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舍莱 | 关于《资本论》的阐述过程

节选自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皮埃尔•马舍莱）《关于〈资本论〉的阐述过程》，刘文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第251-262页。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阐述过程，就是按照知识严格的运动规律来组织安排话语（discours）：这不是表象的运动，或者说描写知识在社会思想中产生的运动（马克思希望区别阐述过程和调查研究过程），而是与之不同的、进行知识表述的运动，它不等同于排序或分类的机械行为，它是自主运动，应该受制于它与特定规律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运动本身研究这一过程，因为当我们重塑阐述过程时，就有可能发现这一阐述是由什么条件决定的，客观上它依靠什么原则。

但是，这个问题依然过于宽泛，因为这是《资本论》大纲的传统问题。对《资本论》的整体布局有一个基本的理解，这似乎是阅读《资本论》的必要前提；然而，理解本身不是无前提的，因为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理解依赖于不同的阅读方式。在知道如何从一卷到下一卷，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阅读之前，还要知道如何从一个字到另一个字，也就是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因为在科学论述当中，词语应该被看作是概念）的过渡。这种细读最初无法对文本的整体产生影响，而只能对文本的某一部分产生影响。开始部分阅读也不能什么都读，不可能随意选取一个样章学习如何阅读。原则上，我们应当从头阅读。

提出阐述过程的问题，可以换种说法，即仔细阅读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文章开头。

我们需要对问题的这种对换说法加以合理的解释。这种对换方法遵循多个基本理由：为快速浏览这些理由的路径，我们可以归纳为：马克思赋予起点以决定性的重要性；这种区分意味着科学阐述的某种观念和某种实践，需要一种写作方式，一种新颖的科学风格；这种写作要求一种与之相符的阅读，最后，这种阅读正好可以从开头学到。

起点的特权就是马克思方法论的特征之一。在解释说明这种特权之前，最简单的就是要重新认识（reconnaftre）它。众所周知，马克思非常注重《资本论》的第一章，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手稿开始就能找到这篇论著的痕迹，这一章不断地重审、修订，一直修改到最后一版，以至于人们开始怀疑这一章是否真正完成了，仿佛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写完第一章。但是，正如我们后面所见，科学话语的价值实际上来自于其未完成的状态，而不是它表面上已完成的内容。

结束开头内容十分困难，这种困难不是因为应当在开头就给出一切内容（后面的阐述就如同一棵嫩芽徐徐生长一样）：这种有机（organique）的话语概念与马克思的知识体系理念完全不同。开始的价值在于“筹备”，即概念的布局安排、（分析）方法的准备。这种开始具有双重的开创价值：它割断了与先前内容的联系（因为它带来了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但它与后续内容又有所不同，即开头的问题完全是新颖独创的；它阐明了话语的整体结构，而这恰恰是因为它的优势地位，由于这种地位，一些方法问题可以从特定的角度被提出来。

这一切含有某种科学阐述观念，某种科学实践的意思。选择解释开头本身也是某种科学观念要求的，因为对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的解释是一种认识论的解释。应该从出发点抽离出来的东西，就像采用演绎法那样，不是马克思话语的续篇，而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在此之前叙述的内容，是马克思话语的先决条件。因此，阅读这一段落时提出的问题看起来非常简单：为什么说马克思的论述是一种科学论述？是否可以在开头的时候就能读出痕迹？

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实际上，不可能将《资本论》的阐述与某种自我决定的特定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相反，阐述结构所依靠的科学思想的提出是一种新的观念，一个开始。马克思没有从一个已经被接受的观念出发展开阐述，他希望在树立某种科学观念的同时实现科学的话语：二者齐头并进，很明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为什么问题不在于研究阐述过程，就像不可能单独地从整体上阐述《资本论》的观念和整体结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这些理论是与实践一起进行的，必须要进入实践路径才能够勾勒出理论路径，同时也只有理论路径才能理解实践。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如何打破了这种对科学的经典表述：在科学的话语产生之前没有关于科学的话语，只能同时二者并肩齐行，这并不是说二者相互混淆。

起点的特殊价值很容易论证，恰恰在这一点上可以区分（但不是分离）必然在一起的两个“事物”：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但是，解释开始是以阅读方法为前提。这就产生一个新问题：如何阅读科学话语？如何阅读话语中的科学？

所有科学语言都是通过它与有效性标准的关系来确定的，是这些标准决定了这种语言的阅读形式。与所有经济手段和思想体系不同，马克思自己将《资本论》呈现为一种理论工作：问题在于要了解根据什么标准这种理论被规定为科学理论，在于从这些标准演绎出一种或多种进入理论的方法。事实上，一部理论著作是以一种本身就是理论性的理解模式为前提：想要接受一种知识，就应该事先识别这种知识要解决的问题，确定这种知识的条件。

正如阿尔都塞解释的那样，这个规划与理解一种知识论（后者依靠真理问题的某一特殊领域）没有任何关系，目前应该由哲学家来完成。但是这项任务要求对哲学家的工作做明确的定义：“哲学是科学对象本身可以被理解的条件。”哲学只是对科学史的理解。今天的哲学家是做理论史的人，同时也在做这段历史的理论。因此哲学的问题具有不可分割的双重性：哲学化就是研究科学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条件提出的。对于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这些条件不是纯粹的理论：它们首先是客观的、实践的。

