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理论与世界工人阶级的形成
露西亚·普莱德拉
（伦敦国王学院欧洲与国际研究系）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7辑）》）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本文讨论了后殖民主义指责马克思是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家的两个主要根源，即认为他的价值理论局限于国家层面，以及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AMP）概念暗示着对亚洲的贬低。文章首先探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何为理解资本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造了条件，同时它又矛盾地将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文章根据仍未完全出版的马克思的《伦敦笔记》（1850—1853），论证了马克思始终在国际层面上发展劳动价值理论。此外，在1853 年夏天，他质疑贝尔尼埃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而愈发关注印度人民的具体状况和反殖民主义的抵抗形式。文章认为，通过克服原子论与线性的发展观，马克思能够认识到新兴的世界工人阶级相互依赖、互为一体的力量的物质性源起。
作者简介：露西亚·普莱德拉，伦敦国王学院欧洲与国际研究系高级讲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威尼斯大学研究员
译者简介：张墨研，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引 言
后殖民研究成功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和遗产，表明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改变了这种关系，但没有消灭这种关系。他们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他们指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现代西方思想，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未能幸免。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分支已经淡化或拒绝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宣布了农民阶级的终结，并将全球南方和北方的斗争割裂开来。
当早期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尚强调马克思解放计划的潜力，后殖民研究则即便不是对马克思公开宣战，也与马克思拉开到了极限距离，将他的思想与西方的殖民话语连接起来。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回击了这些批评，指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反帝国主义批判。在英语世界，像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奥古斯特·尼姆兹（August Nimtz）和普拉纳夫·贾尼（Pranav Jani）等知名学者都强调了马克思著作中重要但被低估的方面，阐明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关注。最近，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基于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历史考证版展示了马克思关于非西方社会的著作及晚期笔记，证明了非西方社会在马克思本人的研究中日益显著的中心地位。
这些与后殖民研究的论战突出了马克思作品的重要方面，显示了它与社会解放实践的持续相关性。然而，在我看来，它们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破坏把马克思当作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家进行批评的根源。在《后殖民主义理性批判》中，斯皮瓦克提出了我认为是此类批评的两个主要前提，与马克思对价值形式和亚细亚生产方式（AMP）的分析有关。在她看来，首先，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仅限于对其形态在英国的发展进行描述”，并产生符合英国利益的结果；但价值形式也允许理解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下的新国际分工。其次，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与亚洲的现实相去甚远，并隐含着对亚洲的贬低，尽管它也可以发挥解构杠杆的作用，显示目的论方法的局限。
在我看来，斯皮瓦克的主张显示了对马克思分析这两个相关问题的误解。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价值理论并不局限于自我封闭的国家经济，而是包括作为帝国主义体系的资本主义，并为我们提供了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内在批判的工具。为了证明这一点，本文第二节通过研究欧洲中心主义与“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联系，在理论上和历史上对其进行定位：研究这两种相互关联的方法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起源，这一部分还明确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就含有能够对它们进行质疑的概念资源。
接着，借助对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著作和他的伦敦笔记的研究，我转向分析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虽然这些笔记（1850—1853年）仍有部分没有出版，但我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Berlin- 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查阅了它们的抄本。根据这些新材料，我在第三节中讨论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国际方面，并质疑萨米尔·阿明、凯文·安德森和大卫·哈维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仍普遍存在的理解，即马克思将英国视为一个国家经济体。然后我指出，马克思对作为帝国主义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分析，使他能够得出对历史的非目的论的理解，这也是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依据。因此，本文质疑佩里·安德森和贾鲁斯·巴纳吉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作出的解释，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意味着贬低亚洲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相反，本文认为，通过克服原子论和线性的发展观，马克思认识到了相互依附和阶级力量的种子能够颠覆欧洲中心主义的物质基础。
