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尔•列维与共产国际发生分歧的两个材料
译者按：保尔•列维曾任德国共产党主席(1 9 l 9年秋至19 2 1
年春)。他在任职期间曾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上和意大利社
会党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发生严重分歧。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由德共“左派”共产党人组成的。他们
当时不顾德国的主客观条件，主张仿照俄国革命，在本国发动无产
阶级革命，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为此，他们反对参加议会和加入
反动工会，反对任何妥协，甚至反对组织纪律，否定领袖和政党的
作用。
列维与此相反。他认为在德国当时反动势力占优势和工人阶
级人多数跟社会民主党走的形势下，当务之急不是抵制议会和工
会，而是应当参加进去，争取工人群众大多数站到共产党方面来，
使党的力量得到巩固和发展，为迎接新的德国革命高潮准备条件。
列维同“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结果，
后者分裂出去，在1 9 20_年4月组成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共产国际不赞成德共分裂，力主双方实行统一。它在l 9 20年
夏曾邀请双方代表参加共产同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久又接纳德
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政党参加共产国际。
以列维为首的德共中央对共产同际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非常
不满，曾多次对它提批评并要求它主动纠正错误。
关于列维同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社会党问题上的分歧，焦点在
于共产国际是否应当同塞拉蒂派决裂。
塞拉蒂是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在他和其他领导成员
的倡议下，该党早在l919年10月就加入了共产国际。尽管如此，
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规定，它还必须召开党代表大会
讨论它们，并且开除屠拉梯等改良主义分子，才准加入共产国际。
“二十一条”在意大利社会党内引起了严重分歧。以塞拉蒂为
代表的多数派原则上上同意接受它们，但他们认为当时开除改良主义
分子曲时机不成熟。他们要求推迟执行“二十一条”，以及找适当
时机开除屠拉梯等人。以博尔迪加为代表的一派则在共产国际代
表拉科西和卡巴契也夫的立持下，主张完全接受“二十一条"，开除
一切改良生义分子，加入共产国际。结果，大会就分歧问题进行表
决，党分裂成为三派。博尔迪加派只获得五万多票。他们在表决后
立即组成意大利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塞拉蒂虽然获得党内
大多数党员的支持，却被排除在共产国际大门之外。
列维当时是参加意大利社会党里窝那大会的德共代表。他在
会议前后力图劝说双方顾全大局，求同存异，达成妥协，避免分裂。
他坚决不赞成共产国际同塞拉蒂派决裂。为此，他回柏林后又致函
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它的错误决定表示异议，要求采取争取塞拉蒂
派留在共产国际的必要措施。但是，共产国际不但拒不接受他的
正确建议，反而派出专门代表去柏林，同当时到达那里的拉科西
和卡巴契也夫一起参加1 9 2 1年2 月22—24日召开的德共中央会
议，谴责列维在意大利社会党问题上的立场，迫使他辞去了主席
职务。
下面的两个材料对说明列维和共产国际在上述问题上发生分
歧的经过及其实质。
一、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1921年1月28日)
在长时间争论要不要将具体讨论列入议程以后，通过了一个
请麦克斯(即拉狄克)同志分析政治形势的决定。
麦克斯：我认为我们对西欧具体情况注意得太少了。除了策
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以外，我们不应当忘记，红军现在是最重要的力
量因素之一。我们在估计形势的时候，决不能忽视红军的存在。否
则，就会犯错误，就会妨碍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检查执委会的错
误。我们在1919年的地位更为软弱，与今天大不相同。在波兰战争
期间，执委会认为西欧的革命运动正在成熟，向西方推进的目的不
是用刺刀将布尔什维主义强加于人，而只是为了突破各统治阶级
的军事力量外壳，因为在德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内部力量，发动起来
足以控制局势。执委会的政策是以对德国具体局势的估计作为第
二个根据的。执委会认为在德国夺取政权的局势正在成熟。我相
信，如果我们控制了华沙，就不再需要一直推进到德国。由于占领
走廊，德国政府会发觉自己处在同协约国争吵的地位。科普①当
时带着德国政府的条约草案回到莫斯科。但是，狡猾的西蒙②先
生在这个关键时刻设法摆脱了这种圈套。执委会中的另一派是所
谓的东南派。他们认为突破口不应当选在德国，而应当选在其他
地区，即选在容易引起熊熊烈火的那些农业国家，如东加里西亚、
罗马尼亚、匈牙利等等。他们认为我们如果在德拉河马沙瓦河地
区站稳脚跟，就会加速巴尔干国家的革命，就会为意大利革命造成
(① 维克托•科普——1919年苏俄派驻柏林处理战俘事物的全权代表。——译者注
② 西蒙——德国政府的外交部长。——译者注)
一个所需要的农民腹地，而这种农民腹地的形成对意大利和德国
的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塞拉蒂集团过去不考虑这种革命形势，现在仍然如此。首先，
现在有受封锁的危险。塞拉蒂认为这不可能实现。我们更表示怀
疑。但是，每个人都同意必须建立农民腹地。因此，我们同塞拉蒂
的会谈继续进行，然后再淡如何实现革命。党内还有一个民主幻想
派，特别是几百名工会领导人。对塞拉蒂来说，工会官僚就是一头
神牛。他认为重要的是整个机构原封不动，而不是清除改良主义
分子。他承认他们是改良主义分子。但是，他说他们会服从纪律。
不可能说服他加强对这个党的控制。代表大会决定写信给意大利
的党。它的目的是促进当前的革命准备工作。这封信直到3个月
以后发表。如何贯彻这项决议，没有努力取得一致的认识。与此
相反，塞拉蒂开始了维护改良主义分子的鼓动工作。我引用了这
封信中的话，它一定会澄清所有的疑问。我们深信，塞拉蒂的政
策是以下面这种设想为根据的：他认为进行革命的时机没有成
熟。他说：我们在意大利具有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有利条件。
