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张一兵
初次遭遇郑文吉教授的思想，是在陶伯特女士所作的一篇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文章中，在那里，陶伯特提到，有一位韩国学者郑文吉对她的编辑方案持有异议。从陶伯特的评论中，我直觉到这个我们尚不了解的郑文吉很可能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文献学专家，这就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此后不久，我又在无意中拿到了一篇郑文吉本人所作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日文版论文，并在南京大学日语系彭曦博士的帮助下，第一次与郑文吉的研究成果有了直接的接触。这一接触的结果，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研究领域，过去我所知道的只是巴加图利亚和陶伯特，以及广松涉。其中，巴加图利亚既是文献学专家、也是思想家，而陶伯特只是一位文献学专家；至于广松涉，则主要是一位思想家，只不过曾在早期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一些问题做过一定的文献学研究。而比之前三位而言，郑文吉的情况显然还要更有意思一些：早期，他曾是一位哲学研究者，其成名之作就是关于马克思和弗罗姆的异化思想研究（《异化论研究——以马克思、弗罗姆以及社会学上的异化论为中心》，博士论文），可是后来他却又转变成一位文献学专家，并且，一转就是20年。在这漫长的20年里，“孤独”的郑文吉只做了一件事，即从事MEGA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研究。
此处，我们不妨先对郑文吉教授的基本情况做个了解，有此基础之后再来看看他在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方面的具体贡献。郑文吉（CHUNG, Moon-Gil），1941年11月20日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1960－1964年就读于大邱大学（现岭南大学）政治系，1964—1970年为首尔大学政治学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71年起，任教于高丽大学，1975年任副教授，1978年开始任教授至今；2007年，从高丽大学的教职上退休。此外，郑文吉在1979—1980年为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4—1985年为德国伯弗姆大学客座研究员，其间，曾两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es Institut Für Sozialgeschichte，以下简称IISG）访学；1991—1992年为日本东北大学客座研究员。1998－2000年间，郑文吉任高丽大学政治科学与经济学院院长。郑文吉的代表性论著包括：《异化理论研究》（1979年）；《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987年）；《马克思的早期论著及思想生成》（1994年）；《韩国的马克思学视域》（2004年）等。
2007年2月，我在首尔的延世大学见到了郑文吉教授，双方一见如故。当时，郑教授刚从高丽大学退休，当知道我们这些中国学者对他的研究情况有了解之后，他表示十分惊讶。在交谈中，我感到面前这位韩国人确实是一位具备踏实学术功底的严肃学者，他言谈之中流露出的那种谦逊温文的风度也体现出我们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品格。比之一些腹中空空抑或仅略知皮毛就张牙舞爪的人来说，郑文吉是我更喜欢的一类学者。也是在那次见面时，我了解到郑文吉早先曾研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后来则一直在专门从事关于MEGA，特别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深入交流之后，我大体能够肯定，郑文吉的研究成果对国内正在兴起的马克思文献学研究而言，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于是我当即决定，要将这位韩国人的研究成果译介到中国来，事实上，在那次见面的后半段，我们即已开始讨论如何向中国学界译介他的研究成果。当时我们就已形成了共同的结论，即首先出版一部能够反映郑文吉教授这些年来研究和思考MEGA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成果的论文集。
郑教授的认真严谨是十分令人感佩的：回国之后不久，我便收到了他托人带来的七、八部专著以及相关文集，并且，在每部书中，他皆仔细地对相关的章节或篇目做了遴选，并用贴纸做了显著的标记；在文集里，也列出了详尽的目录。于是，我们在2007年年中开始了对郑文吉教授文集的翻译工作；2008年9月，郑教授又传来了他为这部书所作的中文版序言。2008年10月，郑文吉教授应邀访问南京大学，访学期间他先后为学生作了两场学术演讲，与我们学科的教师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从内容上考察，郑文吉最早发表的一批论文大多是与异化理论的研究相关的。1966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内容是关于“人的自我异化研究”的介绍。从其时开始到1978年间，他陆续发表的多篇论文都集中在对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弗罗姆的异化观点的评述和研究领域。我估摸着，这批文章大略应是他做博士论文的先期成果。1978年，郑的博士论文《异化论研究——以马克思、弗罗姆以及社会学上的异化论为中心》（AStudyontheTheoriesofAlienation(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1978)正式出版。从1980年开始，郑的研究兴趣逐步转向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在接下来的5年当中，郑文吉的主要关注点一直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诸多思想家，特别是这些思想对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上。很有意思的是，他尤其重点关注了施蒂纳和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1984年，郑文吉赴德访学，期间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IISG）所停留了两个月。这次访问，对他的学术思考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转折。
