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上
泰奥多尔•库诺
……这是在1869年，我由于参加在奥地利国会前争取所有年
满21岁的人的普选权的示威游行，不得不从奥地利逃走。我逃到
意大利，以免落入奥地利的牢房。我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的
里雅斯特、威尼斯、维罗那、米兰的同志们都帮我找工作。最后我
定居在米兰的一家Fonderia Elvetica[瑞士铁工厂]，那是制造水稻
收割脱粒机的地方。我又重新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并建立一些地
方支部。我是一个德国人，我把我的报告寄给在瑞士的约翰•菲
力浦•贝克尔，他是国际的德国人支部的书记，而贝克尔却让我
同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联系，因为恩格斯担任意大利的
通讯书记。这样我就开始和住在瑞琴特公园路的恩格斯通信。
因为我不能把信直接寄给他，只好寄给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一位
少女。
这就是我同恩格斯及马克思认识的开始。恩格斯不仅在信中
告诉我作为一个鼓动家和组织者所应负的职责，而且还作为一个好
朋友，同我谈到他对米兰的回忆，因为年轻时他曾在那里研究过意
大利的丝织业[189]。
不久我就掌握了意大利文，我坚决主张我们的工人联合会出
版一份周报，我们称它为《铁锤报》，该报一共出了六期，但全部被
警察没收，我也被捕了。那些巴枯宁分子，其中有些是我们联合
会的会员，向警察出卖了我。我被逮捕，在维罗那监狱里蹲了三
个月，我和马克思、思格斯的来往信件全被没收。这些信被译成
意大利文，再也没有退还给我。意大利人把我交给奥地利人，他
们把我送到因斯布鲁克监狱关了几天，然后又把我交给巴伐利亚
人。巴伐利亚人却把我放了，因为在德国找不到任何证据，尽管
意大利人告诉他们，说我是“危险的国际革命分子”。我从慕尼黑
动身到莱比锡，在那里遇见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我放弃了我
的德国国籍，就到了比利时的列日，恩格斯给了我那里许多人的
住址。但是比利时警察接到意大利人的通知，就立刻把我送到法
国，我从法国又到了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在这里，巴枯宁分子把
我交给西班牙警察，而我必须返回德国，因为我的双亲住在杜塞
尔多夫。
在这里我建立了一个国际的支部，支部派我为代表出席国际海
牙代表大会[27]。参加国际的这次代表大会是我从事社会主义活动
中最灿烂的时刻……
我到达海牙时，代表大会已经开幕了。会议是在伦巴特街一
家舞厅中举行的，舞厅长约50英尺，宽约20英尺，边上有一个
楼厅，那里没有几个人，只有几家地方报纸和外国报纸的采访记
者……
我走进大厅，看到摆成马蹄形的一圈桌子，桌旁聚了一群我有
生以来看到过的最有趣的人。其中有许多人是我认识的，有一些人
是从照片上认得的，有一些人是听别人谈到的，还有一些人是从他
们典型的民族外貌而知道他们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
的代表。
我看到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正像听人家说的那样，他身
材魁梧，长须乌黑，高额骨，宽肩膀……
然后我看到了恩格斯。他坐在会议主持人①的左边，一面吸
烟，一面写，聚精会神地听别人发言。当我作自我介绍时，他从纸上
抬起头来，抓住我的手，兴奋地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占绝对
优势。”
①指荷兰代表亨德里克•格尔哈特。——编者注
大家知道，这是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一次决定性的斗争。当
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应当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能对付有组织
的敌人的优秀的部队，还是应当四分五裂，每一个成员都要发号施
令。而巴枯宁这位永无谬误的大独裁者要领导所有的国际成员，迎
合他们的虚荣，使他们成为他的盲目服从的工具。
恩格斯的相貌我是从照片上认识的，但实际上他比照片显得瘦
一些。他高而瘦，骨骼很大，但是很匀称，有棕色的长胡子、浅蓝色
的眼睛。他动作迅速，口齿清楚；周围的人们确信，他知道他要求的
是什么，知道他的谈话和动作会产生什么结果。凡是和他谈过话的
人都从他的每一句话中得到许多新的东西。他的头脑是科学知
识的宝库。恩格斯会十几种语言，他学习这些语言是为了领导旧世
界许多国家的运动。
在恩格斯的对面，坐着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他曾在西
班牙进行反对巴枯宁秘密组织的斗争。恩格斯一面介绍我认识拉
法格，一面大声说：“请看，这两位就是我们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
斗士！”
马克思坐在恩格斯的后面。我根据他的长满卷发的大脑袋立
即就认出他了。他面色黝黑，头发和胡子都已斑白。他穿着一件黑
色的呢外套。当他要特别注意某个人或某件东西时，就把单片眼镜
贴在右眼上。恩格斯带我去见他，他亲切地欢迎我，并邀我在会议
结束后同他谈谈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状况。
吸引我注意的另一个人是长着犹太人面孔和带有南德意志口
音的青年。他正在把德国人的发言译成法文。恩格斯告诉我，他是
