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重组、价值博弈与生产转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丕变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本文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内容提要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经历数字资本时代的深刻丕变，其核心体现为全球化、金融化与平台化的三重交互转型。全球化并非平等融合，而是资本依循价值增殖逻辑对全球空间进行等级化重组与分裂，构建中心与边缘的不均衡体系。金融化进程颠覆传统价值生成方式，虚拟资本脱离实体生产，通过信用与预期机制主导价值博弈，导致经济空洞化与系统性风险。平台化转型则以平台资本为枢纽，通过数据提取与算法控制重塑生产链条，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技术封建主义支配结构。数字平台作为当代资本积累的核心装置，重构了劳动、价值与权力的拓扑关系，既提供了生产力解放的可能，也加剧了剥削与控制。这三种力量相互交织，构成“数字三位一体”的演进逻辑，凸显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化与技术异化的加剧。
［关键词］空间重组 价值博弈 生产转型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19世纪的英国文豪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用这样的文字写下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工业革命给当时欧洲带来的巨大变化，轰鸣的机器，工厂里升腾起来的蒸汽，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的面貌，也是19世纪工人和资本家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丕变。当然，这种生产方式的丕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获得了新的阐释维度。当我们把视线从工业革命的浓烟转向2023年电影《AI创世者》（The Creator）中呈现的算法社会，可以观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三重根本性变革：全球化的空间重组、金融化的价值重构以及平台化的生产转型。《双城记》中伦敦与巴黎的二元叙事结构，恰可隐喻当代全球生产体系的时空辩证法。《AI创世者》中人工智能与人类文明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资本积累逻辑从地理扩张向数字拓殖的战略转向。
《AI创世者》（The Creator）
传统帝国主义式的领土占领，正在被数据殖民主义的新型统治形式所替代。这种转变不仅重构了全球价值链的空间配置，更从根本上改变了剩余价值的产生与分配方式。在金融化维度上，资本积累的重心正在从实体生产转向虚拟增殖。狄更斯描述的实物商品生产与流通体系，正在被金融衍生品和数据资产的抽象价值体系所取代。《AI创世者》中人工智能系统所代表的不再是传统的生产工具，而是金融化数字资本的物质载体。当算法成为新的“创世者”，价值创造的过程日益脱离具体劳动时间，转向基于数据预测和算法优化的虚拟价值生产。平台化变革则标志着生产工具的所有制形式发生深刻演变。影片中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对抗，本质上反映了数字生产资料的垄断与反垄断斗争。与传统资本主义时代机器归资本家所有不同，数字时代的“机器”（算法系统和数据平台）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平台资本通过数据提取和算法控制，建立了一种比工厂制度更隐蔽且更全面的剥削机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变革呈现出相互强化的特征：全球化使数字资本的跨境流动成为可能，金融化为数据资产定价提供机制，平台化则为全球金融资本创造新的投资标的。这种“数字三位一体”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核心特征。正如狄更斯通过双城叙事揭示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AI创世者》则展现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根本困境：一方面，数字技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发展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字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又阻碍了这种潜力的实现。这种悖论关系正是理解当代生产方式变革的关键——技术进步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反而在新的维度上深化了这些矛盾。从狄更斯笔下的19世纪阶级对立到《AI创世者》中的人机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始终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运动展开。当前数字技术变革的意义在于，它既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资本控制创造了新的工具。这种辩证关系正是我们理解当代生产方式新变化的关键。
一、资本主义全球化空间的重组与分裂
