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认识论命题
节选自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阿尔都塞）《〈资本论〉的对象》，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第407-426页。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现在我们来确定分析的对象，即研究马克思的对象本身：
第一步，我们阅读了马克思论述他自己的发现的文章。我们已经确认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是这种发现的承担者。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概念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对象本身产生误解的地方。不仅经济学家们有这种误解，甚至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这种误解。
第二步，我们又阅读了马克思对于他的先驱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的评述，以期通过马克思对自己的科学的前史的判断来理解他自身。在这里，我们同样遇到了一些令人困惑不解的、不充分的定义。我们看到，马克思没有真正思考使他和古典经济学区别开来的差别概念。他是用内容的连续性概念来思考这个差别的，因此，他使我们时而陷入单纯形式上的区别，即辩证法，时而又陷入这个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础，即某种意识形态的历史概念。我们分析了这些含混不清的地方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的后果。这些模糊不清的论述不仅对《资本论》的特殊对象的定义，而且也对马克思的理论实践的定义、他的理论同前人理论的关系，总之，对科学的理论和科学史的理论产生了影响。在这里，我们涉及的不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历史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而是科学、科学史或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由此我们看到（即便是窥见一斑），马克思从历史理论中得出的东西同他从哲学中得出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我们至少可以从下述现象中看到这一点：只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体系中出现真空，那么这个真空就会立刻被哲学的意识形态，即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填补上。我们只有把填满这一真空的意识形态哲学的论证排除出去，才能确认这个真空。我们只有在认识到那些占据马克思某些尚未完善的科学概念的位置的哲学概念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绝对前提下，总之，只有在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加以说明的绝对前提下，才能对这些尚未完善的科学概念作出严格规定，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才能够把那些掩盖科学概念的缺陷的哲学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概念识别和揭示出来。因此，我们在理论上必须采用这样的做法：在阅读马克思的科学表述的时候，必须同时根据他的指示写下另一种表述，这种表述与前一种表述不可分割但又不同于前一种表述，这就是马克思的哲学表述。
现在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第三步的考察。《资本论》、恩格斯的序言、某些书信、关于瓦格纳的评注包含的内容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直至目前我们在马克思著作中不得不从反面去认识的东西，现在可以从正面去加以认识了。
我们首先要记住若干单纯术语方面的说明。我们知道，马克思责备斯密和李嘉图经常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它的各种存在形式：利润、地租和利息。因此，在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缺少一个名词。马克思在阅读他们的著作的时候，把这个空缺的名词，剩余价值恢复了。把未出现的名词恢复出来，这个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行动本身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后果：这个名词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诚然，任何名词都是一个概念，但不能说，任何概念都是一个理论概念，也不能说任何理论概念都代表一个新的对象。如果说剩余价值这个名词处在这样一个重要地位上，这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对象的结构，而这个结构的命运则完全取决于这个简单的名称。马克思在指责斯密和李嘉图越过这个名词的时候，在他的头脑中，在他的笔下都没有出现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但是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同任何人一样，马克思不能被看做是一个能够同时说明一切的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叙述时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在其他地方得到了说明。不容怀疑的是，马克思感到首要的理论前提是必须建立一套恰当的科学术语，即建立有明确规定的术语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所用的名词不仅必须是概念，而且新出现的名词也必须是能说明新的对象的概念。马克思在批判瓦格纳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时写道：