巴黎公社教育部部长莱奥•弗兰克尔。弗兰克尔是一位非常聪明、
学识渊博的匈牙利人。他的生活充满了痛苦的遭遇，在法国和匈牙
利曾受到迫害，这是所有参加运动的老人都知道的……
代表大会照常顺利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委员依次宣
读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是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写的。由于有些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代表只懂本国语言，我被指定为意大利语和西班
牙语的翻译，我的工作量很大，既要翻译全部报告，又要翻译会场上
所有的对话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解答的一些问题。马克思谈
话不太流利，他不是一位特别出色的演说家。而恩格斯的发言采取
谈话的方式，充满了讥讽和幽默，很像我们德国大学生的谈话。马
克思谈话时，不时摘下他的单片眼镜，然后又从容地贴到右眼。他
那时已经55岁了，但仍很健壮，浓密的头发和胡须稍有灰白。由于
他脸色黝黑，他的大学伙伴曾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摩尔”。要是美国
青年看到他，一定会把他叫做“黑鬼”。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一向称他
“摩尔”，把他当做亲密的同伴，而不是严厉专横的家长。
总委员会的报告在读完和译完后，就转交给一个调查组织情况
的委员会。接着宣读各支部的报告，有时还要讨论，同时许多代表
还做了即席发言。可见我的翻译工作并不清闲，我必须随时“坚守
岗位”。此外，我还是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委托我向代表大会
报告关于总委员会对巴枯宁和吉约姆破坏活动的诉讼的结论。
这个委员会由吕肯、瓦尔特、斯普林加尔、维沙尔这几位代表和
我组成，总是在会后晚上工作。委员会收到大批信件、刊印的文件、
报告等等，我们每晚都要整理这些材料到深夜，为的是在五天以内
做出明确的结论……
调查巴枯宁秘密活动的委员会继续做单调乏味的工作——阅
读信件、文件、摘录，我们疲惫不堪，昏昏欲睡，这时，代表大会的其
他代表们都休息了，有人在旅馆里，有人上戏院、听音乐、逛公园或
者去海滨……
我们委员会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结束了令人厌烦的工作，报
告了巴枯宁的罪状：他企图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来
破坏国际；老实说，这个同盟的名称是名不副实的，因为在这个伪组
织里，既没有丝毫的民主，也没有丝毫的社会主义，其目的显然是企
图分裂和毁灭国际。调查委员会证明了巴枯宁的罪状，并提议由多
数通过把他开除出国际。一个西班牙人抓起手枪对准我喊道：“这
种人应该枪毙！”因为我作为主席曾投票反对巴枯宁……这个人腰
上围了一面红绸旗子，显然打算在全世界宣布社会革命时展开这面
旗子。这个狂暴的西班牙人被缴了械……
绝大多数代表通过了委员会的报告，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
了……
当我正和马克思、恩格斯在旅馆里饮酒畅谈时，米兰的旧领事
鲁道夫•施拉姆给马克思送来一张名片，要求和他会面；施拉姆希
望马克思把他推荐给德国某些区的选举人，这样他就会作为他们的
代表被送到德国国会。马克思拒绝会见施拉姆……
在海牙代表大会第一天会议休会后，我请求代表们在大厅再留
几分钟，因为为我想作一次个人的声明。我大声说道：“鲁道夫•施拉
姆虽然是普鲁士驻米兰的领事，但他不但不保护我免遭意大利警察
的迫害，反而帮助他们窃取我的东西，他是一个坏蛋，是一个小偷！
在这件事上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他，人在这里，就在海牙，他
想靠卡尔•马克思的帮助，把他选进德国国会。”……我当众要求施
拉姆让意大利警察局把我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来往信件还给我。
过了一天，施拉姆先生在代表大会的上午会议上出现了，并要
求那个称他为小偷的人当众向他道歉，或者和他决斗。后来我把那
天上午发生的事告诉了巴顿同志。次日早晨我和施拉姆相遇，我拒
绝和他决斗，他只好走了，因为我早已不再决斗，不再做中世纪遗留
下来的这种荒唐事了，虽然我在做大学生时曾不止一次地用锋利的
长剑参加过所谓“决斗”，并且头部也被刺伤，现在还留有伤痕……
施拉姆离开海牙时，说我是“胆小鬼”。我在学生时代经历过11次
决斗，这就是一个反证……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代表大会照样继续
开下去……
我们大多数人从海牙到阿姆斯特丹，当地的国际委员在那里租
了一个大厅，以便举行公开的宣传大会。大厅很窄，既没有凳子，也
没有椅子，来开会的人只能站着听……第一位主讲人是马克思，他
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我到会没有多久，就陪同法国同志们去
参观运河纵横的古老的阿姆斯特丹……
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和思格斯邀请代表们到海牙附近的海
滨避暑地斯赫维宁根午餐。饭前我们都去洗海水澡。我差不多游
出250米，我从来没在海水中游泳过，没有力气同海浪搏斗，所以游