欧洲中心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迄今为止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的起源的研究极其有限：这种反思需要克服这些相互关联的方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民族国家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对晚近的发展，但已经被归化和假定为历史分析和历史目的（telos of history）的起点。社会被认为是与国家和国家领土相吻合的，而国际投资和移民则被认为是国家发展道路的变化。将国家与社会等同导致低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性。作为这种发展的产物，国际不平等被自然化，西方被描绘成世界其他国家的典范。这种观点导致了对发展的阶段论（stageist）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每个民族，在孤立的情况下，都必须经历同样的阶段，才能发展或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替代方案。因此，相对于萨义德所说的“欧洲西方经验”，非西方世界被认为与那里普遍存在的真实状况相对无关。这种路线弱化了“属下”（subaltern）民族的集体力量，并直接或间接地为欧洲和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进行辩护。
相对于爱德华·萨义德将欧洲中心主义的起源追溯到了欧洲的中世纪，萨米尔·阿明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现代现象，与前现代形式的民族中心主义不同。在阿明看来，欧洲中心主义出现在19世纪，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一种防御性回应。在这一节中，我将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时为对资本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奠定了基础，也为方法论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依据。
与通常的假设不同，民族国家并不总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起点。将欧洲经济视为殖民体系，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将工业资本的历史起源与发生在欧洲“发现”和殖民美洲之后的国际进程以及在亚洲和非洲的商业扩张背景下的商业和高利贷剥夺联系起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劳动价值理论的阐述为理解资本在生产领域的起源奠定了前提。他们着眼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性，把这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指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他们认识到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性，并为把积累视为为一个帝国主义进程奠定了基础，这一进程导致了更具竞争力资本在国际上的凝聚和集中。
这种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对立的国际体系的做法，排除了将社会视为孤立整体的观点，以及相应地对历史的阶段性理解，使得有可能在理论上将社会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变革的动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为阐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作出了贡献。他们不仅在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时运用了唯物主义方法；通过揭露阶级的经济对立，他们还发现了“历史斗争和发展的根源”。因此，他们为将阶级斗争置于经济和历史分析的中心创造了条件。斯密的《国富论》是分析亚洲社会政治经济的第一次尝试，它为批判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这种理论是在欧洲与亚洲贸易扩张之后出现的，它使欧洲人宣称自己在道德和政治上比奥斯曼中东、波斯、印度和中国的文明具有优势。此外，尽管李嘉图缺乏明确的历史解释，但他对资本劳动和雇佣劳动之间对立关系的分析也为理解塑造亚洲社会的对立关系奠定了基础。
然而，由于他们自然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斯密和李嘉图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也没有明确地提出以阶级对立为中心的历史和社会变革理论。相反，他们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国家层面的人口消费为目的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经济模式，该模式以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不动性（immobility）为前提，并将资本积累的过程与市场和帝国的扩张分开。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观点是基于商品在预设的独立国家之间流通的假设，这些国家都可以在完全竞争的体系中繁荣起来。在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中，货币似乎只是一种流通手段，而不是一种支付手段、囤积手段、世界货币和普遍的价值尺度，而作为一种流通手段，货币在各国之间流动以保证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平衡。
