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摘 要：在周恩来的政治思想中，首先强调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立场问题，只有站稳人民的立场、切实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维护好广大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得到健康、协调发展。其次，周恩来强调，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执政党自身的团结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再次，周恩来认为官僚主义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最后，周恩来强调执政党要善于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一道前进，促进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周恩来的上述政治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其中，有些思想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周恩来；立场；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和谐社会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周恩来为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贡献不仅表现在他为新中国的健康、协调发展所做的实践努力之中，还表现在他的强调团结、强调合作的社会发展理论之中。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社会政治运动不断，这其中还发生了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周恩来强调社会各阶层的团结合作，强调城乡之间、公私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协调发展，这些思想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社会发展思想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启示价值。
一、站稳立场、切实维护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是社会主义中国健康、协调发展的首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是实践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而所谓执好政、掌好权，就是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能够保持共产党员应有的先进性，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得以保持和巩固，中国社会才可能得到健康、协调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而究其原因，往往是由于一些党员、特别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党性要求，有的甚至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背叛了人民，丧失了应有的立场；人民群众甚至感觉到党内已经产生了一个无形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党的先进性、影响党的工作、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从根本上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妨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立场问题至关重要，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今天重温这些论述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党内之所以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党员干部在立场上出了问题，他们不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而是一心谋私，与群众争利，甚至与人民为敌。周恩来十分重视和强调立场问题，强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革命与建设是“为了谁”的这一根本立场问题。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这首先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战争乃是正义的爱国的人民革命战争，因为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战”。[1]周恩来指出：“在三年的人民战争的高潮中，两万万农民是最伟大的支持力量。一万万以上的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分得了土地，另外一万万以上的农民正在准备着解决土地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有两万万的农民将要进入到土地改革的浪潮中来。这在农业的中国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伟大的中国农民贡献给战争的是些什么呢?他们把他们的子弟、丈夫送去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他们把生产节约的粮食供给我们的前方后方，他们当民兵，当民工，不但在后方维持秩序，并且大批地随着部队出发到前线去做种种协助战争的工作。只要那个地方的战事过去之后，那个地方就掀起了生产热潮。同志们!朋友们！我们依靠了伟大、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这才有今天的胜利。我们应当感谢伟大的中国农民，特别要感谢老解放区的农民。尽管农民有他们的落后的方面，要待我们耐心地改造，然而他们的勇敢、勤劳、艰苦、朴素的本质，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值得我们记录和宣扬的。”[2]周恩来还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能不归功于工人阶级的努力，“从政治上说，是在工人阶级通过他的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事实上就是在乡村中间，我们也不能离开工人。大规模的战争首先不能离开兵工生产。武器主要是敌人输送给我们的，但弹药还需要我们自己的补充。我们依靠工人。我们把大的锅炉从矿山从机器厂用几千人抬到太行山上，抬到五台山上，抬到沂蒙山区，在山上建设了工厂，几千万的手榴弹，几百万的迫击炮弹，几十万的山野炮弹，便这样生产出来了。到了去年下半年，我们的手榴弹、迫击炮弹、山野炮弹和炸药的生产数字，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反动派”。[3]我们今天学习周恩来的这些论述，可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既是人民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给予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党执好政的力量之源，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党就必然丧失自己的先进性，从而使自己陷入困境和被动，甚至有丧失政权的危险。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的讲话中，也谈了立场问题，他说：“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4]周恩来认为，立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这是应当注意的。如果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特别容易受腐朽思想的影响。周恩来认为，“人民的立场，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以后一下子就站稳了呢?不错，当着对敌斗争很激烈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的，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斗争的，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但是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和国民党讲联合，共同对外，这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明确了”。[5]周恩来认为，站稳立场需要长期的摸索、学习和锻炼，“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级迁就，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6]
在和平发展的今天，立场动摇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因为没有了人民的立场，有的党员干部就成了金钱的奴隶，人民的利益被抛在脑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大多是由于有的党员干部没有真正确立人民的立场，有的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就很容易导致党群关系的不和谐，甚至还会引发比较激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实践证明，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社会矛盾就可能得到化解；从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出发，就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广大党员干部应当“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7]
二、增强党的团结、反对个人主义是中国社会健康、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
所谓“增强党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指全党团结一致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有了这个基本前提，中国社会才可能健康、协调发展，才能建立和谐社会。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进行了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8]他进一步指出，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强调和贯彻这五个“必须”非常重要。今天，那种从组织上分裂党的行为和事件已基本失去了其产生的土壤。但是，在党内仍然存在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它们以不同面貌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影响、损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妨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为的增强党的团结，周恩来对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人提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对于所有的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周恩来首先强调应当依靠党，“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想通了这一点，还有什么错误不能在党的面前承认和改悔呢?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确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挽救了多少犯错误的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难道还不足以相信吗”?[9]其次，周恩来强调应当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求教，“这次全会印发的《列宁、斯大林论党的团结》，《毛泽东选集》中的整风报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这次《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值得好好重新学习一番，从检查自己的党性来认识自己的错误”。[10]在和平发展时期，一些党员干部放松理论修养的提高，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理论常识，这往往是犯各种错误的基本原因。第三，周恩来强调应当努力反省，在反省中认识自己、提高自己。这一点在今天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11]这实际上也就是强调反省的重要性。第四，周恩来强调应当相信和依靠同志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而他的短处或弱点也正在这个时候才会彻底暴露。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欢迎同志们的帮助，就要承受得起同志们的彻底的尖锐的批评，要认识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良师益友。推动和鼓励是需要的，掩饰和隐瞒是有害的。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而不是更加衰弱。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见病不治，更不能讳疾忌医”。[12]周恩来指出，有些同志有过某些自由主义的毛病，现在认识了就力图改正，有的同志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帮助犯严重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员应具有的品质，发现了错误就自己承认，并帮助犯更严重的不同性质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内需要的朋友，共产党人要这样的朋友，不要那种拉拉扯扯、打掩护、打埋伏的朋友，那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不是无产阶级的朋友。在和平发展时期，党员之间、党员干部之间相互批评帮助的风气不浓，这常常使一些人的错误不能及时被发现。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周恩来的上述思想对于开展这一教育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增强团结，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象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13]为此，周恩来强调一定要发扬民主、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14]
