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化、金融资本和信息社会的发展，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不断重新激活。构成其理论资源之一的是，索恩-雷特尔在当代激进哲学中的重新发现。商品形式之于思维形式的作用价值、抽象劳动基础上资本对社会的统治、当代犬儒主义意识形态背后的“一般智力”，构成了当代西方激进哲学视阈中索恩-雷特尔的三种研究路向，或者说，“现实抽象”概念的三重维度。
关键词：“现实抽象”; 索恩-雷特尔; 商品形式; 社会劳动;“一般智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一
熟稔马克思理论和文本的研究者大都确信:马克思发现了现代社会中作为统治力量的“客观抽象”。然而，这种观点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就开始遭受以“实证”为特征的现代科学的指责。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克思所坚持的劳动价值论，在边际革命之后，由于其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商品价值”，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矛盾，被现代经济学宣判为“形而上学的残余”。然而，在全球化和后工业的今天，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没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反倒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幽灵般地呈现。笔者的一位外国友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为了补贴家用，曾经利用网络平台，编写程序换得收入。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份自由职业的报酬是通过计时来衡量的。笔者和朋友在咖啡馆聊天结束后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休息好了，要开始工作了”，朋友说罢便开启了网络平台上的计时功能。这一刻，作为一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我的脑海中两个概念一闪而过: 一是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二是索恩-雷特尔笔下的“现实抽象”。
按照福柯的“生命政治”批判，统治性社会权力的作用方式，恰恰是个人主体的自觉认同。在上述案例中，统治性的社会权力直接体现为自由职业中的工作计时这一“现实抽象”。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中，索恩-雷特尔将这种“他们虽然对此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的机制称作“现实抽象”; 并认为，这种“现实抽象”最直接地反映在康德的认识论之中，特别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机械论理解上[1]42-44。网络平台计时器的数字变换，虽然在直观的意义上是一种自然时间的流淌，但是这种数字的变换，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概念，而是深刻地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维度。
首先，这种时间是被精确计算的，但精确计时的意义不在于确定时间本身，而是时间背后的“劳动的价格”。这个计时器是不能随便开启的，一旦开启，工作者必须全力以赴，不能有丝毫懈怠。因为，在计时器背后存在一个类似于淘宝评分的评估机制。看似相同的时间，在网络平台上的交互式评估机制中，却因等级不同而具有直接的货币差异。我曾半开玩笑地对友人说: “你开着计时器，我再请你喝杯咖啡不好吗?”朋友一脸紧张、严肃: “我好不容易将信用等级积累成五星，一杯咖啡的功夫就会让我掉成三星!”也就是说，在“看得见的”计时器背后，发生作用的是“看不见的”商品交换和自由竞争。“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口号，在这里显得如此深刻而无奈。时间的长短等同于金钱的度量，恰为我们分析这个案例开启了新的逻辑入口。金钱(money) ，准确地说应当是通货(currency) ，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凝结。人与人(严格来说，这里提到的人应当是“人格”) 的关系在商品交换中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如摸得着的货币“coined money”和纸币，摸不着的以数字符号显示的金融衍生品“financial derivatives”等) 。更进一步，为了实现黑格尔的箴言，“人(Mensch) 最高贵的事是成为人(Person)”[2]，友人除了必要的休息和放松(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初级层面) 外，还必须具备多年的知识储备和必要的智力禀赋。在计时器的开启和关闭之间，劳动者直接的体力消耗、间接的智力储备、商品交换中的交互评估都“抽象”在这一“具体”的社会劳动过程之中了。当然，其中还蕴含着诸如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社会历史差异(说实话，笔者很羡慕友人网上写程序所赚的美元，但又曾因为美元汇率的波动而替他忧心) 。
这样一个发生在身边的、实实在在的(real)活动，抽象地再现了今天以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总体。而这在最直观的意义上，却同早已被西方学者所摒弃的劳动价值论如出一辙。只不过，这样一个“现实抽象”，借用马克思的话说，总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在其发生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商品形式(价值形式)作用的复杂机制，社会劳动与个人劳动的辩证关联，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一般智力”中的“物化”。有趣的是，正是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抽象劳动与社会统治、“一般智力”与犬儒主义，构成了当代西方激进哲学重新发现索恩-雷特尔的三种研究路向，或者说，“现实抽象”概念的三重维度。
二