倘若我们回溯一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全球化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问题，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和大航海，实现了对零散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文明的重组，资本主义广域的商品流通和资本输出，让原来独立的各文明，逐渐联合成为全球文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看到了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他们写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在这里以英国的机器为例，实际上说明的是英国工业生产的效率和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之前的一切贸易壁垒，而大航海时代毫无疑问将世界各地在地理空间上连结为一个世界、一个地球，英国的机器生产已经不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从全球角度而言，物美价廉的商品，无疑击溃了当时东方市场上的印度和中国的商品，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的历史组成了全球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再到马克思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准确地说，代表着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的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了资本主义是全世界一体化的动因。他们对资本主义准确地评价道：“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由此可见，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带来的直接的历史后果，不仅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殖民运动）如此，文化的全球化也滥觞于那个机器及其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交换和延伸的时代。
20世纪末，世界再次兴起了一次关于全球化的热烈讨论，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都看到了全球化再次成为学术讨论的焦点。这次全球化的热潮，显然与冷战格局的终结有关。在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推动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十分欣喜地发现，原来横亘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路途中的障碍已经随着苏东剧变而逐渐式微。对于福山、丹尼尔·贝尔等自由主义学者而言，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向全球范围的再一次进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将成为历史的永恒。例如，福山就指出：“由于美国在当代全球化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和支配性，这一问题尤为严重；美国能够以各种方式触及和影响全球的各个民族，却不受来自任何地方的相反影响。”与此对应的是左翼的态度。例如，安东尼奥·奈格里和迈克尔·哈特在2000年出版的畅销书《帝国》中描绘了左翼眼中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形象，与自由主义者将全球化视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的胜利不同，他们看到随着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出现，当代全球化已经变成“帝国”。奈格里和哈特认为：“今天，帝国正作为一种中心出现于世界，它支撑起生产全球化之网，试图把所有权力关系都置于它的世界秩序之下。可同时，它又运用强有力的警察功能，压制威胁到它的秩序的新野蛮人和具有反抗意识的奴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在立场上的区别之外，奈格里和哈特与福山等人对全球化的描述并无二致，全球化基本上代表的都是资本主义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覆盖，以至于任何地域、任何文化、任何民族都不得不从属于这个过程，直至最后的历史的终结。
同样属于左翼阵营的大卫·哈维描绘了全球化的另一种可能，即全球化不仅意味着一种制度的扩张和胜利，而且也意味着空间的重组。哈维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奥秘并不是在武力上强行对其他国家进行征服（随着反殖民化运动的兴起，直接在政治上控制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已经变得十分不现实），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生产方式上的空间重组和分裂。“资本作为显而易见的革命力量，重塑了日常生活、经济核算、官僚管理及金融交易的时空框架。周转周期的加速、职业生涯中工作的不稳定性、距离摩擦的减少，改变了生活方式以及资本积累的节奏。”当代资本主义对空间的重组当然是不均衡的，对此，哈维区分了不同的空间重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空间构成了不平等的全球空间体系。例如，墨西哥毗邻美国，且人工更为便宜，因此一些美国的汽车工厂将一些劳动力密集产业转移到墨西哥，而中国凭借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优势，在21世纪的最初十多年里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资本作为一种流动的空间重组力量，其策略仍然是利润导向的，它们总是倾向于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的收益，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成为理想的生产空间，而美国和欧洲成了消费市场，世界被划分成不同的空间层次，一些空间成为原材料（农产品和矿产）供应地，另一些空间成为“血汗工厂”，还有一些空间成为高科技产业的湾区，最后还有资本最集中的地方成为所谓的金融中心。这样，全球化绝不是一种在平等意义上的资本和商品的自由交换和流通，而是按照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不同空间的等级体系。
