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论片段”：马克思在《大纲》中的误认及《资本论》对它的超越
原文选自《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米夏埃尔·海因里希著。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对马克思的阐释者们来说，《大纲》依旧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文本之一。一些作者认为，对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灾难”理论（一种资本主义“崩溃理论”）而言，或至少对于描述一种新的、源于资本主义而又对立于资本逻辑的生产方式的兴起过程而言，所谓的“机器论片段”是核心文献。基于这样的思路，“机器论片段”得出的结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机器论片段”的结论一方面是出于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早期以来对危机的片面理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大纲》中对一些基本范畴的理解还存在缺陷。在《大纲》之后，马克思克服了以上两方面的错误见解。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部分，我们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对“机器论片段”的批判。如果无视马克思的理论发展，就像安东尼·奈格里那样，声称应该“就《大纲》本身”来阅读《大纲》，那么就很容易忽略对马克思的这种内含的自我批评的研讨。就文本本身来阅读文本，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文本的结论。而想要在今日建设性地讨论《大纲》，不仅需要将文本放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背景中，还要将我们对《大纲》的解读放在20世纪马克思研究的发展背景中，因为这种发展已经塑造了既往至今人们对《大纲》的各种解读方式。
《大纲》在20世纪的接受史
我们总是会在一个确定的历史情境中讨论某位重要作者的著作，这种历史情境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问题及限定。某些事情在我们看来是清楚无疑的，而其他的事情则看似存在问题或已经过时，有些评价在三四十年前和现在很不一样。而在马克思这里，还有更甚于此的事实，即许多今日看来备受争论的重要文本，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甚至没有发表。他的全部作品的公之于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各个文本的历史语境和它们的发表情况都在影响着诸多争论的走向与轨迹。
即使是《资本论》，马克思本人也只出版了第一卷。恩格斯在他去世后出版了第二、三卷，深度地介入了编辑工作。直到近些年，马克思这几卷的原始手稿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中出版。所以，直到100多年后的现在，我们才有机会辨析恩格斯所编辑修改的内容，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观念性和本质性上的关联性。在20世纪初，当卡尔。考茨基在1905—1910年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后，由于该书被视为马克思计划中的阐述理论史的《资本论》第四卷，似乎马克思全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完整地问世了。在后来的主流解读中，马克思被当作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他展示了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必然陷入危机的本质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这首先体现于《共产党宣言》，接着是建立在更宏大基础之上的《资本论》。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些发现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来欢迎。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马克思理论中真实或臆想的“经济主义”“决定论”尤其是“客观主义”趋势的批评持续增强。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早期作品，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就像扔下了一颗炸弹。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背后广阔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背景，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本质”和“异化”的思考变得清晰起来。以此为基础，此前广受批判的、缺少一种主体理论的客观主义似乎被超越了。
考茨基
对马克思接受上的这种转变不纯粹是一种内在于理论的现象，而是一种特定的政治解读的结果，它从各个方面反对官方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教条趋向。然而，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使得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这一讨论变得不再可能发展出重大意义。直到60年代，在争论的条件已经实质性改变之后，重大的讨论才得以出现。总的来说，对马克思早期作品的接受已经不再自动地具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动机。同时，这些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所整合。举例来说，当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将马克思早期作品批判为“意识形态”，而将《资本论》作为科学的特定形式时，这也是对正统的批评。但是，他极富争议的立场被（特别是被反对正统立场的一方）指责从理论上抛弃了主体和社会斗争。围绕“青年”（哲学的）和“老年”（经济学理论的）马克思关系问题的争论层出不穷，争论中与不同的个人立场相关联的不同的政治视角也层出不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大纲》的广泛阅读才第一次真正开始，这也持续地影响了人们阐释《大纲》的话语和条件。
《大纲》于1939—1941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在二战期间以及战争刚刚结束时没有受到多少人关注。即便1953年在东德重印，这一文本也没有多少读者。1968年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对《大纲》评论的出版改变了这一状况。此后《大纲》不仅在德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随着1967年法文版和1973年英文第一版的出版，它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引起了争论。