在缺乏对社会对立的分析的基础上，自由贸易学说也意味着对人类社会的研究采取了目的论和线性方法。像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同时肯定和否定了殖民主义和市场扩张对西欧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申明所有民族都必然孤立地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农业阶段，从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到现代工业。由于欧洲似乎是文明的高峰，资产阶级关系被“悄悄地偷渡进来，作为社会抽象的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则”，而前资本主义社会则被解释为与之相反。这种方法导致了对亚洲社会的严重歪曲，也导致了对现有不平等的自然化。在马克思所定义的“原始积累的神话”中，个人和整个民族的“内在”特征说明了他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价值理论
因此，劳动价值论的阐述为研究塑造全球资本主义的反作用力和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条件。如果说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源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剥削性帝国主义体系并使之合法化的思维方式，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创造与批判都作出了贡献。相应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绝不局限于国家层面，它也为我们提供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工具。马克思的笔记显示，他从经济研究的一开始就调查了欧洲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和不平等交换。他将欧洲经济视为殖民体系，研究了欧洲的工业化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非工业化和贫困化之间的联系。此外，马克思谴责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追溯了阶级对立与国际对立之间的联系。他对资本主义作为帝国主义体系的理解，使阶段论的发展观大幅弱化，他在1845年关于弗里德里希·利斯特的文章草稿中明确拒绝了这种观点。
因此，与斯皮瓦克的观点相反，马克思确实巩固了“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具体的学术制约”。不过，在1840年，马克思尚未从理论上克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矛盾，虽然他采纳了劳动价值论，但他对货币数量论的坚持使他无法克服李嘉图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此外，按照李嘉图的地租理论，马克思还认为，初级商品价格的上涨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了生理上的最低限度。因此，当时的马克思低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后果，低估了实际工资由于技术发展和工人斗争而增加的可能性。
这种“经济悲观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期间的过度乐观，以及由此导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国家政策的局限性。在那时的他们看来，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经济成果，必然引发为废除资本主义本身进行的斗争。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殖民地人民的能动性，并暗示西欧的社会革命可以导致世界上所有人民的解放。因此，尽管马克思从来就不是斯皮瓦克所认为的那种欧洲帝国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但在19世纪40年代，他对国际革命的看法保留了一丝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这反映了马克思尚未克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及其矛盾的国家观。
在我看来，《伦敦笔记》代表了马克思阐述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在认真研究货币原理与银行理论之争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批判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这使他能够考虑到货币的不同功能，并连贯地将抽象的、普遍的劳动、商品整体价值的实体作为他的价值论的出发点。因此，马克思可以把世界范围内的“原始积累”过程和工业积累的扩张主义趋势纳入他的资本概念。马克思通过对货币数量理论的批判，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地租理论提出了质疑，并彻底推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随着他对劳工运动、技术和资本主义扩张主义的研究，这些成就使他能够削弱工资趋于生理最低限度的观点。马克思还研究了李嘉图式社会主义对剩余价值概念的表述，剩余价值的提取需要对外贸易和帝国的持续扩张。然后，他进一步研究了工业化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摘录了第一批“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理论家，如亨利·布鲁姆（Henry Brougham）、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和赫尔曼·梅里维尔（Herman Merivale）。
重要的是，这些成就使马克思得以发展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不仅预设了世界市场的历史地位，而且预设了其逻辑上的首要地位。如果说从1840年初开始，马克思在他的历史和经济研究中已经确定了殖民主义和市场扩张过程对西欧工业化的核心作用，那么只有在《伦敦笔记》中他才从理论上将世界市场纳入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因此，正是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为将帝国主义的分析完全纳入他的资本积累的概念中奠定了前提。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认为资本来源于世界货币：通过所谓原始积累部分考察的高利贷和商业剥夺的过程积累起来的世界货币，通过劳动剥削的手段转化为资本。此外，在其不断地再生产中，资本被分解为剩余价值：它完全是剥削工人阶级的产物。反过来，工人阶级不是被设想为一个国家阶级，而是被设想为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工人阶级。事实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预先假定英国制度是完全全球化的。这种抽象化使他能够将工业资本的扩张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极端限制（extreme limit）概念化，得以识别其一般规律。在这个模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趋向于具体地把个人还原为简单的社会必要劳动，即商品价值的实质。资本是一个全球性的体系，它导致了不均衡和联合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但这些模式却服从于资本的总体逻辑，特别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绝对规律。