很明显，哲学的这种定义不是不言自明的。甚至，它似乎与传统哲学遗产背道而驰，这不仅仅是表象，而是表达权利的必然性的事实状态。直到目前，在提出（不是解决）科学问题的问题方面，哲学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在传统形式上，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初，这个问题一直是以（理想的）合法性和（自然的）现实性的术语提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术语之间建立关系的问题，在将两个术语相互识别的方式（更确切地说是程度）当中。理性与现实的结合或者混合确定了论证的严密性。几何思想的理想模式正是通过建立符合自然秩序的命题秩序以符合这种严密性：从“原始”命题到精深定理，从简单到复杂。科学概念由它们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决定的：所有秩序哲学皆由此发展而成的，它声称以正确的方式掌握科学理解的程序，却又无能解决科学问题。如果说在历史方面哲学具有意义的话，那是因为作为特定的困难，它可以以物质的形式决定矛盾。方法范畴的传统使用为这种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事例，可以归纳为一个不应该提出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没有、恰恰也不能有单独提出的方法问题。

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逻辑看作是哲学逻辑最后完成的呈现：说是“完成的”，因为它从总体上把握了所有条件，同时也是因为它解决了所有问题，将这些困难变成答案。但是，在这个最终形式当中，思辨哲学产生了一种新的意思，即它成为了一种纯粹的科学意识形态。帕斯卡尔、笛卡尔、孔狄亚克、康德试图确定科学的某种状态可以确定下来的条件：通过阐明这些必然不充分的条件，他们默许了让人看清不同条件的可能性。对黑格尔提出的冲突有了一致的解决方法，相反却使知识的某种状态变成一种绝对体系：以这些矛盾本身为基础压制了矛盾。自此，辩证法可以被当作矛盾的神圣的降临，当作矛盾的受难日。哲学只剩下一个功能，即建立最终的、完满的形象。

笛卡尔（1596-1650）

思辨哲学就这样结束了，就这样宏伟壮丽地被推向死亡，最终它也只是把科学伪装成意识形态和技术的一种悖论，或者更确切地说，以将科学知识转换为实践技能（科学被当作排列起来的结果和知识获取的集合）为基础，将这种技能曲解为认知。正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它自认为已经完成的必然企图）冒充了知识，替代了认知，科学恰恰指明了却又掩饰了认知的缺失。

这种颠覆将知识的困难变成解决方法，将问题变成答案，将匮乏呈现为充实，由于这种颠覆，所有的传统逻辑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被压制：

（1）从概念中分裂出来的自然在分裂同时得到统一和调和：理性即为实在；严格的陈述过程即为陈述对象的产出。因此（但不是同时），实在即为理性：概念的演绎并不同时是实在的演绎。这种对称在本质上具有欺骗性：我们只能说所有概念基本上是从“概念”推演出来的，同时实在是从“概念”演绎出来的（在概念的发展过程中，实在总是以事例、具体说明的方式介入）。从概念理性（是概念的实在）推演出实在的理性。因为在“概念”当中，理性与实在性是一样的，在“概念”之外，实在是理性的。

（2）与此同时，起点的问题被压制了：实在过程和阐述过程被混淆。人们既可以从概念的最内部出发，也可以从最外部出发（感性经验），两者无任何区别：起点的充分性和非充分性是解决方法的同等条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现象学才演变成逻辑学。类似的传统问题，传统的一致性问题，即推理的正确性问题就是这样变成了辩证法；由于解决问题体系的有效性，无论何种秩序都是自然的。

随着马克思的出现，在科学史和科学史理论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一种新科学没有摈弃数学模式，反而为它指定了一个全新的地位（有点类似于斯宾诺莎，他只是借用几何学顺序赋予它新的含义），借这种新科学出现之际，科学的新问题、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唯物主义科学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事实上，《资本论》标志着科学本身地位变动的时刻。

马克思曾感觉到自己开启了经济科学一种新的阐述形式，在他1872年3月18日给出版者拉沙特尔的信中（《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他以“分析方法”来命名这种阐述形式：

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未完成的书稿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方法的大纲，或者说基本原则。科学的严密性在于消除所有能够混淆实在和思想物的东西：建立一种科学阐述并不是在两者之间找到结合点，或者从其中一点演绎出另一点，或者说将两者混合在一起。从唯物主义观点看，认知是客观现实过程的决定性影响，不是客观现实的双重理想。因此，问题在于知道认知是如何产生的。

将经济现实变成一门科学，这就意味着以概念构建陈述；理论是将概念整理成命题，将命题以论证的形式整理成一系列的命题。因此，根本问题不是弄清楚是否从实在出发或者达到实在，而是应该找到概念和论证形式，从而形成确切的命题；这是所有科学在踏上严密之路时提出的问题。所以，人们不再有必要思考概念是否是实在的，或者实在是否是理性的。黑格尔的格言没有被推翻，而是被另外一句格言所掩盖：