同时，他象希法亭一样，详尽地描述了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
的联合状况。巴尔干各国的局势对于评价他的观点是很重要的。
谬沦正是在这里。由此可以解释他的立场。他说：如果我认为只
是几个领导人的问题，……如此等等。在估计形势时不涉及道义
问题。如果他断言革命不可能发生，这不是对共产主义犯罪。但
是，他的结论表明，他的估计没有不同的地方。如果革命不立即来
临，共产主义仍会逐渐前进，而为了共产主义，同改良主义者分开
是必要的。他同改良主义者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可以寄托希望的形势，在最近的将来多半要取决于意大
利这里和巴尔干各国的发展。我们不能同风车搏斗。红军不会复
员。它将更加机动灵活，驻防在西南边境或西方边境。我们在冬天不会进行战争。对德国这样的国家直接、大胆地进行干预，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错误。它会加强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使工人遭受失败。但是，我们如果占领走廊，陈兵边境，就会为这种斗争
造成一种截然不同的和更为有利的条件。我得承认，我们在这方
面将执行一种大胆的外交政策，这种倾向比过去更强烈了。我们
对同英国签订贸易条约的谈判表示怀疑。但是，一切取决于在西
欧国家中能否形成一个独立的和大规模的运动，取决于它们能否
有一个坚强的核心。
我认为在意大利发生的分裂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即将出现的革
命时机。如果以为我们在意大利现在有了共产党，那是一种幻想。
现在的目标是在工人中成立一个共产主义派别，使它能在群众中
产生某些影响。波兰的形势是更为有利的。确实，那里有700O同志
被关进监狱。但是，那里到处都在举行罢工。皮尔苏茨基已去巴
黎求援。其实，我们在波希米亚没有共产党。但是，如果那里可能
自发地爆发一次有几十万人参加的罢工，形势就会变得对我们非
常有利。在南新拉夫，在战争结束两年以后，紧接革命而出现的疯
狂镇压高潮，变成了反对一个强夫的政党的高潮。这正说明这个
党确实很强，政府害怕它。在克罗地亚，激进党正在掀起一种农
民革命运动。
我对德国形势的看法：如果不考虑我们自己行动的影响，一切
将取决于协约国和德国是否达成妥协。即使达成了妥协，现在的
问题仍是资产阶级能否获得足够的经济援助来迅速遏止革命运
动。到那时，德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就很有利，从而使他们甚至在
经济上得到加强以前，就可以下定10倍的决心来进攻我们。如
果协约国采取敌视政策，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就一定会加快发展。但
不幸的是，在我们这里存在着原则分歧。在一个拥有异常强大的
工会组织的同家，几乎不可能发生自发性的运动而使我们掌握领
导权。这些组织对这种运动起着防洪堤的作用。因此，我觉得最重
要的是将其他政党吸引过来。党的作用现在仍然很小。只要细看一
下这个简单的专门资料就可知道：全国委员会甚至没有费心去讨
论推行统一战线的最重要步骤——公开信，它的议事日程没有包
括使这封信生效的组织措施。我认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党进行革
命的自觉意志同协约国能不能同德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问题相
比，对未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党作为核心集团仍然不存在。
今天来谈我们是否会卷入冲突，为时尚早。我们只能说，我们
要引起冲突，还是要避免冲突。但是，执委会说；我们就是要引起
冲突!历史必须前进。
我确实相信，由寸俄国的酗内形势，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将遇到
巨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将采取坚定的立场。我们采取行动的动机
不是为了俄同的国内形势；采取行动的愿意是：我们在西欧取得政
权所花的时间愈长，分裂状况就愈严重。我们以后会掌握政权，但
是，我们将缺乏提供给工人的生活必需品。这就是我们坚持采取
行动的主导动机。
因此就得出了关于德国的下列结论：执委会认为，德国共产主
义工人党的许多成员尽管还不成熟，但在它的核心中有一部分不
满现实的无产者，他们将在任何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进行战斗。在
同它的关系中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这就是执委会为什么不想同这
些人决裂的原囡。如果我们预见到平静的进化，我们就会说：让
我们来教育他们，直到他们明白过来为止。但是，由于执委会认为
形势应当加速发展，所以它说：我们不能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囡为他们不会服从。但是，我们不能让这种联系中断。在我离开
以前不久，我们的人都看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报刊正在评论俄
国。每一个人都了解，我们的物质状况很糟。但是，对这种状况是否
有恶感，这是衡量人的重要标尺。此外，还要考虑一件事：吕尔和沃
尔夫海姆①已被开除出去，说明这些人已经有了一个健康的核心。
在国际范围内，同工团主义者的关系是明确的。如果不同法
国和美国的工团主义者和车间工人代表保持联系，我们就无法了
解情况。英国共产党人完全脱离群众。确实应把这个左派吸收到
队伍中_来。但是，由于这些工会认为形势还不明朗，因此，我们过
去想成立一个齐美尔瓦尔德式的工会国际。它不象共产国际，而
是一个过渡阶段。我坚持19l9年的观点，反对吸收德国共产主义
工人党。我不认为我们会同化这个党。如果执委会现在执行它的
任务，如果它重视接受成员的条件，并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报刊
上发出呼吁，它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它一定能对德国共产主义
工人党的一些党员产生某些影响。
现在谈谈工会的情况。我现在还不能分析工会问题。当我们
提出“渗入工会”的口号时，我们大家都认为会引起分裂。要经常记
住这种可能性。显然，工会官僚会开除我们。因此，我们在当时的
决议中指出：分裂势在必行。官僚的举动证明，我们现在在工会中
成了一种强大的因素，因此，他们不愿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进行组
织工作。如果我们现在退出工会，那是一种愚蠢行为。我们应当
为争夺每个阵地而战斗。我们应当慎重考虑，当我们被开除时，哪
些地方的大部分工会会员会跟我们走，而以后的任务就是使这些
工会齐心协力，实现一个集中过程。我们必须关心捍卫我们在工
