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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动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主轴，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而兴起，在此过程中，汤普森发挥了核心作用。20世纪60-70年代，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遭遇重大挑战，英国第二代新左派由于深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集体“背叛”。在此背景下，汤普森发表了著名的《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一文，通过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全方位批评，揭示出第二代新左派试图通过“移植”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来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是虚幻的，应当立足于英国本土的激进思想传统去建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进行了高调的辩护和捍卫。
关键词：汤普森； 安德森； 文化马克思主义； 新左派；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5CZX003）
正如美国学者德沃金在《英国战后文化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文化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动英国马克思主义在争论中不断前行的理论主轴，在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雷蒙·威廉斯与爱德华·汤普森是无可置疑的双核心（注：Dennis Dworkin,Cultural Marxism in Post 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 of Cultural Studies,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在共同推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精神气质差异使得威廉斯和汤普森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与威廉斯相比，汤普森更具有战斗性。因此，当文化马克思主义遭遇重大挑战，英国第二代新左派由于深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集体“背叛”时，汤普森挺身而出，在1978年发表了著名的《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一文，通过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全方位的、冷嘲热讽式的批评，对威廉斯和自己所开启的文化转向进行了高调的辩护和捍卫。此文一经发表即在新左派内部引起一片哗然，斯图亚特·霍尔、特里·伊格尔顿、保罗·赫斯特、理查德·约翰逊等活跃在各个领域的第二代新左派新锐思想家纷纷发表文章（注：Start Hall, "In Defence of Theory," in Samuel, Rapha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1; Terry Eagleton, "The Poverty of E. P. Thompso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5:2 (August 1979); Paul Q. Hirst, "The Necessity of Theory: A Critique of E. P. Thompson’s The Poverty of Theory," Economy and Society, 8:4 (November 1979); Richard Johnson, "Edward Thompson, Eugene Genovese, and SocialistHumanist History,"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1978)），对他提出了严厉批评。第二代新左派的理论旗手佩里·安德森在1980年出版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一书，主要围绕这篇论文对汤普森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批判与分析（注：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从某种意义上讲，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一文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动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争论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那么，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汤普森究竟阐发了怎样的观点呢？本文通过对该文进行深入解读，对此一探究竟。
一、英国第二代新左派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从历史渊源上讲，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是在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的引导下走上历史舞台的。然而，不同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导致两代新左派从一开始就在思考问题的方式、理论旨趣、政治诉求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乃至对立，因此他们之间的分裂是在所难免的。60年代初，两代新左派最终因为新左派运动的政治破产而发生分裂。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60年代末，随着1968年革命的出现，双方的对立进一步加深了，因为面对英吉利海峡两岸截然不同的革命形势，第二代新左派把原因归结到了第一代新左派所推崇的英国文化传统身上，并大有迁怒于第一代新左派的倾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68年，安德森发表了著名的《民族文化的构成》一文，在自己4年前《当前危机的起源》一文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英国文化的特质，指出：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英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因此，英国本土从来没有形成过像马克思主义和经典社会学这样的总体性理论；一战以后，一些欧洲大陆知识分子为了逃避战乱而移民英国，但是，这些“白色的反动移民”不仅没有为英国带来总体性的理论，反而与英国本土的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勾结，牢固控制英国文化的当代走向（注：Perry Anderson,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New Left Review, 50(July August),1968）。安德森没有完全说出来的结论是：英国文化不适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通过从外部“移植”，才能在英国发展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安德森的这篇文章说出了第二代新左派的心声，因为当时大部分第二代新左派都对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奉行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以威廉斯为典范的上一代新左派既缺乏理论的严密性，也缺乏政治热情”。（注：Andrew Martin, Patrice Petro, Terry Eagleton, “Interview with Terry Eagleton”, Social Text, (WinterSpring 1986)）