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空间的分裂与重组，不仅意味着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沦为资本主义的原材料供应地和“血汗工厂”，那些资本主义所寄居的西方国家，实际上也承受着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空间重组带来的恶果。因为主要的劳动岗位和产业逐步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发达国家内部似乎不再存在着工业的剥削，似乎主要的欧美发达国家都实现了阶级矛盾的化解。20世纪末，西方自由主义者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不仅仅意味着冷战的结束，也意味着由于产业转移导致的阶级矛盾的弱化。他们认为，服务业阶级是西方国家内部唯一还生活在困顿之中的阶级。服务业阶级的解放似乎是西方国家的左翼理论家认定的最后需要摧毁的堡垒。例如，美国左翼思想家约迪·迪恩在她2025年的新书《资本之墓：新封建主义与新阶级斗争》（Capital’s Grave：Neo-Feudalism and New Class Struggle）中认为，在今天的美国，应该组建服务业劳动者的先锋队。迪恩指出：“服务业给人的感觉并不像我们被告知的阶级应有的感觉。团结在哪里？我们没有找到人多势众的安全感，而是只能孤军奋战，不是为了出人头地，而是为了生存。几乎所有的服务业都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不是所有人，因为有些律师和对冲基金经理拥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奢侈地退休——但我们却死死抓住身份的差别不放。我们的劳动力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以品牌为标志，我们建立了新的品牌，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贵宾旅客、拥有精英身份的首选客户，以及进入最高档餐厅、酒廊和酒店的贵宾……我们并非注定要被活埋在资本之墓里。服务业阶级中存在着能够带领我们走出资本之墓的先锋队。”显然，迪恩在这里的结论是片面的，她简单地将当代西方国家的阶级矛盾视为服务业阶级与新封建阶级之间的矛盾，没有论及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者和资产者的问题。她没有看到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这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已经被转移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在那些被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方式重组的不平衡空间中，资本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们都被隔离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视野之外。
《资本之墓：新封建主义与新阶级斗争》（Capital’s Grave：Neo-Feudalism and New Class Struggle）
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空间重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其在金融和技术上的优势，按照资本本身的需求，构建了所谓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秩序。当代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无论是自由派、保守派还是左翼），都无一例外地忽略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全球化空间重组的血腥一面。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资本主义文化掮客们更多地将这一过程渲染成浪漫色彩的文明史，在他们玫瑰色的幕布背后，掩盖着第三世界国家被割裂和重组空间中的无产者的皑皑白骨，以及那些业已被炸成废墟的无产者的家园。
二、金融化与虚拟资本之中的价值博弈
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个变化的动因。金融化对生产方式的影响在于，金融化在商品的实体价值之外塑造出一个虚拟资本，这个虚拟资本本身被金融业赋予一种难以言说的“价值”。尽管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所谓的“价值”仍然不能脱离实体商品生产的价值来单独构成价值形式，但是这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虚拟资本，已经成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化体制竞相争夺的目标，从有价证券到期货，从房地产到今天的稳定币，实际上当代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体制热衷于创造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化的潮汐，这势必导致大量资本被投资到虚拟资本和金融衍生品领域，而现实中生产出商品价值的产业部门却遭到金融泡沫的收割，最后沦落为金融资本王国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更热衷于金融博弈和逐利，而金融博弈的基础仍然是实体的生产部分，那么金融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大量金融工具和信用制度，将现实中的产业部门，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部门，牢牢地绑定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战车上。