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学者评“三个列宁”的说法
作者：柳达/ 编写
俄罗斯政论家尤里?布尔金《三个列宁》的文章(见本刊1999 年第5 期) 在俄社会引起反响。俄罗斯左翼学者格?库斯托夫在俄《对话》杂志2000 年第2 期发表了题《尤里?布尔金宝贵的自供》的文章, 对布尔金“三个列宁”的观点予以批驳。文
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反映社会思想动向的一面镜子
许多年来, 反共分子竭尽全力给列宁抹黑,试图埋葬列宁的思想和事业。然而, 他们的努力成效甚微。于是, 他们便改变手法,除对列宁的革命的、创造性的遗产进行正面的、赤裸裸的否定外,还辅以迂回的方法。尤.布尔金《三个列宁》的文章就是最明显的征兆。读者在《独立报》连载的这篇长文中未必能找到关于列宁活动和苏维埃政权历史的新东西, 但文章在今天却很值得注意。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社会意识发生变化的结果。布尔金的文章像一面镜子, 映照出了中下层“民主派”生意人以不能接受盖达尔―丘拜斯极端“民主主义”改革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布文表达了这部分社会阶层在坚持使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同时, 寻求自我保护的条件并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的社会意向。
二、宝贵的自供
布尔金在文章中作了一系列自供。这些自供就其腔调来说很少源自“新俄罗斯人”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与为世界买办资产阶级制度服务的大众传媒的一般思想倾向不相吻合。这些自供证明, 在“叶利钦王国”里并非一切都很顺遂。而对于那些仍相信社会主义思想并与反人民的制度进行着艰难斗争的人们来说, 作者下面的自供极为宝贵: 1. 谴责当权阶层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而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改革”, 称他
们的“改革”“丝毫没有民主性”;2. 高度评价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 认为列宁作为“这一变革的倡导者、理论家和领导者”,与今天常说的政治精英相比, 不啻巨人与侏儒; 3. 实际上承认新经济政策的性质不是单独一国的, 而是具有国际性的,认为这一点“得到中国的最新经验的证实, 而中国的最新经验从类型学角度说, 几乎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精确模制品”。
三、关于“三个列宁”的“发现”
上述自供会使读者以为作者是个共产党员, 是个毫不妥协的反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战士。然而, 从整个文章的上下文来理解这些自供,读者就会发现,作者是在耍滑头,而且十分狡猾,为的是“既要得到资本, 又要保持贞洁”。布尔金关于“三个列宁”的“发现”与他的“宝贵自供”有着逻辑上的联系。他把列宁分为1917 年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的列宁、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的列宁和1923 年初的列宁。布尔金认为,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列宁“不仅彼此对立,而且在一系列最重要的路线问题上, 彼此还激烈地争论”。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 引证详实的材料, 如共产党、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领袖本人及其他人的著作, 但他是按自己的意图来解释这些史料的。结果给读者造成了这样的印象: 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和列宁政策的理解程度与“中等烹饪技术学校”学生的水平不相上下。不仅如此, 布尔金的观点也不十分鲜明, 开始说“两个列宁”, 然后又说“三个列宁”或“两个半列宁”, 而且“每后一个列宁在某种程度上排挤和取代前一个列宁”。布尔金自己也承认, “这一思想在许多人看来当然是奇怪的, 因为它同我们的思维定式是极为矛盾的”。
四、对列宁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质变的臆造
按布尔金的说法,第一个列宁是“独裁者”、,根本不重视遵守法律;第二个“暴君”
列宁放弃了暴力,要求“更多地实行革命法制”。这种论调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列宁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的法制具有重大意义。只要了解列宁对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 的态度,就不难理解这一点。按列宁的思想, 契卡的活动要严格限制在法律范围内, 契卡只能对犯罪嫌疑人的案件进行预审, 而正式审判和作出判决都是法庭的事。
布尔金断言, 第二个列宁越来越不像马克思主义者, 而第三个列宁仿佛就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而且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列宁的“遗嘱”中,“阶级动机几乎完全消失”,他对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却越来越重视。其实, 列宁作为马克思学说的拥护者,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信仰这一学说, 为这一学说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只要读一读列宁在逝世前所写的著作,就会确信这一点。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曾责备布哈林,说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 很值得怀疑。列宁在其《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揭露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说列宁的哲学世界观和心理道德价值观发生了质变, 这是布尔金的臆造。他之所以这样做, 目的是为他所认为的列宁的社会政治观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发生了“根本改变”寻找“根源”。
五、对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和新经济政策实质的曲解