为了能在英国发展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1962年担任《新左派评论》的主编后，安德森开始系统地向英国读者译介他后来所命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与思想，其中包括阿尔都塞及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初，第二代新左派并没有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是，在1969年和1970年分别出版了《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的英译本后，阿尔都塞就以其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和反人道主义的政治取向在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二代新左派争相模仿的马克思主义范本。（注：麦克莱伦：《历史与现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世界哲学》2005年第1期。）当时的第二代新左派在某种程度上大多成了阿尔都塞的追随者，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移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伴随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这种成功扩张，第二代新左派呈现出了集体性的结构主义化转型，而与此相伴的便是对第一代新左派理论立场的攻击和学术观点的批判。
在汤普森看来，这种攻击和批判在历史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1974年，安德森出版了《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和《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这两部历史学著作，它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受到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而与汤普森所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拉开了显著的距离（注：关于安德森的历史学思想，参见Gregory Elliott：Perry Anderson: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的修正或不公开的批判，具体地说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安德森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强调应当重视“自上向下看的历史”的重要性。“今天，当‘自下向上看的历史’不仅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共同的口号，而且对我们理解过去产生重大影响时，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换言之，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的形成和瓦解是生产关系重大变迁的标志。因此，‘自上向下看的历史’——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提，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注：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5-6页。）第二，安德森在多元决定论的框架下强调了政治国家视角的优先性，（注：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前言，第4-5页。）而这在汤普森等看来，不啻于向传统史学的复辟。第三，安德森主张从普遍性出发看待特殊性，即从世界出发看待欧洲、从欧洲出发看待英国，（注：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2页。）这与汤普森主张的民族性视角构成了尖锐对立。第四，安德森重视对历史的理论分析，这与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汤普森构成了鲜明对照。与安德森相呼应，另一位第二代新左派人物琼斯在1974年和1975年分别发表了《1870-1900年伦敦的工人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政治》、《阶级斗争与工业革命》两篇长文，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了英国工人阶级问题，并得出了与汤普森完全不同的结论。（注：Gareth Stedman Jones, "WorkingClass Culture and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London, 1870-190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7, No. 4 (Summer 1974); Gareth Stedman Jones, "Class Struggle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90 (March April 1975).）琼斯的这两篇论文为第二代新左派攻击汤普森的阶级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弹药。
第二代新左派的类似弑父举动也落到了威廉斯身上。1976年初，威廉斯以前的学生和助手伊格尔顿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批评与政治：雷蒙·威廉斯的著作》一文，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自己的老师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威廉斯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美学理论是有机主义的，政治观念是改良主义的，所以，威廉斯至多是一个左派利维斯主义者，而根本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注：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Politics: The Work of Raymond Williams," New Left Review, 95(JanuaryFebruary 1976)）在同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则摒弃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沿袭“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建构出了一个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雏形。（注：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在汤普森与威廉斯、霍加特共同开创的文化研究领域，情况同样非常糟糕，具有鲜明阿尔都塞色彩的“意识形态”取代“文化”成为70年代整个文化研究的关键词。“阿尔都塞的观点对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翻阅一下当时的主要期刊，你很快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文化研究论文集》、《银幕》、《新左派评论》等全部都登载了关于阿尔都塞主义的文章、阿尔都塞派的文化和反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文章。”（注：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在霍尔和约翰逊的领导下，霍加特和威廉斯参与创建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70年代集体转向结构主义，他们还专门发明了“文化主义”一词用以描述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开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注：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如果说在转向结构主义的过程中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二代新左派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齐名的《银幕》集团则成了不折不扣的结构主义者。（注：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71页。）在政治学领域，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密里本德则和阿尔都塞的学生普兰查斯就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功能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等问题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的论战，双方争论的焦点其实在于方法论问题，即究竟是经验分析优先，还是理论分析优先（注：Michael Newman，Ralph Miliband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Left,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2002， pp.198-215），以上这些充分反映出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差异与冲突。
