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列宁批判实证主义的再考察
文章原载《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
摘要：作为革命家与思想家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挺进20世纪的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正是他探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在变动的时代背景下，实证主义演化出经验批判主义这一新形态，并打着科学的名义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面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走入的理论误区，列宁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与历史统一”的理论思考，深刻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的物质观、相对主义真理观与非历史立场，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列宁批判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思想成果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批判性与革命性，对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场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唯物辩证法；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赵立，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准聘助理教授。
在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挺进20世纪的进程中，列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列宁不仅明确解答了俄国现代化发展之问，更是有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其中，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中借助批判作为实证主义新形态的经验批判主义，有力回击了俄国经验一元论者打着科学的名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在理论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批判性与革命性。因而，面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理论重任，我们有必要回到列宁的文本及思想深处，重新考察列宁在批判实证主义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出的理论贡献，吸收、借鉴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与历史统一”的理论思考，以此完整把握列宁作为革命家与思想家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者形象，助力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场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以此”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1]。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交付给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使命。
一、实证主义新形态：以科学为名的经验批判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遭遇了巨大危机，导致自17世纪形成的静态宇宙结构与19世纪生成的实证主义思想遭遇巨大冲击。在自然科学层面，伽利略和牛顿发现的机械宇宙图景不断受到质疑，爱因斯坦描述的相对论宇宙图景获得了最终胜利；在社会科学层面，“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与科学，优生学、遗传学又以“选择”“突变”学说反过来增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性”。科学的进展引发了哲学思想的连锁反应，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大潮下，实证主义因时而变，发展出了新形态的实证主义学说。这一新形态较之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虽然依然坚持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对纯粹经验的肯定，但是却不再追求一个理性的、由因果论和决定论支配的、井井有条和包罗万象的自然与社会，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即从价值中立的角度出发，重建科学的根基并加以公式化和定理化。只不过，真理的判定不再是所谓的与“真实世界”相符，而是以是否满足经验标准的“有用性”为依据。作为对19世纪实证主义的反动，“约定论”的观点削弱了大众对于科学结果具有“客观性”和“有效性”的乐观与自信，进而消解了科学认识“事实”与纯粹经验的可能性，科学法则的有效性仅在于人们对其进行解读的预先“约定”，而这种“约定”具有认识效力的原因在于其经济、方便、有用，甚至仅仅是符合审美特性。
实证主义新形态具体表现为经验批判主义（又称“马赫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经验批判主义标榜自身是“唯一的科学”，宣称要效仿康德为知识的确定性划界，只不过其依据的是所谓“纯粹”经验，因而以经验和批判来命名。这一时期，物理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进展使得传统的科学标准受到人们的强烈质疑，进而导致世界观、价值观、真理观都失去了坚实地基。在此背景下，作为物理学家的马赫“跨界”到哲学，打着“中立”的旗号，试图运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重塑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在马赫看来，物理学中的“声、色、温、时、空”等要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合起来；心理学中的“心情、感情与意志”等也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这两种要素的结合所形成的相对稳定、持久的部分因为其显著性而被铭刻在记忆中，并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物理要素结合而成的复合体就是物体，而心理要素结合而成的复合体则是自我，两者都不是绝对恒久的；这些复合体表面上的区别都禁不起仔细考察，因为实质上不过是构成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不同。因此，马赫提出，实在与假象的关系不过是因为条件不同而呈现出的要素的不同结合罢了。通过这种方式，马赫将物理科学与心理科学统一了起来，并将人们的认识定位于感觉之上，“由于常有同类的事情，我们最后就习惯于认为物体的一切特性都是由常久核心出发，通过身体的中介而传到自我的’作用’；我们把这种作用叫做感觉。……这些核心便失去了它们的全部感觉内容，变成赤裸裸的思想符号了。因而，说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这是正确的。这样一来，我们的知识也就仅仅是关于感觉的知识”[2]。由此，马赫取消了“物自体”存在的必要性，打通了外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界限，消解了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图景，将人类的感觉指认为科学知识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则只是人们对经验符号的体系化、经济化记录。整体来看，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同19世纪的实证主义相比，都是从主体出发，强调感官经验的重要性，抛弃形而上学而强调科学对于人类的价值。但是，这种将自我定位为与物理因素统一的符号抽象，过分凸显了自我的实际目的或作用，而完全贬低了作为主体的人类的价值，必将导致对于人类价值的虚无认识。
