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在工作：从异化到自主
作者：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
译者：李小均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关于作者
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Franco "Bifo" Berardi），当代意大利作家，21世纪知名思想家，媒介理论家。已出版20多部著作，并发表了大量论文和演讲。2010年至今，他的书写主要聚焦于此：全球金融资本、信息技术、社交媒体，对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剥削、操控、吞噬。
1：意大利工人主义视角
如前所说，20世纪60年代末日趋成熟的这种视角转变，被所谓的意大利工人主义［马里奥·特隆蒂、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安东尼奥·奈格里、罗曼诺·阿尔卡蒂（Romano Alquati）、塞尔吉奥·布罗纳（Sergio Bologna）］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加以分析。我更愿意将这个思想流派称为“构成主义”，因为它的基本理论贡献在于从社会构成的角度来重新表述政治组织问题。
构成主义重新定义了列宁主义关于党作为集体知识分子的概念，同时抛弃了知识分子的概念，提出了对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新解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一文里谈到了“一般智力”：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共产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忽略了“一般智力”的概念，因此将智力功能视为外在的、在哲学的纯粹精神领域内被决定的政治方向。但在后工业生产转型期间，一般智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出现。在20世纪末，由于数字技术和全球电信网络的构建，一般社会过程①被重新定义为“一般智力”。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②的概念也失去了它的具体参照，因为它基于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的依恋，而如今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领域，我们可能想要称之为“知本阶级”，代表“一般智力”的社会主体性。
如果我们想定义当今变革的核心，我们必须关注认知劳动的社会功能。知识劳动不再是一种与一般劳动分离的社会功能，而是横向作用于整个社会过程中，它成为技术和语言接合区域的造物，确保生产过程和社会交流的流畅。
①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指在社会系统中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社会行动和互动。这些过程包括个人之间的互动、群体之间的互动，以及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影响。——编辑注
②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区别于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紧密相关、其思想和行动往往维护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与特定的社会阶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代表该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葛兰西特别强调工人阶级需要发展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以对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编辑注
2：特隆蒂和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1964年出版于美国。在这本书中，马尔库塞预言了工人阶级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系统的命运。因此，他认为，对于那些希望改变社会秩序的人，有必要将他们的政治注意力转向生产之外的边缘领域，远离直接的生产关系领域。马尔库塞的分析对当时的青年文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因为它似乎预见了学生运动将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领导力量，以取代已遭整合，因此不可救药、无法实现革命斗争目的的工人阶级。
在马尔库塞的书中，1968年的青年找到了给已在欧洲流传一段时间，但表达不够清晰的一个观念赋予明确形式所需的主题和词汇。这个观念就是，在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结束仅二十年后，欧洲社会已经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欧洲社会甚至在对未来变化的希望层面上也是封闭的，因为青年认为大部分工人阶级及其代表性政党属于传统左翼，已经被整合进现有的社会体系，因此不再可信，是一个无法带来革命性创新的历史主体。
正是那些没有参与生产过程的学生（或者至少他们认为是这样），带来了工人阶级已经失去的变革的希望，因为工会化、经济主义、改善的物质条件和消费主义已经让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体系同化。这个观念在那些年里广为流传，并成为学生意识的一部分。
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任何自治能力，被牢牢困在消费社会的罗网之中：马尔库塞如是描述美国和欧洲社会。然而，归根结底，马尔库塞在1964年预言的是一个社会和平日益增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学生将不得不承担起捍卫岌岌可危的人文主义意识的重任。