由上可见，在70年代早中期第二代新左派整体转向“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两代新左派在理论上发生了相当激烈的碰撞。而所有的碰撞最后都汇聚到了一点，即是坚持还是反对英国本土具有经验论色彩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个根本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代新左派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即他们基本上都赞同安德森的主张，强调走出英国、走向国际主义：“在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同任何其他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相比，并不更带有民族的或大陆的属性……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地方狭隘型，它才能发挥起全部威力。这种威力尚有待历史唯物主义来加以恢复。”（注：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0页。）在走向国际主义的道路上，应当如何对待英国本土的民族性传统呢？虽然大多数第二代新左派都没有对此直接表态，但他们的态度还是清楚的，那就是放弃。这句话最后从一位相对年轻的第二代新左派口中说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在汤普森看来比阿尔都塞还阿尔都塞的英国经济史家和社会学家赫斯特。（注：Edward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2.）在赫斯特看来，“虽然历史专业具有经验主义的主张，但历史的现实对象对认识来说却是难以认识的”，因此“作为一种理论实践和一种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与历史学著作和历史学研究的联合中一无所获。历史学研究不管在科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毫无价值。”（注：B. Hindess and P. Q. Hirst,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 pp.310，312）换言之，赫斯特因为经验主义而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存在价值，而根据他的逻辑，注重经验研究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不管在科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毫无价值”，应当取消。
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贫困”
很显然，第二代新左派直接挑战了第一代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而这种挑战本身是想从根本上否定文化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和必然性。面对这种挑战，第一代新左派中不同的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有的人缺乏理论敏感性，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挑战究竟意味着什么，因而仍旧按照“被人非议的老套的方式继续工作”。有的人注意到了这种挑战，但选择忽视，“认为这不过是些稀奇古怪的幽灵或理论姿态上的异想天开，如果他们闭上眼睛不加理睬，它们就会遁形无踪”。还有的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事情，所以选择以“共谋”的方式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妥协。（注：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p.2）从某种意义上讲，汤普森讲的“共谋”主要针对的是威廉斯，因为面对伊格尔顿的批评，威廉斯表现出了一种努力理解并试图跟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潮流的姿态。（注：Raymond Williams, " Marxism, Structuralism and Literary Analysis，" New Left Review, 129(SepOct 1981)）对于威廉斯的这种做法，汤普森极为不满，认为“这种反应方式因其在理论上的无原则性而应当受到谴责”，因为他发现：第一，这种妥协仅仅是一厢情愿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根本没打算向第一代新左派妥协；第二，在“历史主义”、“人道主义”、“经验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双方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第三，双方的争论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理解问题，“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集中挑战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他们不是改进而是取代了它。在意见交换过程中，他们给出了一种非历史的理论体系，而它一经检验就证明自己是一种唯心主义。冰炭如何能够同炉？”（注：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pp.2-3.）鉴于此，汤普森决定以论战的方式来回应论战。
我们注意到，在这场论战发生后，有些评论者（包括国内的评论者）批评汤普森坚持经验主义立场、拒绝用理论指导经验研究。这种批评显然是一种误解。很清楚，对于汤普森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需不需要理论指导，而在于用什么样的理论进行指导。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那样的理论呢？还是像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那样的理论？当汤普森模仿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来命名自己的论文时，其用意就是要让第二代新左派明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肯定是一种理论，但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本质差别，它归根结底不过是类似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一种抽象理论，因为它不是把历史和社会当作真实的存在，而是当作一系列的抽象范畴，所以，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历史和社会，就只能够认识那些抽象的反自身，而真实的社会历史则在这种形而上学的逻辑推演中消失了。换言之，在他看来，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犹如一架存在严重问题的太阳系仪，根据它去研究天象其结果只能是谬之千里。