《大纲》像一根魔法棒，似乎用它就可以解决此前被探讨的马克思理论中的问题。在《大纲》中，青年的、哲学的马克思和成熟的、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之间的矛盾立场似乎得到了缓解，或者说至少可以发现联结两者的中介：这个文本清楚地表明，成熟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同样建立在发展了的哲学基础之上。《资本论》中欠缺的东西似乎在《大纲》中体现了出来。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几乎只出现在序言和跋中，但在《大纲》的叙述过程中他一直在提起这个问题，对黑格尔哲学的参考也更明显地出现在《大纲》之中。在主体性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相比于《资本论》，劳动在《大纲》中更突出地被理解为主体性的、与资本相对立的东西。此外，《大纲》中马克思的六册计划（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显示出他想要考察的对象比《资本论》中所呈现的要广泛得多。最后，《大纲》似乎构成了对《资本论》的补充，因为《大纲》中讨论的一系列主题并没有在《资本论》中得到相应的处理。其中最著名的主题是在《大纲》中被称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段落中，在意大利工人主义很早就讨论过的“机器论片段”中。因此，《大纲》似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在今天，讨论马克思如果不涉及《大纲》似乎就不够有说服力。《大纲》无疑是一本充满魅力的著作，阅读它就像是一次智力探险。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的分析和他的理论建构过程来观察马克思，就像站在他的肩膀上远眺一样；相比于《资本论》，《大纲》的文献选择更加自由，更少限制。然而，这种不难理解的魅力却过于频繁地导致一种缺乏批判性的狂热。
马克思理论发展史中的《大纲》
如果把《大纲》仅仅作为《资本论》之外的补充，那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理论发展历程和《大纲》的暂时性特征就被忽视了。让我们再简略回顾一下这个过程。马克思在1845—1846年的主要工作是从根本上批判所有以人的类存在和异化为中心的经济学理论方法。不过，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没有找到真正实现这些构想的东西。能够肯定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实现了向经验现实的转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次又一次强调“实证的科学”、对事物和关系的经验状态的考察必须代替哲学的臆想。
在这一背景下，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历史学家们的阶级理论被马克思当作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本质上正确的描述而加以接受了。在《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不断高度赞扬李嘉图的精准分析。在《共产党宣言》当中，马克思毫不犹豫地参考了例如基佐和梯叶里等法国历史学家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所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分析法。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唯一一点在于，李嘉图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历史上特定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永恒、似自然的存在。在阶级理论上也是类似的：马克思并没有说他自己发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而是认为阶级斗争最终必将通向一个无阶级社会。在19世纪40年代的后半段，我们能发现马克思对已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阶级理论的批判性挪用，但他还没有根本性的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的批判。
这一批判只是在马克思被迫移居伦敦之后才得到发展。在这里，也就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心脏，马克思借助大英博物馆的海量藏书开始了他的经济学研究，就像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强调的那样是“再从头开始”。也是在此时马克思才开始发展出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的批判。首先，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货币和地租理论；随着研究的进展，批判越来越深入。当马克思1857年写完《导言》、开始写《大纲》时，这不仅仅是他后来通向《资本论》的经济学批判的开端，它也是，并且首先是马克思对过去那些年所得到的理论观点的一次总结。然而，想要条理分明地陈述这些观点，还需要一个繁重的研究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所遭遇的并非只是一项理论空白。
李嘉图
马克思在开始写作《大纲》时，已经有大量为其计划的经济学著作而准备的材料，但他在观念上还远未完成准备。《大纲》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开头：它是从批判达里蒙——蒲鲁东的一个学生——开始的。马克思批判他想要用货币体系来克服资本主义，却悄然略过了对其范畴基础的分析，而这对他的批判来说是必要的。在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处理价值、货币和交换等范畴时仍有严重的困难。仔细去读《货币章》就会发现，这还不是一次完整的叙述的尝试，而是大量的、不断更新的叙述尝试的堆叠。
除去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外部动机在推动着马克思继续这项研究：1857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马克思已经数年迫不及待地要见到这样一场危机，他预料猛烈的经济震动和革命反抗会随之而来。他的书本来是要为这场革命运动提供支持，而现在马克思担心他可能太迟了。
在《大纲》中，马克思的知识获得长足进步，但是在分析上依旧有着严重问题，这些是许多狂热解读者看不出来的。马克思自己写道，这份手稿“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以后的篇章才用得上”。他指的不单是材料的顺序、大量的题外话和猜想。范畴的次序本身是特定内容的承担者：它显示了这些范畴的联系，它们之间存在着的相互关联。像商品、货币、资本、雇佣劳动等范畴，都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理论表达。这些关系不仅同时出现，它们在社会现实中也互为前提。只有在理论分析中才能够区分出简单和复杂范畴，并表达出范畴之间的观念性的、理论性的联系。可是当手稿中的连贯性崩塌的时候，恰恰就是单个范畴之间的这种观念性的联系还没有被清楚把握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这些范畴在观念性中的定位绝非无关紧要的缺陷。