严格说来，马克思自己并没有直接使用过“现实抽象”的说法。这个术语的提出，最先应追溯到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但在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语境中，“现实抽象”的发明权更多地被授予了索恩-雷特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因为正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部延宕多年的研究规划，不仅直接触及了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短处，而且深刻影响了齐泽克和维尔诺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而这首先是从商品形式的探讨出发的。
有关商品形式以及商品拜物教的研究，在20世纪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众所周知，卢卡奇就是从《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分析出发，得出“物化”理论，并直接开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的。而在这一时期的苏俄(联)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除了受普列汉诺夫影响，关注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 外，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就是鲁宾和帕舒卡尼斯基于商品(价值) 形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法学的探讨(尽管两人的重要性被长期遮蔽了) 。商品形式和拜物教之所以被广泛关注，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来分析。就理论层面而言，后来引发广泛争论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文献尚未被发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发主要依赖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前者更多纠缠于革命策略问题，后者则成为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哲学的主要基础。从现实层面来看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机械论世界观自19世纪中叶以来逐渐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是其直接表现。对于这样一种“第二自然”的批判性反思，构成了西方左翼主要的理论任务。与之相应，在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死狗”扔在一边的过程中，新康德主义通过“回到康德”将这种意识形态嵌入人的思维形式之中。有关知识(认识) 的社会考察，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和现象学(舍勒) 都可以被看作是索恩-雷特尔的同路人。只是，后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从商品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关联出发，批判海德格尔也曾纠结的“物化意识”问题。再者，“商品形式”之所以引发关注，还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有关。较之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已经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实在“物”(Ding) ，货币越来越摆脱了资本的羁绊，成为一种自由流动的现实抽象物。
思想史的历程有时就是如此的吊诡。20世纪20年代初，聚集在意大利南部小镇上畅谈未来批判理论设想的五人中，只有索恩-雷特尔生前一直默默无闻(另外四人为本雅明、布洛赫、阿多诺、克拉考尔) 。原因或许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作者自己所说，这一研究对于左翼来说，太过背离正统; 而对于右翼来说，又太过马克思主义。那么，游走在背离正统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是什么呢? 就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讨论来看，不外乎“形式”之下烘云托月的“抽象”、“知识(认识) ”背后的现代“主体”“超越论”的悖谬与“知性”辩证法。
所谓拜物教，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秘密。这一点在马克思自己反复修改《商品》章，并重新撰写“价值形式”部分的理论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卢卡奇借用韦伯、齐美尔，并反注《资本论》第一章阐释“物化”概念的做法，却不小心开启了一个偏离“形式”分析的错误路向。这一路向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以及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确立，表现为要么关注“物化”背后的实体(在这一点上，雷蒙·阿隆用“工业社会”概念同时批判苏联和资本主义是有道理的) ，要么强调“异化”了的主体(从阶级退回到个人) ，而忽略了“商品”以及“唯心主义认识论”成立的“形式”本身。显然是在这个意义上，索恩-雷特尔一上来就强调从黑格尔返回到康德(不得不令人佩服，虽然这与阿尔都塞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但问题的提出本身的确抓住了根本) 。
