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方法的结构（下）
莫里斯·戈德利耶
本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
本文节选自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经济的理性与非理性》一书的第二章，为戈德利耶于1960年5月和6月发表在《经济与政治》（Economieet Politique）第70和71期的文章，因原文篇幅过长，分为上下两部分。 Maurice Godelier, “The Structures of the Method of Capital”，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p. 130 -195.
作者简介：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1934一至今），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奠基人。
译者简介：周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
在完成对“假设—演绎法”的分析后，莫里斯·戈德利耶在文章中进一步探讨了“辩证法”。由于戈德利耶强调要在辩证法的应用领域把握辩证法的精髓，因此他首先界定了《资本论》辩证法的对象性质，随后通过分析《资本论》的关键理论节点（特别是对价值理论、资本循环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辩证法在理解和把握经济体系内部复杂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文章还探讨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动态特性，包括资本流通、形态变化、循环和周转过程，以及这些过程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和对立统一。在此基础上，戈德利耶强调，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把握资本主义动态的关键。最后，戈德利耶强调《资本论》方法是“假设—演绎法”和“辩证法”的综合统一，这两种方法共同构成了全面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抽象方法工具，服务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分析。
二、辩证法
在分析辩证法时，我们将阐释《资本论》的两种方法——假设—演绎法和辩证法——是如何相互联系并实现综合统一的。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主题，我们将简化分析过程，因为和假设—演绎法相比，辩证法所涉及的内容要更精细，在本质上也更为根本。
辩证法的对象
为了把握辩证思维的功能，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辩证思维使我们能够分析的客观内容。这种内容在经济体系中体现为结构之间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性揭示了系统内部各结构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这些结构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例如，生产是消费的前提，而消费又是生产的条件。
分析这种关系意味着运用辩证思维。在《资本论》中，这种关系在多个理论节点上得到体现：
1. 在分析人类劳动过程中，这是价值理论的核心；
2.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分析了资本的循环过程；
3.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了不同利润形式之间的矛盾关系。
在这些段落中，我们探讨的核心内容是生产与分配、交换与消费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抽象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这一抽象方法的目的是分离出生产活动的某些决定因素，而这些因素是全部时代的生产活动所共有的。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这些成果在《资本论》中被缩略使用，其辩证发展不那么明显。为了研究这些成果，接下来我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文本依据。
为了生产，个人消耗了他自己的能力和他使用的生产资料：“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
消费也直接是生产。通过消费，人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劳动能力。因此，存在着生产性消费和消费性生产，而后者以前者为前提，消费性生产通过消费消耗了产品。因此，每种情况下，生产和消费都是直接统一的。但是“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
此外，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
最后，更为根本的是，它们中的每一方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都“以对方的方式”创造自己。在政治经济学中，最后提到的这种同一性以各种形式被解释，与供求、物品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
辩证思维试图通过这种抽象方法，在不同中认识同一，把不同的视为同一的。每种结构都是另一种结构，以另一种结构为前提，并以某种方式创造另一种结构。抽象思维必须在矛盾中把握过程的统一性。消费通过销毁产品来“实现”生产，但同时它也“再生产”了生产的需求和生产的前提条件。
因此，这里所采用的辩证思维范畴包括对立、同一、中介、对立和交互的关系。因此，马克思颇具讽刺意味地说道：“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实际上，黑格尔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把一个抽象的主体假定为这一有机统一体的承担者，例如社会、理性经济人等。确实，这总是有可能的，“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通过构想一个不存在的抽象理想主体（一般意义上的人），我们证明了一种可行的方法和概念，换句话说，严格地在不同的规定中抽出共同的关系。哲学家或思辨思想家将他的方法体现在他使用的抽象概念中，以统一他的分析领域，但这个“一般意义上的人”并不存在。只存在着在真实的、在历史规定的关系中的人。抽象的理性方法包含了思辨异化的可能性，马克思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这就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是如何使用辩证法，而不是把辩证法仅仅作为一种思辨的工具：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因此，不同结构之间的同一性是因为它们同处一个经济体系内。辩证法是分析这种整体统一性的操作工具，但思想家不能满足于分析经济结构之间的一般关系。他必须使用这种抽象分析来研究生产和消费的具体历史形式，使它为这种研究服务。否则，辩证分析就会沦为空洞的泛泛之谈。科学家的真正任务是解释具体现实。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回顾第二卷第三篇内容时，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册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册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
因此，将辩证法限制在其操作上的必要性，是由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没有“一般”的人，也没有“一般”的对象。
“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中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
因此，我们揭示了辩证法的可操作性及其应用的领域。我们从辩证法与其思想内容的联系中掌握了辩证法。摘自《导言》和《资本论》的这些片段，并非一般性地讨论辩证法，而是探讨一系列现实结构之间的关系（如生产等）。但是，对这种关系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抽象和形式化的，分析的是一般经济结构之间一般关系的抽象结构。因此，这种分析打开了一个理想的、一般的和抽象的操作领域，借助于这个领域，思维就可以着手探索特定经济体系的具体结构之间的具体关系（例如，分析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统一）。
三、作为操作领域的辩证法
我们可以看到，对生产一般和消费一般关系的抽象分析，严格地说，并不构成经济学理论，而是构成经济科学方法论的一部分。只有当辩证法使我们能够理解某些特定的历史关系时，它才成为理论内容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这种抽象分析构成了经济理性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理想的阶段，即这种知识明确地开辟了抽象操作领域的阶段，在这一领域中，某些具体的认知行为是可能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辩证法的这一操作领域与第一种方法开辟的操作领域是有联系的，二者共同构成了实现对资本主义体系理论认识的全部操作领域