会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采取反工会
的立场。如果指责我们进行分裂活动，我们就应当坚持说，我们这
样做，实际上是为了将工人吸引到工会方面来。
现在谈谈意犬利问题。我认为列维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
我说过：列维是存心不说明真相。我已写信对他说，我要将这个问
题向中央明确地提出来，而且我要重申这个声明。我认为，象列维
(① 两人都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重要成员。——译者注)
这样一位聪明人，不会不懂得下面两件事的意义：塞拉蒂一方面
宣布只能逐渐清除改良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却甘冒同共产国际决
裂的危险。所以，我向来认为，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冲突，只是一个
插曲。这可以回溯到德共中央的不恰当的报告。当我向他念塞拉
蒂信的时候，塔尔海默说：“非常清楚，这是一个道地的希法亭。”我
认为这个问题很清楚：塞拉蒂不想同改良主义分子决裂。既然如
此，就应当同他进行斗争。我们一定要跨过塞拉蒂这具政治尸
去清除屠拉梯。我认为不会出现政治奇迹。如果在发生这些意见
分歧(这个党在去年整个下半年因争吵而四分五裂)以后，意大利
党还有89000名党员(新加入的成员)，怎么能说他们不要它是偶
然发生的呢?(原文如此)大多数工人还不是共产主义者。绝大多
数工人赞成共产国际，是由于他们将它看成是苏维埃的红星。但
在具体政策方面，他们还要走很长的路程。通过谈判能够将这些
群众争取过来吗?蔡特金主张我们必须联系群众。而做到这一点的
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他们的代表。塞拉蒂不愿意，所以，你们只能通
过公开的艰苦斗争去接近群众。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这个时候什
么也不用做。当然不是。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你们把事情搞糟了。
我们必须对他们说：你们究竟要干什么?我在列维去意大利以前就
对他说过，用这种办法，群众会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今天必须
成立一个小共产党。可是列维却多次说：“我们要批评博尔迪加，而
不是批评其他人”。(原文如此)
你们(德共)在占领工厂问题上提出了什幺建议?当我们都陷
入泥潭时，他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没有设法像一个党团一样联合
起来。这不是教条主义的统一问题。当行动时刻来到时，塞拉蒂就
会失败。但是，你们现在不能失败。我对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策略是
很不满意的。执委会正在考虑是否要发电报给它。季诺维也夫还想
稍等一些时候，但是，电报在列宁的催促下终于发出去了，因为列宁
在看过这封信以后，与塔尔海默的看法相同。我们必须估计到，我们
在一定时间内，在意大利只会有一个软弱的党。在德国，意大利问
题可能会在反对中派的斗争方面引起某些困难，但是，它可能对法
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法国党是很乱的，它吸收了许多异己分子。拉
洪特加入这个党，说明情况仍然很乱。在德国这里，些党员可能
会向右转；在法国也很可能这样。至于其他争论问题，我现在告诉
你们，执委会在看了你们的信以后，完全赞成我在德国共产主义工
人党问题上对你们所做的正式答复。你们应当正视现实。现在的
问题是要求执委会履行它的义务，继续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做
工作，并且说明我们正在努力争取左翼工人。至于工会，问题是在
于有些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老党员同志不愿服从一般指示，不愿接
受同工会打交道的方针。你们必须克服这个缺点。我不是进行个人
攻击。如果这些同志遵守纪律，个人就不应当突出。但是，显然，
党应当说明现在需要干什么，并且将忽视这些指示的(那些同志)
调到别的岗位上去。
要采取行动，就要求报刊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你们的报刊
是正在起作用的报刊。中央机关报不能指导即使是历时一周的具
体运动。当时还要考虑其他一些特殊问题，例如M•P•事务。①
关于外部组织问题，促使我同列维进行激烈论战的原因，主要
不是由于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分歧，而是由于同共产国际的关系。这
种关系在发表的文章中，在表面帕上没有象在实际争论中那样紧张。
不用说，我不会盲目效忠执行委员会。我曾这样做过，受过许多打
击，而且现在还不断受到批评。
(① 指德国共产党军事政治机构的各种秘密活动。——译者注)
结论，列维是否会执行执委会的政策？不过，即使那样，也未解决全
部问题。一定会发生更明显的分化。会出现左派和右派。但第二
个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如果列维将这些分歧说成“执委会主张实行僵硬
的策略，我主张实行灵活的策略”，那是可以同意的。但是，如果他
说“毁了一个健康的大党”，如果他在回答我关于“你如何设想执委
会同欧洲的关系”这个问题时说：“没有用处，不可能同意你的意
见”，那么，我认为这会造成一种不能容许的关系。
共产国际不是一次单独的行动，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在
1919年，它只是个集合的号召。今天，它已经得到拥有50万党员
的德国共产党的支持。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也取得了进展。法
国社会党正在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它正在寻求首先同工会大
多数会员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执委会用公开、
明确和毫不含糊的政策，用“我们不同意”几个字不可能纠正政治
错误，那是不允许的。认为我们甚至不能改变它的组织机构，那就
更糟可_。对那一点永远不可能有答案，因为这种答案等于否定共
产国际。如果德国党派出的两个人，不是大人物，而是两名普通工
人，为什么就不能起作用?也许，可以要求执委会派四位委员到欧
洲去。这些都是行得通的事，可以减少许多困难。我认为执委会
现在感到：苦恼的是，它正处在一种卷入革命行动的状态。人们责
备它，不是由于它发布了专横的命令，而是由于它未进行干预。它
只是在发生尖锐危机的时候才进行干预。公开信事件是一个典型
事件，如果我是在莫斯科，我甚至永远不会有这种思想。让我们
坚决要求执委会在欧洲派驻代表即派驻有经验的同志，我们就能
