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思想史方法及其限度——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对话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分可靠的文献，再优秀的思想史研究者也只能枉自嗟叹。19世纪90年代初以后，随着欧洲工人阶级政党取得越来越大的政治成功，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以及资产阶级学术界都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首当其冲的拦路虎就是缺乏必要的文献。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真理探索者，马克思总是以极为苛刻的标准对待自己的作品，因此生前公开出版的著作并不多，但他留下了六大箱手稿遗产。这些手稿的保存状况并不理想，以至于恩格斯花了1年时间，才把它们连同马克思的藏书初步整理清楚。1911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当时流亡奥地利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梁赞诺夫联名提出“维也纳计划”，倡议根据马克思的手稿遗产，运用文献考订方法编辑出版高质量的马克思著作全集，但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婉拒。在后者看来，较之于现实的政治斗争，整理、出版这些手稿并不具有最高的优先性。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支持下，梁赞诺夫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当年的学术理想，领导实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1）的编辑出版工作。MEGA1的方法论基础是文献考订方法，就是希望“通过清晰的编排，准确地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遗产”，其应当“提供的是……全部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未发表的著作、全部发表过的文章和未完成稿”，“除了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全部书信外，还发表第三者写给他们的全部书信”，“全部著作和书信都以原著文字发表”。就这样，凭借MEGA1的横空出世，文献考订方法，这一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过去主要运用于马丁·路德、康德等德国“古典”时代大思想家著作编辑出版的规范化方法，被史无前例地运用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具有巨大现实性的伟大思想家身上。

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文献考订方法是一项基础性的方法。只有在运用它编辑整理出来的可靠文本系统基础上，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才不是空中楼阁。具体说来，文献考订方法需要完成下列工作：第一，马克思手稿的文字识别。马克思的书法不仅具有19世纪的特征，而且富于个性，极难识别。只有经过专业人士审慎的识别，马克思的手稿才能从看得见的“天书”转变为可阅读的文本。第二，马克思散乱手稿的文本结构恢复。马克思手稿有的是成本的，有的则是未装订的散页，后者的文本结构很容易被破坏。只有经过仔细的考订，后者被破坏的文本结构才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便于思想史研究者使用。第三，马克思手稿创作时序的确定。越是到思想发展的关键时刻，马克思的创作活动就越活跃，会在较短时间内经历剧烈而复杂的变化留下系列手稿。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些手稿的创作时序无疑非常重要，但马克思本人通常无暇也无意专门标记它们，只能通过精细的比较鉴别加以确定或大致推定。第四，文稿真实归属的考订。马克思恩格斯曾匿名或者未署名发表过一些文章，出于友谊和相互帮助的需要，他们还曾相互代笔并发表过一些文章，且未留下明确的交代。哪些匿名或未署名文稿是马克思恩格斯创作的？某些署名文稿的实际作者究竟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这些都只有经过深入的考订方能确定。第五，历史性的名词、术语、概念等的考订。马克思的手稿创作是历史性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手稿中涉及的许多人物、著作、器物、事件等会被人淡忘甚至遗忘，术语、概念等涵义会发生或小或大的改变。只有经过必要的考订，这些历史性的名词、术语、概念才能从理解的障碍甚至陷阱，变成准确理解的多元坐标系。

文献考订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但后来似乎变成了西方“马克思学”的“专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马克思学”总体上不怎么关注文献考订方法，一则MEGA1当时流传不广泛，限制了西方学界对这一方法的了解；二则当时的西方“马克思学”还没有或不愿承认马克思是一位伟大思想家，从内心里排斥用这种过往都是应用于伟大思想家的方法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西方“马克思学”开始重视这一方法，甚至力图通过运用这一方法达成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标榜自己是梁赞诺夫MEGA1学术传统继承人的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他之所以要为梁赞诺夫传统即文献考订方法申辩，是因为“我（吕贝尔——引者注）把它理解为对各种蒙昧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在理论上所做的自卫还击”。20世纪70年代，苏联和民主德国启动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2）的编辑出版工作，但西方“马克思学”却拒斥这一运用文献考订方法的最新科学成果，理由是该方法被意识形态渗透了。然而，当苏东解体、MEGA2的话语权转移到西方“马克思学”手中后，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学”却极力标榜文献考订方法是真正的科学方法，同时试图贬抑老MEGA2，将自己塑造为文献考订方法的唯一合法“传人”。