这个德国人的全部蠢话的唯一的明显根据是，价值或值这两个词最初用于有用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在，甚至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但是这同商品“价值”的科学定义毫无共同之点，就像盐这个词古代的人最初用来指食盐，后来，从普林尼以来，糖和其他物也列入盐类……
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他写道：
这使我们想起化学这门科学产生以前的古化学家。因为在日常生活（按照北方的习惯）中直截了当地称为奶油的烹调用奶油具有柔软的特点，他们就把氯化物，如无水氯化锌、三氯化锑等等也叫做什么奶油等等。
十分清楚，这段论述把一个名词的“字面上的意义”同这个名词的科学的、建立在一门科学（化学）的对象的理论革命基础上的概念的意义区分开了。既然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新的对象，那么他必然要建立一套相应的新的概念术语。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1886年）的一段话中特别指明了这一点：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我们从这段话可以得出下列基本论断：
1.一门科学的对象的每一次革命（一门科学的新见解）都必然会引起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2.任何术语都同一定的观念范围联系在一起，或者可以说：任何术语都是同作为这一术语基础的理论体系相联系的，任何术语自身都包含着特定的、有限的理论体系；
3.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由它的思想体系及其术语的同一性所规定的范围中；
4.马克思使古典经济理论发生了变革，因而必然使它的术语发生变革；
5.这场革命的最明显的方面恰恰表现在剩余价值上。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用一个同时是其对象的概念的名词来思考剩余价值，因此他们仍然留在黑暗之中，成为那些只是经济实践的意识形态概念或经验主义概念的俘虏；
6.恩格斯最终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之间的术语的区别归结为对象的概念的区别：古典学派把对象当做永恒的东西，而马克思则把它当做暂时的东西。我们知道应该怎样思考这个论点。
尽管最后一点有缺陷，这段论述是十分出色的，因为它阐明了一门特定的学科的对象和它的术语体系、概念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阐明了对象和它的术语以及与之相应的概念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一旦对象改变了（一旦它的“新的见解”被把握），那么观念体系和概念术语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如果我们换一种意义相同的说法，那就是，恩格斯肯定了在对象的性质，理论总问题的性质和概念术语的性质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作用关系。
恩格斯在他的另一篇引人注目的著作即《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关系。这篇著作可以直接同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工资问题的模糊观点的分析直接联系起来。恩格斯在这篇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问题：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追加。这种见解曾在重商主义者中间占统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然而，它被亚当·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
恩格斯在这里指出，斯密和李嘉图已经认识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起源。虽然他们“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的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但是他们却“生产”了《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剩余价值。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是十分合理的问题：
那么，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新理论的出现犹如“晴天霹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理论明显地标志着马克思的独创性。恩格斯的这个说明是很有意义的。这里涉及的不再是马克思力图说明他和经济学家关系的那些模糊不清的区别（固定不变的永恒论、运动的历史）。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直接提出了关于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认识论断裂的真正问题。恩格斯在最恰当的地方，同时也是最矛盾的地方提出了这个问题，即关于剩余价值的问题。剩余价值恰恰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它已经完全被古典经济学“生产”出来了。因此，恩格斯针对马克思著作中并非是新的现实提出了马克思的独创性问题。