使执委会发挥强十倍的作用。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和积
极时态度。我深知实行任何改变都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其他的
抉择。我们要么说：我们要对得起良心，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把良心
从口袋里拿出来，公开炫耀一番；要么就抛弃开任何怀疑主义，派出
负责同志，尽管他们在那里(奠斯科)不可能呆得太久，而且要经常
来同奔波，以免过多地脱离党的联系。我认为：我们如果继续容忍
这种怀疑主义，我们就会使共产党人的全部努力化为乌有。我们必
须提出批评，并且积极说明我们的主张。这些问题必须按照组织
原则来解决。你们是仅次于俄国党的最强的共产党，你们象俄国
党一样，承扭着同样的重担。你们必须物色派去莫斯科的人员。你
们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
保尔•列维：我的信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执委会是不是
要撤销我的主席职务?我基本上同意麦克斯的观点。我们在莫斯
科的时候就坚持这些观点。必须把红军看做一种重要的因素。我
反对要执委会所在地迁离莫斯科的主张。因为对我来说，执行无
产阶级的国际政策是无比重要的事。执委会所在地不应设在通常
是最好的地方，而应当设在实际上成了国际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中
心的地方。
我也赞成部署红军的意见。这个明确的准则——革命不能用
刺刀推进——是在困难时刻提出来的。去年夏天在特殊的形势下，
在莫斯科还提出了另一个准则：可以部署红军，但不是用机械的方
式，不能脱离同其他国家群众的联系，而只能作为一种组织手段。
这种办法在德国可以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它可以用军事手段
突破这种盖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刚才所说的意见是非常
正确的。用这种办法，我们就能为为自己辩护，反对露骨的民族主义
态度，同时我们还能得到不会只为苏俄军事利益部署红军的保证。
现在谈谈在德国出现的特殊分歧。麦克斯同志责备我，说我
用怀疑主义的态度看待共产国际的错误。犯了一些错误，我们两
人的看法一致。我不能肯定的是，我们对哪些错误有一直的看法。
至于我本人，我是独自判断每种疾病的。我看到了一些病症，采用
过若干治疗措施。但是，也有一些病症被我看出来了，而我认为需
要加以等待。我同季诺维也夫的关系，从他来过德国以后，略有改
进。但是，我必须重申：我们都处在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因此我
们批评错误的任何尝试，都只会被说成是反对共产国际。我丝毫
没有这种意图。第三国际的中央必须设在莫斯科。我所要说明的
是：这种讨论是专门针对我的。麦克斯同志现在改弦易辙，因为在
莫斯科正流行着一系列新产生的想法。根据所有这些情况，我认
为如果用一种比较公开的方式呼吁开展任何所谓的积极批评和在
专门问题上提出积极建议，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会适得其反。并不
是所有的病都要动手术。有些病很快就能治好。上次会议以后，我
更加确信：如果我用别的态度向执委会提出这种问题，只会把事
情弄得更糟。我认为我们主要应当采取我们现在对待执委会的态
度。我认为我们应当指示我们驻莫斯科的代表，在任何情况下都
别卷入尖锐的争论。他应当着重说明我们的观点，指出分歧，但
要避开尖锐的争论。
现在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脱离了执委会的路线?麦克斯
自己说，不论是僵化路线，或灵活路线，两种叫法，我挑选一种，他
就不会反对，但我却说毁了一个强大的党。可是，这难道不是一回
事吗?我说僵化方法对防止这种结局不起任何作用。
现在谈一个一般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同(执委会)总的态度不
相同吗?麦克斯力图证明这是事实。一方面进行反左的激烈斗争，
另一方而又要防止右倾。如果我说，我从德国革命第一次行动的
惨痛失败中学到了一点东西，那就是绝对不能缺少一个坚定不移
的共产党，这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用它可以帮助无产阶级进行革
命。我不能肯定，这样说是否会在我和执委会之间引起任何原则
分歧。如果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共产党，即使在人数上
少一点，第一次革命行动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方针。我在国内方面
和国际方面全神贯注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个
鲜明的和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执委会坚决反对我
认为非常合适的这条路线。我在莫斯科已经说明了这种观点。我们
在罗莎(卢森壁)逝世以后，不得不在德国开展建立我们战斗的共
产主义小组的运动。我们首先得领导反左的斗争。我们的斗争主要
是反左，但不是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通过这种斗争，我们的
组织机构成立起来了。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我们方面有深谋远虑和
明察秋毫的计划而出现的，而是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所引起的。这种
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对左倾分子进行最尖锐的斗争，而我们党就是
通过这种斗争形成起来的。我现在知道，莫斯科坚持认为我拿这种
斗争当游戏。我只能再一次重申，就我们方面来说，我根本没有使
这种斗争成为一种日益加剧的冲突。这种斗争是在海德堡发生的，
没有辱骂。组织联系不是在海德堡断绝的，而是在没有我参加的
情况下在另处断绝的。我们从未采取过可以说是抛弃左派的行动。
另一批人才是爱好寻衅的一派。总还会有机会进行合作的。
我们同(左派)应当建立什么关系?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是否应
当成为促进合作的关系?我们正处在建立这样一种关系的过程中，
因为优秀人物又吸收到我们方面来了。执委会采取的行动并没有
排除解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的妙策，但将问题的解决推迟
下去。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同这些左派分子的关系(正如我
所说的，不应当同他们发生冲突)应当立即变成一种组织关系吗?