实证主义新形态对于人类价值的虚无认识与社会大众对进步预期的失调显著相关。其实，孔德的实证主义就是对启蒙运动以来宣称的理性国家失望的产物，“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3]。到了世纪之交，一直为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所鼓舞的欧洲大众愕然发现，曾经信赖有加的科学遭遇了“危机与颠覆”，期冀的美好未来频频落空，发展与进步主义的想象再也无法延续，进而意识到潜藏的危机即将爆发。这一点在知识分子中尤为显著。尼采认为，自然科学导致了西方文明自身内部的崩溃，必将走向颓废与虚无，因而有必要“重估一切价值”。尼采的悲观主义论调并非一家之言，而是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知识分子的普遍之感，并获得了西方大众的热烈追捧。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之所以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正是与这种社会群体的普遍认识和心理密切相关。
这种进步信念的崩塌、对于科学标准的怀疑和人类价值的虚无，凸显了西方文明在长久迷醉于实证主义意识形态下一朝惊醒时的“惊慌失措”。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生成的实证主义新形态，看似迎合了科学发展的新形势，并极力抬高主体的认识价值，试图以此为主体划定存在的空间，殊不知，这种挖空科学确定性之基的做法只会加剧文明的危机。时代变迁下的文明危机必然引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未来的新思考，曾经被“沉默”对待的马克思主义在受众和地域上都获得了广泛传播，“在欧洲大陆，可以说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主义所’俘获’。到了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导”[4]。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真正基石，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盲目引入实证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这种削足适履的行为不仅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反而斩断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之基，使得第二国际在革命形势面临历史机遇的时刻，就像泥足巨人一般“寸步难行”，无法整合国际工人的革命潜能，在西方文明危机的大变局中错失良机。
第二国际的理论破产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破产。可以说，正是这一理论“修正”敦促我们去反思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他们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是与旧唯物主义完全不同的，作为研究工作指南的唯物史观，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强调历史与辩证的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历史与辩证的统一。进而，马克思主义就不会驻足于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也不会留恋于体系哲学的思辨想象，而是将自然与历史统一于辩证发展的过程中来理解。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始终保持自身的理论定力，不因为现实历史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理论立场的摇摆，而是在与现实历史和科学技术的紧密结合中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种发展性、实践性与逻辑性正是马克思主义超越实证主义的理论底气。面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走入的理论误区，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与历史的统一”为理论武器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革命之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对于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唯一科学？实证主义俄国版本的理论挑战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交锋，实证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面对的“老对手”“熟面孔”。当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巩固了自身的理论指导地位后，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就“改头换面”，潜入马克思主义内部以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继续理论交锋，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修正”就是这种理论斗争的表现，在俄国则体现为拥护经验批判主义的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经验一元论”。那么，从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证主义为什么会不可避免地“侵入”马克思主义呢？
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60年代传入俄国后，逐渐吸引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并在普列汉诺夫的努力推动下，在俄国获得了广泛传播，列宁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因为革命目标相异，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产生了分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就有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义者”、认同伯恩施坦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等不同派别。1905年前后，俄国爆发了大规模民主革命运动，掀起了巴黎公社后世界工人运动的又一次高潮，但是由于组织不力、目标涣散、斗争力量没有统一，这次革命最终走向低潮与失败。此外，自然科学发展引发的物质“坍塌”危机也传入俄国，在对革命前途失望迷茫和对自然科学知识客观性怀疑的背景下，经验批判主义迎合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部分理论家的需求，被奉为“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科学”，并试图借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