如果说阿尔都塞就是当代的蒲鲁东、他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当代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那么，这一理论究竟在哪些方面是“贫困”的呢？当汤普森以自己以及其他第一代新左派成功的历史和社会研究为基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科学阐发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为标准，去观察、评价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发现了它的8个“贫困”点。（注：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pp.4-5） 针对第二代新左派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非批判的推广运用，汤普森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一理论的第一个“贫困”点：阿尔都塞的认识论缺乏普遍的合法性，只适用于抽象的理论认识，而根本无法面对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性认识活动。汤普森肯定阿尔都塞的认识论可以完美地解决大学校园中理论家们的认识活动，但问题在于，在大学校园之外，“另外一种类型的认识生产始终在进行着”，这就是普通人民群众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日常认识活动。虽然这种认识生产并不严格，也没有太多的理论内涵，但它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经验性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时必须予以重视的。与阿尔都塞所熟悉的认识活动完全不同的是，在这种认识活动中，“经验总是不敲门就直接闯进来，宣告死亡、生存危机、壕沟战、失业、通货膨胀和大屠杀的发生与存在。当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没有饿死的人会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市场。当人民被投入监牢的时候，他们则会以新的方式思考法律。面对这种普遍经验，旧的观念体系崩溃了，新的问题式则会应运而生。可在阿尔都塞的认识论那里，这种必然会影响到认识结果的问题是不被关注的，因为这种认识论只关注认识者，而这个认识的生产者又只关心认识的原料是否按时达到，至于原料是从哪里来的，他根本不予考虑。”（注：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pp.7-8.）第一个“贫困”点形成了两个自然结果：一是阿尔都塞的认识论只能认识“经验”范畴，而不处理“经验”自身，只能分析《资本论》，而不能面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最终不断落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唯心主义”窠臼，因为“在他这里，范畴已经成了凌驾于其物质对应物之上的第一性，而观念性的结构也成了高居社会存在之上的宰制者”。（注：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p.13）二是阿尔都塞将必要的经验对话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经验主义混为一谈，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否定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也就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三个“贫困”点。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贫困”点是，就效果而言它内含着对历史决定论的某种否定。汤普森曾提出一项让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指控：阿尔都塞和波普殊途同归，得出了反对历史决定论的结论！（注：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pp.24-36.）其实，他的真实意思是：阿尔都塞和波普都因为历史“事实”具有历史学家主体建构的性质而否定历史学研究能够把握历史真理，从而在客观上具有否定历史决定论的倾向。这实际上涉及历史学或者说一切立足于经验研究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的真理性基础问题。为此，汤普森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阐述他的历史逻辑思想，证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历史学家能够把握到历史逻辑本身：“适用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是历史性范畴。在详细阐释这些范畴时表现出来的坚决的连贯性（有时坚决到顽固了），以及在一个概念总体中对这些范畴的清晰表述，使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解释体系形成了区别。这种总体不是已经完成的理论真理（或理论），也不是虚伪的‘模式’，而是发展着的认识，虽然是临时的、近似性、尚有不少空白和杂质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发展既在理论中发生，又在实践中发生，它形成于对话，它的论证表述是在历史逻辑的范畴内实施的。这种逻辑的实际运作并不是循序渐进地出现在历史学家著作的每一页上的。他们要是真的这么做了，那史学著作就将让人受不了。不过，在与经验的每一次遭遇中，在历史学家面对证据前定位自己的方式中，以及在提出来的问题中，这种逻辑都暗含其中。”（注：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p.49）
基于上述认识，汤普森指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五点“贫困”是它只能适用于停滞的结构化存在，而不能像历史唯物主义那样可以运用于过程性的结构。这又导致其他三个“贫困”点：第一，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缺乏能够解释冲突或变化等过程性事件的适当范畴；第二，阿尔都塞无法讨论或者说逃避讨论“经济”、“需要”等重要范畴；第三，阿尔都塞不能具体地处理价值问题、文化问题和政治理论问题，虽然他用一种极端抽象和理论化的方法也能够对此有所言说。
三、汤普森的“未尽之言”：移植？还是本土化？
30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汤普森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批判，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从形式上讲，这篇论文结构极不合理，事实上汤普森只需要三分之一的篇幅即可结束他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但为了借机表达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某些经典著作的理解、对历史唯物主义某些原理的评价、对某些历史认识论原理的阐发、甚至是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他安排了太多的插入段，从而使得这篇论文的结构变得异常冗长。此外，他采取了文学化的写作模式，言辞相当尖酸刻薄、专横跋扈，让人有欲置对手于死地的感觉，这显然影响到了读者对其思想的准确理解。从学术观点上讲，汤普森对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的解读存在明显偏差，对结构主义的理论价值估计严重不足，对阿尔都塞一些思想存在误解。（注：关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及其评价问题，可以参见柯林尼可斯：《阿图塞的马克思主义》，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但是，所有这些局限加起来也不能改变一点，即80年代以后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这篇论文的正确性和预见性：（注：曾严厉批判过汤普森的第二代新左派历史学家琼斯，在近年完成的一篇题为《盎格鲁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及历史推论法》的回顾性论文中肯定：“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批驳被70年代以后的历史证实了它的正确性”，参见何秉孟、姜辉：《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学者对话实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霍尔、安德森、伊格尔顿等绝大多数第二代新左派后来纷纷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后退，回到了一种更接近他们原本激烈反对的、具有英国本土特征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立场。这足以说明，汤普森反对“移植”、坚持在本土化的立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基本正确的。
那么，在如何对待民族理论传统和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问题上，汤普森有哪些重要认识呢？虽然他对此并没有进行过公开的阐述，但从他的具体做法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点具有普遍性的结论。