我不这样看，因为这种关系如果变成一种组织关系，而不只是政治
关系，共产党的建立(我认为这是主要目标)就会受到阻挠。党的
最重要的职能不是发表决议和通告。它的最强大的影响在于它的
唯一生存和俄国的影响。唯一的事实是它生存着和怎样生存下去
——俄国正在战斗，如此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主要贡献。我们由
于让许多非共产主义分子加入统一共产党而正在干扰这个过程。
执委会的同志们现在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力求用承认这些人只
是同情者的办法来防止它。否则，执委会现在如果承认他们是党
员，以后还得通过反对他的决议。但是，我认为这种采用决议的
办法，从理论上来说，并不能抵消他们已经建立了组织联系的事
实，而这种联系现在遮蔽着群众眼中的各种问题。这就是我对德、
意等国的主要考虑。
我对工团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的协议也是这样考虑的。在
西欧，共产党同有组织的群众的关系比它们同无组织的群众的关
系具有更大的意义(尽管后者的重要意义也不能低估)，在其他国
家就更是这样了。在资本主义没有达到高度发展的那些国家，无
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取决于共产党和无组织的群众的关系。在德国，
同有组织的群众的关系具有更为重要的巨大意义。无组织的群众
在德国也起一定的作用，他们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但是，他们的意
义却没有象在其他国家那样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我们现在正在
德国工会中进行争取群众的艰苦斗争。我们正处在一个特别困难
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不善予掌握时机，那就可能灾难临头。共
产国际正是挑选这个时刻来接受工团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加入红
色工会国际。据说，这是以红色工会国际实际上只是齐美尔瓦尔
德式的国际组织作为前提。这种只能说在理论上正确的观点，对
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的各种目的没有关系。实际上这对德国无
产阶级是一种打击，因为工团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加入的工会国
际，也是我们现在要求加入的工会国际。现在对于我们共产党人
来说，不用_害怕工团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为
争取我们所需要的群众而进行斗争，我们就会由于同他们建立组
织关系而遇到可怕的障碍。这是大多数社会党人和独立党人用来
攻击我们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人们确有理由说：“这全是小资产阶
级的胡闹。”但是，在变化奠测的形势下，这可能是一种最危险的口
号。让我来说一点看法：这件事的根子与其说在莫斯科，不如说在
那些派到欧洲去的委员们身上，因为他们必然是些好管闲事的人。
这些人如果抓不到鸽子，就热中于抓麻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
能高瞻远瞩、采取一些肯定是不该实行的措施的原因。如果贝仁
基①高瞻远瞩，他就不会为了10万工联主义者而使我们陷入危险
的境地。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着一种困难的局面，这是由于执委会
宁愿先同非共产主义分子建立组织联系，却不愿同某些在政治上
同他一致的人取得联系而造成的。
( ① 俄国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德国执行秘密任务。——译者注)
现在谈一谈接纳问题，我认为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和
工会问题的决议不能漠视。但是，按照目前情况，由于整个德国都
在注视我们，我们不能不强调我们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立
场。即使拒绝它意昧着关系更加紧张，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以免人
们将我同它混为一谈。紧跟第一步而要迈出的第二步，就是我
们是不是要它。我认为莫斯科应当主动去纠正这种错误。我们并
不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按照现在的实际状况，执委会应当
承担这种后果，并且向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
“他们如此迫不及待，究竟要走什么道路?”我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
工作来抵制这种无法避免的发展。我们必须保全在德国工人心目
中的面子。
现在回过来再谈谈意大利问题。我再说一次：我决没有同塞
拉蒂站在一起和联合起来的任何企图。我曾对他强调指出，我认
为立即开除(改良主义分子)是绝对必要的。我相信我对他说明采
取这种步骤的理由，给他所留下的印象比卡巴契也夫留下的要强
烈得多。但是，我确信在德国所形成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核
心仍然忠于塞拉蒂集团。我认为共产国际固执地迫使这个核心向
右转，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保留这个核心的最
大希望，由于在意大利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一切，已经丧失殆尽了。
执委会放弃了保留这个核心的尝试。麦克斯说，塞拉蒂大概会表
示同意。这次代表大会提供了一个同这些人举行会谈的机会。我
记得格拉齐亚德伊来说过：“如果在(决议)表述上做出让步，就可
能使左派脱离塞拉蒂集团”，而共产国际代表在那里却说不行。他
们要坚持这种表述。这就是这件事失败的原因，我坚决认为这是
一个错误。我仍然相信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应当加以利用，
尽管要弥补这种损失是更难了。如果曾向塞拉蒂集团提出过格拉
齐亚德伊所建议的那种决议，塞拉蒂集团完全可能来一个180度
大转弯，而同他的拥护者站过来。卡巴契也夫在措词上坚持不变。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要驱逐塞拉蒂的部署。我想如果争取左派