布尔金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政治方针的转变和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只是出自列宁“头脑”。他没有看到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俄国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结束后的现实情况决定的, 是符合俄共(布) 的纲领性目标的。布尔金否定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之后所推行的政策之间的联系和继承性, 而且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布尔什维克上层人物”强加的。
然而,早在1918 年4 月,列宁在其《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奠定了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策的基础。比如实物税的实施, 是在转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前, 即根据1918 年10 月30 日的法令实施的。转向战时共产主义, 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随心所欲, 而是处于战火包围之中的苏维埃国家遭遇的罕见困难决定的。按列宁的说法,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理想, 而是一种痛苦的和可悲的必要。而新经济政策, 这个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新政策,是列宁早在1918 年即已形成的政策原则的继续和发展。
布尔金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及其在新社会的建设过程中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极为混乱。在他看来, 列宁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而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全新认识, 而这种全新认识新就新在, 列宁实际上完全抹去了社会主义与新经济政策之间的界限。布尔金一方面把新经济政策(党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 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又把新经济政策同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的五种社会经济结构之一) 同日而语。不仅如此,在布尔金看来,改行新经济政策, 就意味着放弃十月革命的思想和事业,意味着建设“民主的”“、市场的”“多元的”社会主义的开始,而这种社会主义又与“社会取向的资本主义”相同。这样, 布尔
金就把列宁列入趋同论理论创始人的行列。
布尔金不能接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因为这一革命剥夺了地主资本家的权力, 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他谴责对企图复辟剥削制度的人采取暴力措施。他根本不懂得,没不使用暴力的革命,这是被一切革命包括英国、美国、法国等资产阶级革命所证实的。他无视一个事实, 即“****”是对“白色恐怖”的回应。“文明”的西方为了“将布尔什维主义扼杀在摇蓝之中”, 对我们推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 向我国派出14 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 竭力挑起国内战争。
而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改行新经济政策,从1921 年开始社会主义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 这并不是列宁的政治哲学观点和道德价值观发生原则转变的结果。这些过程是苏维埃政权战胜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的结果, 是被推翻的阶级停止武装反抗的结果。这些阶级的部分代表人物开始与苏维埃政权和睦相处, 有时还能合作。列宁说过, 在共产党人的理想中不存在暴力。别尔嘉耶夫、萨哈罗夫都证实了列宁及其拥护者的这一理想取向。萨哈罗夫指出,他同意别尔嘉耶夫的说法:列宁和大多数革命家的出发点是人性的、道德的。斗争的逻辑、历史的悲剧性转折,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不得不变成这样的人。布尔金把新经济政策与十月革命对立, 把允许多种成份其中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看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某种共生现象”, 并与此相联系, 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对俄国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分析采取的是抽象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方法, 这是整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通病。
六、根本不存在“第三条道路”
综上所述,必须指出,布尔金的文章表达了一部分社会阶层的情绪。这些人亲身体验到了叶利钦制度的危害, 同时又害怕回到共产党政权。于是, 他们便寻求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他们不懂得, 根本就不存在“第三条道路”,要么是资本主义,
要么是社会主义。他们抓住趋同论, 以为在未来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 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可能共生。为此他们企图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经过一番篡改来为自
己的私利服务。布尔金的文章从某种程上讲,具有积极意义,它会使读者对列宁本
人及其思想理论遗产重新产生兴趣。而深入研究和创造性地运用真正的、不是被布
尔金这样的诠释者歪曲的列宁的政治经验和思想理论遗产,将成为恢复社会公正、复兴昔日强国的重要条件之一。■
国外理论动态2000 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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