这种对经济科学方法论的抽象展开使我们得以掌握经济结构的一般关系，同时也为理论家在研究和阐述中使用辩证法提供了正当性和必要性。只要理论家研究的领域呈现出有机整体的结构，他就不得不使用辩证法。
因此，辩证法揭示了我们在任何理性方法的形式方面所观察到的循环性。辩证法使被分析的内容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但正是因为内容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才需要用辩证法来使其得以呈现。
这一方法并不是马克思首创的，他固然丰富了这一方法，但首先他是从哲学传统继承而来的，尤其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黑格尔创造了为其哲学体系服务的辩证法工具，并通过这一工具构建了自己的体系。因此，辩证法的范畴——即对立的概念和综合的概念——既以抽象和普遍的方式被发展，又专门用来发展绝对唯心主义。
黑格尔对这一方法的阐述使他深化了对正与反、同一性和非同一性、本质和表象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即展开了一系列抽象思维范畴的逻辑关系。但是，黑格尔将这种逻辑分析应用于人类经验和知识的整个领域，是为了在其中“认识”“绝对精神”的运动。因此，在科学上应用辩证法只是为了在科学上重新认识黑格尔体系的真理，即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绝对精神。但是，要想在每一种思想和现实结构中“重新发现”人类经验的统一性和意义，首先就必须通过哲学上的“绝对精神”假设，从思想上把握人类经验的统一性和意义。
马克思继承了辩证法这一工具，但他拒绝用它来证明在某一科学的或经验的领域中，某些思辨性假设是“真实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方法正在成为科学认知的工具，并且作为这一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它也在为开辟一定的操作领域服务。
哲学可以阐述辩证法，也就是说，哲学可以阐明抽象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关系使我们能够从否定和矛盾的角度进行思考，并且能够概括各个独立科学的研究成果。哲学不再分析某个具体结构的辩证关系，如形式的和一般的，如“生产一般”，而是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同一”和“他者”的关系，一般意义上的“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关系。哲学史是理性思维发展运动中最抽象的领域。
因此，哲学构成了理性思维的一般操作领域，但它绝不应具有实质内容，也不应形成一个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人们可以“演绎”出某种具体的结构、某个特定的科学，甚至某种特定的现实。
因此，我们通过把辩证法视为分析某种特定类型的对象——“有机整体”及与之相关的结构之间关系的工具，从而揭示了辩证法的本质。
1. 《资本论》中辩证方法的运用
马克思用这种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矛盾关系，即一个由历史规定的具体整体的“纯粹”本质。
在初始阶段时，辩证法的作用是揭示资本主义体系的辩证结构，这种结构并非资本主义体系所特有的，而是与其他经济体系所共有的。严格说来，这种方法的结果并不直接构成经济理论，而是一系列为经济理论服务的操作性结构的展开。只有当这些结构被用来分析某一特定的经济体系时，经济理论才算开始了，并且是被用于现实的、历史规定的分析领域。
在这一阶段，研究者既要制定分析工具，又要确定所有经济体系共有的关系，即一系列并不构成任何特定经济体系本质的概念和关系，马克思在阐述理论时省略了这一阶段，因为他拒绝把方法放在成果之前，更愿意将之放在成果之后——他的离世让他没有完成这一工作。马克思之所以不愿意把方法放在开头，是因为方法既在理论之外，又在理论之内，换句话说，它位于理论的核心，支撑着理论，被理论包含，同时又是理论的创始工具。
马克思满足于不定义他所使用的方法而呈现他的工作，因为这些方法已经成为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已经被它们发展出来的内容包围。对于马克思来说，理论的首要任务是让内容得以发展，因为这些内容现在包含了形成它们的操作程序。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实现了对具体的理想再现，同时也抹去了“保留”在成果中的操作。
我们在这里指出了研究《资本论》方法的根本难题，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方法的循环性。我们的任务确实是要“发展”《资本论》内容包含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资本论》既表现出来又隐藏起来的方法。我们的目标是从背后研究《资本论》，即从《资本论》的内容发现产生它的方法的结构。
因此，马克思在操作领域的辩证工具就包含在《资本论》的内容里，而不像《导言》里那样被明确地表述出来。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相同的工具，只不过在《资本论》，辩证法被用于研究一种特殊的理论，即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体系的理论。它们出现在著作里的每一个阶段，但现在它们的任务是解释所研究的体系的具体特征，在这一阶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们直接与假设—演绎法相遇并与之交织，形成了这两种方法的综合统一，即《资本论》的真正方法，是统一理论全部结构的核心。
（1）研究资本流通的过程
我们将简要分析资本流通过程。《导言》中包含的对生产一般和循环一般之间辩证关系的形式分析，已经成为资本流通过程理论的工具。这一理论研究资本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不同形式。流通是资本自我再生产的过程，即整体的循环运动。然而，在这一运动中，资本发生了“形态变化”。《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一部分专门探讨的就是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那么，如果我们注意一下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概念（如形态变化、循环、流通等），我们就会发现，他致力于将资本过程作为一个特定系统的过程来研究，即一个围绕自身循环运动的整体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马克思区分了三种形态：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以及商品资本的循环。
①货币资本的循环
M = 资本预付的货币，C = 转化为生产要素的货币，L = 劳动力，MP = 生产资料，P = 生产资本，C' = 生产的商品 = C + c，或以商品表达的资本价值对剩余价值的比率，M' = 转换回货币的产品 = M + m，或与上述一样的比率，只不过是以货币形式表达的。
② 生产资本的循环
我们转化这个公式，得到：
从这个循环中，P' = P + c。这里，我们看到扩大再生产的形式结构。
③ 商品资本的循环
这里，资本关系C'是起点。我们看到，无论是个人的消费还是生产的消费，消费作为整体构成了再生产过程的固定条件，同时，C'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而不再是流通过程的结果再次出现。
这三个公式代表了总循环过程的三种形式。这个过程的辩证结构一目了然，因为C'以P为前提，P又以M为前提，M本身又以C为前提，如此循环往复。马克思总结道：
“如果我们对这三个形式进行概括，那么，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中介，反之亦然。”
由此可见，分析是以辩证法的方式进行的。每一种结构都是其他结构的条件，也是其结果，而且资本运动要求资本以各种形式进行循环。因此，资本运动是一个统一的运动，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是不同结构之间的同一性——即它们差异中的同一性。构成整个过程统一性的这种同一性在于“所有这三个循环都有一个共同点：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是动机”。这种运动的核心是资本本身的结构，是从M到M'，即M + △M的运动，也就是资本的“概念”本身。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理论完美的严谨性，看到了辩证法和第一种方法的结果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马克思自己也强调了辩证法的操作性，他指出这三个循环形式的差异，“全部区别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区别，或者说，表现为单纯主观上的、只对考察者才存在的区别”。
这种方法使我们可以分离出一个过程的循环运动结构，这个过程仅仅通过它们的同时性而非连续性而存在。“实际上，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环中。”但是，这种同时性既排除了连续性，又包含了连续性。资本的循环过程是不断中断的过程，“是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抛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实际上，阶段的连续性预设了阶段的并置，即资本的功能划分。