真的取决于要塞拉蒂也一起过来，那就应当同他讨价还价，把塞
拉蒂一人作为争取左派所付的不算太高的代价。所以，仍有机会
同他达成谅解。麦克斯和我都一致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现
在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危险。他自已说，意大利革命力量和共产党
的成长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中会受到挫折。谁也不否认这一点。我
预感到要发生的麻烦，甚至比麦克斯所说的更要严重得多，因为我
预料在渡姆巴西和博尔迪加集团中不会出现真正的核心，而共产
国际又不能施加这样一种强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个党内有博尔迪
加，还有许多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意大利都属于旧
的派别，很难对付。这些人不会由于只是加入党就成为共产主义
者。还有第三种考虑。在意大年，僵化的策略把分裂的大部分责任
推在我们身上。这是实行拙劣策略的结果。而当这种分裂的后果使
人感觉出来的时候，这种责任甚至会更加重大。共产党在公共管理
机构中和其他机构中将失去一名非常有名望的人物。根据所有这
些理由，我现在同过去一样，除了开除改良主义分子以外，坚决主
张想方设法和不惜任何代价将塞拉蒂派保留在共产主义队伍中。
克南：我认为我们在对世界各项政策的观点上没有更多的分
歧。这是最重要的。至于工会问题，对德国工团主义运动的评价
必须不同于其他国家，这也是很明显的。同德国的工团主义者不
可能举行谈判。由莫斯科来成立一个齐美尔瓦尔德式的工会国际，
这本身就是一种蠢举。现在看得很清楚，必须用不同的办法来处理
这种问题。现在没有齐美尔瓦尔德(联盟)，而只有两个国际。如果
有些同志愿意跟着走，那很好。在工会问题上我决不会毫不妥协。
我想对保尔说的是：我不赞成让疾病随便发展的意见。我们必须全
力以赴，设法派出更强的代表团，使莫斯科经常感觉到我们的影
响。我们还必须看到，决不能让这种病发作起来。
麦克斯同志：我只想答复一个问题，不管是作为执委会的意
见，或者作为我个人的意见。列维的立场会使执委会希望他辞去
主席职务。只要党不超越共产国际的策略范围，执委会决不会设
法对各共产党选择领导人施加影响。我所说的话只是向列维提供
一点思考这些问题的材料。但是，我可以断言，只要列维在重大问
题上不同党发生分歧，他就可以保留他的主席职务。我个人认为
他继续担任主席是很好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他根据错误的事实和
印象写文章，那是有害的。
布兰德勒：我既不同意麦克斯的观点，也不同意列维的观点。
我完全同意保尔对工团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的评价。但是，绝对
没有任何理由对这些事感到惋惜和悲伤。我曾极力主张每天对德
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狠狠地抨击三次，对工会也一样。我认为我们
依靠代表团不可能改变执委会的立场。由于我不能改变那种立场，
我现在正将它作为进行工作的出发点。
由于得到了麦克斯同志的同意，决定将麦克斯同志出席中央
联席会议和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予以公布，并且只在中央联席会
议上通过了几项决议。
二、保尔•列维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1921年1月20日)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作为德国党的代表去里窝那的。但是，我
想将我在那里所获得的印象向你们汇报一下。我到里窝那以后，使
我感到吃惊的第一件事就是共产主义派和塞拉蒂派之间的关系非
常紧张，在这两派之间，紧张程度甚至达到了毫无政治联系或没
有个人接触的地步。我一到那里，首先去见波姆巴西，然后去见卡
巴契也夫。波姆巴西认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党内分裂，在塞拉蒂
方面已经无法挽回。如果我们没有误解他的意思，他是对在这个
时刻发生分裂感到很遗憾。但是，现在要避免分裂已经太晚了。卡
巴契也夫同志（我以后同他会谈)甚至走得更远。他认为同塞拉蒂
分裂是第三国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我在取得这
两位同志的同意以后，要求在第二天同塞拉蒂举行会泼。我在会
谈一开始就说，我已同克•蔡特金和你的朋友谈过德国问题。关于
意大利党的情况，我们三人可能都未得到正确的消息，因此，请他
向我介绍情况。这是塞拉蒂对我说的话：他和他的议会党团决定
消除改良主义分子。不过，照意大利的实际情况来看，现在断然这
样做，非常困难。在意大利党内存在着两派的争论。现在要这样
做，时机还未完全成熟。意大利党内两派的争论还没有达到足以
这样做的严重关头。他认为每一派都没有采取使这种争论表面化
的必要步骤。塞拉蒂曾举例说明这种情况。他说，议会曾就法西
斯党徒和共产主义者在波洛尼亚发生枪战事件举行辩论。在讨论
这个问题的时候，共产主义派要求屠拉梯作为议会党团的发言人。
要屠拉梯当发言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塞拉蒂是不赞成的。屠拉梯
甚至主张备党派实行合作。在屠拉梯发表演说以后，波姆巴西和
格拉齐亚德伊竟跑到屠拉梯跟前在议会里拥抱他(我认为这是意
大利人的习惯)，并且当众公开祝贺他的发言。塞拉蒂说，他谈这
件事只是为了说明改良主义者和左派之间的分歧还未达到严重的
程度。与此有关，他还谈到执委会1月9日的来信甲这封信说：由
于意大利的革命形势非常好，甚至连改良主义分子在那里也采取
比较左的立场。塞拉蒂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党内的改良主
义分子在意火车之所以比较左，是由于19l2年在艾米利亚一勒佐
会议上已经将最露骨的改良主义分子开除出去了。他坚决表示：他
一定将改良主义分子清除出他的议会党团，但是这件事必须这样
来做，即要使群众理解清除他们的理由。他赞成和支持开除过去
发表过改良主义观点的任何一名改良主义分子。
至于我本人，我坚决对塞拉蒂说，我拥护执行委员会，并且认
为开除改良主义分子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不同意它规定的清
除右派的方法，因为这不能达到目的。特别是由于他们对群众具
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同右派决裂应当采取公开的和明确的方式，
必要时还应当采取严厉的方式。
我离开塞拉蒂以后，又刚卡巴契也夫和拉科西同志讨论了一