从梁赞诺夫到西方“马克思学”，从MEGA1到老MEGA2再到新MEGA2，一个多世纪以来，文献考订方法不断证明自己不可撼动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一方法也有其不可超越的界限，一旦越界就会膨胀为新的“神话”。首先是文本即目标神话。食材再好，也不天然就是美食。无论如何肯定其重要性，我们都必须看到，文献考订方法只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加工方法，其使命就在于为后续的深加工提供合格乃至优质的原料。但在某些西方“马克思学”家及其国内追随者那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目标不是思想而是文本，仿佛只要有了考订精良的文本，思想就自然呈现了，只要确定了文本的创作过程，思想的发生过程就不言自明了。其次是文本结构与历史重建的完全可能性神话。马克思手稿当然存在客观的、唯一的历史与结构。但这种客观唯一的历史与结构能否得到有效重建，既取决于方法是否科学，也取决于手稿保存现状是否允许。历史地看，马克思恩格斯那些保存现状较好的手稿都已经得到了有效重建，且在学术界形成共识，剩余极小部分保存现状不好的手稿在客观上都不具备有效重建的基础。然而，某些西方“马克思学”家及其国内追随者却偏执地相信，所有手稿的有效重建都是完全可能的，许多无谓的争论因此而生。最后是文献考订的绝对客观性神话。文献考订工作是由具体的学者承担的，无论如何克制，后者的政治与学术态度、立场都不可能完全不影响其工作。就此而言，文献考订无法做到绝对客观。冷战结束前，西方“马克思学”家抨击苏东学者的文献考订有意识形态性，因而是不科学、不值得信任的。可如今，某些西方“马克思学”家及其国内追随者却标榜自己的工作是绝对客观的，成果是不容置疑的，仿佛他们生活在意识形态真空中似的。

基于文本的思想阐释是近现代西方哲学史和文学史的基本研究方法。该方法把哲学和文学文本从本质上看作世界观或信念的陈述，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发掘、阐释包含在文本中的世界观或信念，以及它们的形成与发展。这一方法看起来很学术、很“高大上”，其实有非常基础、平常的应用：基础教育中的阅读理解，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当然，两者的差别是巨大的。首先，哲学史和文学史研究面对的文本更多样、更复杂，除了公开出版物，还有手稿、笔记、书信、对话访谈记录等未完成、非公开的文本，包含在这些文本中的世界观或信念往往是含糊的、碎片化的甚至是矛盾冲突的，总之，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整把握的。其次，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理解主体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他们不像未成年人那样犹如一潭清澈的池水，简单地反映、接受文本的倒影，而是像成分不同的酸液，要把文本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清洗，然后建构出自己认同的思想世界来。最后，哲学史和文学史研究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更深入，例如，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被遗忘了近一个世纪后才被重新发现，列入德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行列；英国小说家戴维·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后长期被斥为“色情小说”，但最终成功在世界文学史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述原因最终导致基于文本的思想阐释是一种看似简单然则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的精妙“技艺”。