这样，每个阶段都有其功能性存在，而这种功能性存在已被经济理论的基础范畴所定义。因此，辩证法与假设—演绎法联系在一起。两者都以经济科学的范畴为前提，同时也使得这些范畴得以展开。
但是，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资本过程的循环运动，看到辩证法既包含了第一种方法，又进一步地与它交织在一起。资本确实是“作为整体来考虑”，在占据不同阶段的同时，每个阶段又相继展开，经济时间的网络就是这样构成的。经济结构每时每刻都处于共存和继承的关系中，这确保了经济过程的连续性。经济过程是非连续性和连续性的综合统一，它是在时间中，随着时间完成的综合。但这种时间上的综合在单个资本的过程中可能会被中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
我们现在明白了，资本不是静止的物，而是一种运动，一种同时保持和扩大的运动。在这里，我们重新回到了第一种方法，并且看到这两种方法都植根于资本本身的性质，即价值增殖。现在，我们将从上述分析中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2）资本不是静止的“物”，而是运动的现实
① 对资本过程的辩证分析揭示了，资本不是静止的“物”，而是运动中的现实。因此，经济理论本质上必须是动态的。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只有通过动态模型才能得到体现，辩证分析成为最基本的操作方法。因此，经济科学的范畴只有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具有现实性，并指向一个完全在时间中以综合和历史的方式存在的内容。
② 辩证分析使我们能够构想那些彼此有机结合的结构之间的循环关系。它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个层面上都具有应用价值，并且它使得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的过渡成为可能。例如，马克思指出，公式C—C代表单个资本的运动形式，但同时又指出：
“各单个资本的总和即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的运动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都只表现为一个部分运动，和其他部分运动交织在一起，并且受它们制约。”
因此，整体是部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但这并不排除部分，即孤立的单个资本的运动，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社会资本的总运动 = 各单个资本的运动的代数和，这一事实并不排除：这个运动，作为一个孤立的单个资本的运动来看，和同一个运动，作为社会资本总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即和社会资本的其他部分的运动联系起来看，会出现不同的现象；同时，这个运动还会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考察一个单独的单个资本的循环时必须事先已经解决，而不是要由这种考察去解决。”
因此，马克思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个层面上展开了分析，展示了结构之间功能的同一性如何实现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的过渡，又在功能差异上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并强调这些区别只有在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后才会变得明显。实际上，“孤立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不存在的，它们只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存在，换句话说，它们存在于一个由相互兼容、同一但又各自独立的要素构成的体系中。
这种辩证分析使得从《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的过渡成为可能。它与第一种方法交相结合，有助于揭示集体资本整体运作产生的平均利润。因此，辩证分析为经济范畴发展的顺序提供了基础。
③ 辩证分析处理了操作性概念（如对立统一、同一性、差异性等），这些概念不仅有助于构建经济范畴，而且也引导我们进行计算、构建动态模型等。当我们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时，我们将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过程的特殊运动形式。这些是自我复制、自我循环的整体运动的形式结构。理论分析将寻求确定时间对资本各要素的影响。需要重申的是，资本过程需要时间，而资本的周转时间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时间。考虑资本的周转时间使我们能够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资本是由那些在使用过程中逐步产生自身的交换价值的生产资料组成的。这种价值的转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资本论》第二卷，第176页）。因此，经济学理论引导我们进行数学计算。资本主义在会计领域已经自发地进行了这种计算，而理论上可以对其进行特殊的数学处理。在计算资本的利润率时，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非常重要，这一点被马克思所强调，这值得进行复杂的数学研究。这在微观经济层面和整个社会层面上同样适用，并提出了在进行理论分析时选择经济时期作为基础的问题。因此，我们区分了“短期”和“长期”等概念。
在这段时间内，资本的运动发生了，尽管资本的形式结构已经被分析揭示出来了，但是资本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规律尚未确定。这种循环结构迄今为止表现为同一运动的“简单”再生产——但是，简单再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运动，简单再生产的假设“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矛盾的一种幻想……”
在我们分析生产资本的循环（即资本总过程的三个公式之一）时，这种矛盾就相当突出。生产资本循环有其特殊性，即产生剩余价值，引起资本的积累，从而将资本的运动“表征”为“扩大”再生产。价值的增殖过程正是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发生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有效运作得以实现。交换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但它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包括商品供销、销售和价格体系），而流通过程反过来又是生产资本循环往复的条件。生产扩大了市场，市场扩大了生产，当需求不足致使生产瘫痪时，两者的统一也以消极的方式表现出来，等等。辩证分析得出的正是生产资本循环的这种具体作用。
（3）生产资本循环的特殊作用
生产资本循环的结构是P—P'，公式：
（4）系统动态的基础
这一系统的整体动态及其增长，是基于一种由历史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的原初结构，“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占有者”，这体现了产品和生产者、生产资料和工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分离与对立关系。
因此，资本主义的动态建立在工业资本存在的基础上，即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成为孤立的现象而成为社会范围内的商品生产的决定性前提是生产要素（即工人和生产资料）的特殊的、历史的结合方式的普遍化。
资本主义体系的动态建立在生产资本、工业资本的基础上，生产资本、工业资本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相对性，它对应于人类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使得剩余产品大规模产生，而这些剩余产品被资本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占有。因此，这一体系的动态基于剩余产品的存在以及这种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
为了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际结构及其运动形态，我们必须运用辩证法。辩证法揭示了剩余价值形成机制中的系统动态基础。
我们在《资本论》中区分的两种方法，最终都具有与其研究对象相同的结构。因此，只要它们涉及的是同一个对象，它们就联系在一起。