这种解释质疑了早期庶民研究中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主流解释，后者认为它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此不适用于全球南方。马克思的社会模式完全由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组成，并不像马塞尔·范德林登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狭隘的工人阶级概念”，仅专注于北大西洋地区而无视国际上存在的许多不同形式的劳动剥削。相反，这种模式使我们有可能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整体来设想，并确定其总体发展的趋势。由于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关系，即使在生产没有正式成为资本主义的地方，马克思也假设它的存在。这种抽象使他能够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如贾鲁斯·巴纳吉（Jairus Banaji）所指出的，在其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中，特别是在被殖民世界，资本整合并吸纳（subsume）了不同于雇佣劳动关系的剥削形式。这种抽象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积累涉及通过竞争和国家直接干预对农民、工匠和自营职业者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尽管是非线性的。在这个框架中，这些社会阶层的主客观状况的种族化和国家层面，都在国际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被加以理解。
亚细亚生产方式
因此，与斯皮瓦克的第一个批评相反，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为具体分析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到当下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下的国际分工奠定了条件。在这一节中，我将讨论斯皮瓦克的第二个相关的批评，即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意味着贬低亚洲的观点。和萨义德一样，斯皮瓦克对马克思的批评的基础不仅缺乏对其关于亚洲的大量著作的详细分析，而且源于“对马克思关于印度的神秘著作所提出的复杂问题在印度主要历史学家自己的研究中的实际表现漠不关心——也许就是不知道”。由于对他关于印度的著作的详细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本节中，我将重点放在马克思未发表的关于印度的伦敦笔记（笔记21—23）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早期来源上。这些笔记写于1853 年的夏天，证明了马克思对作为全球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沿着他对世界历史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唯物主义研究进行的。它们还对一些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调和的马克思主义（consolidated Marxist） 解释提出了质疑，后者与斯皮瓦克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部分一致。
例如，在巴纳吉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假设的基础上的，这些假设始于印度村庄自给自足的神话，以及弗朗索瓦·贝尔尼埃（François Bernier）正式提出的关于印度没有私人土地产权和任何重要类型的阶级构成的错误主张。因此，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将意味着延续了贝尔尼埃的东方专制主义观点，根据该观点，亚洲的君主保留了绝对的土地财产，所以不存在私有财产，而农民生活在贫困和恐惧之中。此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借鉴了19 世纪早期的英国描述，这与大多数印度村庄的现实相去甚远，并使殖民和剥夺土著社区合法化。对巴纳吉来说，只有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才质疑其中的一些假设：
很明显，到了19世纪70年代，当他读到科瓦列夫斯基时，他已经放弃了他早先关于政府是所有土地的原始所有者的观点，谴责政府的教义特征，以及它在使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和英国人（在印度北部）对原住民社区的剥夺合法化方面发挥的作用。
这种有影响力的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最初确实遵循了贝尔尼埃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但在1853年夏天，他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根本的质疑。这一发展的关键是他阅读了海伦（AHL Heeren）的《关于古代人民的政治和贸易》（De la politique et du commerce des peuples de l’antiquité）第三卷。这项工作记录了主要在印度南部存在的公共财产，该地区没有像北方那样受到持续的领土征服。马克·威尔克斯（Mark Wilks）的《印度南部的历史素描》（Historical Sketches of the South of India etc）将每个村庄描述为一个公社或一个复制了原始共产主义形象的小共和国。威尔克斯还对绝对土地财产（absolute land property）的想法提出质疑，因为它与社会的存在不相容。威尔克斯挑战了那些将土地所有权归于君主的人，从迪奥多鲁斯-西古勒斯（Diodorus Siculus）和斯特拉博（Strabo）到贝尔尼埃（Bernier）、泰弗诺（De Thévenot）、夏尔丹（Chardin）、塔韦尼耶（Tavernier）等，在威尔克斯看来，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专制主义的想象性后果是真实的。如果说在印度中部私有财产的存在几乎被完全遗忘，威尔克斯则记录了南部私有财产的踪迹，而在其他地区，私有财产的状况与欧洲各地一样完美。