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增强党的团结、反对个人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三、官僚主义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之前，党内并未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党内主要的问题是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它的存在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今天，我们已很少强调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但是这并不表明官僚主义不存在了。相反，现在的官僚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甚至比过去更严重、更普遍。1945年4月，周恩来在观看了浙江省昆剧团演出的《十五贯》后发表了两次讲话，在这两次讲话中，周恩来都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犹如小孩从母体中生产出来一样。我们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就是这种残余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镜子。《十五贯》中《见都》一场那面堂鼓就很好嘛。你要见他，他官僚主义，不见你；你一击鼓，他就只好出来了。虽然这并不完全是事实，但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种愿望。我们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在‘击鼓’后还不出来，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恐怕连这个巡抚都不如呢！这很危险。况钟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于唯物主义思想的”。[15]周恩来指出，《十五贯》的思想性很强，反对主观主义，也反对官僚主义。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是很坏的，主观主义也草菅人命，今天干部的主观主义也很误事，性质是一样的，思想方法差不多。主观主义需要官僚主义的庇护，如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能这么厉害。“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目前我们所谓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做‘官’的是多难啊!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16]
为了有效地教育党员干部，使党员认识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周恩来列举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这些揭示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针对性。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类，第一类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其具体表现是：高高在上，不调查研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第二类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具体表现是：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第三类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具体表现是：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第四类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第五类是争名夺利、贪赃枉法的官僚主义，假公济私，监守自盗；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17]
针对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周恩来还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过“五关”的重要性，这过“五关”分别是，第一，过思想关，就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从根本上要求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第二，过政治关，最重要的就是立场问题；第三，过社会关，也就是要求党员干部不要受不良社会风气的腐蚀；第四，过亲属关，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对自己的亲属要求高、责备严；第五，过生活关，“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18]
周恩来所列举的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在今天突出表现为，“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19]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要克服官僚主义，关键是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惩治腐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执政党要善于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一道前进，促进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
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都非常强调团结的重要性。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问题，对党来说，就是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问题；对青年团来说就是团员与非团员合作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广大人民中间，大家彼此怎样合作的问题。这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带动全国人民前进，如果不同广大党外团外的人士合作，如何能做好呢!……党也好，团也好，过去都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一听说这个人是党员，是青年团员，就放心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一听说是非党员非团员，马上就另眼相看。这样来划一个鸿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管是在工人中农民中和学生中，党员和团员总是少数，少数人自己划个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叫‘画地为牢’。有的同志以为党内的同志什么都好，其实并不如此。一个同志一旦入党那只是他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不一定完全入党。就拿我来说，我也是团员出身，后来转为党员的。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党内每个人都有长处，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党外人士也有许多长处，我们也应该向人家学习。每个党员都要长期锻炼，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钢，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20]周恩来指出，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党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
1950年6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强调指出，凡是在政治上反对三大敌人、在教育上赞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人，我们都要团结，在教育方面要“公私兼顾”。在随后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题为《建设与团结》的报告，报告指出，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必须破除门户之见。周恩来还指出，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铁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道，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旧社会，反动派利用知识分子的弱点，孤立他们，分裂他们，这样来操纵他们。人民的国家给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逐步消灭一切束缚人类发展的阶级和反动势力，实现真正的进步和自由。以全人类的力量来和自然界作斗争，这是多大的自由，多大的个性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个性得到正确的发展。不然，这部分人的个性发展了，就排斥和压迫另一部分人，这叫什么个性的发展?在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少数人无止境的欲望，妨碍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个性发展是专制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我们集体主义者反对这种个性发展。我们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今天的胜利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而得到的。我们今天抬头、翻身、开步走了，我们应该在团结上努力，携手共同前进”。[21]
新中国建立不久，周恩来就强调，执政党要真正领导和团结人民一道前进、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必须处理好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其中有些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指导意义。关于城乡关系，周恩来指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工业生产要顾到农村的需要。如修铁路，首先要想到这条铁路在城乡交流、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中所能起的作用。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22]关于公私关系，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除了国营企业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但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的成分。凡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而不应该由私人操纵的企业都要归国家经营。周恩来强调：“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23]关于劳资关系，周恩来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在劳资关系上，应当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私人资本取得利润有两个限制性条件，第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第二，不能有过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关于上下关系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周恩来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不允许各自为政，要防止犯本位主义的错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24]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社会发展应当是各民族的协调发展。因此，周恩来强调必须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即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周恩来认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目标，就反对不了这两种民族主义。“应该认识清楚，如果不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的。要摆脱这种状态，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25]由于两种民族主义妨碍共同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所以，它们必须受到批判，而这种批判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两种民族主义错误的倾向都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为了祖国的伟大的建设，我们就应当自觉地克服大汉族主义错误和地方民族主义错误”。[26]周恩来还强调应当尊重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他指出，在中国存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这两类人应该彼此相处很好。不信仰宗教的人应当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应当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这对我们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互助合作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有利的。
“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27]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身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周恩来的上述社会发展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其中，有些思想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有些思想在今天看来，尽管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其辩证、全面的方法论价值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和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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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 [19] [2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5、38、3—4、23-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