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化的虚拟资本的价值博弈，是全球化空间重组的另一个侧面。全球化的空间重组制造了不平等的国际产业分工和不平衡的空间关系，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则通过这种被资本主义全球空间格局建构起来的落差，实现了对国际产业链的金融控制。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来透析资本主义金融化带来的生产方式的丕变。
尽管马克思并没有经历过20世纪的金融化资本主义阶段，但他早年已经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银行的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诞生。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关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44年前后，这个时期马克思在巴黎写下了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阅读了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为此书写下一篇摘要，这篇摘要后来被简称为《穆勒评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太深入地探索资本主义银行业的原理，在《穆勒评注》中，他对银行业信用的很多理解直接来自于对穆勒以及庸俗政治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吉·普雷沃和德·特拉西等人的著作的阅读。由于此时的马克思尚未充分了解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劳动价值论，因此他还不能理解银行信用的发生机制，所以马克思认为信用是建立在“勤劳和有信用”的穷人的基础上，穷人之所以能借钱，恰恰是一种主观的道德因素。换言之，马克思此时只是将信用想象为一种资产阶级道德的外在化，他认为：“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是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
马克思对虚拟资本进行讨论的第二阶段大致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相当。与早期将人的道德视为虚拟资本和信用价值的基础不同，马克思在广泛而深入阅读了英国古典政治学著作，尤其是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奥秘之后，对信用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信用与虚拟资本”，讨论资本主义逐渐从实业的生产资本到信用的虚拟资本的过程。马克思指出：“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出信用价值的一个奥秘，商品与定期支付的凭证的区别在于，商品的价值是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通过交换，商品的剩余价值已经在市场上得到实现，整个资本的周转过程已经完成。而定期支付的凭证是一种对未来剩余价值的预期，期待在未来可以实现资本周转。所以产业资本中的商品交换不存在信用问题，但是信用的存在与贷款有关系，之前的贷款是通过利息的方式，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已经十分清晰地解释了商业利润、地租、利息和仓储利润等都来自于剩余价值的二次分配），但信用的存在并不是直接获取利息，它们变成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原理在于资本的投资方对产业资本未来的价值的预期，也就是说，金融资本家（银行家和高利贷等）之所以能贷款，准确来说，这是对产业资本家未来剩余价值的预期，期票和有价证券就是以货币商品的形式直接参与了产业资本在未来剩余价值的分配。
当然，对于剩余价值的未来，产业资本可能获得巨大盈利，也有可能亏损，这使得金融资本不得不对产业资本的预期进行评估，信用评价体系因而诞生。信用评价绝不是对个人和产业资本家道德水平的评价，而是基于一系列的数值和表现，对产业资本未来获得利润预期的评价。信用评价的体系化和制度化，让有价证券和期票有了被炒作的空间，这里存在着一个对未来的博弈。因此，马克思已经看到资本主义进入金融化阶段的一些前兆。他指出：“并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即越来越不由市场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莫里奇奥·拉扎拉托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像早期的银行业一样来获取利息或分红的收入，而是在产业生产方式之外虚构了另一种价值体系——信用价值体系。他认为：“对于金融业而言，未来仅仅是对当前统治和剥削的预测。但是，如果剥削和统治的未来超过了不确定性的临界点，那么被抽空了潜在性的当下就会崩溃。因此，危机是时间的危机，从危机中产生了政治和社会创造的时间，而金融只能竭力摧毁这一创造。”当代金融资本家通过不断地交易带有信用的有价证券和期票、期权等，从中赚取价格大幅波动造成的差价，由于这些有价证券的波动并不完全符合经济规律，金融业中的各种有价证券的买卖更像是赌场中的博弈。而为了让潜在的证券顾客购买他们的金融商品，他们不断编造着产业神话（恰如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神话，以及最近的人工智能神话和稳定币神话），将他们虚构的泡沫卖给全世界贪婪的赌徒，从中榨取巨大利润。