不回来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比我力气大，又比我游得出色，看
见我处于危险之中，就潜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岸上。
在斯赫维宁根，马克思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几个女儿。其中一个
嫁给保尔•拉法格，另一个嫁给一位法国代表（我已不记得他的姓
名，我年事已高，记忆力不管用了）。爱琳娜•马克思（我们称她杜
西）是马克思的第三个女儿。马克思在把我介绍给拉法格时说道：
“库诺，听说你要到美国去，那么，你应该像我的女儿嫁给黑人一样，
娶一个黑人，因为拉法格就是黑人的后裔。”我答应尽力照办，但环
境不允许我实现诺言，因为我在纽约的50多年中并没有遇见一位
可以做我妻子的黑人妇女。
当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常和马克思以及他的一家人会面，也和
恩格斯见面。我们常在一起吃饭，看戏。我和马克思谈话的主要内
容是在美国建立国际的问题。晚上我有时住在马克思家，有时住在
恩格斯那里。我在伦敦玩了几次，参观了议会大厦、伦敦塔、圣保罗
教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一把椅子，马克思
曾整年整月地坐在那里，读书，记笔记，为不朽的著作《资本论》作准
备工作。这把椅子是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指给我看的。
海牙代表大会和以前所有代表大会的文件到底在哪儿，我不知
道。我敢担保，当我同左尔格一起乘大西洋号轮船到利物浦去的时
候，这些文件并不在他的小箱子里。后来，当总委员会改设在纽约
时，我也没有看到这些文件。事实上，我并没有参加总委员会的会
议，因为我不在纽约，而在为生活奔忙。
[27]国际工人协会还呀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188]这篇回忆文章是泰•库诺86岁时用英文写的。
[189]看来是指恩格斯于1841年5月随同父亲前往意大利，并在米兰逗留10天左右。
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190]
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
1873年2月15日
……我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和伦敦度过的，在那里我
也像在俄国一样靠写作维持生活，并利用闲暇时间来研究工人运动
和外国社会生活的其他有趣的现象。
我在伦敦遇到一位叫卡尔•马克思的人，他是一位最杰出的政
治经济学的作家，是全欧洲最博学的人。五年前他想学俄文；学会
俄文后，他偶然看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的著名论文的注释[191]
以及这位作家的其他一些文章。马克思读了这些文章，深深地敬佩
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现代所
有经济学家中惟一真正具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家，而其他的经济学家
只不过是编纂者罢了；他的作品具有独到的见解、说服力和深刻的
思想，是目前经济学著作中惟一真正值得阅读和研究的；俄国人应
该感到惭愧，因为至今竟没有一个俄国人想到把这样一位杰出的思
想家介绍给欧洲；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政治上的死亡，不仅是俄国学
术界也是整个欧洲学术界的损失，等等。虽然我早就非常重视车尔
尼雪夫斯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但是我在这方面学识浅陋，不
能在他的著作中区分他本人的思想和他受其他作家影响的思想。
显然，这样一位权威评论家的评论只能使我更加敬佩这位作家。当
我把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作家的评论同对他的高尚品质和自我
牺牲精神的评论（这是我偶然从熟悉他的那些人那里听来的。他们
一谈起他就非常激动）比较时，我就急切地想把这位伟大的，用马克
思的话来说，这位俄国应该引以为荣的政论家和公民还给世界。我
简直不能忍受：一位优秀的俄国公民、一位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一
位确实值得记载在俄国光荣碑上的人物正在痛苦地虚度光阴，被葬
送在西伯利亚的荒野。我发誓，无论当时或现在，我都会心甘情愿
地毫不迟疑地去代替他，只要这是可能的，只要这种牺牲能使祖国
的一个最有威信的活动家回来参加祖国的进步事业。我将毫不动
摇地去这样做，准备像一个士兵愉快地以自己的胸膛去掩护敬爱的
将军。然而这是无法实现的幻想。而且当时我觉得要帮助这个人
还有另外一个更实际更容易实行的办法[192]。根据我个人对这种情
况的经验，根据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我认为这样做也并不是不能
实现的，只要有一些勇气、事业心和少量的金钱就行了。因此，我立
刻写信给彼得堡的两位朋友请求帮助，他们愿意给我所需要的款
子，并答应我，如果事成以后就把钱还给他们，失败就算了。当我路
过彼得堡时，还有三个海关上的朋友给了我一些钱，一共凑到1085
个卢布。
我离开伦敦时，除了对信上谈过并借过钱的这五个人以及日内
瓦的艾尔皮金（由于某种用不着在此详述的偶然情况，他早就知道
我的打算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的去向。甚至也没有告诉马