第一，正确理解理论上的国际主义，把是否有利于民族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作为衡量、取舍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标准。如前所述，60年代初以后，第二代新左派一直批评汤普森在理论上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反对国际主义。可事实上，汤普森并不反对国际主义，因为他本身就是频繁的国际化理论交流的受益者。不过，他从不抽象地衡量某一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好与坏，进而决定取舍与否，而总是结合具体的英国问题的解决来进行衡量取舍。例如，1956年以后，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他吸收、借鉴了科拉克夫斯基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成果；在60年代中期以后的有关18-19世纪英国平民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研究中，他充分吸收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学说。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国际主义是手段而不是目标，不应当丧失民族性立场、为了国际主义而国际主义：“国际主义不应当始终匍匐在我们选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前，或者始终在寻找模仿其话语模式的途径。……即便我能化腐朽为神奇，我也不相信，葛兰西是因为将他的思想建立在对意大利历史和文化进行拷问基础之上这个事实，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不仅应当去认真倾听国际话语，而且还应当用本土资源去丰富和发展它。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沉默的听众，那么，在对话中我们就不会真正在场。所以，我认为，我不是什么英国的‘民粹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说英语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我认为，国际主义不应当像电视台网那样，将民族的节目传播给外地被动的观众。它应当是汇合，是交换。争论是它真正的代号。”（注：Edward Thompson, "Foreword,"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p.iv.）
第二，历史主义地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把是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当代传播与发展作为衡量、取舍传统激进思想的标准。与国际主义相比，汤普森的确更重视传统激进思想的发掘与当代激活。1955年，他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是对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者莫里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详尽阐发。在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代表的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中，他不遗余力地发掘了那些曾激励英国工人阶级不断斗争的各种激进的革命传统。此外，从50年代到80年代，他还以随笔的形式记述了19-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事迹与思想，如后来成为葛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36）妻子的社会主义者玛丽·伍斯通克拉芙（Mary Woolstonecraft, 1759-1797）、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Eleaner Marx, 1855-1989）、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等等，这些随笔后来都收录到他去世后出版的《形成中的历史：历史文化随笔》之中。（注：Edward Thompson, Making History: 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4.）他之所以坚持这么做，主要原因在于，他坚信：只有从民族传统中抓住历史的记忆，才能克服当代的危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几十年来，我们始终生活在接连不断的‘危险时刻’之中，因此，我们的历史和过去的文化就把自身展现为一种对危险保持惊醒的、以寻找民主持久性的证据和文化力量与文化成长的源泉为目标的精神。文化遗传的某些部分的特征只能是‘民族的’，它有自己独特的要求、适应性和语言特性，它们不仅构成了我们所思所感的一部分，而且构成了我们据以思和感的一部分。在这片国土上，这些资源博大精深，其中有不少糟粕。不过，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曾敏锐地研究过它们的英国历史学家发现，它们并不……完全是封闭的和倒退的。如果未来将被创造出来，那么，它一定更多地是从这些传统中被创造出来的，而决不会是从某些理论家的脑子蹦出来的。”（注：Edward Thompson, "Foreword,"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p.iv）
第三，务实地对待理论建构，把是否有利于经验研究的开展作为衡量理论建构是否必需的标准。我们注意到，不管是在7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注：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138页。）还是在80年代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注：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7-18页。），包括在新世纪初与中国学者的访谈中（注：汪晖：《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P· 安德森访谈》，《视界》第4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安德森始终肯定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具有很好的思想，但缺乏系统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认为这也是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个通病。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地引进新的理论传统，希望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程度不足的问题。但汤普森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理论的首要功能并不在于体系化的展示，而在于是否能够真实地推进具体的经验研究。既然现有的理论建构水平足以满足经验研究的需要，那就没有必要再引进新的理论体系，进行无谓的理论建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实际具有历史理论的情况下，有意识地避免进行宏大的理论建构（注：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P.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而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去，最终使自己的那些经验性研究成果获得了跨学科的学术影响。与汤普森相比，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具有强烈得多的理论建构兴趣。6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孜孜以求地引进新理论、建构新体系，但从结果上讲，人们普遍认为：一方面，他们的确建构了不少理论，但这些高度体系化的理论反倒不如汤普森、威廉斯的那些非体系化的理论具有更持久、更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在经验研究方面也没有取得超越自己老师的出色成果。这两个问题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