的任何积极的建议．因此，会谈是不成功的。我们商谈了在这种
情况下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主张对立即开除改良主义分子的
要求不让步，但是，可以考虑修改要求开除改良主义分子的决议。
博尔迪加的决议说，凡是参加过艾米利亚一勒佐会议的人都应当
开除。我的建议足：如果塞拉蒂的拥护者和共产主义派不能在这
个决议基础上取得一致，就应当改为另一种写法。因为我希望避免
给塞拉蒂集团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博尔迪加的决议有点使人难
堪，结果使他们感到接受这种决议就是丢脸，而实际上他们在原则
上是同意它的。当然，这样一种方法，只有党代表大会不把同塞拉
蒂集团决裂正是作为它的目的，才具有意义。
我接受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建议，继续努力。他提出决议的
措词(我手头没有决议草案，但我记得很清楚，几乎可以一字不差
地复述出来)如下：“凡是对第三国际丧失信心，或通过表决与行动
表现不忠诚的成员，应一律开除出党。”卡巴契也夫同志表示反对，
认为这样一种决议对屠拉梯集团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它
未击中要害。我认为屠拉梯集团不可能同意这样一种决议。不可否
认，不论是第三国际，还是第二国际都正在努力争取无产阶级各派
站到自己一边，如果屠拉梯集团接受这个决议，他们迟早会在共
产党内无法适应下去。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宜再同第二国际实行
联合。因此，我不同意这种见解。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方案也反
对将塞拉蒂集团保留在第三国际中，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他未达到
目的而离开了。博尔迪加同志后来参加了下面这次会谈。卡巴契
也夫同志正式向他保证：共产国际的代表赞成博尔迪加对塞拉蒂
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并且全力支持他。因此，他们主张博尔迪加的
决议原封不动，不作任何修改。至于我本人，我在会谈一一开始就明
确表示：我只是德国党的代表，尽管我本人认为这样僵砸地坚持博
尔迪加决议的写法是不明智的，但是，这要由执委会及其代表最后
负责来做出决定，我当然会支持它。
这次讨论结束以后，发生了下面一件事。塞拉蒂同志来了，并
且说已将他同我的会谈告诉了他的同志们。如果我愿意，他们也
希望同我会谈。我回答说，我乐于这样做，但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希
望要执委会的一位代表也参加会谈，我本人赞成请他出席。塞拉
蒂同志听说有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这里，大吃一惊。我对这种反应
也感到惊讶。我不知道我对塞拉蒂同志说有执委会代表在这里是
否太急了，因此，我做了一个含糊的回答。塞拉蒂说，他对这一点
毫不介意。我然后通知卡巴契也夫和拉科西同志。这两位同志建
议波姆巴西一博尔迪加集团的许多成员也应当参加。塞拉蒂虽然
也表示同意，但有点勉强。所以，我们最后放弃了这种想法。这次
会议是在当天晚上举行的。拥护塞拉蒂的同志们发表的观点同塞
拉蒂相似。他们都赞成开除改良主义分子，但是认为应当先创造
各种前提，而这些前提目前还不存在。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
它对执委会代表那天上午提出的决议措词未起任何作用，因为任
何一方都未能提出双方可以同意的方案。这次会议以后，当晚举
行了一次由执委会两位代表、波姆巴西一博尔迪加集团指导委员
会和我本人参加的会议。我根据德国的经验再一次说明了我的。观
点，并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说：对开除屠拉梯集团，应当立场鲜明，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但是，为了奠定对方同意的基础，
我建议在措诃上多用调和词句。我请这些同志们注意，他们千万
不要低估党组织的作用。尽管意大利党的团结被公认为不如德国
党那样坚强，但是，这个组织具有不容忽视的内在力量。同志们如
果在意大利现存局势下不但开除改良主义分子，而且还要开除整
个塞拉蒂派，这就会使他们的任务大大复杂化。我认为这是从议
会党团指导委员会决定坚持他们不让步的立场以来，我根据自己
的观察所得出的一点印象。但是，如果塞拉蒂集团的声明有表示
同意的任何迹象，这种措词问题就可以重新加以考虑。
第二天上午，卡巴契也夫用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声明。我觉
得我不能不说，即使从纯表面的理由来看，接受这种声明也是不利
的。这个声明的打字稿共有96页。在代表大会上，而且当时是在
意大利代表大会上来念它，实在太长，没有效果。另一个缺点是，这
个冗长的声明几乎全是针对塞拉蒂。这件事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
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感，而这个集团代表了会上大多数的意见。塞
拉蒂派在代表人数中显然占了3／4的多数。我自己下决心干预这
次争论。并且在取得卡巴契也夫同意以后，为我们的论点进行辩
护：改良主义分子必须立即开除，但要说明做出这种决定的理由。
不过，在此以前，我不得不结束我在这里的逗留，因为允许我在这
次意火利之行所花的时间足非常短促的，而且已经过期了。鉴于
卡巴契也夫声明留下的不利影响，我曾要求同塞拉蒂举行另一次
会谈，并且向他逐字逐句地强调了下列说明：我仍然认为分裂应当
立即实行，而儿是通过召开决裂的方式。不过，不论是我，还是克
拉拉•蔡特金，或德国的其他同志，都不赞成卡巴契也夫的其他观
点。我由于没有对塞拉蒂详细说明我的观点，所以想向他表明我
注意到了卡巴契也夫对塞拉蒂集团所采取的敌视态度。我继续对
塞拉蒂说，我回到德国以后要起草一个说明意大利局势的报告。我
还要求他在莫斯科执行委员会有时间重新考虑它的立场以前，推
迟作出任何有关他对第三国际的立场的决定。塞拉蒂随即重申i他
在同我第一次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即他从未想过要去同维也纳第
二半国际发生联系；他和他的集团过去是共产主义集团，将来也
仍然是共产主义集团。如果第三国际开除他们，他将留在第三国
际门槛前面，甚至跪在那里，但是，他决不会去参加第二国际。我
回答说，这种立场是不可能长期不变的，他最后将不得不通过某种
方式来采取一种立场。我在这次最后会谈中再一次向他肯定了立
即开除改良主义分子的必要性，并且向他说明：尽管我认为在过去