恩格斯以非凡的机智提出了这个问题，从而显示了他的天才。他寻根究底，抓住了最终的问题，他在问题以它的答案的绝对形式出现的地方抓住了问题，也就是说在答案以其绝对的论证理由使人们不能对答案有任何怀疑的地方抓住了问题。恩格斯敢于提出体现在两种不同论述中的没有独创性的“现实”中所包含的独创性问题，也就是说提出体现在两种理论叙述中的这个“现实”的理论形态问题。我们只要读一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可以明白，恩格斯并不是诡辩地、偶然地提出问题，他是在以科学史理论为基础的科学理论的领域中提出问题的。因此，他作了一个化学史上的类比，他利用这个类比提出了问题并对他的解答作了说明：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化学史上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家知道，直到前一世纪末，燃素说还处于支配的地位。根据这种理论，一切燃烧的本质都在于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一种另外的、假想的物体，即称为燃素的绝对燃烧质。这种理论曾足以说明当时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虽然在某些场合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到1774年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种气体，“他发现这种气体是如此纯粹或如此不含燃素，以致普通空气和它相比显得污浊不堪”。他称这种气体为无燃素气体。过了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析出了这种气体，并且证明它存在于大气中。他还发现，当一种物体在这种气体或普通空气中燃烧时，这种气体就消失了。因此，他称这种气体为“火气”……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但是，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在巴黎的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他第一个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他最先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即使不是像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样他就能详尽地阐述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做出的，但是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关于这一点，第二卷又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以后我们会知道，第三卷更是这样。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而洛贝尔图斯呢？他读了这一切之后……发现他自己已经更简单得多、更明了得多地指出了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最后，还发现这一切虽然适用于“今日的资本形式”，即适用于历史地存在的资本，然而不适用于“资本概念”，即不适用于洛贝尔图斯先生关于资本的乌托邦观念。这完全和至死坚持燃素，而不想对氧气有所理解的老普利斯特列一样。只是普利斯特列确实是最早析出氧气的人，而洛贝尔图斯在他的剩余价值中，或者更确切些说，在他的“租”中，只是重新发现了一种陈词滥调。但马克思和拉瓦锡的做法相反，他不屑于说，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是他最早发现的。
这段卓越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普利斯特列和舍勒在燃素说完全处于支配地位的时候“析”出了一种奇怪的气体。普利斯特列把这种气体叫做无燃素气体，舍勒则把这种气体叫做火气。实际上，这就是后来人们称作氧气的气体。但是恩格斯写道：“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掌握氧气的概念。因此，“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为什么说没有能结出果实，为什么说他们是盲目的呢？因为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因为他们不是把氧气看做是一个问题，而是仅仅把它看做是“一个答案”。
（2）相反，拉瓦锡“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在别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看到了问题。因此，如果说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那么是拉瓦锡独自发现了氧气并赋予它以概念。
拉瓦锡（1743-1794）
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的关系，正如拉瓦锡同普利斯特列、舍勒的关系一样。的确是他发现了剩余价值，而他的先驱者仅仅是析出了剩余价值。