必须说明分析这种扩大再生产的若干后果。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同结构中，考虑到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生产结构群及其特殊运动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从整体上看，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生产从根本上推动了体系的发展：制度的发展和保存都依赖于它。
马克思在他没有公开发表的《导言》序言中，展示了生产在任何经济体系中的根本性和起源性。他通过抽象分析生产一般与其他结构的一般关系——这是几种不同体系的共同关系——即以一般方法论分析的形式来阐述这一点：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在《资本论》中，这种抽象的辩证分析变得“可操作”，并且不再以一般形式出现。它确定了自己的一般规律，至少是几个不同体系所共有的真理。因此，在《资本论》中，这种方法被应用于特定的分析领域，并被它所取得的成果围绕着。
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场所。资本主义生产不仅调节着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还决定着收入和产品的分配。它本质上是商品的生产和不断扩大规模的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刺激了贸易，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并发展了信用体系。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就意味着将消费、分配和交换的结构转变为与这种生产性质相适应的集合体，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运作的系统。
因此，正是生产关系的整体性成为经济体系统一性的基础——是整体的一部分，使得这个整体成为独特的体系。这种独特的结构将会影响其他经济结构，以使它们与自身相容。在新的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结果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当某些先于生产关系、外在于生产关系的结构（如贸易结构、银行结构等）的改造运动基本完成后，这些结构就会与生产结构一起构成新的经济体系，并在其中发挥新的作用。这一运动在历史上已在所有现在被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完成。当基本经济结构能够共存时，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被强加为主导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并决定其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因此，辩证分析将有助于解释经济体系的形成方式，并揭示生产结构在这一创造性生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而动态的创始作用。
那么我们看到：
第一，人类所处的实践、物质和社会关系并非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现实，它们提出问题，并要求与它们共存且功能上与之相统一的现实发生转变。人类的实践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将通过人们随后的实践活动得到解决。
第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这些实践关系变革的工具。因此，个人和主观的活动在它们所处的客观实践领域中被激发并融入其中。然而，它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开辟了全新的领域，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工业资本家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如市场转型、劳动力培训等）。人的实践活动通过其所处的实践领域的中介作用再次显现。实践领域的发展只有通过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辩证法能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循环性：从人的实践活动的一极（即主观极点）回到实践活动发生的领域的另一极点。这两极中的每一极都是通过另一极发展起来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动态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既是已经实现的，又是尚未完成的。
（5）经济理论和历史现实的关系
因此，辩证法使我们能够把握经济理论与历史（这里指的不是历史科学，而是实际的历史运动）之间的关系。辩证法揭示了生产和体系内其他结构之间的特殊关系，表明了资本主义只有在各种千差万别的经济结构相互相容的情况下才构成一种经济体系，因此，辩证法从整体上阐明了历史事件，并在其中发现了共同的总体结构，即历史性的“意义”。举个例子，生息资本由古老的高利贷资本发展而来，它首先与货币贸易的发展有关。信用制度的发展破坏了高利贷资本，但这意味着生息资本——这一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以信用制度的形式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利息率通常很高，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则需要发展一种信用制度和一种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平均利息率。我们知道，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主张把利息率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以消除制度运行中的某些缺陷，尤其是与危机相关的缺陷。凯恩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于特定体系内结构相容性的问题。
马克思阐明了反对高利贷的历史斗争的真正意义：
“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对这一点不要误解，决不要把它理解成像古代著作家、教父、路德或旧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一点所表示的，恰好就是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
因此，经济理论越来越能解释不同社会历史变迁的意义，从而成为历史科学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六章）这一章中，马克思本人就运用理论上的结论来阐释历史事实，如12世纪和14世纪在威尼斯和热那亚设立的信用组合，以及17世纪银行在荷兰的发展，还有18世纪银行在英格兰和法国的发展。
（6）经济理论和历史科学的关系
经济史作为一门科学，如果不了解经济范畴的内容，即经济科学的内容，不了解每个经济范畴的本质，无法理解生产结构之间的特定关系和经济结构之间相互平衡的需求，那么，它就是盲目的。
这些需求既可能在历史上实现，也可能没有实现。
因此，经济理论乃是一套思想体系——唯有遵循其指引，历史学家方能在面对纷繁史实时避免陷入经验主义的盲目探索，从而揭示出赋予事件意义的内在历史结构。然而，反过来，历史材料的多样性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经济范畴，对经济范畴进行理论上的重新考察。这种循环性构成了理性认识的过程。在这种双向相互参照的背景下，正是经济理论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概念集合，为历史学家提供了进入大量事实、把握其内部秩序所必需的操作领域。经济理论使我们能够构建经济体系运行的模型，而这些模型必须充当历史学家的研究假设。当历史学家发现某些事实和已有的范畴不符合时，他需要重新研究这些事实，甚至成为经济知识的创造者。历史科学就是在这种综合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它超越了知识分工的局限，而这种分工既是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条件，也是其结果。这种综合运动使我们对研究对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深化了对认识条件的认识，换句话说，它丰富了理论工作者的抽象操作领域的方法论。
此外，根据我们后续的研究进展，我们认识到历史学家在制定自己的科学程序时，不应忽视数学计算和其他形式工具的应用。与社会科学不相容的并非数学本身，而是某些数学哲学、某些概念建构、某些关于人类现象本质的假设，它们试图通过数学应用来寻求根基和正当性。
在我们对扩大再生产和生产的特殊动态作用进行辩证分析的这一研究阶段结束时，我们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经济理论与历史、现实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方法论问题。辩证法不仅使我们能够研究一系列结构的动态，而且使我们能够解决科学知识进步所带来的问题，即人文科学之间以及人文科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论问题。因此，它使我们能够进入知识理论的哲学问题领域，并为理论工作者提供澄清他所遵循程序的性质的方法。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继续研究扩大再生产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动态。我们已经得出的认识结论将在这最后阶段对我们有所帮助，并且这些结论本身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体系有一种不间断地扩大其物质基础，并将其自身的生产关系扩展至整个社会的总体趋势。积累理论使我们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其连续性来看，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而且，