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技术发展和功能原则带来了社会整合，其效果是取消了冲突和潜在的革命动力。因此，富裕社会被视为对人类本真性的控制。
新的技术工作世界因而强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工人阶级似乎不再与既定的社会相矛盾。……统治转化为管理。
如今，几十年后，我们可以看到马尔库塞的话语中有重要的预示成分。“统治转化为管理”这一说法需要在创造一个经济和金融自动化体系的新视角下重新思考，这个体系显然没有替代品。今天，重新阅读马尔库塞可能是有用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作品传播产生的是负面影响，至少从特隆蒂的立场来看是这样。
首先，就像列宁主义传统一样，马尔库塞的思想也以机械的方式将工资斗争（这些斗争被描述为隐含的经济主义和一体化的斗争）和真正的政治革命斗争区别开来。
其次，马尔库塞的思想导致过度夸大学生身份与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割离。
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工人主义的杂志中，特别是在《红笔记本》（Quaderni rossi）、《工人阶级》和《工人力量》中，工资斗争被视为政治斗争。工人运动被认为是一种非意识形态运动，能够破坏资本的政治平衡。
根据《工人力量》中表达的立场，工人斗争聚焦于工资，并不意味着这场斗争是一体化的和次要的。相反，一切取决于如何谋划、组织和指挥工资斗争。如果工资被视为依赖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变量，一个无论在财政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必须与利润兼容的变量，那么，工资当然不是能够颠覆或改变任何东西的杠杆。但是，如果将工资视为攻击和彻底再分配社会财富的政治工具，如果将工资视为工人和资本之间冲突的因素（在劳动力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层面上的冲突），那么，工资最终会变成斗争的主要工具，这场斗争在经济和政治层面，都与工人从资本主义发展和霸权中获得自主权的愿景紧密相连。
工人主义理论摒弃了消费主义的概念，因为它以一种“异教徒”的粗鲁方式将工人的消费视为一种挪用形式，旨在开辟激进政治冲突的前线。
至于学生和学生运动，工人主义理论预示了一个后来会结出硕果的观点：学生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他们是正在形成的劳动，是改变资本有机构成的核心因素。因此，学生运动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更不是作为工人斗争的替代品而被讴歌的。相反，学生运动被视为生产劳动动力内部的一个特定社会领域的特定运动。
马尔库塞将学生视为社会生产层面上没有原因或直接后果的行为主体。与之不同，工人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将学生视为一般劳动力量的一部分：学生是正在形成的劳动力量，就像工人的劳动成果遭侵占一样，学生的知识也遭侵占。
人道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尔库塞的人道主义理论，认为可以用人类普遍性的原则或历史目的论的名义来判断工人行为的自发性。与之不同，特隆蒂认为，工人行为没有普遍原则可循，工人运动没有可以评判的普遍原则。毋宁说，工人的位置是一种疏离，将自己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和普遍利益之外。
在《工人阶级》杂志上发表的论述中，工资被视为一种政治武器，因为当下的阶级行为与资本主义秩序并不相容。
工人主义的视野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在社会进程中，首要的是工人对资本的抵抗，以及对工作的拒绝。其他一切（政治机构、技术模式）都取决于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
3：《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一般智力与具体总体
20世纪60年代，批判人道主义（以马尔库塞和萨特为中心）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Early Writings）中找到了巨大的能量。人类的原初本真性既是革命性斗争的起点，也是目的论意义。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首先是对阅读《资本论》的邀请，因为生产过程的结构被认为是对现有世界和导致其毁灭的革命过程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场所。
受构成主义启发的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工人主义将注意力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马克思作品1968年首次在意大利出版。社会构成和革命主体性的形成，既不能通过唯心主义的人类本质的假设来解释，也不能通过分析生产关系结构中的隐含矛盾来解释。无论是对需要救赎的人类的假设，还是对资本的分析，都不足以解释在20世纪历史舞台上、在工人阶级斗争和资本重组的场景中发生的事情。
我们需要采用劳动在其最先进表现中的视角，有必要从拒绝工作的立场出发，以理解生产转型和政治反抗的动力。这样做时，我们最终可以看到，社会构成在不断变化，改变着生产、技术、经济和政治背景。这种不断转型的动力，是将生活时间从工资关系中减去的动力。
构成主义理论定位在反劳工主义的视角：聚集在《工人阶级》杂志周围的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打算由从劳动中减去生活时间、拒绝工作和消亡工作的计划入手，研究自主集体活动的构成。
从《资本论》的第一页开始，马克思就声明，有必要区分一般活动（人类与自然和他人社会的互动）和一种特定形式的雇佣劳动（即出租抽象时间以换取工资）。
拒绝工作并不意味着活动的抹除，而是意味着那些已经摆脱劳动统治的人类活动的价值化。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这样定义“抽象劳动”：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效应，工业劳动失去了与活动具体特征的任何关系，变成了纯粹出租的时间，在产品中被物化。这些产品具体的、有用的性质，除了确保附加价值的交换和积累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完全不同的劳动之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