这个简单的类比以及表达这个类比所使用的术语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以及恩格斯的认识论洞察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要想理解马克思，就必须把他放到学者中去，并把我们应用于其他学者例如拉瓦锡的认识论概念和历史概念应用到他的科学著作中去。这样，马克思就成为可以同伽利略和拉瓦锡相比的科学奠基人。此外，为了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同他的前人的著作的关系，为了理解使马克思同他的先驱者区别开来的断裂或变异的性质，我们必须研究其他科学创始者的著作，因为他们和自己的先驱者同样作了决裂。因此，对马克思的理解，对他的发现的机制以及对奠定他的科学基础的认识论断裂的性质的理解，需要借助科学史一般理论的概念，因为这种一般理论可以使我们思考这些理论事实的本质。这种一般理论只是一种设想或者已经部分地形成了实体，这是一回事；而这种理论对于研究马克思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又是另一回事。恩格斯通过他的做法为我们指明的道路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遵循的道路：这正是马克思在建立历史科学的活动本身中建立哲学所遵循的道路。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具有更多的意义。他用独创的术语为我们提供了断裂概念的理论雏形。断裂就是变异，由此一门新的科学在不同于旧的意识形态总问题的新的总问题基础上建立起来了。但是最令人赞叹的是，恩格斯说一门“倒立着的”科学“正立过来”，用以表示总问题变异的理论或断裂的理论。这些话我们是非常熟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说过同样的话，说明他如何使黑格尔辩证法从唯心主义状态过渡到唯物主义状态。马克思用以说明他同黑格尔关系的这些话在马克思主义中至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提法是多么不同啊！前者是隐晦的，而后者则是明确的。在所有的经典著作中，恩格斯的这个提法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对马克思的提法作了明确的解释。在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使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的含义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改变理论基础，改变化学的理论总问题，用新的理论总问题来代替旧的理论总问题。这就是著名的“正立过来”的含义。这不过是个具体的形象，并不具有概念的含义和严格性。马克思的目的仅仅是通过这个形象指出这里存在着开创整个科学的总问题的变异。
恩格斯（1820-1895）
（3）恩格斯的确为我们阐明了理论史上的一个事件的形式条件之一：确切地说，就是理论革命。我们看到，只有建立起认识史上出现的理论事件或事实的概念，理论革命的概念，才能够建立认识史。同样，只有建立并说明历史事实、事件的概念，革命的概念等等，才能思考政治史或经济史。由于马克思，我们出现在最重要的历史断裂处。
这不仅是历史科学史的断裂，而且是哲学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总理论史的断裂：这个断裂（它使我们能够解决知识史的分期问题）本身就是这一理论事件即马克思在历史科学和哲学中所建立的总问题的革命。这个事件全部或部分地没有被人们察觉，这个理论革命的全部后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被人们感觉到，它在可见的思想史中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制，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个事件毕竟发生了，这个断裂毕竟发生了。由此而产生的历史正在正式的历史下面为自己开辟一条地下通道：“老鼹鼠，挖得好！”总有一天，正式的思想史将落后于这个历史。而当正式的思想史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已经迟了，除非它从理论上认识这个事件并从中得出结论。
恩格斯还向我们指出了这场革命的另一个方面，即那些经历这场革命的人千方百计地去否定它。老普利斯特列“至死坚持燃素，而不想对氧气有所理解”，这是因为他像斯密和李嘉图一样坚持现存的思想体系，不愿意对新发现已与之决裂的理论总问题提出疑问。我使用理论总问题这个术语，只是为了赋予恩格斯对我们所说的话以一个名称（即一个概念）。恩格斯把以前当做答案的东西作为问题提出来，从而既概括了对旧理论的批判，又概括了新理论的建立。这也正是马克思自己在著名的工资篇中所表达的观点。他在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能够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工资，从而找到和得出正确的结论时写道：“这样，它就不知不觉地变换了场所，用劳动力的价值代替了迄今为止一直是它研究的明显对象的劳动的价值……这种分析得出的结果不是解决了在出发点上提出的问题，而是完全改变了它的用语。”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正立过来”所包含的内容。这个“场所的变换”同“术语的改变”以及作为阐明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根据的理论基础的变换是一个意思。这里我们还看到，“正立过来”，“重新用脚站立起来”，“变换场所”，“改变问题的术语”也是一个意思，是指影响基本理论结构本身的唯一的、同一变化，由此一切问题就用新理论的术语并在新理论的领域中提出。如果说一门科学的理论在其历史的某一既定时刻只不过是这门科学向自己对象提出某一类问题的理论母胚，如果说伴随着新的基本理论的出现，知识世界中必然会出现一种对对象提出问题，从而得出新的答案的新的有机方式，那么，改变理论基础就是改变理论总问题。在谈到斯密和李嘉图在工资问题上的观点时，恩格斯写道：“这个问题这样来理解，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它由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因而得到了解答。”马克思正确地提出了问题，这个结果并不是偶然的，相反，这是一种新的理论即以正确的形式提出问题的体系的结果，是一种新的总问题的结果。任何理论就其本质来说都是一个总问题，都是提出有关理论对象的全部问题的理论的、系统的母胚。