郑文吉教授自己提到，他是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研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过程中，第一次接触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的，并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意识到了马克思第一手原始手稿文献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上文提到的那次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所作的为期2个月的考察和停留期间，他亲眼看到了《1844年手稿》以及其它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手手稿文献，此后便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的学术研究。1986年，郑文吉在《韩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介绍“IISG”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保存情况的文章；1987年，又出版了《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TheAgeofEpigones:TheYoungHegeliansandKarlMarx(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1987), 331 pp.）一书，这应该是他此前几年中关于青年黑格尔派研究成果的一个集成。同年，他发表关于马克思《1844年手稿》文献编辑与研究争论的论文。接着，在1990年，郑文吉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辑历史的论文，文中重点对陶伯特编辑出版的MEGA2 I／5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先行本作了讨论。次年，郑文吉发表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的历史性研究论文（"Text Variations of the Chapter I. Feuerbach, the First Volume of GermanIdeologyby Marx and Engels: Critical Comments on Various Editions since Rjazanov", WorldLiterature,No. 59 (Spring 1991), pp. 315-344 and No. 60 (Summer 1991), pp. 259-286.），在该中，他比较和分析了自梁赞诺夫以后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出版的各种不同的编辑方案。1993年，郑文吉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动机的研究论文（"DieDeutscheIdeologyWas Written as a Colllection of Article of a Quarterly Jourrnal? Recent Debates on the Genesis of DieDeutscheIdeologie", LiteratureandSociety,No. 22 (Summer 1993), pp. 624-678.），在其中，他重点讨论和反驳了戈劳维娜的“季刊说”。次年，郑文吉又发表了评述日本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的出版和研究的文章（"Japanese Debate onDie Deutsche Ideologyin the 1960s and 1970s",Literature and Society, No. 25 (Spring 1994), pp. 329-398.），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日本的出版史以及广松涉版之后的学术争论情况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全景分析。此后不久，他出版了学术份量很重的《马克思的早期论著及思想生成》（Marx's Early Writings and Making of His Thought: Studies on "The German Ideology" and the MEGA-Publication Project(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1994), 571 pp.）。之后，郑文吉发表的论文就集中在对MEGA计划的讨论，以及对韩国马克思研究的历史分析上了。2004年，他发表《韩国的马克思学视域》（The Horizon of Marxology in Korea: The Editorial Problems of Marx’ and Engels’ Texts and Researches on Their Works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2004), 365 pp.）一书。
读者手中这部由郑文吉教授亲自为我们选编的文集里，收录了他最近20多年来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MEGA的研究中写下的最重要的一批论文。我想，这些论文当是可以整体映现出郑文吉在MEGA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水平的。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从这本文集中发现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我们不难看到，当今国外马克思文献研究的基本操作平台已经是直接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的基础之上的了。郑文吉教授熟练掌握德文，甚至可以直接识别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中的文字，这就使他的文献学考证和版本比较研究得以建立在可靠的第一手文本的基础之上。其实，自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后，除掉本来就是德国人的陶伯特（Inge Taubert）和佩格(Hans Pelger)之外，诸如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日本学者广松涉和法国学者格朗炯(Jacques Grandjonc)等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者就一直是以原文或原始手稿，以及大量的第一手原始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的。郑文吉教授访学南大期间，为学生作了一场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的演讲，当时他所使用的相关引文就全部是原始手稿的复制件，并且，在这批复制件手稿上，我们看到了郑文吉教授留下的大量标识和批注。前不久才到南京大学讲学的巴加图利亚教授也是如此。后者既是MEGA2的倡导者，也是MEGA版的重要组织者和直接编辑者。用俄罗斯学者波洛夫教授的话说，巴加图利亚早就“嫁给”这些手稿和文献了。我觉得，他们这种扎实的科学文献学研究方式，与我们国内某些学者习惯性地将研究建立在二手资料之上的伪文献学考证思路相比，是完全不同的。我以为，这也是郑文吉这部文集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和版本研究？!