我们将在下一节具体讨论其中的部分缺陷。但是，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消除了一些错误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从《大纲》到《资本论》存在着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一个连续的改良过程。然而，这一主张却在20世纪70—80年代引导了MEGA的编辑者们，他们将《大纲》《1861—62年手稿》（MEGAⅡ/3.1—3.6）和《1863—65年手稿》（MEGAⅡ/4.1—4.2）称为“《资本论》的三个草稿”，从而暗示了这样一个运动发展过程，即《资本论》（指的是经由恩格斯编辑的三卷本著作）是目标，而起点恰恰是《大纲》。除了表述上的完善和对理论缺陷的更正外，我们仔细研究就会看到与这一发展相反的趋势。马克思自己常常提起表述的“通俗化”。第一次通俗化是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第二次通俗化的尝试是在第二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这些通俗化是有代价的：特定的概念语境有时会被遮蔽；其他的一些联系在《资本论》中不复存在，例如货币向资本的过渡。所以，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和海尔穆特·莱希尔特才特别主张，从《大纲》到《资本论》的发展不是一种完善，更不用说是叙述上的改良，而是一个将原本非常缜密的叙述大大削弱的故事。
不过这两种立场（连续改良的观点和不断理论倒退的观点）似乎都不充分。这不仅是因为进步和倒退都可以找到，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方法会使我们忽略这一点：从《大纲》到《资本论》的道路经历的不只是某些单个方面的转变，而且还有根本性、观念性的问题的转型。六册计划和“资本一般”概念（马克思在《大纲》中发展出二者，并在《1861—63年手稿》中重新提到它们）被放弃了。关于《资本论》，《1863—65年手稿》是其第一份而非第三份草稿，马克思发展出了一套新的理论框架，其中单个资本和社会总资本的区分起着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我们应当区分开两个不同的研究项目：六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有两个草稿（《大纲》和《1861—63年手稿》）；四册的《资本论》，它有三个草稿（《1863—65年手稿》、包含第一版《资本论》第一卷在内的《1866—71年手稿》，以及《1871—81年手稿》）。
“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的论证及其错误
在《大纲》手稿的开头，马克思没有进入关于价值理论之基础的思考，而是尝试确认货币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位置。特别是他还没有澄清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区别，这一点在《资本论》中被马克思描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在1868年1月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称之为“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作为与李嘉图价值理论完全决裂的标志，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明确的区分是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才发生的。诚然，马克思在《大纲》中也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但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区分还没那么清楚；直到第二版《资本论》第一卷中他才做到这点）。当他说到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时，就像斯密和李嘉图那样，仅仅指的是“直截了当的劳动”，这就无法避免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界定。
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增殖过程的同一体的分析尚处于初步假设的层面。马克思一直纠结于不变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以至于他不断回到这一问题上来：劳动何以可能既增加新的价值，又把已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马克思反复尝试着作出解释（一会儿用劳动的“形式”与“内容”，一会儿用劳动的“质”与“量”），“马克思体系发展项目组”（PEM）所出版的一卷著作对此进行过充分的分析。
由于马克思在不变资本的概念上还是存在问题，他依旧只能用“固定资本”范畴来理解劳动资料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的形式规定性，也就是只在流通的层面理解劳动资料的形式规定性。所以，被热议的“机器论片段”实际上是写在资本流通过程这一部分的，尽管相关问题被当作从属于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
马克思一开始还是认为，劳动资料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这里，工人的活动也发生了转变，它“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马克思认为这整个过程“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
紧接着，马克思总结道：
因此，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扬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因此，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扬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在19世纪，一个当时的观察家不会看不到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中越来越重要、科学应用不断增加以及工人的地位逐步下降。马克思在这里记下这些发展的事实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分析上的建树。真正的建树是对这一过程的排序与解释。