“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同时促进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因为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前提，创造对方（参见《雇佣劳动与资本》）。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资本的积累还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增长，与此同时，积累越多，资本就越集中。资本的这种集中意味着“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因此，这一体系的动态发展产生了双重矛盾：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其他经济结构之间的外部矛盾，这些经济结构缺乏与资本主义相同的扩张动力，并且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而被竞争所破坏；
第三，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即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以竞争为基础，但又趋向于形成垄断，即趋向于走向竞争的反面。与此同时，资本的集中及其不断增长的积累导致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工人比例下降。相对人口过剩是由同一过程——使雇佣劳动普遍化的过程——引起的。
四、资本主义的外部矛盾
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矛盾，我们就会看到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动态力量在历史上引发的，并以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当这一矛盾得到解决时——正是历史充当了这一解决方案的助产士——资本主义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结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它取代并改变了以前的结构，发明了新的结构，以便能够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其自身的内在动力来发展和运作：
“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并且要改变其职能机制来和产业资本相适应，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在它们以其作为特殊营业部门的承担者的职能和产业资本并列出现时，也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职能形式由于社会分工而独立化的和片面发展的存在形式。”
经济学理论使我们能够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起源的方式及其必然性，以及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村庄共同体、手工业协会等）在这些国家消失的必然性。
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强加于社会，是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再生产和发展自身的起源结构，即资本—劳动关系。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整体，它随时都在重新产生，通过对任何反对它的结构进行同化来扩大自己的应用领域。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小型的独立生产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他们一旦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就只剩下自己的劳动力，只能“自由地”从事雇佣劳动以换取工资。
因此，通过对资本主义体系发展模式的辩证分析，揭示了两个“起源”的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历史学家在研究“……的起源”时惯常使用的。这一概念涉及时间上的继承和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起源。这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研究资本主义（或任何其他制度）的形成至关重要。
第二个概念则看到，每个体系都内含自身的起源结构，它以这种结构为基础，并随时进行结构的再生产，因此这种起源结构在体系发展的每一时刻都与之共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极是不断更新的资本家，而另一极是不断更新的雇佣劳动者。一旦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制度，它似乎就内含了自身的起源，并且只依赖于自身。经济理论阐明了这一起源结构，它在体系自我再生产的每一刻都与之共存。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完全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基本上是自立的，已经排除了与之矛盾的其他经济结构。我们再次看到，经济理论和经济历史是如何紧密相连的。
此外，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所谓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积累之间著名区别的关键，同时也理解了为何会在理论篇章中间出现历史章节。事实上，扩大再生产积累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系统的原初结构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在其诞生之初——都永远存在。这种结构是系统动态的实际基础，但这种结构本身也有其起源，即它有其历史的起源。
它是历史进程的产物，这一历史进程促成了资本—劳动关系的整体结构——换句话说，是历史决定了工人与其劳动工具分离的经济结构的形成。
资本主义的基本起源关系是如何在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诞生的，这是“原始”积累理论借助“起源”概念（“……的起源”）所分析的问题。“原始积累”所描述的，是一种运动，这运动是“起源”的起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和普遍化的基础。
“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前史。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揭示了构成资本主义基础的起源关系的发展。因此，这段历史以经济科学的成果为前提，但经济科学本身又必须以它所解释的结构的历史起源为前提，因此必须参考历史。历史知识通过这种双向的参照得以展开，但它随时都可能固定在其中一个极点。科学劳动的社会分工可能导致这种循环性的中断，从而产生了片面的、单向的反思、无谓的争论和错误的解决方案。马克思自己的方法遥遥领先于这种僵化的反思。
然而，在这种双向参照中，经济理论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它是对概念的抽象阐述，这些概念是历史学家用来阐明历史的工具。但是，它并不构成任何特定的、由历史规定的经济—社会形态（如16世纪的法国经济）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构建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他们的艰巨任务是要解释具体的现实，换言之，是探索既独特又普遍的现实。从根本上来说，《资本论》是一部经济理论的著作，但它不断借鉴历史科学，并在历史研究的指导下继续前行，这些研究既是具体研究的前提，也是全面的综合的结果。（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28章、29章中，关于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以及15世纪以来的剥夺的研究。）