在《爪哇史》（History of Java）中，爪哇及其属地的总督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Thomas Stanford Raffles）确认，巴厘岛保持着古老的公社宪法和被称为“帕尔纳卡斯”（Parnakas）的波达尔（Potails）司法制度，服从于拥有无限权力的邦主（rajah）。莱佛士令人信服地指出，君主并不是普遍的地主，土地几乎每年都要作为独立耕种的家庭不可剥夺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他还记录了在泗水（Surabaya）以东地区的村庄里存在着岛上普遍旧有的选举做法。除了选举，爪哇的村庄组成与印度教徒的极为相似。此外，对于乔治·坎贝尔来说，在英国征服之前，印度的任何一个村庄社群都存在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并存的情况，与德国、罗马和希腊社群的结构相当。坎贝尔考察了不同程度的社群民主，在他看来，这些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严格的种姓劳动分工的限制。他还描述了英国人推行的土地改革，他们在孟加拉引入了柴明达尔（zamindari）制度，在马德拉斯引入了游特瓦里（ryotwari）制度，在旁遮普推行村庄制度，并解散了西北部的社群。地税、盐税、鸦片税和其他税收从农民那里勒索了大量的产品，使他们变得贫穷。
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在他的笔记本中指出，公社的存在驳斥了贝尔尼埃关于君主拥有土地的理论。此外，在阅读巴顿的《亚洲君主制原则》时，马克思了解到对农民状况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与贝尔尼埃的解释相反。在巴顿看来，在印度和埃及，农民（ryot）享有一种“财产占有权”（possessory property）——一种以耕种义务为交换条件的世袭权力——它与君主的绝对所有权不同，后者有权转让或指派土地。与欧洲的做法和偏见直接相反，土地的直接劳动者……在古代印度斯坦是政府最青睐的对象，是唯一的土地永久拥有者。
因此，在1853年夏天，马克思意识到印度存在着与土地公有制相联系的民主传统，也承认存在着土地的个人财产。这为更明确地分析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的具体阶级形式奠定了条件。此外，马克思先于印度的主要历史学家，如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和帕莎·查特吉（Partha Chatteree），研究了印度社会不同程度的民主及其非平等因素和种姓划分。在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与贝尔尼埃的东方专制主义观点保持距离。他还认为，是东印度公司收回了对土地的绝对权利，这在以前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从而造成了人口的贫困化和征用过程。
由于巴顿对“占有权”（possessory right）和“所有权”（proprietary right）的区分，在《大纲》中，马克思将具体的共同体财产与主权者手中抽象的产权区分开来，在他看来，社群的统一性似乎是超越他们的特殊东西，但社群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君主通过税收/租金的方式占有社群或家庭的剩余农业产品，并可以利用他们的集体劳动组织公共工程。国家组织的公共工程与一种特殊形式的剩余劳动力的榨取和剥削有关，标志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第一种对立性（antagonistic）的生产方式
因此，与艾哈迈德和巴纳吉等学者的认识相反，在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就对印度缺乏私人土地所有权的东方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这一认识标志着他对历史的理解出现了真正的转折点。所有权现在似乎是一种次要的关系，预示着劳动和它的物质资源之间的原始统一性，不同形式的占有与社群从这里产生。与萨义德的论点相反，马克思在1853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关于印度的文章中提出的英国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的想法，并不是基于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本体论差异的根深蒂固的信念。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1853年，马克思克服了当时盛行的西方和东方的二元论表征，为阐述《大纲》中提出的人类发展的统一方 案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将前资本主义的形成定位于一个历史进程中，正如帕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jee）所说，其统一动力在于人类群体和土地之间原始统一性的逐渐瓦解。
此外，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并不意味着亚洲社会低人一等，也没有忽视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成就。诚然，在马克思眼里，社群结构阻碍了更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发展，但这对马克思来说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发展或技术停滞不前，也不排除社群间交互网络的存在，如阿罕默德和巴纳吉所坚持的那样。马克思深知，自近代以来，美洲、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货币流通已然发展起来，而他认为，在印度，商品交换尚未渗透到社群的内部基础中，这主要与过剩的生产有关。生产和贸易之间的这种分离妨碍了结构转型的内部发展趋势。不过，对马克思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高生产力水平构成了欧洲市场扩张的障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殖民者旨在利用国家权力破坏农业和国内工业之间的联盟，并迫使土著生产者专门从事初级领域的生产。