（4）恩格斯的这段论述还包含着更多的内容。它提出了这样的思想：现实、新的事实例如剩余价值的存在，不能归结为“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相反，这是一个引起整个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使“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变得可以理解的事实。因此，马克思的发现涉及的并不是一个主观的总问题（考察既定事实的单纯方法问题，纯属主观上的“观点”的改变）。马克思的发现是同提出整个有关对象的全部问题的理论母胚的改变相关的，因此它涉及的是对象的现实性即对象的客观定义。提出对象的定义问题，也就是提出新的理论总问题所涉及的新的对象的不同定义的问题。在一门科学的变革史上，理论总问题的任何改变都是同对象的定义的改变，从而同理论的对象本身的可以确定的差别相关联的。
我在得出上述结论的时候，是否比恩格斯更前进了一步呢？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我作否定的回答，是因为恩格斯不仅涉及了燃素说概念体系，指出它在拉瓦锡之前决定了整个问题的提法，从而决定了所有相应答案的含义；同时也涉及了李嘉图的概念体系，他指出，马克思不得不首先“批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我作肯定的回答，是因为虽然恩格斯对这个理论事件即这场科学革命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但是他没有以同样的魄力从理论的对象的角度来思考这场革命的后果。在对恩格斯来说是非常清楚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指出他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而所有这些含混不清都可以归结为经验主义地把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混为一谈。显然，恩格斯担心，如果他没有经验主义理论的保护（这种保护是虚幻的）而去冒险，他就会失去业已宣布的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之间的现实同一性为他提供的保证。他在理解自己实际上已经说出的东西上遇到了困难，而这些东西是科学史每一步都向他证明了的：一种认识的产生过程必然要通过它的（概念的）对象的不断的演变才能够实现；这个演变同认识史是一致的，其结果必然要产生同现实对象相联系的新的认识（新的认识对象），而对现实对象的认识又随着认识对象的改变而深化。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那样，人们认识或者深入认识的现实对象在与之有关的认识过程之前或之后始终不变（参见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因此，现实对象是认识过程的绝对依据，对现实对象的认识的深化要通过理论加工来完成，而这种理论加工则必然要对认识对象发生影响，因为这个加工仅仅同认识对象有关。列宁完全理解这个科学实践的基本条件，因此这个问题成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重要论题之一：对现实对象的认识随着认识对象的不断变化而不断深化。认识对象的这种变化可以具有不同的形式：连续的、不明显的，或者相反，断断续续的和显著的。当一门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科学平稳地发展的时候，（认识）对象的变化就表现为连续和渐进的形式。对象的变化使我们在对象中看到了以前根本看不到的“新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对象就同一幅尚有许多地方未标明、而人们正在探索的地区的地图一样：这些地区内的空白被标上新的具体的、确切的地方，但是人们已经知道的这个地区的总轮廓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跟随马克思，对他所确定的对象进行系统的研究。我们从中一定能够获得新的详细的情况，“看到”我们以前所不能看到的东西，不过我们是在对象的内部看到这些东西的，这个对象的结构不会被我们的研究结果推翻，而是相反会得到我们的研究结果的肯定。在一门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情况则大不相同了。当理论总问题真正变换了的时候，理论对象也必然发生相应变化，不仅仅是对象的“某些方面”、它的结构的细节发生了变化，而且对象的结构本身发生了变化。这时人们看到的是对象的新的结构，这个结构与旧的结构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致人们完全有理由说，一个新的对象出现了。从19世纪初到今天的数学史或现代物理学史都经历了很多这一类的变化。这就更加证明了，当新的科学产生的时候，也就是当新的科学从意识形态领域中分离出来、同意识形态相决裂而产生的时候，这种理论的“脱离”必然要引起理论总问题的革命性变化和理论对象的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发生了革命，发生了质的飞跃和对象的结构本身的变化是非常恰当的。新的对象同旧的意识形态对象虽然还保留着某种联系，我们在新的对象身上还可以看到同时属于旧的对象的某些要素，但是这些要素的含义改变了，因为新的结构已经赋予这些要素以自己的含义。这些体现在个别要素上的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可能会产生出一种错误的肤浅观点：否定结构对构成对象要素的含义的作用。同样，体现在个别要素上的技术上的相似之处使人们错误地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归结为同一个范畴（“工业社会”）。实际上，我们在把新的科学同它由以产生的意识形态区分开的断裂中看到，理论革命对理论的对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理论的对象同时发生革命，成为真正的新的对象。这种对象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总问题的变化都应该成为严格的认识论研究的对象。由于新的总问题和新的对象的确立是通过唯一的、同一的运动完成的，对这个双重变化的研究实际上只不过是唯一的和同一的研究。这种研究属于思考知识形式的历史以及产生这些形式的机制的学科，这门学科就是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