总之，《资本论》构成了一种类似于最具自我意识的历史科学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需要随着经济和历史知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似乎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一个能够自我再生产的总体，它要么消灭与它矛盾的事物，要么重新改造它所破坏的事物，以适应自身的需要。既然如此，这个体系的动态应该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它不断为自身的进一步扩大创造条件，为自己提供前途无量的未来。事实上，资本主义体系的动态是这样一个体系，它在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展着自身的矛盾，必然会出现内部的不平衡，或者至少通过不平衡来实现平衡，通过危机来实现和谐。
在这里，我们既进入了系统动态理论分析的核心，又进入了辩证法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作用的时刻。这将是对上述第二个矛盾的解释，这一矛盾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外部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动态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完善了扩大再生产理论，即完善了资本主义增长的动态理论。
五、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和系统动态的基本规律
辩证法使我们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动态的本质。扩大再生产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他生产方式的胜利，并促成了完整经济体系的构建，而且，正是由于这一体系不断地进行自我再生产，它还通过自身的内在规律进行自我变革。
辩证分析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有差异总体的整体运作，它的每一个结构都是其他结构运作的条件和结果。在这个总体中，不同的结构尽管存在差异，但仍然实现了统一。这种具体的同一性源于特定的结构——生产结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组相容的结构。但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这一基础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即扩大再生产过程，它驱动着整个系统的活力。
因此，这个系统在自我复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自我变革。差异在这种同一性内部发展起来，当我们考虑到其他结构对生产的相互影响时，这种差异就体现出来了。生产发展了市场，但随着市场的扩张，生产本身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分化。此外，分配的变化还会引起生产的变化（如当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时）。
辩证分析使我们能够通过系统内部的差异来理解系统的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我们分析系统各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当场掌握的，或者说它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掌握的，这时，两个不断增长的积累资本之间的差异似乎只是数量上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动态表现为一种均衡的动态。
我们接下来要尝试理解的是，系统不断发展的不平衡的根源和结构，这些不平衡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起源关系的矛盾性基础上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考虑过这种矛盾性，它被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所包裹。现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不仅再现了这一矛盾，同时又发展了这一矛盾。资产阶级越扩大，工人阶级也就越扩大，资本越是积累，生产就越集中，而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积累导致生产所必需的活动人口的比例相对下降。这样，就同时出现了资本家阶级的发展和集中，以及工人阶级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部分失业。同时，资本越集中，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越突出。这些对立和不平衡赋予了扩大再生产过程特殊的结构，我们将不断回顾这些结构。
第一，短期内，会出现多次波动和周期性危机，它们在不同的时间间隔内周期性地重复出现对抗趋势。
“这些不同影响，时而主要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主要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
总的来说，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
事实上，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处不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为利润而生产，而不出售商品就无法实现利润。现在，把现实的财富转化为货币财富、货币资本的绝对必要性与实现这种转化的可能性发生了冲突，前者取决于分配结构，后者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资本的积累及其不断增长是通过周期性的不平衡实现的，而这种不平衡的代价最终（且本质上）是由工人来承担的。但是资本的这种不断积累具有矛盾的一面，即从长远来看，它形成了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
第二，长期内，可以看到，利润率相对下降的同时，利润量也在增加，这种增加的原因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导致一般利润率下降的相同原因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从而抑制、减缓并抵消了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影响。
因此，从长远来看，利润率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素、积累的条件和驱动力，受到生产发展本身的威胁。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性。
“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而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这里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第三，总体演变。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性同时揭示了这一生产体系的“暂时性”。该体系最普遍的动力，即其“总体演变”，是建立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与社会剩余劳动力占有结构之间的矛盾发展基础上的。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决定了必须废除私人占有。人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种废除，但为了彻底结束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制度，仍需继续努力。届时，整个社会将开始有意识地重新组织其经济发展的模式。
六、结论：《资本论》的方法：两种方法的综合统一
1. 辩证法
辩证法使我们能够探索经济领域的分析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不可能脱离辩证法的应用领域去单独描述它。相反，我们正是在这一领域中把握辩证法的，这再次强调了对一种方法的研究与其处理的内容密不可分。辩证法也是处理特定内容的一种方式。
在《资本论》中，严格就经济层面而言，这一内容具有双重性：
第一，辩证法用于分析经济结构的相互关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运作。因此，辩证法是研究结构的工具。
第二，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动态。因此，辩证法是形成动态理论的工具。
此外，这两个分析领域还是相互联系的。只要辩证法揭示的本质关系是差异中的同一性和同一性中的差异，那么它就既能研究系统结构的相容性，也能研究系统结构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运动方式。具体来说，这两个分析领域的统一是基于生产结构在人类经济活动中通常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这些结构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具体内容。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形成一个同质的、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系，但与此同时，生产关系又要求这一体系的发展必须与其他共存的经济结构以及自身产生矛盾。