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就是经验批判主义在俄国的理论变种。1904年至1906年间，波格丹诺夫出版了三卷本的《经验一元论》，力图以经验批判主义为基底改造马克思主义。波格丹诺夫“化用”了马赫的“世界要素说”，将世界视为由感觉经验这一中立性要素构成的不断发展的长链，其中物理的东西与心理的东西不外是经验以不同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形式构成了物理的东西；个人形式构成了心理的东西。波格丹诺夫认为自己的理论克服了二元论的对立，超越了唯物主义的“过时”物质观，为人类认识开辟了新的方向。但是如果追问其认识的根源，波格丹诺夫却又提出自己的认识与精神都来自物理经验，因而与唯物主义并不冲突。例如，波格丹诺夫指出，人明确自身存在首先是有自身的直接体验，其次是体验到他人和他物，进而形成了对社会的认识与经验。如果我们审视波格丹诺夫的认识论链条，“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从感觉要素→心理经验→物理经验建投认识、精神而不断发展的”[5]，很容易发现这种所谓的物理经验不过是来自所谓中性的感觉要素，和马赫的感觉经验一脉相承罢了，因为归根结底，人的存在也是要追溯到中立性的感觉要素处。在波格丹诺夫看来，因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在感觉要素中消融在了一起，因而产生了不分彼此的同一，也就无所谓物质与精神了。
如何理解这种所谓的中立性呢？从物理学出发来解释就较好理解。世纪之交，传统物理学中所认为的实体存在的原子被以带负电荷电子云的原子形式所取代，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就是物质存在被否定，而个人的感觉攫取了“物质基础”之位。从这一认识出发，波格丹诺夫提出，马克思主义已然“过时”了，表现在对真理的认识上，真理不过是人所公认的社会存在，只要获得了多数人的承认就是真理，因而真理也就失去了绝对性，只能以相对性的形式存在，这本质上是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思维的经济原理的发挥；表现在对社会的认识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同一的，对社会意识进行教育就能够实现对社会存在的调整，从而“弥合”社会现实中的对立与差异，进而从理论上“消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
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表面上看是实证主义借助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从哲学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展开的理论反扑。但是在俄国革命低潮的背景下，其实质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关于革命前途的路线之争。从“经验一元论”对社会历史规律的否定理解出发，波格丹诺夫和孟什维克派对俄国革命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主张：波格丹诺夫一派主张召回杜马代表和公开活动的党员，转入秘密斗争；孟什维克派则主张取消革命团体，全面转入公开活动，走伯恩施坦提出的议会斗争路线。这两条革命路线实质上都是倒向了实证主义的路线，因而无一例外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路线与策略。列宁清醒地意识到，“党内在策略路线上的分歧和争论实际上是哲学上两条认识路线的争论在党的工作中的反映”[6]。这一实际革命斗争的要求成为列宁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早在 1906 年，列宁就曾考虑过回应波格丹诺夫并写下了《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札记》，但是较之于哲学争论，革命的紧迫性与现实性使得列宁并未将之公开发表。随着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在俄国出版，布尔什维克党内在哲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日益尖锐化、公开化，“我们的经验批判论者、经验一元论者和经验符号论者都在往泥潭里爬。……他们宣称不可知论的变种（经验批判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变种（经验一元论）……宣布恩格斯的辩证法学说为神秘主义……为什么要这样欺辱我们，竟要把这些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奉送给我们”[7]。为此，列宁着手搜集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文献，于1908年撰写完成了《唯批》。《唯批》的出版代表着列宁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现实实践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与革命立场的内在统一性，因此，“只能是向自己的政治同志进行哲学思想路线上的坚决斗争，而要斗争，就必须有理论思想武器”[8]。这一理论思想武器就是“唯物、辩证与历史统一”的马克思主义。
三、回击实证主义：列宁的“唯物、辩证与历史统一”之思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汇聚在同一面旗帜下反对共同敌人的不同思想派别的组合，这就使得不同的思想派别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在思想上也就无法达成一致。淬炼“一整块钢”需要高温与锻造，而打造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整体也同样需要革命之火与不同思想之间的激烈碰撞，列宁正是在与实证主义的公开斗争中，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与革命之魂，从而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唯批》的副标题是“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顾名思义就是以唯物主义的哲学对经验批判主义的回击，而“反动哲学”则表明了《唯批》的阶级立场。部分西方学者片面地从哲学维度或政治维度的单一视角切入，塑造出不成熟的“哲学学徒”或谋于政治的“党派领导人”形象，这一做法不仅撕裂了列宁的完整形象，而且使我们不能完整理解列宁在《唯批》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创新思考。阿尔都塞提醒我们，《唯批》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因为列宁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理论意图，即不是寻求构建一种体系哲学，而是创造一种新的基于无产阶级哲学立场的哲学实践。这为我们理解列宁提供了理论“路标”，即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与实践追求的统一中切入对《唯批》的理解，如此方能完整把握列宁朝向哲学与革命问题的思考。在此，我们从列宁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中展开探索。
列宁
第一，列宁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坚决驳斥了经验批判主义的“物质观”。什么是“物质”？“物质”消失了吗？从一般经验来看，人类时刻都在和各种物质打交道，经验生活中的“物”就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有些甚至就是现成“在手”之物，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中。那么为什么会说实证主义使“物质”消失了呢？原因在于，经验批判主义将“物质”视为所谓中立性的“要素”，认为这一“要素”嫁接了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自我由此得以“感觉”到颜色、声音、空间、时间等，这种被清洗过的“完全经验”就克服了心物二元对立，在第三条路线上走向了 “唯一科学”。这种所谓的中立性世界图景不过是一场骗局，因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是好理解的，但是谁能够确切地说出“第三种东西”呢？全部哲学所关注的重大基本问题只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除此之外并无“第三种东西”，沿着经验批判主义的逻辑走下去只会抵达“荒谬的唯我论”终点，也即将整个世界架构于个人的主观地基之上。因此，在列宁看来，“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9]。而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只是在“宣称自我是第一性的（中心项），自然界（环境）是第二性的（对立项）”[10]。具有客观实在特性的物质并没有消失，消失的恰恰是经验批判主义者眼中固定的、永恒不变的所谓“物质”，因此，当自然科学的新进展使得人类认识边界得以拓展，经验批判主义者的“物质”似乎就被推翻了，使得一瞬间人类就再无“立足之地”了，这显然是荒谬的。