西方“马克思学”对基于文本的思想阐释方法的引入、运用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变化过程。十月革命前，除了极个别可以使用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外，绝大多数一般研究者都不得不借助前人的阐发，对相当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进行再阐释，在这种条件下，基于文本的思想阐释显然不具有太大的现实性。十月革命后，在苏联的大力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编辑出版进入一个新时代，越来越多的文献从上锁的密室里来到研究者的案头，不断丰富思想阐释的文本来源，MEGA1的出现更是使文本的质量得到有力保障。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学”的规范化程度发生质的变化，少数学者开始自觉地要求直接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对他们的思想进行阐释，若干至今仍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著随之出现，如悉尼·胡克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以赛亚·伯林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环境》（1939）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基于文本的思想阐释方法在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中日益普及，并与越来越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相结合，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推动西方“马克思学”走向全盛。从文本中研究者究竟希望阐释出什么呢？一般说来，研究者是希望阐释出文本作者客观的因而也应当是唯一确定的世界观或信念及其发展变化。不过，在学术史上存在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就是一门学术研究经过长期成熟发展后会出现所谓的“解释学转向”，即研究者不再执着于文本中曾经存在过的那个思想世界，而更在意自己对那个思想世界的主体建构，用中国哲学的话讲，就是从“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就西方“马克思学”而言，这种转向大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以后变得逐渐清晰可辨。

20世纪90年代末，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针对国内已有基于教科书原理体系阐释马克思文本的传统研究方法，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主张基于文本阐释马克思的思想，在国内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引领、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从根本上讲，“回到马克思”倡导的文本学研究方法是中国传统优良治学方法的当代创造性继承和转化，与西方“马克思学”基于文本的思想阐释方法确有殊途同归之妙。两者的分野在于，前者具有更强的自我反思精神，拒绝把自己绝对化，从而能够发现后者不能完全自觉的各种界限。

第一，任何阐释都具有内在的不可逾越的“理解的前结构”。基于文本的思想阐释能够通达文本的绝对客观性吗？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家往往不思考或者回避思考这个问题。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早就发现，即便单纯的观察这种经验活动都“渗透着理论”，更何况阐释这种理性建构活动呢？就其本质而言，基于文本的思想阐释同样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再建构活动，渗透在这种再建构活动中的“理解的前结构”是不可扬弃、不可逾越的，会内在限定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所提出的“总问题”，进而大致决定再建构出的思想图景的基本轮廓与趋势。例如，人们通常以为自己面对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一个文本，而事实上人们是以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总体模型为中介去面对这些文本的。作为“理解的前结构”的总体模型不同，人们解读出来的思想及对它们的判定也就不同。同样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相信马克思思想发展是一个线性进化过程的苏联学界眼中，和在与苏联学界截然相反、认为马克思思想发展是一个不断倒退、退化过程的西方“马克思学”眼中，形象、地位自然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们会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高峰，但其本身却是不成熟的、过渡性的？说到底，是因为我们认同的马克思思想发展模式更辩证也更符合伟大思想家的一般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一个基于两条不同逻辑的多次结构突变过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种突变过程中的最高峰，但马克思主义在形成之后的发展则具有更典型的累积进化特征。

第二，思想阐释必须基于文本，但绝不是说文本越多就一定越好。不少西方“马克思学”家及其中国追随者有文本崇拜心理，一心想占有更多的文本，以为这样就能更好地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及其变化。对于思想阐释而言，文本越多就一定越好吗？这要看文本的类型。马克思恩格斯数量庞大的文本遗产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生前的公开出版物。这类文本清晰、稳定地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时间点的思想图景，是人们对他们进行思想阐释的标准剖面。不过，这类文本有点像大海上的冰山，不仅数量少，而且只能看见复杂、庞大过程的局部（特定阶段的思想发展终点）。二是前者的过程性文献，如手稿、准备材料等。这类文本虽然是未完成的，表达的清晰性和思想结构的稳定性也不如前者，但却在基本确定的框架中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更丰富、更生动的细节，更便于观察他们的思想生成过程与机制。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摘录、笔记和批注等自由探索型文本。在这类往往是高度碎片化的开放式文本中，处于理论突破前夜的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着自由而艰难的思想探索，璀璨的思想闪光不时划过黑暗的夜空，令人着迷。它们为何以及如何出现？相互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何种联系？这些曾经客观存在过的原因事实上已经退隐到文本碎片间的黑暗中，较难甚至很难再确定把握。四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包括他们所写的书信以及别人写给他们的书信）。这类文本通常是依附性的，其可利用程度与依附其上的前三类相关文本的保存状况有关。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与发展，当然应当基于确定性探索可能性与未知，在充分依靠第一类文本的前提下，综合使用四类文本。但不少西方“马克思学”家及其中国追随者往往不重视甚至不信任乃至排斥第一类文本，迷信、片面倚重第三类文本，结果只能是占有的越多，想象的无限可能性越多，但方位感和确定性越丧失，与其他研究者达成共识也越困难。