马克思把这些发展当作资本必然会产生的过程；资本“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然而，为什么机器的应用和生产中逐步增强的科学本质能与资本相适合？马克思的回答很模糊：在第一段引文中，他说“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被资本“吸收”了；在第二段引文中，马克思强调科学的生产过程不再“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换句话说，基于对社会生产出来的知识的资本主义占有，资本驾驭劳动的力量不断增加，资本越来越独立于单个工人和他们的技能。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对资本而言是一种积极影响。但是资本的目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我们想要说明马克思所指出的发展代表了与资本“相适合的生产方式”，那么我们必须指向剩余价值的生产。然而，这里的引用表明，马克思此时离这一步还很远，因为他还没有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充分的认识。这表明，他可以把不断增长的机器应用和生产的科学本质仅仅当作经验上显而易见的一种趋势来处理，并断言这种发展适合资本。可是他仍然不能证明其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凭借经验的证据强调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而没有提供理论论证：“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要素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却变成了一种从属的要素……”
接着马克思立即意味深长地写下了结论：“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
这一震撼人心的结论暂时没有得到进一步证明。接下来，为了驳斥罗德戴尔的观点，即固定资本是独立于劳动时间的一种价值的来源，马克思着手解决固定资本以何种方式贡献于产品的价值的问题。几页之后他又回到了这一矛盾论述。他坚持资本关系的前提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己耗费的劳动量”
然而，这个前提被工业自身的发展侵蚀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
如果直接劳动时间的作用越来越小，那么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还需要干什么呢？
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这里不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基于这个基础，马克思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
尽管这些句子经常被引用，但它们依旧值得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从而看到马克思是否以及怎样证明了这些结论。马克思的起点是经验上显而易见的趋势，即机器的使用和生产中增长着的科学维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稳步发展。这种毫无争议的观察被马克思当作以下相互依赖的推论的基础：
A.马克思认为“直接劳动”不断地从生产过程中消失，由此会导致
B.直接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财富转而越来越由科学或一般社会知识所构成；
C.在这种情形下，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尺度”，
D.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崩溃。
如果我们详细地考虑这些推论就会发现，没有区分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有用劳动和体现为价值的抽象人类劳动的这一缺陷，已经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关于A，马克思无限外推了对机器发展进步的经验观察，而这必然需要解释，是否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中，机器对“直接劳动”的取代当真没有限制。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具体的有用劳动，那么看起来通过增加使用机器来提升生产力的过程确实没有限制（尽管其所发生的时段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我们需要牢记的是，这是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背景下，因此必然存在着使用机器的限制。以资本的方式被使用的机器本身是一个价值对象，它把其价值平均地转移到产品当中（如果一个机器在用完之前生产了10000份产品，那这个机器转移了1/10000的价值到单个产品当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3章第二部分详细讨论的那样，只有在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时，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才是合算的。也只有当从机器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低于由于活劳动耗费的减少带来的成本降低时，这种使用才会发生。如果使用机器在单个产品生产中节省了一个小时，那么资本家就省下了这一小时的工资。但如果机器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高于一小时工资，那么资本家不会使用机器，因为机器也许确实使劳动更具生产力，然而也提高了生产成本。只有当机器所转移的价值少于省下的工资成本时，资本家才会使用机器。
关于B，马克思这里指的“财富”并不清楚。如果是物质财富，也就是大量的使用价值，那么“直接劳动”恐怕永远不会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因为除了具体有用劳动，自然的生产力（例如土地的肥力）和人类创造的生产力同样都是财富的巨大源泉。然而，如果马克思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社会形式，即“庞大的商品堆积”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体现的是生产出商品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在这里，这种抽象人类劳动中的哪一部分是花费在（最终的）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劳动”的表现，哪一部分是对象化在机器中、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的劳动的表现，是无关紧要的。即使产品价值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可以追溯到使用机器所带来的价值转移，抽象劳动依旧是价值的实体。
关于C，如果抽象劳动依旧是价值实体的话，那么劳动时间也依旧是它的内在尺度，即使生产中的“直接劳动时间”的作用越来越小。直接劳动时间无论如何都不曾是价值尺度：直接劳动时间是个体生产者所耗费的具体劳动的量。然而个人耗费的具体劳动时间并不形成价值；价值是由平均社会关系造成的抽象人类劳动的量所构成的。
关于D，如果劳动时间还是价值的（内在）尺度，那么马克思提出的最后一个推论，即“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崩溃就站不住脚。实际上，就最后一个推论而言，在一开始就完全不清楚的是，衡量价值的困难（如果注定会发生的话）是何以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崩溃的。