克思，虽然我和他十分接近，非常爱戴他，尊敬他，但我相信他一定
会认为这种打算是疯狂的行为，会劝我放弃这种打算，而我是不喜
欢放弃我的既定方针的。
我既不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亲戚，也不认识他“同时代人”的
老朋友，甚至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由于在西伯利亚没有一个熟
人，甚至也没有介绍信，我只好在伊尔库茨克住了大约一个月，直到
我知道应该应该怎么办为止。在伊尔库茨克长时间的逗留，再加上我有
些疏忽和我无法支配的情况，引起了地方当局对我的注意。我的失
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艾尔皮金的不慎重所造成的，因为他把我
到达的消息泄露给一个住在日内瓦的政府密探。不管怎样，我被捕
了，第四次被关进监狱。我看到事情已经败露，前途未可乐观，而且
审判还在长期地拖延，并等着我的供词（而我认为我没有权利这样
做），因此我决定逃跑，但是没有成功，我被关进伊尔库茨克监狱[193]。
[190]这是格•亚•洛帕廷写给尼•彼•西涅尔尼科夫的信的片断。
[191]指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第一部的补充和注释》1869年日内瓦版第3卷。
[192]指洛帕廷想营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逃出流放地。
[193]洛帕廷于1871年6月3日第一次从伊尔库茨克监狱逃走，但立刻又被捕，1873年7月10日第二次逃跑才获得成功。1873年8月，洛帕廷已经到达巴黎。
伦敦的卡诺萨之行[198]
奥古斯特•倍倍尔
1869年底，我有闲暇认真地阅读1867年夏末出版的马克思的
《资本论》第一卷，而这是在监狱里。五年前我曾想阅读1859年出
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工作已经
太多，还要进行生存斗争，我简直没有足够的空闲来理解、消化这部
艰深的著作。马克思和思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只是在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才为党[199]所知。我所得到和爱读的马克思
的第一部著作，是他在国际工人协会[26]成立时发表的《成立宣言》。
我是在1865年初读到的。1866年底，我已经参加了国际工人协
会……
我早就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居住地伦敦去旅行，然而总是一
再耽搁，直到1880年才得以实现。
由于希尔施被选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以及党的领导机
关中大多数人怀疑这次选举，我才想到必须开始那计划已久而总被
推迟的伦敦之行。当时希尔施也在伦敦，我可以很快地和他当面商
量。此外，我还希望伯思施坦（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希尔施都
对他有很深的成见）和我一起到伦敦的狮子洞里去，为的是表明他
并不是像这两位老人所想像的那么坏。再说，伯恩施坦本人住在苏
黎世，每天写有关德国情况的报道，文章中一点也没有李希特尔年
鉴中那篇恶毒的三星文章[200]所流露的情绪。我甚至暗地希望，如果
希尔施拒绝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就可以叫伯恩施坦代替
他。要是果真如此，就必须使新编辑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有一个
大致良好的私人关系。因此我建议伯恩施坦和我来一次“卡诺萨之
行”[201]，到伦敦去。他立刻同意。我们在加来会面了，因为伯恩施坦
有一切理由避免踏上德国的土地。[202]
到伦敦后，我们首先拜访恩格斯，那是上午10—11点之间，他
正在早饭。恩格斯有一个习惯，夜里两点钟以前不休息。他非常
亲切地接待我们，立刻用“你”来称呼我，下午我们去拜访的马克思
也是这样。不久前成了鳏夫的恩格斯，邀请我住在他那里。我们当
然要利用住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就各种问题充分地交换意见，在这
过程中，伯恩施坦显然赢得了这两个人的信任。
我们在伦敦的那些日子里，恩格斯的行动和时间都很自由，常
常作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游览伦敦的名胜。这时保尔•辛格尔也
到了那里，他每年都要因事到英国来旅行，恰好从曼彻斯特回到伦
敦。在伦敦度过的那个惟一的星期日，马克思把我们全都邀请去
吃饭。
我早就认识了燕妮•马克思夫人，她的仪表雍容大方，善于以
最令人满意和亲切的方式招待客人，她立刻博得了我的好感。在那
个星期日，我也认识了马克思的大女儿，她也叫燕妮，嫁给了龙格，
那天她带着她的孩子们一起来了。看到被说成是人类仇敌的马克
思那么亲切温柔地和自己的外孙们游戏，这些孩子们又是那么爱恋
他们的外祖父，我十分惊奇和愉快。那天除了大女儿燕妮，还有两
个小女儿：杜西（后来是艾威林夫人）和劳拉（拉法格的妻子）。黑眼
睛、黑头发的杜西，简直和她父亲一模一样；栗色金发和深色眼睛的
劳拉，更像母亲。她俩都很美丽活泼。
马克思的妻子和孩子都称马克思为“摩尔”，好像他没有其他名
字似的，对此，外人无不感到惊奇。这是因为他有一头漆黑的头发
和胡须，那时他的头发已经灰白，胡子还是黑的。恩格斯有个亲切
的绰号。马克思一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都叫他“将军”，而且总是用