第三，思想阐释需要回到社会历史语境，但历史事实的细节也绝非越多越好。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创造、发展起来的，所谓文本也都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语境中被创作出来的。因此，要想更好地把握文本，不能仅仅以文本为中心，还需要回到文本得以创作的历史语境中去。怎样才能回到过去的社会历史语境呢？这就需要基于充分历史细节的历史语境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马克思学”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不过，近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对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历史细节尤其是私人生活史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探求冲动，仿佛这样的历史事实越多越有利于阐释思想似的。这种冲动显然是偏执的。就像历史语境主义思想家昆廷·斯金纳指出的那样：“如果所有哲学文本都是一种朝向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那么我们最终得到的不是某个个别作家的文本，而是话语。要理解其中一个文本就必须同时理解其他所有文本。”回到社会历史语境，关键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与那个时代的思想关系。只有那些与这种思想关系有内在联系的历史事实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也才是越多越好的。

第四，思想阐释需要激发主体性，但决不能经由主体性走向主观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学”的“解释学转向”悄然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方法论影响有关。“解释学转向”的亲历者特瑞尔·卡弗就说：“伽达默尔和利科的解释学、德里达的解构，以及剑桥的‘情境主义者’，都极大地改变了对文献的理解方式，也同时改变了对作者意图、语言本身的地位和重要性以及书写者本人角色的看法等。对马克思的阐释工作有必要与这种后现代思想时代保持同步。”就打破文本中心主义、更强激发研究者的阐释主体性而言，西方“马克思学”的“解释学转向”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不过，当这种转向越走越远时，我们看到，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创造、“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应有界限被突破。激发主体性原本是为了更好地通达客观性，结果主体凸显了，客体却被遮蔽了。这种主观主义显然不是人们想要的。

差异分析方法是一种主要由西方“马克思学”发展出来的、用于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简单地讲，这一方法就是同中挑异，通过罗列对比马克思恩格斯在具体观点表述层次上的差异，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内在同一论，影射或引申出马克思恩格斯存在差异乃至对立的结论。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式不同，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较少通过合作方式完成，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全面深入的理论合作无疑是空前的。那么，应当怎么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合作关系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选择不同的视角，自然会看到不同的景观。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等在马克思恩格斯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资产阶级学者则更希望看见两者的差异，甚至臆想两者基于伟大友谊的伟大合作的“虚假性”：“1844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胜枚举。”尽管伯恩斯坦在19世纪末、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以不同方式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但西方“马克思学”真正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进而发展差异分析方法，却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候，以苏联的巨大成功为背景，形成中的斯大林主义不断强化自己在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给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新兴的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带来巨大压力，后两者也不断采取行动，力图通过指认恩格斯是斯大林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源头来否定后者的理论正统性。这种伎俩很快在受后两者影响的西方“马克思学”家那里得到应用，进而在20世纪60—80年代成为一种相当流行的研究方法。