总之，最后一个推论的缺陷显而易见，奇怪的是马克思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一论证多么无力。有一种解释将之归结于马克思写作《大纲》前所持有的对危机的理解。《共产党宣言》提到过“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若干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危机和革命的紧密联系：“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在写作《大纲》手稿时，将危机视作不仅是政治进程的催化剂，也是经济崩溃的开端，这从一份早期的计划中能清楚地看到。他写道：“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
在开始写作《大纲》时，马克思坚信危机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在危机加深的过程中这种生产方式终将“崩溃”。现在，世界市场的第一次大危机已经开始，这将带来“洪水”，他只能概要地叙述形成这一过程之基础的机制。
可是我们知道，事情没有按照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发展。尽管世界市场真正的第一次危机在1857—1858年发生了，但它既不是革命的催化剂，也没有宣告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的崩溃。恰恰相反：危机很快就过去了，资本主义生产从危机中复苏并增强了。这给了马克思一个彻底的、难忘的教训。当丹尼尔逊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催促他完成《资本论》时，马克思回复说，在当前危机没有达到顶点时，他完成不了《资本论》，因为这次危机呈现出了全新的景象，他还要在理论上理解它。此时的马克思没有一丝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想法，甚至写作《大纲》时对于作品完成得“太迟”的担心也没有了。
魁奈之谜及其解决
马克思在《大纲》中关于固定资本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上——作为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补充部分。这个范畴在《大纲》中还只是以不成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展，这种发展基于对具体有用劳动和抽象人类劳动、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准确区分，同时基于对作为劳动过程和增殖过程同一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理解。
生产力的发展现在不仅被经验地、实际地考虑到，而且被把握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系统方法，其中包含了生产力提高的根本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个体劳动力之间的协作、分工（在工场手工业的范式中分析）和机器的使用（在“大工业”范式中）之中。在所有三个层面上，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然而，情况在这三个层面上并不一样：
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
马克思在第13章总结了他对机器和大工业的分析：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
通过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劳动力价值和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使得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增加）的语境中分析生产过程的变化，马克思不只是像在《大纲》中那样断言这种发展的必然性，而且也证明了这个观点。他也明白了，生产过程中智力潜能与工人之间的分离是一种内在于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这个过程在机器生产中达到顶点，但并非一个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成为问题的爆破点。单个工人的局部技巧越来越被科学应用所排挤，因而远离“一般智力”，威胁不了价值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生产性的工人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正如《资本论》第13章中所附带说明的那样。
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研究了“机器论片段”中所考察过的同一段发展过程。但在任何地方，他都再也不提（抽象）劳动会不再是价值的实体，或者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会成问题——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资本论》
价值维度现在是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登场的。在第10章“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的讨论中，马克思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魁奈用来为难他的论敌，而后者至今未能给出回答的一个“谜”，也就是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资本家们只对交换价值感兴趣；但同时另一方面，他们总是寻求降低他们产品的交换价值。在《大纲》中，马克思也同样给不出回答这一谜题的答案。在那里，他已经充分注意到了魁奈所指出的这个矛盾，不过并没有解决它，而是将它理解成了资本的一个矛盾：“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
在《大纲》中，马克思指认这一“矛盾”具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能。在《资本论》中，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语境中，这一矛盾得到了解决：资本家对商品的绝对价值并不感兴趣，而只是着眼于蕴含其中的剩余价值以及通过出售商品所能实现的剩余价值。而“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这就解开了一个谜：为什么只是关心交换价值生产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在1857—1858年的《大纲》中使得马克思倍感错愕，以至于直接认定基于交换价值的所有生产的崩溃的那个矛盾，在1867年的《资本论》中，则被弱化为理论史中的一个答案很简单的谜。在这些决定性的理论进展上，那些止步于《大纲》的解释者们并没有跟得上马克思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