发展的基础上难于做出立即决裂的说明，而在卡巴契也夫宣读的
第三国际声明中又有某些缺点，因为它想从过去的发展中找出说
明需要同改良主义分子立即决裂的论据，但是，我仍然相信，为了
未来的利益，立即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谁也无法预测在意大利什
么时候会爆发革命运动。但是，如果共产党领导内部在这种时刻
发生斗争和分歧，那将是一种致命的错误。这些斗争应当早日结
束。我觉得最后这种论点对塞拉蒂留下了某种印象，于是，我及时
结束了这次会谈。
不同时是，我当时不得不离开代表大会，而且是在塞拉蒂集团
表明立场之前。因此，我现在写这个详细的报告，仍想按照我所看
到的情况做一个明确的估计。这次会议给人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烈
的印象。某些非常激烈的争吵，不仅是起因于意大利人的性格，而且
是由于纯粹的无产阶级分子在那里开会的结果。至于各个集团的
组成，据许多同我们很亲近的意大利朋友说，塞拉蒂集团的绝大多
数成员是激进的革命者，其中许多人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
一样。我们的朋友们衷心希望这些成员将很快(他们定为2个月)
转到他们的集团一边来。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和这种乐观主义。我要
他们注意我们德国的经验和党的界限的意义，甚至在党员群众观
点一致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同独立社会民主是左派的关系，特别
是在决裂以前同它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向他们指出，
他们同塞拉蒂集团的关系比我们同独立党左派的关系更不顺利。
因为我们同独立党左派的群众从未发生过任何分裂和斗争，而他
们在发生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以后，现在正在脱离群众。这种情况
将会对他们同革命群众的关系产生很长时间的影响，也许在2个
月以上。我们的同志有一种说法，原则必须坚定不移，人数宁缺毋
滥。我在回答时对我们的同志说：如果要使党成为一个能够领导
大规模运动的党，两者缺一不可。一个有拥护者而无原则的党同一
个有原则而无拥护者的党，毫无区别。我认为我们的人在满怀希
望的时候，总是错在过于乐观。不同的是，人们可以说：塞拉蒂的考
虑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塞拉蒂说，如果现在在那个基础上发
生分裂(塞拉蒂派对共产主义派)，前者就同改良主义派决裂，因
此，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聚集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周围的派别。由
此可见，塞拉蒂显然正在考虑共产主义派内部的分歧!，
我已说过，我担心塞拉蒂的考虑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博尔迪
加看来决心很大，非达目的不可。但是，共产主义派是由许多集团
和各种派别组成的。一个党如果没有坚定的核心而且依靠具有各
种倾向和观点的派别，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
可能是否定的，而不会是肯定的。我深信，党如果没有塞拉蒂集团
这个左派，就会缺少核心。我还认为，尽管人们比我更不欢迎他这
个人，但是，如果只要以接受塞拉蒂作为代表就能将这个左派争取
过来，那就应当通过讨价还价，将塞拉带接受过来。
我的评论没有染上由激烈争论所引起的那种情绪，我知道它
会减少这种评论的价值。这一点不适用于我，因为我未卷入这些
斗争。为了对塞拉蒂集团和塞拉蒂本人作出正确的估价，我想在
这方面补述一点情况。在塞卡蒂和卡尔诺同志之间存在着一种极
端尖锐的私人对立情绪。这种对立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塞拉蒂同志
正象其他同志一样，曾在莫斯科看到过卡尔诺给莫斯科的某些报
告。塞拉蒂认为这些报告在他去俄国以前对他同卡尔诺同志之间
所存在的政治信任和私人信任是一种最大的侮辱。我提这件事的
目的不是想充当告密者(我决不会妄加评论，不要把我本人和塞拉
蒂在这件事上的看法混为一谈，因为我对此事毫不了解)。我现在
谈这件事，正是为了使你们重视它，以便得出公正的看法。
总之，我认为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同塞拉蒂实行决裂，会使我们
在意大利的阵地在未来的一个长时问内遭到削弱，使我们将胜利
拱手让给维也纳国际。因为，不幸的是，不管塞拉蒂如何诅咒发誓，
说他不想靠拢维也纳国际，即使象我设想的那样，这是他当时非常
真诚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硬要迫使他向右转，他在走投无路时
就会逐渐走到右派那边去。我在这里不是专指塞拉蒂本人，而是
指大批的革命无产者群众，他们将会疏远我们许多年。我甚至要
冒昧地向你们指出，这种分裂会在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
还得承担分裂那里的无产阶级的责任。我不想预测执委会的评价，
但我认为，就执委会方面来说，在共产主义派已经同塞拉蒂决裂，
而后者仍然表示希望留在共产国际以后，现在应当做出一个新的
决定，派一位享有特殊权力的密使——当然，不是德国党的成员
——去意大利，在那里立即做出决定，才是明智的。塞拉蒂认为我
们由于这次分裂而失去了许多重要的权力中心，这是完全正确的。
例如，塞拉蒂指出，在意大利有8000个市镇，其中2500个都有社
会党人当市长。塞拉蒂说得对，这个事实意味着有获得武器和进
行秘密工作的大好机会。这2500名市长都拥有地方警察权力。这
些市长对招募卡宾枪手、储存武器等等，是起决定作用的。我在意
大利期间从报上读到的一些报道说明，这些市长都不象迷惑职位
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市长那样重视自己的职务。法拉纳市市长在
要去里窝那出席代表大会时，曾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在车站被捕，因
为他们被怀疑去支持或积极鼓励清除拉法纳几个法西斯分子的活
动。这个例于说明塞拉蒂集团完全了解这些机会，并且要利用它
们。但是，如果失去这些阵地，就会一事无成。如果在无产阶级的
心目中，似乎认为我们应当为这种损失受到责备，那就会使我们遭
受巨大的损害。
译自《共产国际史论文精选》1966年
美国英文版第275—299页。
(夏道源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