随着这种对印度民众具体情况的日渐关注，我们可以和古哈一样说道，“庶民”不仅成为历史和社会学调查的对象，而且是他们自己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对社群的分析与他对农民意识和抵抗形式的兴趣有关，后来像查特吉这样的学者对其进行了探析。在后殖民主义讨论中，往往被低估的事实是，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马克思便将反殖民主义抵抗视为日益重要的因素。1850年1月，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尝试表示赞许，他克服了此前对国际革命的“单向”（unidirectional）观点，追溯了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斗争与殖民地反殖民运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是第一位支持“通过印度人民的斗争实现”印度民族解放的欧洲主要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在备受争议的《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他表示希望印度的反殖民革命能够打破种姓制度，明确提出了动员印度群众实现民族独立和塑造印度发展道路的中心地位。如果英国人为印度出现统一的反殖民运动创造了条件，那么这个运动也可以加速危机因素的产生，并对英国作出反应，因为英国已经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四年后的印度兵起义部分证实了他的预言。
创造世界工人阶级
因此，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和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化，是他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帝国主义体系的整体批判的一部分，这个体系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之间创造了不平衡和相互联系。在这一节中，我将指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只有在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中才能被理解。事实上，他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研究了资本的起源与再生产及其被取代的条件。对马克思来说，虽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社群的再生产，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力的增长使得社群解体，不过，由于它是基于劳动合作的，它为个人和整个“人类共同体”之间的新综合奠定了前提。这种革命逻辑从根本上破坏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特有的目的论和阶段论历史观，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存在转化为征服经济上欠发达社会的标准。这种对立的发展逻辑被一种关于革命进程及其普遍解放潜力之间的国际相互联系的观点所取代。
因此，马克思没有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列的不同的生产方式理解为孤立自足的整体，而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背景下，在其与以前的社会形态的持续互动中加以理解。当然，他也曾自问，人类是否能“在没有亚洲社会状态的根本革命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命运”，但他这样做是为了确定国际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孤立地考虑每个民族为达到“社会主义”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他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了越发差异化的分析，确定了塑造这些社会形态的社会对立，并因此确定了它们的革命潜力。正如圣胡安所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作为一个“启发式工具”（heuristic tool），消除了马克思对历史理解中的任何目的论决定论。这一概念的形成与他日益认识到国际革命运动中反殖民斗争的重要性密切相关。在我看来，这一总体观点质疑了关于马克思思想单线或多元线性的长达数十年的争论，这一争论基于对发展的原子论解释，并侧重于专注形式在形式上的次序，而没有将其内容与马克思超越资本的观点联系起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肯定“显示了目的论方法的局限性”，但不是像斯皮瓦克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解构的杠杆”。这个概念展示了目的论方法的局限性，因为它是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本积累的内在批判的一部分，因此与他的国际革命观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重新阐述了他的“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观点，将前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农民和反殖民运动结合起来。如果恩格斯之前曾对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的失败和美国吞并墨西哥表示欢迎，那么他随后则支持阿尔及利亚宗教力量领导的反殖民抵抗运动。马克思改变了对俄国的态度，他以前认为俄国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保守社会，并把农奴解放运动视为“世界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之一”。1859年1月，马克思首次将传统的乡村社区“米尔”（mir）作为一个可能的革命抗争点。此外，正如他在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所显示的那样，马克思始终认为，这样的运动需要与欧洲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结果。
这种内在的政治维度排除了对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的社会潜力的概括，因此需要更精确的背景化。例如，在他写给维拉·扎苏里奇（Vera Zasulich）的第一封信的草稿中（写于1881年2月底至3月初），马克思多次对比了俄国和印度的公社制度，认为俄国是唯一个公社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欧洲国家；此外，与印度不同的是，俄国更加融入世界市场，没有被外国势力入侵。在我看来，这些段落证明，尽管他后来对印度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但马克思并没有像凯文·安德森所认为的那样，在印度发现类似于俄国的革命可能性。如果这是真的，那就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双重使命”的想法并不是基于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而是基于他对印度具体政治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对其内部分裂造成的困难的分析。虽然讨论这个有争议的论点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值得强调的是，根据帕莎·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观点，这些分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印度的地方起义人数众多，但其政治影响却不如中国，然而，在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争中，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述往往被低估了。不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抵抗，并预言即使发生第三次侵略战争，英国人也不可能征服这个国家，与印度不同，英国人在中国没能夺取国家政权，也没能颠覆中国的经济基础。由于其生产力发达，中国得以保持价格竞争力，并保证了农村人口适宜的生存条件。