英文叫他General。他所以获得这个绰号，是由于他特别喜欢研究
军事问题，人们认为他对军事和战术的见解具有权威性。
我在离开伦敦的前夕，再一次拜访了马克思。马克思的妻子正
卧病在床。我希望和她告别，马克思把我带去见她，并严格地嘱咐
我同她谈话不能超过一刻钟。但我们一谈就很起劲，我忘记了她的
病况，在她那里坐了不是一刻钟而是半点多钟。马克思忍耐不住了，
他责备我，说我要他妻子的命。我悲伤地向她告别，因为她患的是
不治之症。此后我再没有见到她。第二年她就逝世了。
……
在结束这篇文章以前我还想谈谈思格斯。恩格斯为人和蔼可
亲，他遵守马丁•路德的箴言：醇酒、女人和歌曲是生活的乐事，但
是他也决没有忘记工作的严肃性。直到死前，他始终是一个最勤奋
的人；当他70岁高龄的时候，还学习罗马尼亚文，并且对一切事件
都兴致勃勃。他总是兴高采烈，精神饱满，对他的动荡生活中的各
种细小有趣的情节都记得非常清楚。在欢乐的聚会中他常常谈到
这些事，使谈话饶有趣味。在他那里度过一个夜晚总要使人愉快地
回忆起与他有往来的朋友和同志们。不论话题是严肃的还是轻松
愉快的，谈话总是很活跃的。恩格斯也是一个善饮的酒客，他有一
个很好的酒窖，每逢客人称赞他的酒时，他就十分满意。
在清教徒的星期天，也就是说，在热爱生活的人不愿在伦敦度
过的这一天，恩格斯却开门迎客，谁来都欢迎。早晨两三点钟以前
是没有一个客人回家的。直到他1895年逝世为止，我曾到他那里
作过几次客。他也曾到我家作过一次客，那是在1893年，经我不断
催促，他决定去大陆旅行，借此机会出席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代表
大会[203]，随后访问了维也纳。他于1895年逝世，享年75岁，我觉得
似乎“我”的一部分也死了。很多人都同我一样有这种感觉……
[26]{见前。略}
[198]这篇文章是倍倍尔的《我的一生》一书的第3卷的片断。
[199]即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是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政党。该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建立，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
[200]指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三人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署名用了三星，该文载于赫希柏格（笔名路•李希特尔）主编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79年苏黎世版第1年卷第1册第75-96页。
[201]卡诺萨在意大利的北部，1077年德国皇帝亨利四世为了祈求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取消开除他教籍的决定，到卡诺萨去向教皇朝拜。“卡诺萨之行”是表示忏悔和屈服的意思。
[202]指当时德国正在实行1878年通过的反社会党人法，对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迫害。
[203]指1893年8月6-12日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卡尔•马克思在莱比锡[204]
威廉•布洛斯
我出狱的前一天，李卜克内西说他要在监狱门口等我。“你会
感到吃惊的”，他用神秘的口气对我说，“你会大吃一惊的”……
第二天早晨，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我兴冲冲地走出监狱大门。
李卜克内西和他的一个小儿子站在门外。旁边站着一位50岁左右
的人，由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搀着胳膊。他瘦高的个子，留着长长
的白胡须，只有上嘴唇的胡子是黑的。他容光焕发，看上去像个快
活的英国老人。从他的形象我立刻认出——这就是卡尔•马克思。
那位年轻女子是他的女儿爱琳娜，也叫杜西。
他和蔼可亲地向我走来。在小市民眼里，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
人物，在警察看来，他是国际革命的化身。当时有许多关于马克思
的传说，上层社会的胆小鬼把他看成在地底下挖掘社会秩序墙脚的
大田鼠，因而胆战心惊。对于他真正的伟大，他们却一无所知。
在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受到《新莱茵报》[12]的主编、国际工人
协会[26]的创建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作者的欢迎，我是多
么自豪、多么幸福啊！
许多马克思同时代人把他描写成一个阴郁而狂妄的人，一个阴
险而易怒的人。由于他遭受难以置信的各种诽谤，以为可以蔑视他
的某些蠢人很可能对他粗暴地下过逐客令。我们却为他那极端的
温厚所倾倒。
我们们到李卜克内西家里吃饭，娜塔利亚夫人尽力要使客人吃
好，她做到了这一点。喝咖啡的时候，大家谈话非常活跃。我们谈
到上帝一再为自由思想者所推翻。马克思说，可爱的上帝要十分
ga?té[愉快]，才能心平气和地目睹世上发生的一切。接着我们谈到
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李卜克内西不能原谅他，因为他在巴黎
处于诗人的荣誉顶峰时，像婆罗门一样披着庄严而高傲的诗人外衣
对待拜访和崇敬他的人。李卜克内西也领教过这一点。马克思认