拉扎拉托对虚拟资本的另一个观察是，由于金融资本的逐利性，“资本主义组织不是通过工业资本家（他现在不过是生产管理的一种职能），而是通过金融资本家（资本家决策和选择能力的范围已经被打破）的方式变得主观。与各种形式的工业资本不同，金融资本代表了‘社会资本’的利益”。本来建立在产业资本基础上的银行业和信用体系彻底被颠倒过来，金融业，尤其是其用来获得各种投机利润的有价证券、期权和期货等，反过来决定了产业资本，原先是金融资本建立在具有稳定价值的产业资本之上的生产方式，现在颠倒为产业资本必须依附于不断流变的虚拟资本之上，虚拟的信用体系和金融体系反过来控制了产业资本。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典型变化。要生产就必须借贷，借贷依赖于股票市场和投资市场，而股票市场和虚拟资本的盈利方式，不再是追逐可见的剩余价值的利润，而是虚无缥缈的虚拟资本的博弈。正如法国左翼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在他的《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一书中写道的：“金融一方面因本身无法创造价值而呈现出掠夺性逻辑，另一方面又扮演着组织资本积累、促进创新的角色。金融活动比以往的发展更抽象，因为它不再仅仅基于不同类型金融港收入流的具体表现形式，而是直接旨在塑造产生这些收入流的社会经济动态。”
《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塞德里克·迪朗 Cédric Durand
金融化的虚拟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实现了西方社会的脱实向虚，也使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空洞化和泡沫化，尽管金融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仍然支持高科技创新，对于苹果、英伟达、特斯拉等企业投入了大量资本，但其中的奥秘在于，这些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本身就是虚拟的金融神话的一部分。相反，那些真正支撑着社会实在的产业，如轻纺织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甚至一部分重工业产品，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边缘，苦苦支撑着，在金融业制造的产业泥泞中踽踽而行，或许，迪朗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评价是正确的——“在高收入国家，虚拟资本已不再是积累的动态因素，而是成为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沉重负担……金融霸权是神化程度最高的财富形式，它只有依靠公共当局无条件的支持才能维持。如果任由虚拟资本发展，金融必将崩溃，然而它崩溃的同时也会拖垮整个经济体……富豪们无法忍受停滞，他们现在采取的策略是压垮我们其他人。资本偷走了人们的希望，虚拟资本的沉重包袱剥夺了他们自以为已经赢得的财富”。
三、平台化与数字生产方式的转型
1993年9月，时任美国副总统艾尔·戈尔在一次演讲中阐述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这个计划后来被人们戏谑地称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随着这一计划的实施，之前的ARPANET网络和TCP/IP协议逐渐变成了广域互联网络，这个网络也被称为因特网。这个时期，个人计算机性能不断提高，IBM等公司生产的新型个人计算机的价格可以为广大中产阶级所承受，光纤通信技术也飞跃发展。这是一个互联网神话的时代，对于这个时代，当然存在着之前金融化资本主义所营造出来的经济泡沫效应，但在金融资本的鼓吹和套利行为之外，因特网及其数字技术也是推动全世界范围的物质生产方式革命所不可忽略的因素。例如，奈格里和哈特在谈到新自由主义的“帝国”时认为，正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络让新的帝国及其统治世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他们指出：“我们应当将世界秩序的生命政治生产放在通信产业所构建的语言、传播和符号生产的无形纽带之中。通信网络的发展与新世界秩序的兴起存在着有机联系——换言之，二者互为因果，互为产品和生产者。传播不仅表征全球化运动，更通过网络结构的多重连结来组织这种运动。它既展现运动轨迹，又掌控贯穿传播纽带的想象性意象的意蕴和方向。换言之，想象性意象在传播机制内部得到引导。现代性权力理论被视为超越性的存在，即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之外的存在，在此却形成于内部，内在于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之中。媒介功能被吸纳进生产机制。社会空间的政治综合体在传播空间中得以固化。正因如此，传播产业才占据如此核心的位置，不仅以全新尺度组织生产并构建适应全球空间的新结构，更使其合法性内在化。”在奈格里和哈特的时代，数字网络并不是一个被广为使用的名称。在《帝国》一书中，数字网络被奈格里和哈特称为通讯传播网络，但他们十分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变化，通讯传播网络并不是一种类似于广播电视的传播技术，这种网络正在重新组织资本主义的生产，重新按照数字网络构成的拓扑空间（不是哈维、列斐伏尔等人看到的真实的地理空间和资本的流动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网络本身就是生产的机器，以往的机器在工厂里，而今天的通讯传播网络的机器不断膨胀，从地域性的工厂、市场、城市膨胀到全球范围的广域生产空间。