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笔记》到《布鲁塞尔笔记》：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提要
通过MEGA2研究可发现马克思在《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中两次摘录比雷的重点内容发生了变化，这折射出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重点摘录了比雷对工人阶级的贫困现象，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非人性质。此时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基于其经济活动的现象形态，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异化社会。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开始关注导致工人贫困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结构，逐渐透过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活动现象，触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本质和社会客观构成。
作者简介
刘冰菁，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本学，国外马克思主义。
在1844至1845年间，马克思经历了剧烈的世界观转变，从异化劳动的人本主义哲学立场转而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不仅经历了理论话语的颠覆，同时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通过MEGA2可发现，在1844年《巴黎笔记》的笔记本八中，马克思曾摘录了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一卷，对其中反映的工人阶级贫困现象甚为震动，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加以引用，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非人性质。而很快在《布鲁塞尔笔记》笔记本二中，马克思再一次摘录了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二卷，但摘录的内容明显不同，其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对比雷的不同摘录，来揭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及其世界观的变化过程。
比雷及其《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
作为西斯蒙第的弟子，比雷（Eugène Buret，1810-1842）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他因对贫困的研究一时声名大噪。1837年，法国伦理政治科学学院发起了一场征文比赛，征集研究各个国家的贫困的内容、特征、产生原因的作品。在这场活动中，比雷提交论文并最终赢得了金牌和奖励。正是依据这篇论文比雷出版了著作《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1）。比起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比雷的著作更早地集中研究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贫困状况及其原因。对当时旨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马克思来说，比雷显然是一位值得参考的学者，因此，马克思不仅认真研读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而且也多次引用比雷的这部作品。
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
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分两册，共四卷。第一册包含第一卷的内容，在导言中比雷总体阐述了工人阶级贫困的现状、根源和解决方法，随后主要分两个主题展开讨论。第一个主题是关于贫困的性质、现状和发展，主要描述了什么是贫困。比雷最先给出了贫困的定义，认为这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产生的特定现象。随后，比雷记录了英国贫困现象的现状和发展（特别是以1834年英国颁布修正法案为界作对比），以及爱尔兰、法国（当前法国贫困的历史性、法国和英国贫困的差异）等其它国家的贫困情况。第二个主题是关于贫困阶级的身体和道德状况。第二册则包含了第二、三、四卷的内容。第二卷是关于贫困阶级的劳动、工人与主人的关系，第三卷讨论了贫困的原因（一般原因、历史原因、政治原因）、生产、资本和劳动的代理人的分离、劳动分工－机器的影响、财富分配对贫困的影响、消费方式对贫困的影响等，第四卷关注消除贫困的方法，其中特别提到如何使财富生产和工业发展能够有利于国家的所有阶层，特别是劳动者，还提到所有权等公共经济调整慈善组织等。
在这些讨论中，比雷多次提及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政治经济学家，也提到圣西门、傅里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究其原因，比雷是一位具有社会政治抱负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并不满足于停留在探究社会财富、物质生产之上，而是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履行其匡扶社稷的社会使命。因此，比雷批判道，当前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成了一门研究财富本体论的学说，仅仅关心作为物的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了社会生活的政治目标与道德诉求。“我们在这里想要证明的是，当前的政治经济学只关注科学的形而上学部分，它围绕财富开展了本体论研究却忽视了其中的道德问题。”在比雷看来，以李嘉图为首的政治经济学家便是这种形而上学研究的典型代表，他们将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一门如数学一样的抽象科学，与政治、道德并无紧密关联，“在这里，所有的社会趋势都消失了。各国不过是生产的车间；人不过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类生活只不过是资本。一切都经过权衡或计算，经济规律必然地统治着世界”。比雷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斯密并没有将政治经济学局限在对财富增长的研究上，而是将其与公共教育、社会哲学等结合起来。但斯密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保持政治经济学的政治、道德维度，忽视了这门学科的社会使命，这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目标。
在具体讨论过程中，比雷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批判现代商品社会的观点。首先，比雷独特地指出，工人阶级的贫困现状并不是个人因素导致的偶然现象而是现代商品社会结构引起的客观问题。由于在现代商品社会的财产所有权分配上，工人不占有任何资本，导致他陷入被迫出卖劳动的被奴役状态，只能获取较低的报酬。“当我们研究造成苦难最有力的原因时，我们意识到这些因素几乎独立于个人的意愿，我们无权指责任何人的糟糕行动……这是所有人的错，因为它与制度\与当前人们的社会习惯有关。”其次，比雷批判将劳动视为商品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观点。在他看来，劳动绝不仅是可被买卖的东西，劳动“对人来说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权利：生存的权利，通过额上的汗水换回生活的义务”。因此，比雷站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上反对商品社会的雇佣劳动，因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社会中，资本家有权自由购买劳动，但工人总是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这并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交换，“为了生存，人成为商品，必须承认这种奴役”。再次，比雷揭露了现代商品社会的奴役性质，坚持进行社会改革。因为在比雷眼中，在当前的商品社会里，财产所有权是通过暴力占有或血缘关系确立，工人也是被迫投入被资本奴役的劳动活动中，人们并没有实现彻底的经济与政治自由。于是，比雷将资产阶级社会命名为“中世纪的经济组织”，认为它延续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奴役性质。为此，比雷提出必须对当前社会进行改革，通过立法来保障自由原则的彻底贯彻：“社会是自由的，它只是缺少一部保障这些原则持续和胜利的宪法……秩序被剥夺，自由可能会沦为奴役。我们期待能够拯救人民的立法者。”