西方“马克思学”对差异分析方法的应用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局部的差异分析，代表人物是悉尼·胡克。胡克的马克思研究受到卢卡奇和柯尔施的重要影响，重视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1933年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中，他只是含蓄地指出：“必须将那种把辩证法用于自然的企图看作同自然主义者的出发点相矛盾的而予以排除，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一种自然辩证法。”在1940年的《理性、社会神话与民主》中，他则聚焦自然辩证法，不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不同，而且认为恩格斯对辩证法术语的使用本身就是含混矛盾的，最终将矛头直指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认为“从历史和从分析上来说，相信自然辩证法，这是从普罗提诺到黑格尔的每一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体系的中心学说。盛行于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差不多每一个变种，都是由有政治动机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在现代科学的肌体上所产的私生子”。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马克思学”对差异分析方法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较少涉及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

第二阶段是系统的差异分析，代表人物是吕贝尔和诺曼·莱文。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学”在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的认识经过量的积累开始发生质变，由局部差异论走向全面差异或对立论。当时有不少著名的西方“马克思学”家表达过近似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吕贝尔，他不仅将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推向一个全新阶段，而且也将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分析从局部推向全面。1975年，莱文出版《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全面系统阐发了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对立论的观点，在国际学界引起轰动，也激励了更多西方“马克思学”家运用差异分析方法去找寻马克思恩格斯的系统差异。不过，系统的差异分析显然过于激进，真正能观察到底的，恐怕唯莱文一人而已。

第三阶段是解释学的差异分析，代表人物是特瑞尔·卡弗。按照西方“马克思学”的既有观点，马克思要么是被恩格斯欺骗了，要么是因为经济原因被迫对恩格斯的背离、篡改保持沉默。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人们逐渐发现，这两种看似言之凿凿的观点其实都经不住严谨的思想史拷问。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开始复兴；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对立论开始变得温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当属卡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1983）。在这本书中，卡弗不仅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关系、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影响，而且开始对差异分析方法进行解释学的改造，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其实是一个解释学问题，力图将人们关注的差异、对立由文本的客观世界转移到研究者的主观世界中去。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史研究中，差异分析方法的出现无疑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毕竟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独立的思想主体合作共同创立和发展出来的，人们需要引入一种不同于研究单个主体的新方法来解决这一新课题。在20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史上，该方法的学术贡献也是不容否定的。它犹如一条鲶鱼，以引发学术争论的方式激活了学术界，激励研究者们不断开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新角度、不断解决同时代学者提出的新问题，推动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认识不断走向深入和全面。但是，不管在国际学界，还是在国内学界，差异分析方法事实上都常常受到诟病。个中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西方“马克思学”家在运用该方法时，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刻意突破该方法应当固守的一些界限，炮制出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观点，招致人们的质疑与反对。

第一，不应以“有罪推定”为前提。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更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马克思与恩格斯存在差异是必然的，比较这些差异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比较的前提是什么的。很清楚，从悉尼·胡克以降，西方“马克思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存在差异，而且是本质上不同的两条理论和政治路线的差异。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犹如“冬虫夏草”：冬天（19世纪），马克思是活的虫体，恩格斯是寄生其上的真菌；夏天（20世纪），恩格斯的路线（真菌）反客为主扼杀了马克思的路线（虫体），冒名顶替成为影响巨大的思想力量。有了这种刻板印象，西方“马克思学”自然像丢了斧子的“邻人”，怎么看恩格斯都像偷斧子的“邻人之子”。然而，等找到斧子后，丢斧子的“邻人”再看“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之。变之者无他，有所尤矣”。也就是说，真正有问题的不是恩格斯，而是被“有罪推定”蒙蔽的西方“马克思学”家。

第二，不应无视时代发展的历史变量。1845年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并没有“终结”，而是继续保持与时代的批判对话关系，因时而化，不断发展：1849年流亡英国之前是一个时期，他们主要基于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批判思考；1883年马克思逝世前是第二个时期，此时他们思考的社会历史基础从总体上转换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1883—1895年这第三个时期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在整个西欧取得巨大成功，工人阶级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这个“新时代”构成了晚年恩格斯理论思考的社会历史基础。有鉴于此，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差异比较，必须把历史变量充分考虑进去，否则就会出现“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但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家缺乏这种历史意识，只愿意聚焦直接的观点表达，进行形而上学的抽象比较。