全球化是这种通讯传播网络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法国的空间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也指出：“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业通过拓展其全球版图、整合市场并最大化区位比较优势，显著提升了其盈利能力，暂时恢复了资本主义经济赖以生存的投资前提。这种资本主义的再资本化，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生产力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整个20世纪80年代，通信/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大规模技术性投资，为市场自由化和资本全球化这两大趋势创造了条件。直接受此剧变影响的企业和行业（如微电子、微型计算机、电信、金融机构）不仅生产率飞速增长，盈利能力也大幅提升。围绕着这些充满活力的新兴全球资本主义企业及其网络这一中心，其他层级的产业和企业要么融入新技术体系，要么逐渐淘汰。因此，从整体看各国经济中生产率的缓慢增长，可能掩盖了头部产业生产率的爆炸性增长、过时企业的衰落以及低生产率服务业持续存在的矛盾趋势。”卡斯特尔从另一个角度探索了奈格里和哈特谈到的数字网络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构的形态。那些积极拥抱新的通讯传播网络和互联网基础的公司，正在成为新时代的成功者；相反，那些对新技术不太敏感的产业和公司，就会遭到排斥。这看起来是一种产业重组，但在根本上，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络是一种大资本的控制工具，他们逐渐对传统资本主义产业格局进行洗牌，让全球产业不得不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网络的新法则来重组生产格局。
无论是奈格里、哈特，还是卡斯特尔，他们对数字网络和资本主义产业重组的分析，都是世纪之交的情形，《帝国》和《网络社会的崛起》都撰写于2000年，这是互联网神话风起云涌的时代。然而，在互联网经济发展20多年之后，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更细致入微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具特点的是，平台的概念业已取代通讯传播网络和数字媒介等概念，平台资本（或数字资本）正在形成独立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力量。荷兰数字批判理论家吉尔特·洛文克认为荷兰语的platte vorm（平坦形态）首先是一个地形学概念，“平台并非指低洼的圩田地面， 需特别指出的是，高原地势始终居高临下——这承袭了古代军事战略：将教堂、宫殿与城堡的防御工事建于山丘，以便侦察敌情。同理，当代平台利用信息差异性构筑防御，不易遭到入侵。平台统御周边疆域，恰似昔日的要塞。理论上它们可被黑客入侵或淹没，但实践中这些干扰仅属暂时（前提是尚未爆发全面网络战争）。除防御工事外，平台亦可类比历史上的市集广场。但此类比须剔除供需平衡、价格均衡等‘自然’概念。这些环境绝非天然形成，而是高度人工构建——其经济运行被运营商与‘先行者’通过算法和代码隐形操控”。洛文克用中世纪的要塞和堡垒来隐喻当代数字网络中的平台，这意味着，今天的互联网络不再是原始自然的一马平川，而是布满了类似于封建社会的堡垒，这些堡垒是当代资本主义数字经济获利的关键。今天的数字平台就是这样的堡垒，平台唯有依托现存的用户与数据临界量才能形成，这需要一系列支撑平台的子级网络体系，而这些网络又依赖于已建立的互操作性技术标准与协议体系。
对资本主义平台经济，需要分成两个不同层次来理解。一个层次是技术层面的，在早期的纯粹技术性的平台定义那里，平台是“程序运行的完整软硬件环境，若更改以下任一要素——机器、操作系统、库文件、编译器或系统配置——则采用平台依赖型语言编写的程序可能失效”。这个来自于专门编程的Perl社区的定义，强调一个平台构成一个独立系统，任何一个要素的改变都会导致平台失效。另一个层次是经济层面的，显然，今天的平台定义不再是计算机编程意义上的定义，而是资本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定义。在今天的平台资本主义概念看来，平台变成了元产品（meta-product），它是资本化的新型架构，传统的生产主权（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正在逐步瓦解，所有生产者都不得不沦为平台的附庸（亚马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个过程中，让数字平台逐渐走向资本主义巅峰的恰恰是数据。正如尼克·斯尔尼塞克在他的《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到的：“随着制造业盈利能力的长期下滑，面对生产领域的低迷状况，资本主义已经转向数据，并将它作为维持经济增长和活力的一种方式。”换言之，在数字资本主义之下，平台正是通过各种数据和流量，实现了对传统制造业和金融业的控制，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亚马逊、苹果、脸书、微软才逐渐成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王者。平台挥舞着带来巨大流量的数据权杖，让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都不得不重新围着充满0与1魔力的法阵跳舞。这就是罗德斯，就在这里舞蹈吧！
《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