在索恩-雷特尔看来，这一“形式”本身就是“抽象”，不仅是思维中发生的认识抽象，而且是商品交换中发生的现实抽象。在今天的日常语境中，认识抽象和现实抽象的分野似乎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现实抽象本身也是一种认识抽象。而这恰恰是索恩- 雷特尔所批评的“先验论原则”。在人类历史上，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界分可以说是一个“晚近的发明”，是机械论世界观确立的副产品。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康德，“认识论”或者说“知识学”(科学“Wissenschaft”)本身就是对社会历史存在的再现。经由费希特到黑格尔，通过建构一个绝对主体来消弭物自体“阴沟”的做法，在索恩-雷特尔看来，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用阿多诺的话说，他从康德认识论下手是为了“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超越论原则’的) 起源的回忆”[1]176。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社会认识论的层面上来理解索恩-雷特尔的工作，就会发现: 其真实目的是为了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 ”起源的角度，来说明现代社会和个人的真实存在方式，其焦点就是康德式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不能算作巧合的是，在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规划中，“市民社会”的历史考察同样是一个重要方面。) 与“先验论原则”在“知性”阶段陷入二律背反相关，或者说作为“奠基性关联”的，是“物化”“拜物教”或“商品形式”中作为根基的分工，尤其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索恩-雷特尔确实“太过马克思主义”了，他实际上是用“社会综合”和“交换抽象”，替代了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只不过这一理论的替代，虽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太过背离正统”，但却因为“形式”概念的引入，而距离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和历史唯物主义如此之近。
正如半个世纪之后齐泽克所指认的那样，索恩-雷特尔在商品形式上的分析上走得最远。这既是其超越于同时期拜物教批判的地方，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他的理论短板。粗略读过《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往往会对索恩-雷特尔将商品形式分析，或者说货币的作用拓展运用到古希腊哲学感到费解，甚至是不满。一方面，这是受到当时历史学研究成果的影响，不足为奇[3]; 另一方面，为了给这种商品形式(背后的思维形式) 以唯物主义的说明，索恩-雷特尔寻求的立足点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这一理论追问的路向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索恩-雷特尔这里，却丢失了一个关键性的理论环节。这个关键环节就是“财产”(Eigentum) (“所有”“所有制”“所有权”“财产权”，是同一个概念) [4]。马克思的探索历程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正是通过对“财产”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的秘密，即本质上的剥削是怎样通过个体的自由、平等和社会的普遍伦理(财富) 来掩盖的，或者说后者恰恰是以前者为前提，但却将这一前提隐匿起来，这恰恰是最大的“抽象”。破解这样一种成为统治的“现实抽象”，马克思要到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中去寻求。但这种生产活动本身，从一开始就是同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分工和所有制形式，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说，索恩-雷特尔虽然正确指出了问题的方向，但在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之间缺失了对于“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 、私有财产问题的科学说明。索恩-雷特尔并非只是关注商品交换问题，不注重物质生产，而是他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因而也就错过了马克思著作中另外一种更为深刻的“现实抽象”——“劳动”。
据说，索恩-雷特尔曾经与其在不莱梅大学的教席继任者莱希尔特，在“现实抽象”的诠释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情急之下，后者竟直接批评前者不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主体部分) 。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内容，特别是《导言》中的方法论说明，以及马克思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开篇的择定(从“方法论说明”到“价值”再到“商品”) ，有理由相信: 索恩-雷特尔受到的批评一定是在“劳动”问题上展开的。这一点，在普殊同的《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中也得到了印证。普殊同就曾专门批评索恩-雷特尔不理解马克思思想中的“社会劳动”概念，并认为这妨碍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析的科学性[5]。
回顾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现代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的不满，以及现实中“劳动时间”衡量“劳动价格”的例子，必须指出: “劳动”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现实抽象”。现代经济学嘲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劳动”概念无非是从两个角度切入的: 一是“劳动”本身只是个人主体的属性，而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却是由供求关系，即需求效用的边际所决定的; 二是“劳动”同时又太过抽象，谈论商品中所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回顾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进，“劳动”本身就是在这种二重矛盾中逐渐呈现为一种“现实抽象”的。“劳动”既不仅仅是人的能力，也不仅仅是“观念的物”，而就是将两者嫁接起来，并掩盖其中真实对抗性矛盾的“形式”本身。因此，当我们谈论马克思著作中作为“抽象”存在的“社会劳动”时，就不仅要反对资本主义现实中所发生的“物化”，还必须反对我们思维中因不能理解这一“形式”秘密所发生的概念“物化”。这也是阿多诺与索恩-雷特尔共同的看法，可惜索恩-雷特尔并没有将“形式”分析运用于“劳动”本身，而只是抓住了“分工”“居有”“剥削”等几个术语。有趣的是，作为对阿多诺提议的回应，霍克海默1936年底认为索恩-雷特尔太过“唯心主义”、忽视“剥削”问题，并拒绝为其提供资助[6]。对此，索恩-雷特尔在1937年撰写的《对先天论的批判性清算: 一项唯物主义的研究》中专门强调了“剥削”的内容[1]141-161。这或可以看作是其“商品形式”分析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外在弥合。