可以说，虽然比雷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但他对现代商品社会的奴役问题、工人贫困的现状和原因等的批判性研究，极大地吸引了青年马克思的目光。为此，马克思先后在《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中摘录了比雷，并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引用了比雷提供的数据，以此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的摘录中，马克思对比雷的关注重点发生了变化，这也折射出1844至1845年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认识的变化。
《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对比雷的关注
在1844年的《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开始关注比雷，并从头至尾地摘录了《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一卷。如前所述，在该著作第一卷中，比雷不仅呈现了英法等欧洲国家工人贫困的现状，而且也有详细论述贫困的社会根源、劳动被剥削的客观因素等。但此时，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导致工人贫困的经验事实。比如，“苦难是一种文明的现象”；“在英格兰，人力踏车和手推磨是我们所听闻的最可怕的苦难现象：一个富裕的国家，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工业能力和奇迹般的机器生产而不断强大，但它为了支配贫民让他们使用野蛮时代的粗糙工具，迫使罪犯和穷人遭受过去奴隶们曾经受过的古老酷刑”。
对工人贫困的经验事实的关注，与此时马克思的思想状况密切相关。在1844年间，马克思在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之后，逐步将批判从哲学领域推进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于是，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资产阶级社会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剥削关系。只是，他仍未摆脱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坚持人的本质异化、扬弃异化、复归本质的方法论，来论证扬弃异化、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在这期间，马克思摘录比雷便是为了从人本主义立场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削关系。因此，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大多关注的是比雷作品中关于各国工人贫困的经验事实。
随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便引用了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一卷的片段来支撑他的观点。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把工人视为劳动的动物、仅有肉体需要的牲畜而已，它本质上是贬低人的价值的非人理论。这正如比雷所记录的事实：“贫困的人口随着贫困的增长而增长；最大量的人在极端贫困的状况下挣扎，彼此争夺着受苦受难的权利……1821年爱尔兰的人口是6801827人。1831年增加到7764010人，也就是说，在十年间增加了14%。在最富裕的伦斯特省人口只增加8%而在最贫困的康诺特省人口反而增加21%（《在英格兰公布的关于爱尔兰的统计调查摘要》，1840年维也纳版）。”“它像大征服者那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它的军队的人的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贫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结果，因为在现实生活里，资本家在拼命压低工人的价格。这也如比雷所说：“雇主用只够满足工人最迫切需要的低价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对于工资不足或劳动时间过长，他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自己也要服从他强加给别人的法律……贫困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人不如说在于物的力量。”
马克思《巴黎笔记》
马克思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对比雷的摘录和使用，可以反映出此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认知状况。在这一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他已然注意到，资产阶级社会是在工业发展基础之上的私有制社会，开展着工业生产、分工、商品交换等经济活动，人们也被分为工人、制造业厂主、资本家等不同职业。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马克思站在人本主义的批判立场上，他以异化劳动为起点，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非人性质与矛盾构成，并未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作为需求体系的客观社会历史性。因此，此时马克思对比雷的摘录和引用是集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的现象形态和经验事实上，例如比雷给出的欧洲各国贫困的事实数据，劳动如何成为对工人的酷刑，雇主如何剥削工人的情况等，以此来论证资产阶级社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异化社会。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结构、客观历史性如何，这是1844年的马克思尚未深入思考的问题。
《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对比雷的关注
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重新研读比雷，摘录《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二卷的内容。此时，马克思不再满足于关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的现象，而是随着摘录内容的变化，转而审视导致工人贫困的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结构。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逐渐透过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活动现象，开始触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本质和社会客观构成。
首先，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除了摘录比雷关于资本盘剥劳动的内容之外，马克思也开始关注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本质，即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组织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这接近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
在《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比雷的摘录和引用里，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社会视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异化社会，而在《布鲁塞尔笔记》对比雷的摘录中，马克思开始透过经济现象进一步探索资产阶级社会作为特定组织结构的历史本质。