数字平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构，带来的一个现实结果是：技术封建主义的崛起。正如洛文克看到了平台本身带有封建军事要塞和城堡隐喻，今天的数字平台也是数字封建割据最理想的土壤。在2016的《堆栈》（The Stack）一书中，美国媒体理论家本杰明·布拉顿模仿卡尔·施米特的《大地的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提出了“云法”（the nomos of cloud）。“云法”不仅仅意味着在数字空间中产生了所谓的规则（如TCP/IP、iOS协议等），也意味着云中的空间是可以分割的，这种分割代表着一些大的平台资本家将某个平台的数据和盈利能力攫为己有，从中套取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利润，也包含了政治上的权益。布拉顿写道：“当计算边缘与节点通过编程自动化获得部分权限时，随着决策权从设计者向被设计者转移，它们也获得了更多权威。”这意味着，“云法”决定了云中的土地是可以不断被资本分割，最终成为他们垄断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堡垒。迪恩也关注了这种“云领土”逐渐被巨大的平台资本所瓜分的现象。她认为：“平台将自己定位在买家和卖家、寻求者和供应商之间，在收取费用和数据的同时为互动提供中介。平台的垄断力量和庞大的基础设施所形成的生态系统塑造了无法摆脱的经济生活。尽管科技公司雇用的劳动力比例相对较小，但它们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基本上围绕着数据的获取、采集和部署重塑了整个行业。正是因为员工人数较少，数据技术才显示出新封建主义的倾向。积累的方式与其说是通过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不如说是通过租金、许可证、收费、免费工作以及将数据视为自然资源。”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传统的无产阶级（工人、服务业人员和白领雇员）已经成为平台资本的奴仆，而且消费者（无论是刷视频，还是看小说，抑或玩网络游戏）也成为各个数字平台的附庸。更重要的是，以往的传统产业资本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还具有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今天已经彻底沦为前希腊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笔下的附庸资产阶级。他的原话是：“技术封建阶级体系——在技术封建主义下，云领主们（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积累了大量云资本，成为云领主）成为我们新的统治阶级，其他资本家（他们不具备足够的云资本）只能充当云领主们的附庸资产阶级。”技术封建主义概念的出现，仿佛当代资本主义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倒退到一个更为恶劣的阶段，仿佛回到了前现代社会的封建主义阶段。这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似乎不再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为基础，而是变成了榨取各个领域，尤其是榨取附庸资产阶级和云农奴的地租。
当然，技术封建主义只是一种隐喻，并不真的代表资本主义已经倒退到封建主义阶段。不过，从这个隐喻中我们看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对于产业资本主义肇始的初期，相对于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时期，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主要变化在于以下三方面。
其一，以平台的数据—流量重组了全球化的空间，当代地理空间上的资本、劳动力、知识、原材料、产业链等要素的重组已经不再简单依靠地理空间，而是按照数字平台的能见度和流量的拓扑空间来重组的。
其二，数字平台导致金融资本的信用体系也发生了变化。金融资本作为一种虚拟资本，构成了支配制造业和产业资本的价值博弈的规则系统，但在数字平台的封建化过程中，这种规则也依照云资本或数据流量的规则重组了。
其三，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过渡到布拉顿的云堆栈的虚拟空间，不仅仅是一种词语的变换，而是资本积累的规则发生了变化，即资本积累和循环，不得不依赖于一个看不见的云空间，这个云空间在当代资本主义体制下被高度私有化了，给人的感觉是，这是又一次的裂土分封，与封建制不同的是，这次分封的不是实际的土地，而是云中看不见的数据—流量和大量的互联网协议构成的算法化的土地，这意味着，今天的资本家如果希望盈利，希望仍然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他们就必须附庸在云资本之上，最终加剧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割化和附庸化。
四、结语
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加速运转的列车背后，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全球化不再是平等的空间连结，而是资本依循利润逻辑对世界进行的等级化重组；金融化则颠覆了传统价值体系，使虚拟资本凌驾于实体生产之上，演变为一场对未来剩余价值的疯狂博弈；平台化更以平台为堡垒，通过数据攫取与算法控制，构筑起一种新型的技术封建主义，将全球劳动者与生产者卷入隐形的剥削之网。这三重变革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三位一体”，既展现了技术解放的潜能，又暴露了资本控制的深化。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歇，从狄更斯笔下蒸汽笼罩的伦敦，到今日算法编织的云上帝国，资本始终在裂变与重组中寻找新的寄生形态。然而，技术的辉光未必照亮前路，反而可能投下更深的阴影。当我们凝视《AI创世者》中那个由代码与欲望构筑的未来，或许更应追问：在数据的洪流与资本的迷宫中，人的解放是否还能寻得一条出路？唯有穿透玫瑰色的叙事，直视生命与废墟，才能在破碎的全球化图景中重新拾起斗争的火种——不是为重返过去，而是为叩响一个尚未被算法完全殖民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