四
索恩-雷特尔的“现实抽象”观念，在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引发了普遍的关注。有人正在编译出版三卷本的《索恩-雷特尔文选》。就其直接影响来说，一方面是齐泽克借助其“商品形式”分析，对作为“现实抽象”的资本意识形态的批判;另一方面就是意大利激进理论家维尔诺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出发，对“一般智力”所做的生命政治诠释。在维尔诺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中对“一般智力”(依托“机器体系”和“固定资本”) 的分析，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以非物质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统治的新形式。他自己坚信: “一般智力”，这种作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犬儒主义的基础的“现实抽象”，不仅直接受到了索恩-雷特尔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启发，而且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推进了现实抽象的理解”。这不只是“交换原则中的”“纯粹思维的精巧构架”，而更是“思维通过可感的事实来自我显现”[7]。
可以说，维尔诺对于“一般智力”和“现实抽象”的阐发，对于当代资本意识形态批判具有直接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这却是通过对索恩-雷特尔的过度诠释来实现的。他对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推重，不仅没有克服上文提到的“商品形式”分析的理论短板，而且在将其接受并搁置的同时，进一步放大了索恩-雷特尔的逻辑缺环。说句不客气的话，所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索恩-雷特尔的理论框架中是一个附属的派生部分，其目的是为商品形式提供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除了上文提到的“生产方式”概念的缺失外，在现实中我们还可以通过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引发思考: 真的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吗? 有哪一种脑力劳动能够离开体力，又有哪一种体力劳动能够离开脑力? 围绕“济贫法”“习艺所”等历史研究的资料已经证明，现代工人阶级的形成依赖于多么残酷的观念驯化。而本文开头的例子也说明了，所谓的“脑力劳动”又是怎样依赖于体力的消耗的。因此，当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时，主要是在方法论自觉的意义上强调了从“现实个人”出发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分析对于揭示“现实抽象”的科学路径。而所谓“一般智力”，在《资本论》中也已经通过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的转型给出了科学的说明。
也就是说，维尔诺通过“一般智力”来推进“现实抽象”，对于破解新自由主义的犬儒主义具有直接性的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涉及的“现实抽象”问题，却是在一条有偏差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然而，峰回路转，对于“一般智力”的反思同样有助于我们看清问题的实质。当我们沿着“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的路径将索恩-雷特尔提出的“商品形式”分析向前推进的时候，就会发现: 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停留在“商品交换”的原则上，非历史地直接性地将“现实抽象”推广运用于人类历史的全程，而是驻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不能理解作为“价值形式”前提的“(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无论如何，虽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但索恩-雷特尔毫无疑问正确地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的，纠缠于社会实体(主体) 同个人主体(无意识) 之间的“形式”秘密。对于这样一种“形式”秘密的揭示，除了对“形式”本身进行直接的分析外，在今天，还必须直面两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一是社会的构成或边界问题，二是个人的生存和意识问题。两者之间的辩证联结，恰恰是“形式”更为隐匿的秘密。
[1] 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M]﹒谢永康，等，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2: 46．
[3] THOMPSON．The First Philosophers: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M]．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55: 1．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65．
[5] POSTONE．Time，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77-178．
[6] 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史[M]．孟登迎，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13．
[7] VIRNO．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M]．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