在对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二卷摘录的开头，马克思少见地使用德文评论道，基于大工业生产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将劳动以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词叫作‘劳动组织’。劳动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公司等的本质，即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结构的更广泛含义。当前的工业是一个分散的、否定性的劳动组织。”在《布鲁塞尔笔记》的其他摘录中，马克思还注意到，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通过不同的形式将劳动组织起来，才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组织形式的特征在于，劳动者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才能：“劳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我们有奴隶制、农奴制、家长制的剥削、公司、垄断；一切都经过尝试、使用；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将无法抵抗劳动的绝对自由，即每个人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力量和才能。”
对此时的马克思而言，资产阶级社会不仅是现象层面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形成的特殊劳动组织，标志着全新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其中劳动者不再被束缚在土地、血缘关系等上，而是能够自由交换、自由竞争。在《评李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也类似地提及资产阶级社会作为特定劳动组织形式的特征：“因此，一种‘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这种能够获得劳动的最好的组织，就是现在的组织，就是自由竞争，就是所有它先前的似乎是‘社会’组织的解体。”“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从而也是所有制的形式。在每一个时期都发生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的。”
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
其次，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进一步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客观结构及其导致的工人贫困和劳资对抗关系。这便不再是简单地基于经验事实进行哲学批判，而是倾向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客观结构出发，探讨贫困现象的发生。
如前所述，在比雷看来，现代商品社会标榜其遵循自由平等的原则，但事实上由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资本占有劳动资料等社会客观条件，劳动只能被迫被资本雇佣，而非自由平等地交换，这是变相的奴役。这便涉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客观结构所带来的劳动被奴役问题。比雷曾在《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一卷中指出，在资本与劳动分离的社会客观条件下，劳动只能变成商品像物一样出卖自身。“在劳动者没有任何资本的情况下……资本家总是可以自由地雇用劳动力，而工人总是被迫出售劳动力……因为人类生命成了商品，必须承认奴隶制。”
不过，在《巴黎笔记》摘录《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一卷时，马克思并未着重强调这些观点，反而在《布鲁塞尔笔记》摘录该著作第二卷时，他重点关注了这些内容。比如，马克思集中摘录道：“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最致命的经济事实将是绝对分离，越来越完全的分离。这种绝对分离发生在生产的两个元素即资本和劳动之间，从而构成了敌对的两方利益。”资本统治劳动、劳动被奴役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经济活动的客观结构中，“工厂工人永远无法获得劳动工具的所有权”，这导致“生产的代理人——资本和劳动……它们不是彼此分隔、彼此孤立、互不熟悉彼此冷漠的敌人吗？工人们被迫为争夺生活资料而发生了激烈的竞争”
对马克思来说，这无疑向他过去的世界观提出了拷问。无产阶级的贫困到底是什么导致的？要真正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境遇，是否凭借异化劳动的哲学理论就能解决？《布鲁塞尔笔记》中对比雷的摘录提醒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客观结构所导致，要解决问题，必须解决资本与劳动在劳动资料上的分离，必须解决迫使劳动作为商品出卖自己的社会客观条件。这绝不是靠异化劳动的哲学理论便能分析与解决的。
随后，马克思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下了相似的观点，强调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是建立在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基础之上，劳动被迫自由竞争、出卖自身。“私有制，就它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来说，是从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起来的。起初它大部分仍旧保存着共同体的形式，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对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进行了批判，但他仍是以异化劳动的抽象逻辑为主，仍是结合经验现象理解资产阶级社会，并未深入其内在结构。而《布鲁塞尔笔记》对比雷的摘录促使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对抗并不是发生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客观结构所导致。这便不是从人本主义的道德角度揭露劳动的异化状态，而是促使他观察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客观结构及其必然引起的现实结果。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资本对劳动资料的占有是资产阶级社会统治形成的客观条件，这必然导致劳动者为了争夺生活资料而互相倾轧，资本坐享对劳动的剥削。
总的来说，在《布鲁塞尔笔记》新一轮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里，马克思重新摘录比雷时，他的关注点已发生了变化，随之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在《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注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和工人贫困的现象形态，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异化社会。而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更多地关注到资产阶级社会现象背后的历史组织形式，关注到工人贫困现象背后的社会构成因素。在此时马克思的眼中，资产阶级社会是资本与劳动分离条件下，资本雇佣剥削劳动的特殊劳动组织。这便触及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本质，在工业生产的现代经济活动中，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了资本与劳动在劳动资料上的分离，并客观导致劳动被迫受到资本的盘剥，工业生产、劳动活动对工人来说才成为异己的力量。这些内容不仅向马克思过去的人本主义哲学观提出了挑战，更推动着他远离既有的哲学框架，转向探究资本主义的客观现实构成。只有在植根于历史现实的新领域中，马克思才可能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科学”，它植根于现实生活本身，而非高悬在上的人本主义道德设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