其次，与我们先前已经熟悉的一些文献学家不同，郑文吉的文献研究常常是处在比较性的和历史性的语境之中进行的，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更大的可信度和参考价值。我们知道，从梁赞诺夫开始，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的文献学家都喜欢标榜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某种独断的真理性，梁赞诺夫和广松涉应是其中的典型，而陶伯特虽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诩为圣言，但我们也不难从包括她在内的一批德国学者身上看到一种不自觉地散发出来的日尔曼式的优越感。关于此，郑文吉教授在我们的交谈中表示，他也有同感。其实，就在前苏东体系崩溃之前，她（他）们的研究也都只不过是苏联意识形态话语的应声虫罢了。更有甚者，在前不久到我国学界来出糗的日本学者大村泉等人身上，这种倾向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郑文吉的思想与上述倾向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郑的研究思路是对所有历史文献进行尽可能客观的评价，找出其中的共同点和差异所在，从而才能更好地推进文献学以及对于文本本身的思想研究。在郑文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有版本的历史性比较分析中，在他对日本学者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争论的综述中，在他针对韩国马克思学的历史发展所作的研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个显著的特点。我以为，这也是由文献学研究这一学科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文献学的资料分析并不是要生产出绝对真理，而是要为人们进一步的文本分析提供尽可能准确的资料和历史性文献依据。但是，历史文献中又总是包含着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如历史当事人的不在场、文献的不完整、文献生成时间的不确定等等，这就使得任何文献学研究的成果都必然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所以，以文献学的历史性认知结果来建构意识形态的拘役构架是一种让人无法发笑的现代学术笑话。
其三，虽然郑文吉的马克思文献学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今马克思学的较高水平，可是他倒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哪里指手画脚，鼓吹和标榜自己的权威，而是始终踏踏实实地做他的学问，为MEGA的编辑和出版默默无闻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对自己的研究所面临的处境，郑文吉不无感概，他说他在韩国是孤独的：在过去的军事独裁时代，研究马克思不合法；即便到了今天，韩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研究也还处于学术的边缘。不过，这并不妨碍郑文吉成为韩国最好的高丽大学的杰出教授。曾经在高丽大学留学的尹海燕教授告诉我，在学校里，学生们都亲切地称郑文吉作“异化教授”。不久前，我与到访的高丽大学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鱼允大教授有过一次会面，后者也向我证实，郑文吉教授在高丽大学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南京大学举行的学术演讲中，郑文吉教授告诉台下的中国大学生们，他的学术研究生涯是“孤独的30年”，但而今，在退休之后，他的研究成果却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得到承认，他觉得过去艰难而孤独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想，郑文吉教授顷20年心血而为的文献学研究，同样是值得我们向他表示深刻敬意的。
在编译这部文集的过程中，郑文吉教授一直在给予我们直接的指导和建议。与广松涉哲学思想编译初始时的情况相仿，我和南京大学韩语系主任尹海燕教授、从韩国回来的赵莉博士、从日本回来的彭曦博士以及远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方向红博士一起，组成了一个编译小组。从2007年中开始，我们在大量前期文献准备的基础上，开始边翻译边讨论，并随时向郑文吉教授讨教，就这样共同奋斗了将近一年半。其中，赵莉博士翻译了本书的第1、2、4、6、7章；尹海燕博士翻译了本书的第6章、第8章；彭曦博士翻译了第3章和文集中所有日文文献的注释和书目；方向红博士校译了占全书内容近五分之一的大量德文引文、文献索引和注释。在他们辛勤工作的基础上，我再从专业学术的角度进行了整理和统稿。2008年底，我们终于完成了郑文吉教授的这本文集翻译编校工作，正式交付出版。由此，我们终于将郑文吉这位重要的马克思文献学专家介绍给中国学术界了。
感谢郑文吉教授，特别是他为中国读者写下的中文版序言。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老师们。
我希望，我们流下的辛勤汗水是值得的！
张一兵
2008年11月23日于香港沙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