在列宁看来，自然科学一举推翻的是机械唯物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者欢呼的物理科学新成就反而印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客观实在的物质始终存在着，也不断被发现与研究，而非被人类的意识“发明与创造”。在这一点上，恩格斯通过实验与工业的实践对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的终结就是最好的说明，因为“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11]。列宁亦从客观实在的物质特性出发，阐明了人类认识的必然性，因而指出“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12]，因为我们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知到比较完全知”“从不确切知到比较确切知”。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人类当然抵达不到“永恒真理”的彼岸，但是却在“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此岸历史性地前进着。列宁对于“物质”的阐发绝非囿于直观的经验现实，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超感觉”的物，而是处在关系与过程之中的客观实在，并以此打开了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真理之门”。相较而言，经验批判主义所持有的中立“要素”论只会将人类引向主观的、不可知的、神秘的虚无场域。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主义立场没有也不会“过时”！
第二，列宁以唯物辩证法回击了经验批判主义的相对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立场必然是相对主义的，从感觉经验出发无法抵达确定性的终点。经验批判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认识思维的经济原理，其强调陈述并不增加特殊的事实，而只是帮助人们涵盖、理解事实的特征，由此，形而上学的超越性概念被消解了意义。对于经验批判主义来说，强调“完全经验”需要呼唤出认识思维的经济原理的咒语，而同样的，也只有利用经济原理才能推导出“完全经验”的概念，两者是“本体”与“方法”的关系。认识思维的经济原理无疑是相对主义的，因为这一原理在区分经验事实与理论时完全凭借个人的感觉，但个人感觉的变动将引发概念的流变，使得确定性在经验的地基上“丧失自身”，知识、真理因而只剩下了相对性。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经济原理出发最终只能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真正的“经济”认识只有在思维正确反映客观真理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衡量这一正确性的标准则是人类的“实践、实验与工业”。
经验批判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列宁指出，有些自然科学家正是由于不懂得辩证法，结果就在相对主义的诱导下走向了唯心主义，认识思维的经济原理只会使得信奉者在个人主观的基础上滑向不可知论与诡辩论。马克思主义当然反对“永恒真理”，但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使得人类把握真理具有了可能。不承认“永恒真理”并不可以化约为不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人类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深化的、动态的过程，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始终在辩证中前进，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避免了沦为僵化教条或走向不可知论的深渊。列宁由此肯定：“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13] 此外，列宁强调哲学的党性，但又不是简单的政治层面的路线之争。因为哲学的党性不是列宁“特意”用来在革命者之间进行区分的“理论红线”，而是有着其自身的理论逻辑与命意，所谓的党性就是指哲学立场的派别性与阶级性。从这一立场出发，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法自然将始终屹立于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既不会在哲学上摇摆到所谓的第三种立场，也不会向资产阶级卑躬屈膝，而是始终坚守一个理论主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14]。
第三，列宁指认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在于“辩证与历史统一”基础上的革命导向，坚决反对经验批判主义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同一”。经验批判主义的主观主义和资产阶级立场使得其在社会历史观上必然反对革命，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同一”。经验批判主义从人类的主观意识出发，认为组织起来的人类在相互交往的社会生活形成了人类的社会存在，因此二者是内在同一的，这里其实是将社会存在混同为社会关系，强行将二者画等号。经验批判主义者无法否认社会存在的对立与差异，但是却将之解释为社会意识中的对立与差异，并归咎于文化教育的原因，将解决社会现实存在的对立与差异的重任寄托于文化教育之上。列宁指出，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而视之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无法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但是依然在社会生活中交往与联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差异表现在文化教育上，但并不是文化教育导致了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差异，因为在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还未产生的时候，人类已经在创造文化、进行教育了。
列宁明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即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15]。由是，这一新历史观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基础上辩证与历史的统一，即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在实践中现实地改变世界。也就是说，列宁并非仅仅着眼于对“唯物”的强调，而是要求哲学与革命维度的“辩证与历史统一”，强调了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革命能动性。部分西方学者批评列宁这一时期的思想是一般唯物主义，这是对列宁的理论误认。在列宁看来，正是立足于“客观实在”的人类实践使得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能够创造客观世界，进而以实践能力绘制“客观实在”的世界图景。
总的来说，列宁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与历史统一”的理论思考，深刻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的物质观、相对主义真理观与非历史立场，在理论斗争实践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因此，从后来的理论效应来看，这是列宁为经济落后的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探索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为十月革命发出了实践的、能动的辩证法先声，解答了坚持唯物主义与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理论难题，值得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深入领悟与借鉴。