辩证法使我们能够揭示并分析现实中的矛盾：例如，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为什么必须通过不平衡来实现平衡。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理性预测。经济时间以这些总体平衡与不平衡的节奏为标志，而这些节奏取决于不断变化的内容，这些内容也改变了这些平衡与不平衡的状态。这种节奏、这些平衡与不平衡、这些结构变化及其直接和间接的后果，都可以通过建立动态模型，并使用适当的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可以对由资本积累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进行长期的数学研究。
辩证法使我们能够研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研究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发展上的统一性，以及这种统一性蕴含和发展的矛盾。在欠发达国家内部，我们可以通过辩证分析来研究这些国家在增长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即所谓的欠发达“恶性循环”，从而构建欠发达模式。
最后，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起源、发展等进行辩证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性。在这种相对性的基础上，可以合理地预测资本主义制度消失的必然性，但这种预测是总体性的预测，并不会提供具体的时间点。
2. 假设—演绎法
（1）用于剖析体系的基本经济结构的本质以及这些经济结构的“逻辑”关系，并将这些结构置于这些关系的相关性中，以一种“理想的起源”来解释它们出现的顺序；（2）用于推演这些结构可能形成的不同组合方式，从而揭示这些结构的某些运动方式。
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从范畴思维到计算思维的转变。现在，《资本论》方法的最后问题终于可以得到考虑并得到解决了。
3. 两种方法的联系与综合
（1）假设—演绎法定义了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而正是这些基本结构阐明了辩证法所分析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起源。因此，辩证法以假设—演绎法为基础。
（2）假设—演绎法分析了这些基本结构之间的相互相容性。现在，这种相容性是由生产关系的发展产生的，也是为了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假设—演绎法预设了辩证法所解释的内容。
因此，这两种方法之间存在循环性，它们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彼此互不排斥。正因如此，在《资本论》的每个阶段都融合了这两种方法，每个理论结论都是它们的共同成果。例如，平均利润是通过利润和剩余价值来解释的（假设—演绎法），但它预设了体系的整体运作和积累理论（辩证法）。利润率主要用第一种方法分析，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主要用第二种方法分析。
归根结底，这两种方法的综合统一根植于以下情况：指向剩余价值的核心过程与系统动态的基础，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是同一件事。
因此，这两种方法必然是彼此内在互补的，因为它们研究的是同一个本质上动态的现实。第一种方法主要揭示的是系统的结构并构建其范畴，而第二种方法主要揭示的是系统的增长方式，但它们在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是不可分割的。
这两种方法之所以统一，是因为它们是研究同一对象的两种方法。这个对象可以部分地或整体地进行分析。因此，这两种方法既是微观经济学的工具，又是宏观经济学的工具。最后，只要这个对象的各个部分和整体是可以量化的，并且处于不断运动之中，那么计算思维就可以进一步推进这两种方法的应用。
因此，《资本论》的方法是它们所发展内容的另一面，而这些方法本身又在这些内容的包围中。我们为了它们自身的目的，重新发展了这些被掩盖在其研究对象中的不同操作领域。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且具有了抽象的特征。
然而，如果说《资本论》的方法是两种互补程序的综合，那么这两种程序是否处于同一层面？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揭示了综合的起源在哪一极？
这两种方法之间确实存在不对称。它们分析的是同一个“对象”，但不是对象的同一个方面：
第一，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体系并非永恒不变，它本质上是一个运动中的具体现实，存在于时间之中。因此，它的内部结构始终受时间支配，被时间包围，又反过来包围着时间。假设—演绎法假定了这些结构之间的相容性，并阐明了这种相容性，但这种相容性并非历史自然而然产生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演变，并最终可能受到历史的挑战。同时，它也塑造了历史，涵盖了人类的行为，促使这些行为以有意义的方式相互联系，表达了人们所感受的、所生活的、所接受的或所质疑的内容。
现在，所有这些时间决定因素都用辩证法进行了分析（例如，原始积累理论、扩大再生产理论等）。
第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套特殊的实践关系，是一种本质上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动态现实，它组织着数百万人的生活方式，将他们“卷入”一系列问题之中，对他们或构成威胁，或带来愉悦，并为每个人构成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社会的先验实践。同时，人类的这一现实，通过自身内在的矛盾性和能动性，产生了对立，成为在这一现实中追求不同形式关系、其他存在方式的人们之间相互挑战的对象。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所固有的这种否定性，关系到实际生活和理论认识中最沉重的问题，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日常生活问题。辩证反思明确关注的正是这种否定性。
主要由于这些原因，辩证法是马克思所构建的操作领域的关键一极。正因如此，马克思在其未公开发表的《〈导言〉序言》中提出了这一方法，并理想地发展了这一方法，以便界定生产一般，即为了使自己能够从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运动。此外，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还打算对这一方法进行专门的研究，尽管最终未能如愿。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证明了他高度重视这一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辩证法是最丰富、最复杂的方法的最终原因。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两种方法相互包含，并通过它们的统一，使资本主义经济的综合理论成为可能。现在，这种相互的统一性、循环性本身就需要加以考虑。因此，每一种经济理论都预设了对其构成的理想操作及其基础的反思性认识。每一种经济理论都包含了一定数量的认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科学认识理论的对象。这一系列高度抽象的问题本身也是辩证反思的对象，并要求对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
我们已经看到，这两种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理性认识既挑战了表象又解释着表象，把握表象背后所隐藏着的，同时也解释着后者。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人们在其生产的产品中的异化现实，因此，如果不揭示这一异化现实的根源，理论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没有方法，经济理论仍然是贫乏的、抽象的、空洞无内容的。
因此，理想的理论思想和实践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本质和表象的辩证关系上的，而这种关系只有通过本身就是辩证的分析才能得到解释：
“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的工作。”
把握本质意味着要研究经济结构的科学概念，把握经济结构的运动；意味着要再现这些结构的相互关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具体总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的综合”。这便是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句话在25年后的《资本论》手稿中得到了回应。因此，辩证法为思想提供了最先进的理性意识工具，即“通过思维的方式”对具体现象进行理想上综合的重构。
辩证法的多面性解释了为什么它不能仅仅在计算和形式符号学的层面上发展其全部内容。数学太贫乏了，不能成为认识的唯一工具。现实不是单纯的数量。诚然，我们可以通过构建一个表格来展示某种生产形式所需的产品消耗，从而说明生产是如何消耗的，但数学思维无法在所有领域取代概念，也永远无法解释人是如何在自己的产品中与自身异化的。