工业工人（更笼统地讲，作为一种趋势，整个社会劳动周期）是一种纯粹抽象和重复的知识的承载者。抽象，这种穿越现代时期的向心力和统一力量，在数字时代达到了完美。物质形态转化的劳动已经变得如此抽象，以至于现在无用：机器可以完全取代它。与此同时，脑力劳动的归入已经开始，随之而来的是脑力劳动化约为抽象活动。
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
工人显得不知所措，被降格为一个被动的附肢，生产空荡荡的时间，成为一具无生命的残骸。但紧接着，这个形象发生了变化：
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并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通过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在作为机器体系存在的固定资本中，资本作为把创造价值的活动占为己有的价值这样一种关系，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与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的关系。
其次，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价值表现为这样一个前提，同它相比，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
马克思反复强调，由于科学的积累和社会智力的一般力量，劳动变得多余。资本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中，倾向于尽可能地以其直接的物质形式消除人类劳动，以科学的技术使用来取代它。这种趋势的发展实际上使全球生产系统脱离了现代资本主义系统的范式轨道。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更重要的是想要建立人类活动、技术、界面和社交互动的新格局，就需要找到一种新的范式系统。但范式的转变与技术和生产潜力（源于一般智力）的发展节奏并不相同。它陷入了文化、社会习惯、既定身份、权力关系及主导经济秩序的缓慢变革之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认知、经济和社会体系，依据简化的范式框架对后工业系统的机器潜能进行了符号化。现代时期的遗产，连同其工业轰鸣，以及其思维习惯和侵略性、竞争性想象的轰鸣，如同不可逾越的障碍，沉重地压在新视角的发展之上，阻碍了劳动薪酬的重新分配及其范围的扩大。
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
与一个复杂的自动化系统相比，直接劳动的时间在数量上变得无关紧要。在《工人力量》杂志看来，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进而导致工人的逐步淘汰，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前景：在构成主义的话语中，这转化为相信智力对抗其资本主义用途的自我肯定的能力。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
技术力量与一般社会知识之间的联盟遇到了资本主义模式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支配了被无产阶级化的人类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期望。
经济像一个普遍的符号笼子，阻碍了技术在物质和智力结构中仍然存在的潜力的发展。让我们回到马克思：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始在意大利为人所知的那些年，这些内容受到构成主义理论家的阅读和重视，它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清晰定义了20世纪社会、政治和经济历史的发展方向。
抽象劳动的概念是理解生产过程数字化的最佳引子，微电子技术的普及使生产过程数字化成为可能，并最终得到推广。
马克思谈到资本是一种运动的矛盾时，他预示了20世纪令人惊讶的历史，当时资本本身因为保存其社会和经济模式的本能，在技术领域内摧毁了它创造的潜力。马克思预言创造性、艺术性和科学能力的发展时，预见了后福特时代劳动的智能化。
在将智能应用于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模式成为一种范式牢笼，以工资、规训和依赖的形式限制智能。
马克思没有使用“范式”的概念，而是用黑格尔哲学中派生的模糊的概念作为替代。辩证法中的观念——需要通过否定实现辩证扬弃，通过翻转（颠覆）解放隐藏内核——同样也源自黑格尔体系。
在经历了20世纪后，我们非常清楚地理解，现代历史并不沿着一条辩证的道路走向积极的出口，未来也没有辩证的超越之路。资本似乎更像是一种病理机制，一种“双重束缚”。格雷戈里·贝特森使用“双重束缚”的概念来理解一种悖论的交流形式。在这种交流形式中，关系情境的表意系统与具体话语的语义系统形成根本对立。所谓双重束缚，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指令体系：譬如那些命令、请求或要求，其发出者一面用语言要求接收者执行某项行为，一面又通过肢体动作、情感流露或语调变化传递着截然相反的指令。这种悖论的产生，或是源于特定关系情境中两种符号编码体系的并置，或是源于同一发展进程中两种异质解释框架的叠加。从历史维度审视，我们可以断言：资本依据经济增值的编码对技术过程进行符号化，但这种编码与其物质基础和社会内涵存在着根本错位。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内容与其自身的符号框架相矛盾。因此，它产生了一个充满误解、矛盾命令和反常并置的系统。
我们且以所谓的失业问题为例。实际上，技术发展本质上趋向于使体力劳动变得多余，其工资评价机制也趋于失效。然而，当这个技术过程被嵌入资本主义关系语境（该体系建立在雇佣劳动规范与劳动力中心主义之上）时，双重束缚机制便开始运转。
双重束缚的概念与辩证法毫无关联。这种悖论式困境唯有通过重构关系语境才能消解，且重构必须从话语发生的原初层面展开。
面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束缚，任何总体性颠覆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中本就不存在所谓积极或消极的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