为应当宽容海尔维格的性格和缺点，因为他在争取人类自由的伟大
斗争中确实有功绩。马克思说，诗人海尔维格成了普鲁士的倒霉的
波扎[205]后，亨利希•海涅曾对他进行无情的讥讽。这时，马克思找
过他朋友海涅，请求他不要再用他那可怕的讽刺来挖苦他。海涅低
声答道：“我可根本就没有惹过他呀！”——海涅就是这样！
下午，我们穿过草地，到施洛伊西希去。马克思和我走在别人
后面一点。他发现我对他的历史回忆很感兴趣也很理解，显得特别
高兴。他很快就谈到了拉萨尔，告诉我他讨厌这个人的原因。
他说，1848年他（马克思）和朋友们就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着眼
于未来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但是，他们当时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同
反动势力的斗争，尽可能地推进资产阶级的革命因素。这时拉萨尔
和他的哈茨费尔特跳了出来，把他的私事同革命斗争极其可恶地搅
和在一起。马克思愤怒地说：“他搞了不少无耻之极的名堂。但我
们连甩都甩不开他。”马克思这是指哈茨费尔特的婚姻纠纷中首饰
盒被盗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诉讼案[206]。
马克思还给我讲了他和书报检查宫进行斗争的有趣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40年代初，当时他是科隆旧《莱茵报》[2]的编辑。因为这
家报纸发表过马克思几篇关于省议会的著名文章，所以检查官特别
对它怀有敌意，并想方设法折磨它。马克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制伏
这个笨蛋”的办法。
给检查官看的校样，必须在晚上送去，因为报纸要在早展出版。
检查官的红笔还常常使印刷所夜间的工作拖得更长。
一天晚上，检查官应邀带夫人和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儿们去参加
省长举行的大型舞会。在走以前，他必须先完成自己的检查工作。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校样没有按平常的时间送去。检查官不能玩
忽职守，只好等了又等，但他又必须到省长那儿去，因为这对他的女
儿们可是个好机会。快到10点钟了，检查官万分焦急，就让老婆和
女儿们先去省长那儿，同时派佣人去印刷所取校样。佣人回来报告
说，印刷所已经关门。于是，处于绝望的检查官只好跳上他的车子
老远地赶到马克思住处去。这时大约已经11点了。
门铃响了很久，马克思从四楼的一个窗子里探出头来。
“校样！”检查官向上吼道。
“没有！”马克思向下喊道。
“可是！！”……
“我们明天不出报纸！”
说完，马克思关上了窗户。检查官遭到愚弄，气得连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从此以后，他就老实一点了。
马克思在莱比锡呆了几天。我们建立了友谊，后来还保持联
系。他的女儿爱琳娜对我也很友好。她当时恋爱着作家利沙加勒，
他是公社流亡者，住在伦敦，正在写一本关于公社起义的书。但是
马克思激烈反对这门婚事，他带着女儿去德国旅行，为的是让爱琳
娜从利沙加勒身边离开。马克思不同意这门婚事，这是明显的。但
是，考虑到爱琳娜•马克思后来遭受的悲惨命运；人们就会相信，她
要是成了利沙加勒的夫人[207]，情况倒会好些。
后来，有人用谗言竭力破坏我们的友谊，爱琳娜•马克思也就
对我抱反感了[208]。在这期间，我还收到过她的一封友好的来信。
在莱比锡，马克思很想见见《人民国家报》[209]经常提到的警察局
长吕德尔。李卜克内西和我同马克思一起去一家他经常光顾的酒
店，在这位警官对面坐了下来。不知是此人认出了马克思，还是觉
得有什么别的不自在——他突然站起来，离开了酒店。
[2]《莱茵报》，全称《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保证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
[12]{见前。略}
[26]{见前。略}
[204]这篇文章摘自1914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威•布洛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旧事琐记》第一卷《人民国家报》一章。
[205]波扎是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人物，一个高尚而思想自由的内侍官，他企图影响暴戾的国王。这里是指1842年12月海尔维格上书批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而被逐出普鲁士一事。
[206]1846-1854年，拉萨尔作为律师曾担任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的辩护人。1848年2月，他因被指控教唆偷盗一个装有文件的首饰盒供他办理此案时使用而被捕。拉萨尔一直被监禁到8月，由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207]布洛斯这里暗指爱琳娜同爱德华•艾威林的不成功婚姻。
[208]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年代里，布洛斯转向了机会主义立场，这大概使爱琳娜•马克思同他断绝了往来。