四、淬炼“一整块钢”：列宁批判实证主义的当代意义
必须认识到，作为实证主义新形态，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不能简单地从“唯物与唯心”的二元对立进行批判，而是需要从辩证的角度展开分析。列宁正是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从哲学研究与革命实践的双重维度出发，展开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最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深化与理论推进。在当代，我们同样遭遇到实证主义的理论侵袭，其借助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声势，大肆宣扬自身的“科学性”，并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社会与科技的认知。因而，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充分挖掘列宁批判实证主义的理论创新“宝藏”，可以为我们在技术时代批判反思人与技术社会的关系问题提供启示，从而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首先，为了批判实证主义，列宁第一次认真投身到系统的哲学研究之中。在着手写作《唯批》之前，列宁已然意识到自身在哲学修养方面的不足，他鲜少在某些复杂的哲学问题上公开发表意见。然而，面对经验批判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使得列宁不得不做出反击。通过在日内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深入钻研大量哲学与自然科学图书，列宁在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奠定了列宁此后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也为他更加深入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领导现代思想斗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16]。《唯批》之所以在列宁思想发展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就在于列宁是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直面新的历史条件，迎接理论和革命斗争的。历史形式本身与理论的客观逻辑使得列宁思考的出发点并不只是简单捍卫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从“唯物、辩证与历史的统一”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深度阐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即列宁“对哲学唯物主义的保卫和发展是通过与唯物主义处于内在统一中的辩证法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得到实现的”[17]。列宁深刻意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8]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批判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抗击实证主义者在理论与革命立场上的退却，这是理论任务更是革命要求。
其次，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是一个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唯批》的写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在凯文·安德森看来，列宁开始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1914年8月至11月，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作“卡尔·马克思”词条期间。在此之前，无论1894年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激烈攻击”，还是在1908年持有与经验批判主义者一样的“实证的和科学的”哲学立场，列宁都“极度远离黑格尔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19]。安德森的指认其实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列宁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列宁的思想基底。列宁在1894年的首次哲学亮相中，从现实和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出发，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性”，坚持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基础与理论起点。1908年，列宁从时代的哲学之问出发，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目的为念，将研究焦点放在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专注于批判“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与辩证认识论思想。1910年，列宁明确提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根本的理论基础”的重要性，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任务之间的关键联系[20]。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深刻体认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作用，从而产生了进一步研究的内生动力，具体表现为1914年的《哲学笔记》。在《哲学笔记》中，列宁明确提出“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21]。在此意义上，列宁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基于社会历史生活的革命辩证法，吹响了布尔什维克向沙皇俄国冲锋的革命号角。
最后，在理解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与历史统一”的实践性解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明确，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捍卫理论与创新运用是一体两面的，二者相辅相成。列宁直面实证主义的理论冲击，朝向哲学与革命问题展开理论思考，一方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意，另一方面以立足实践与革命的辩证之思为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通向20世纪的理论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方能在面对时代新精神和实践新形势时展现旺盛的理论生命力，进而在纷繁复杂的理论斗争中捍卫其科学性、批判性与革命性。于我们而言，就是要牢固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实践地基，吸收借鉴列宁批判实证主义的理论、思想与方法成果，直面技术时代“辩证与实证之争”的新形态[22]，展开基于当代中国立场的理论反思，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21世纪的广阔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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