实在是实在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理性是理性的：这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这两个命题不是隶属关系，它们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它们同属不同范畴：后者严格地隶属于前者。

作为科学，它是一种思想过程。因此它规定了阐述形式，该形式既不与实在过程混淆，也不与它的调查过程混淆。这不是简单的颠覆，因为这样提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新颖的（即使在某些科学实践当中它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问题在于找到方法以思考概念理性与实在现实之间的物质关系。传统逻辑证明并提出了这个问题无法被提出的条件，黑格尔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这个问题。这些关系应该在新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思考。所有的问题在于弄清楚这些概念是真实出现在《资本论》当中，或者说它们是否开始在《资本论》中出现。

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学会阅读《资本论》。实际上，我们习惯于黑格尔式的阅读，直接以现实词汇的角度解读概念。这种阅读不是完全任意的，因为它以某种方式很好地解决了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提出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在1858年（参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手稿），他都必须抵制黑格尔式写作的诱惑，甚至只能屈服于这种诱惑。如果说马克思真的找到跨越这一障碍的方法的话，那么这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原则。那就是在马克思文本的文字中找到科学书写的条件：不仅是研究连续不断地修改（这与修饰痕迹不同，因为它是严谨的研究过程），而且还要研究最终文本的安排。

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当中，（悖论地）相关的事物是对科学文本进行现实主义解读：透过概念表现出来的是内容。阅读的时候，仿佛词汇就是纸张上的孔洞，现实通过这些孔洞显露出来；又或者像一个个天窗，思辨的窥淫者透过天窗研究实在过程。另外，这符合科学的自发态度，对它来说，概念只有作为事物替代物的时候才具有吸引力。

相反，为寻找概念正确的路径，应该强调言语当中不容易与现实混淆的东西，科学语言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排除了现实。它应该排除这种现实，但为了能够解释现实，并不是将其彻底取消或者废除。

因此，应该阅读被单纯简单的阅读搁置一旁当作糟粕的东西，这些东西因为不是直接的实在，也不代替实在，它只被当作合理性的工具。这些工具即便是在含混不清的情况下，也与理性本身有关；所以不要只读字面上的意思，只看到字面上抛驻的锚或字面泼洒的墨迹，而应该关注中间媒介，关注论证之处的链接，关注以这种方式实质性地决定推理形式的概念。意义和阐述的严密性是通过词汇展开的，那么这些词汇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密码呢？

在关注传统的注释和解释之外，还应该放弃那些一开始看起来是根本的东西——内容，像近视眼的人一样仔细考察书写的每一个细节。这种方法并不新颖，但是可能还没有运用到《资本论》的阅读当中。它主要不是以新的视角来阅读，而是在于仿佛阅读另外一篇文章，跃入眼帘的，是坠落在传统眼光面前的残渣，或者它忽略的东西（然而这一传统却自认为已经完全掌握阅读技术）。这样的阅读是严谨的，也就是说，这种阅读不是任意的，但也不是唯一的。它既不是《资本论》唯一可能的阅读方法，也不是最好的阅读方法，这只是临时的一种技巧，从而指出文本当中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而意欲解决的一些问题。

另外，与两种阅读（内容阅读和形式阅读）相呼应的是两种书写，既有区别又是相似的。马克思同时在两个层次上撰写《资本论》：一是经济阐述的层次上（在这一层面，概念非常严谨，符合明确的科学实践，思想适应实在）；二是阐述手段和写作方法层次，它们决定了推理的过程。后一层次拥有它自己的概念，即科学概念，没有这些科学概念什么也不能读，什么也不能写，它们与以往的科学实践理论相符（这一理论规定了第一个层次）。这不是说其中一种概念优于另一种概念（比如：内容的概念是阐述的材料，而在后一层次中，这些概念只有“操作”的价值，也就是说，它只是工具性的），应该看到，它们必然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彼此间的协作或冲突，《资本论》将不复存在。

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手稿到《资本论》文本的最后定稿的修改内容，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不断地重拾自己的论述，赋予它从未确定的形式（因为它似乎看起来永远都可能重新调整），以“书写页”的视野做了一个科学作者的工作。我们应该懂得如何让“阅读页”符合“书写页”：我们需要睁大眼睛，阅读一小段文章，不是为了阅读字里行间，而是为了阅读（我们不习惯读的）这几行字，试图看清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概念是如何从物质角度上被整理安排的。然而，问题不在于研究任意一篇文章，了解这一片段的单独价值。我们的假设是，正是起点部分（在前面几页已经提出了）才最具有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一部分，科学阐述才遭遇它最艰辛的过程，即进入到科学当中。

正如我们所见，对《资本论》的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部分作文本解释是很重要的，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彼此的重要性并不均等，但自始至终都用唯一的方法保证了整篇文章的统一；人们也许会问，这种统一是否简单或者复杂，方法是否如其所说的那样是唯一的。总的看来，我们说马克思着手进行了一项分析的工作，相继运用到三个主题上：财富分析，商品分析，价值分析。应该分别研究这三项分析，这必然会引导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何从一个分析过渡到另一个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