第三，不应无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分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相关文献的不断出版公开，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论述进行了大量比较，结果发现：1848年以后，马克思很少讨论哲学问题，从基本体系到主要观点，人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源于恩格斯的论述。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大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家接受了具有阴谋论色彩的差异论或对立论，认为这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由恩格斯“发明”的，马克思不是苏联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了70年代以后，逐渐有西方“马克思学”家觉得阴谋论站不住脚，开始回归常识，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存在理论分工，很多理论表达的差异应当是由不同的分工任务决定的。1849年以后，马克思主要承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工作，面对的主要是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学术界；与此同时，恩格斯则肩负起了指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任，主要面向工人阶级群众，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工作。对象不同，需要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内容选择和讲述方式自然不可能相同。由是观之，绝大多数所谓差异都能得到合理的说明。

第四，不应恶意揣测人性。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友谊令所有知情人感动。马克思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就曾说：“关于我父亲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我和其他许多人都已经谈过。这种友谊将来一定也会像希腊神话中达蒙和芬蒂亚斯的友谊那样，成为一种传奇。”过去，西方“马克思学”主要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往来上做文章，近半个世纪则转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著作手稿的编辑出版上来，甚至有学者提出《资本论》第二、三卷近乎恩格斯的伪作，应当彻底推翻。难道晚年恩格斯花费10年时间去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等马克思著作，却不希望真实再现马克思的思想？这显然不符合人性人情的常识。

第一，这个研究方法体系应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中国传统治学之道崇尚知行合一，主张笃信笃行，推进坚定信仰基础上的扎实学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马克斯·韦伯“价值中立”说的传入，有人开始怀疑这种传统，仿佛只有去信仰、去意识形态的研究才是真正科学的。这是对韦伯观点的误解。“价值中立”绝不是要求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理想，以超然物外的绝对客观性进入研究领域，而只是要求暂时停止价值判断，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负责任地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我们的思想史研究过程应当“价值中立”，即排除任何基于价值观的学术成见对研究活动的干扰，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及其过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不理解、不认同马克思主义革命信仰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心灵。只有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基，这个研究方法体系才能点石成金，成为打开思想之门的钥匙。

第二，这个研究方法体系应当能够引导我们回到思想得以生成的完整历史。“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要想真正准确把握思想，我们就必须能够回到思想得以生成的“现实生活过程”，即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时代生活中去。能够回到的历史越相关、越完整，我们对思想的把握就会越准确、越深入。因此，这个研究方法体系应当能够引导我们回到四重完整历史，即以物质生产方式变革为核心的社会史、与前者相伴而生的科学观念文化史、马克思恩格斯投身其中的无产阶级运动史，以及他们创造思想的个人心灵史。

第三，这个研究方法体系应当能够指引我们把握文本中的思想。文本是思想的栖居之所。不见文本，岂能见思想？不过，我们必须明白，“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我们的目标是文本中的思想，而非文本本身。西方“马克思学”的教训已经充分说明，文本具有魅惑力，能够像塞壬的歌声那样迷惑船员的心灵，让后者丧失前进的动力。是买椟还珠、迷失在文本之海，还是以文本为舟、抵达思想的彼岸？这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因此，这个研究方法体系应当像奥德赛那样，不仅要能引导我们发现文本、走向文本，更要能引导我们从文本走向思想、透过文本发现思想。

第四，这个研究方法体系应当能够照亮思想的当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活在当下中国的活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因此，这个研究方法体系不仅要能照亮思想的历史，还要能为思想的当下提供光明。具体地说：一是有助于史论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当代研究传播学习提供帮助；二是有助于关照现实，为发现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支撑；三是有助于创新继承，为我们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创新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指引。

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06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学’形成和发展、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当代走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