[209]《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0年7月2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Intenationalen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5年6月11日起又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报纸编辑部的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
第一次英国之行——忆马克思
爱德华•伯恩施坦
1880年11月底，我与我的党内同志和朋友奥古斯特•倍倍尔
一道，首次来到伦敦，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次旅行，倍倍尔
已在生平回忆录第三卷中，以《伦敦的卡诺萨之行》为题作了描
述，我也在什么地方写过几笔。因此，下面的会议难免有所重复。
这次旅行的目的，是求得德国社会民主党两位精神之父的谅
解。他们对于1879年夏创建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某些情况
极为恼火，对我参加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小组极不信任。两
位老人对我尤为不满；在小组的成员中，我最有必要同《共产党宣
言》的作者搞好关系。我们的朋友卡尔•赫希柏格表示愿为我争取
同伦敦人取得和解的这一新尝试担负费用，这使我特别感到高
兴……
到伦敦后，一个到车站来迎接的党内朋友带我们到索荷区的一
家小客店，这里住着许多德国人。第二天早晨，我们动身去瑞琴特
公园路122号恩格斯的住处。我随身带着一本旅游指南，还自学过
一点英语，满以为有了这两样东西，不雇cab[出租马车]也可以应付
一下了。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首先发现，英国人讲英语发音不
准确。我是说，和我自学的不一样。我找警察问路，可是他们的话，
我一点也听不懂。这里我可以自我辩解地指出：他们也许是按照伦
敦下层居民cockney[伦敦佬]的方式讲话的，这当然给初学者增加
了许多理解上的困难。幸而我对自己要去的方向至少还有把握，经
过一番周折，我把倍倍尔带到了恩格斯家的门前。起初我打算先回
去，因为被邀者不是我而是倍倍尔，我想等邀请我的时候再去。但
是，当我正想和倍倍尔分手时，恩格斯从楼里出来了，于是我也立刻
被一起拉上楼去。
到了楼上，谈话很快就涉及政治问题，而且有时还谈得很热烈。
恩格斯热情奔放，内心蕴藏着真正高尚的情操和美德，这一切由于
他那莱茵人的天生乐观态度，使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喝吧，年
轻人”，在我们的激烈争论中，他总是给我的杯子斟满他家里常备的
波尔多酒。
那几天，恩格斯刚好度过60寿辰，他那旺盛的精力使我们惊叹
不已。这位细高的人，穿过长长的伦敦街道时，甚至比我们当中最
年轻的人走得还要快。我们一起走路时，要跟上他可不是轻而易举
的事。不过，要和他比酒量，我觉得更是困难。
我们争论的主题是：在两年前颁布的俾斯麦非常法的统治下，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89]的理论和
政治立场。倍倍尔没有费很大力气就说服了恩格斯，使他相信，当
时由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担任编辑的这份报纸，无论怎么说也
比德国党的许多领导人立场坚定，更具有原则性，那些人的内心状
态决不像别人对两位“老人”说的那么好。
我们争论大概已足有一个小时，这时恩格斯突然说：“现在该上
马克思那儿去了。”我们穿上外套，随他离开了楼房。我想告辞，恩
格斯对我大声说道：“别走，别走，跟我们一块儿到摩尔那儿去。”我
说：“到摩尔那儿去？摩尔是谁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答话的口
气就好像我们理应知道是谁似的。摩尔，这是马克思的孩子们给自
己的父亲起的绰号，因为他头发乌黑（但当时已经变白了），皮肤又
略带黄色。“摩尔”住处离恩格斯家很近，在梅特兰公园路，这是通
往美丽的郊区汉普斯泰特的哈佛斯托克小山的一条支路。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一家独住一幢楼房，这是当时伦敦的标
准住宅，现在仍然如此，只是建筑方式略有不同。当初，凡是每年付
得起40多英镑房租的市民家庭，撇开真正的别墅不谈，都可住上一
幢四至五层楼的住宅：地下室或半地下室(basement)，包括厨房、一
个房间和储藏室等配间；一楼有门厅和两个房间（叫做前客厅和后
客厅）；二楼有这幢楼里最大的房间，通常用做客厅，而恩格斯却用
做书房和工作室，另外还有一个小套间；上面几层各有两三间卧室
和存放杂物的小房间。
这些房子的高度要比宽度大得多，其中较便宜的都是些8幢、
10幢或12幢为一群的高而窄的楼房，是一个建筑师按照同一个
式样修建起来的。因而，这种建筑群中的房子，从外表上看往往毫
无差别。高度近视的马克思，外出回来，总是拿不定是站在自己家
门口还是邻居家门口，经常是钥匙打不开门，才发现自己走错了。
当然，这种成群的建筑方式大大降低了费用。伦敦人所以能住上有
大小8-10个房间和一个小花园的楼房，而交纳的房租又比大陆上
的头等城市少得多，这也是原因之一。
凡是住过楼房的人，首先会发现，要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屋子
必须上下楼才行。这是非常麻烦的事，而英国人却把这看作天经地
义。楼梯把房间隔开，除了明显的不便，也有一些好处。英国下层
市民非常喜欢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起居室，这间屋一般叫做早餐室