结 论
本文凭据马克思关于印度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部分尚未出版的笔记，提出了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解释，为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研究的结合作出了贡献。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后殖民批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传播与普遍化问题的洞察力，但他们质疑这些批评能否用于马克思，他们同时强调了马克思思想与当代解放实践的相关性。在本文中，我聚焦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两个有争议的方面：他的价值理论和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我质疑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占主导地位的两种主要解释，我认为这两种解释是批评马克思是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家的真正根源：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仅限于国家层面，因此排除了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析，另一种观点认为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意味着对亚洲的贬低。
为了讨论这两种相互关联的解释，我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价值形式分析与历史理解之间的联系。我认为，劳动价值理论的阐述使斯密和李嘉图能够将资本主义概念化为一个帝国主义体系，并认识到阶级斗争是社会和历史变化的基本因素。然而，由于缺乏对劳动剥削的一致性分析，这些古典著作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形成一个单线模式，根据这个模式，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相同的阶段才能实现发展。因此，欧洲中心主义的根源在于古典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和谐化再现。重要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建立在这些古典著作的科学成果之上，但对整个经典政治经济学体系提出了质疑。马克思的革命性方法使他能够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历史决定的、可被超越的生产方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可以被视为一个总体。
这种革命性的方法使马克思能够在国际层面上不断发展劳动价值理论。通过在《伦敦笔记》中对货币数量论的质疑，他可以将支撑西欧工业化的殖民和市场扩张过程纳入资本概念。此外，在预设英国体系完全全球化的前提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将资本视为一种帝国主义的、不断扩张的体系。他认为殖民战争和暴力剥夺生产者等“原始积累”的形式是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似乎是一种结合了不同的剥削和压迫关系的全球体系，但由于它是建立在劳动合作和工人阶级普遍化的基础上的，它也为其自身的取代创造了条件。因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认识构成国际革命运动的不同力量，克服历史的目的论解释奠定了基础。
这种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解读也为理解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强调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仍然被低估的关键点：1853年夏天，马克思对贝尔尼埃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他此时已明白，这一理论反映了欧洲殖民剥夺和剥削来的利益。马克思承认印度存在不同形式的土地财产（包括私有财产），以及与土地共同所有权相关的民主传统。因此，他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民主和东方专制的二元概念，为对历史和人类发展的统一理解奠定了前提。在这个框架下，社会组织的社群形式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都显示了目的论和线性方法的局限性。马克思逐渐认识到，反殖民和以农民为基础的斗争不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阶级斗争的外部因素，而是国际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力量。
这种解读为思考马克思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判之间的互补性开辟了新的空间。马克思关于世界工人阶级的概念阐明了当今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劳工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表明了国际团结对其进步的核心作用。此外，他不断尝试更新自己的分析，以应对这些运动的具体和不断变化的情况，这表明有必要详细阐述基于政治实践的欧洲中心主义批判。事实上，只有与多元但统一的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发展出一个能够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计划，因为它能够克服支撑欧洲中心主义的帝国主义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