我们在作为资本理论基础和前提的价值理论中，发现了辩证分析的诸多功能及其与价值理论中的假设—演绎法的关系。现在，事物的价值指的是人的劳动，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这种关系是对欲望的否定性作出反应，同时克服并发展这种否定性。从根本上说，辩证法是分析人的本质（即劳动）的工具。人是唯一在自我再生产中生产自己的自然存在，他通过欲望的否定性发现自己卷入到这种辩证关系中。这个过程中任何时候的辩证统一，在人类不同生存方式发展的任何时候都是共存的。但是，这种发展将这种统一性多样化，形成了无数看似彼此孤立的结构，同时也掩盖了这种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共同存在的具体统一性。随着发展，人类的劳动分化了，它的具体统一性被自身的发展所掩盖和隐藏。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是人类劳动历史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工作时，如果他不想自己异化的话，就必须始终保持这种观念的原因。
莫里斯·戈德利耶
《资本论》方法的核心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前提，即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始终在其内在需求中发现实践的先验条件，但也因此被卷入历史。因为人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来回应这些需求，这些活动既是自我实现的途径，也是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即它们是历史和真理的诞生之举。至此，我们完成了将马克思的反思转化为理论的操作领域的尝试。
我们将两种方法区分开，掌握了它们各自发挥的具体作用，并从它们使我们能够描绘的内容中看到了它们的统一性。我们试图阐明，是什么使得使用概念和计算工具来建立对经济体系的认识成为可能和必要。我们已经展示了《资本论》为使用自马克思发展起来的形式工具所开辟的道路。
使用这些工具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具体任务。或许，我们的工作已经有助于更清晰地界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之间严肃对话的基础。
我认为，我的文章已经充分展示了，《资本论》的现实性首先是与它的方法紧密相关。马克思成功地将结构分析和动态理论相结合，将结构分析和起源分析相结合，把握住了历史、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之间的联系，实现了这种“理性历史”的模式，而这种理性历史的模式几乎没有任何模仿者。这种理性历史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哲学假设，即除了思想层面上的世界之外，不存在超脱世俗的世界，人通过他的现实生活过程来解释自己。
但是，《资本论》的现实性并不局限于它的方法——它还与书中的内容以及后续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息息相关。这就是《资本论》现实性的关键问题。我希望，我仅就《资本论》的方法论进行的分析，对读者理解《资本论》的内容有所助益。
4.简化假设略记
注1：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经常指责马克思在阶级本质问题上的观点缺乏连贯性，并将《资本论》和《法兰西内战》这两个文本进行对比，前者主要展示了两个阶级的对立，而后者则出现了六七个阶级。
我们必须立即指出，马克思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关于阶级的“理论”。但在我看来，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的许多理论要素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
《资本论》是一部经济理论巨著。马克思在其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如前所述，这种生产关系本质上只包含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层面来看，则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
“因为在这里只有两个阶级：只能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和货币拥有垄断权的资本家阶级。”
因此，《资本论》构建了一种经济关系的理论，并深入探讨了这种关系的内容（包括工人的生存条件、工人劳动能力的剥削结构和程度，例如，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部分）。经济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形态（参见《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资本论》进一步对与经济体系中不同经济职能有关的各类资本家进行了区分分析（如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他们共同构成了资本家阶级，并与工人阶级产生利益冲突。
《法兰西内战》不是一部经济理论著作，而是一部历史著作，一部记录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著作。这些事件的发生是许多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结果，这些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其他前资本主义结构的矛盾。读者可以参考我对资本主义体系动态的内部和外部矛盾的分析。
因此，马克思在上述两部著作中的理论目的并不相同，没有理由认为马克思试图把社会阶级的数量减少到两个。我将在合适的时候进一步深入这一分析。同时，这一点引出了第二个相关的观察，它不涉及阶级理论，而是关注国民收入的问题。
注2：《资本论》包含了国民收入理论的要素———但严格来说，它并不是国民收入的“理论”。若要成为国民收入的“理论”，就必须假定所有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手工业者、独立的农业经营者）都消失了。
马歇尔（J.Marchal）和勒卡隆（J.Lecaillon）在《国民收入的分配》（LaRépartition da Revenu National）第3卷（“经典模式和马克思主义模式”，见第374页）中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我将在不久的将来尝试去讨论。例如，尽管《资本论》中没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结构完全符合的国民收入理论（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包含了大量非资本主义结构，现在依然如此），但我无法认同对马克思的这一批评：
“除工人和资本家外，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代理人，因而也存在着国民收入分配的其他参与者，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马歇尔，第377页）。”
马克思相当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工作假设，即他的“模型”的简化特征。例如：“因为在公式的表述中假定，一切货币和一切商品从一开始就只是处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不存在商人、货币经营者、银行家，也不存在只消费而不直接参加商品生产的阶级……”。
此外，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竞争经济的一种特殊机制——利润率平均化——的结构和周期性，还明确提到了除资本家和工人以外的代理人的存在：
“资本主义或多或少能够实现这种平均化，资本主义在一国社会内越是发展，也就是说，该国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就越能够实现这种平均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种生产的各种条件也发展了，这种生产使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全部社会前提从属于它的特殊性质和它的内在规律。……但是，如果有数量众多的非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例如小农经营的农业）插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间并与之交织在一起，这种平均化本身就会遇到更大的障碍。……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不关心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
我们再次见证了马克思模型的动态，以及它是如何将抽象分析融入历史时间的丰富性中的。
这一模型采用了两种方法，每种方法都捕捉到了经济结构在时间和运动上的关键特征。因此，我无法同意马歇尔对马克思时间观念不足的批评。（《国民收入的分配》，第3卷，第3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