(breakfastroom)。这间屋进出厨房方便，冬天好取暖，夏天也不太
热，很多家庭整天都在这里用餐，晚间，全家在这里聚集一堂。这间
屋子往往布置得非常舒适，因而，习惯于大陆居住条件的人，当住着
陈设讲究的楼房的主人在地下室款待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
种奇特的印象。
马克思住的房子比恩格斯的小些，地下室的房间也相应地简单
些。尽管如此，马克思家都在早餐室里进餐。恩格斯家虽然地下室
面积相当宽敞，却是在一间客厅里进餐。在我们访问期间的某一
天，我和倍倍尔在马克思家的地下室房间里，受到了满桌酒菜的
款待。
马克思的工作室位于二楼的背面。第一天马克思就是在那里
接待我们的。他非常热情地向倍倍尔问好，也像恩格斯那样，很快
就向他表示了兄弟情谊。他对我也很友好，谈话没有接触我们争论
的问题。因此，比在恩格斯那里轻松得多。马克思比恩格斯仅仅大
两岁，而给人的印象却要老得多。他以一种长者的清晰而平静的语
调讲话，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根据别人的说法（当然大多
是敌人的说法），我本来以为会见到一个相当乖戾又非常易怒的老
先生，但面前却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人，他那深色的眼睛中流露出友
好的微笑，言语中饱含着温暖的感情。几天以后，当我告诉恩格斯，
我所看到的马克思和我想像的判若两人，这使我感到惊讶，恩格斯
就说：“嗯，摩尔现在也还会大发雷霆的。”不久，我就真的领教了。
为了不使人得出错误的结论，我要补充一句：使马克思发怒的是我
们在谈到第三者的一本书时，我试图为它辩护。
倍倍尔和我前往伦敦的使命，从各方面看，都圆满地完成了。
倍倍尔当时风华正茂，他那真诚坦率和就德国政治形势及党内状况
所作的详尽阐述，使两位老人欣喜若狂。至于我本人，看来他们原
以为我是个自命不凡的书斋社会主义者；看到我不是那样，而是全
心全意投身于实际运动的人，在写作方面还有自知之明，他们似乎
感到快慰。一天，我略带愧色地向恩格斯承认，虽然年已30，还没有
写过一本书，这时，他险些扑上来拥抱我。他大声地说道：“什么，您
还没有写过书，这可太好了！”他激烈地谴责当前德国有些人还没有
学到任何正经的东西，就什么书都写。其实，一个人如果有用的话，
24岁就可以写出一本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样划时代的书来，
我控制自己，没有提醒这本书的作者回想一下这件事。
我们这次在伦敦逗留了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是可以看到
和观察到一些风土人情的。但是，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在社会主义运
动中，散步时全神贯注地倾听恩格斯的言谈，我的思想感情集中于
接触到的范围较窄的一些人，因此，我对这个大城市本身和当地居
民仅仅留下了淡薄的印象。无论看到什么东西，我几乎都感到生
疏。但我一则没有时间，二则英语不行，无法去接触和研究某些事
情和人物。恩格斯把倍倍尔当即作为客人留在家里住下，而我还住
在索荷区的小客店里，这样我的许多时间就花费在跑路上了。因为
花钱雇马车要超出我给自己规定的预算。
当然，我们去参观了英国博物馆。思格斯指给我们看著名的罗
塞达石，这块石头对辨认古埃及象形文字起了极大的作用。同时，
为说明斐迪南•拉萨尔的妄自尊大，恩格斯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
事。1862年，当马克思指给他看这块石头时，他脱口说道：“我来研
究古埃及象形文字，刺激一下埃及学家，你看如何？”现在，我们从布
鲁格施-帕沙的回忆录中得知，拉萨尔确实打算认真研究这门学问。
马克思周围的人对拉萨尔都没有好感，尤其是马克思家的女性
成员，非常讨厌他在1862年夏访问时的那副花花公子的派头，马克
思平时尖锐地批评他，但在夫人和女儿面前却一再为他辩解。
马克思夫人在我们访问期间已经重病缠身。尽管如此，她在我
们应邀去吃午饭的那天，还是离开病榻，到席间对我们表示欢迎。
她亲切地谈到我们的工作，对倍倍尔的功绩作了恰如其分的赞扬，
并举杯祝倍倍尔和我身体健康。但在饭后，她不得不立刻回到病
房。从她的举止看得出她是个极有教养的妇女，她谈吐和蔼热情，
毫不浮夸。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在座，但当时我只和最小的爱琳娜
较为密切。后来，我和我的夫人都同她建立了诚挚友好的关系……
[89]《社会民主党人报。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Der Social-Demokrat. Organ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Vereins)——德国的一家报纸，1864年12月15日—1871年4月26日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年每周出版，1865年1月起每周出版三次，有时六次；1865年12月起副标题改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所有人和出版者为约•巴•施韦泽和约•巴•霍夫施泰滕，主编为施韦泽，1865年2月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撰稿人还有伯•贝克尔、约•菲•贝克尔、约•格•埃卡留斯、格•海尔维格、莫•赫斯、威•吕斯托夫和亨•武特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