视和低估。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批判理论尽管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但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停留在发达资本主义这个对象之上，也仅仅停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范畴之上，因而便丢掉了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析的可能。作为阿多诺社会哲学重要理论工具的交换抽象，就是典型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既定社会为基础的概念形式[35]。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却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全部对象，用以解构西方的理性传统。殊不知，交换抽象根本不符合人类学和历史学中人类交换形式的事实。自莫斯发表《礼物》以来，就已经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类的交换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以总体性呈献的象征交换体系为基础的[36]。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自身又陷入了西方现代社会所塑造的交换抽象的意识形态幻境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尽管从哲学方法论和文化上层建筑的批判角度，发现了这些观念的现实根源即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但他们往往不再对这一现实根源本身做进一步的追问和反思，而是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全部出发点，因此也将全部理论使命都押注在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而从不去思考西方以外的世界。不为殖民地国家人民命运所动的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理论”，很容易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批判性装点和一个虚伪的帮凶。
法国殖民地法属安的列斯马提尼克岛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法农（Ibrahim Frantz Omar Fanon）在其《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中曾振聋发聩地号召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我们要离开梦境，抛弃我们陈旧的信仰和过去的友谊。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枯燥无味的絮叨或令人作呕的模仿上。让我们离开欧洲……下定决心，不要再模仿欧洲了，将我们的肌肉和头脑集中到新的方向上吧。让我们努力创造欧洲未能成功实现的完整人类吧。”[37]立足于当代，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东方社会问题何以取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而获得一种对于当代人类世界的普遍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时也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的回答，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立足点。
法农（Ibrahim Frantz Omar Fanon）
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申明其批判任务时曾提及，当年的德国是低于理论批判的水平的，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这并不妨碍对德国展开批判。回到今天，中国以及广大后发国家是不是也如一些人一直以来认为的，低于批判理论的批判水平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东方民族和国家对独立解放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东方民族和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斗争与交融之中所探索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方案，其典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所蕴含的普遍性、当代性意义，不应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所独占甚至取代。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普遍性，更体现在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中，体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探索者对何谓文明、何谓现代化的追问之中。马克思看待东方社会问题的态度曾发生过转变，从《共产党宣言》中将东方当作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一个被动的他者，转变为从世界体系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东方社会的独特性。这一态度的转变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东方并非较之于西方的他者，东方的现代化也绝非单向的重复与模仿，而是在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中塑造的蕴含了普遍性的新方向。印度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吉兹·阿罕莫德（Aijaz Ahmad）就曾提出：“没有独立的普遍性，只有普遍化的过程。”[38]这句话要说的就是，没有一种孤立的抽象普遍性，而只存在寓于特殊性中的、多元竞争中的普遍性。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实践发展，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何者更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只是将东方当作外部成本，当作片面吸纳的他者。东方民族和国家在现代性的建构中恰恰拥有吸收不同文明积极因素，开创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中国全新的文化基础。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39]毛泽东的这段话早已指明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为基础。立足于中国革命历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正是新的现代化方案的探索，也是新的文明方案的探索。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信和底气。
早在20年前，在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尚处于鼎盛的阶段，我国学者就意识到，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对中国现实所产生的影响和效应是远远不够的，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们没有充分认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40]。这一判断至今仍不过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绝非片面地否定其全部价值，而是要认识到，我们应该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自觉，推进研究方法的变革。西方不等于世界，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属性意味着它在理论上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乃至全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重大的价值，对于我们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理解，辨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思想史的深层关联，特别是对于我们把握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危机与转型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更多结合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从一种思想史的角度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展研究，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思想资源来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当代，但决不能陷入它所框定的西方中心论范围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很多问题是西方自己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的问题。立足于当代世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更多去回答世界之问，为世界提供现代化的新方案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智慧。
注释：
[1]本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指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论域中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延续这一理论潮流的哲学方法论的种种思想余波。
[2]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张尧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3]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5页。
[4]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6页。
[5]参见张亮主编：《卢卡奇研究指南》第2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55—383页；李乾坤：《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4期。
[6]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理论》，《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7]参见王雨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江汉论坛》1997年第9期。
[8]参见徐崇温：《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
[9]参见段忠桥：《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吗？——与徐崇温同志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6期。
[10]参见徐崇温：《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徐崇温：《再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年第6期；徐崇温：《三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5期。
[11]徐崇温：《三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5期。
[12]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23/01/02/capitalisms-court-jester-slavoj-zizek/.
[13]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foucault-the-faux-radical/.
[14]多米尼克·洛苏尔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诞生、死亡与重生》，李凯旋、李赛林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第5页。
[15]John Bellamy Foster&Gabriel Rockhill,“Western Marxism and Imperialism:A Dialogue”，Monthly Review,Vol.76,No.10,2025,pp.1-25.
[16]参见吴婷：《〈居利希笔记〉与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盘剥的重要思考》，《江汉论坛》2023年第1期。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18]《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53页。
[19]《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21]《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5页。
[22]汪晖、王中忱主编：《区域》第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79页。
[23]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21页。
[24]John Bellamy Foster,Gabriel Rockhill:“Western Marxism and Imperialism:A Dialogue”，in:Monthly Review,Vol.76,No.10,2025,pp.1-25.
[25]有趣的是，当我们谈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非洲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对象时，都会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其物质条件的特殊性在理论特质上的反应，但是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常常将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与文化形态当作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前提。但是，这个“普遍意义”恰恰是值得反思的。
[26]参见大卫·梁赞诺夫：《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研究的最新进展》，李乾坤译，《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27]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张尧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68—71页。
[28]Georg Lukacs: Lenin.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London&New York:Verso,2009,pp.39-47.
[2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13页。
[30]参见倪沁，张亮：《法兰克福学派视域中的计划经济——波洛克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当代启示》，《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4期。
[31]参见李乾坤：《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分析：霍克海默的“帮会理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4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第106—124页。
[32]马丁·杰伊特别强调了弗洛姆和马尔库塞在对待犹太复国主义上的批判态度，这是不同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地方。
[33]Martin Jay：“1968 in an Expanded Field: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Uneven Course of History”，in:Critical Horizons,Vol.21,No.2,2020,pp.89-105.引陈荣钢译文。
[34]Martin Jay：“1968 in an Expanded Field: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Uneven Course of History”，in:Critical Horizons,Vol.21,No.2,2020,pp.89-105.引陈荣钢译文。
[35]参见李乾坤：《中介、交换抽象与功能性总体：阿多诺社会哲学的三个思想层面》，《江海学刊》2025年第1期。
[36]马塞尔·莫斯：《礼物》，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页。
[37]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汪琳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第299、301页。
[38]Aijaz Ahmad,“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ity”，Monthly Review,Vol.20,No.2,1998,pp.12-23.
[39]《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40]陈学明：《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