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形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形态相结合的历史演进过程，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向现代转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与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争论，但它们均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是辩证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推动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过程，呈现出了三个历史时期，这就是首先通过变革与本质上否定传统文化而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时期，其次通过恢复与初步重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关系的传统文化现代化时期，第三是目前正在进行着重新整合传统文化与全球化时代现代化关系确立完整的中国民族现代文化传统时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革命传统；综合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常说常新的时代话题，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充满着争论的课题。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常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批判－超越、继承－创新的历史－逻辑关系上面。本文沿着这条思路讨论问题，但更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同一过程。这样看问题也许更为开阔一些。笔者愿以此文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转化：内涵及争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仅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本质统一在一起，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与现代文化传统的形成密切联系与辩证互动在一起的。以一种严格逻辑方式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显然不能等值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加上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个别”事例，也不能等同于“普遍规律”与“特殊中国国情”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哲学在中国”而是“中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不是简单的特殊化过程，不能等同于“传统化”、本土化或儒家化，而是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的内在统一。而这个民族性（化）也并非某种现成的或既定的传统文化事实，而是传统中国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型的一个历史化的过程与事实。中国化本质上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阶级等集体主体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反思意识的不断自我强化过程，是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性主体的认知逻辑的形成过程。而中国人之所以自觉而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恰恰因为后者是一种来自西方内部的批判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只有某个发生于西方世界内部的、对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深刻自我批判的思想，才能成为中国既学习西方又超越西方、从而形成民族-国家自我主体意识的外源性动力。
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在被“中国化”的同时，它实际上也促进了中华现代民族性主体意识的转换与生成。故而欲要问何谓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我们需得问马克思主义以“何种”方式塑成了中国化的一部分，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中国化”并非简单的运用现成理论通过实践来“化中国”，而且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总体问题形式的重构。“中国化”并非一个“形容语”，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实践“动词”。中国化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化中国”过程，也是中国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被中国化”过程。
综合众多共认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复杂关系而论，可以被逻辑化如下几个层次与命题：
其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者与继承者；其二、它是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本土文化冲突融合的产物,是双方之间积极的相互依赖与良性互动的产物；其三、它是西方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批判者与超越者。
而其中关于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二者关系问题的讨论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要想做到全面与究竟，似乎是桩“泥牛入海”的事情。撮其要者，大概有这样几种说法：
第一种是最为著名的“传统文化批判继承说”。这里面有“大传统”继承说，也有“小传统”继承说。“大传统”继承说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从孔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持此说的代表很多，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许全兴所说的“从孔夫子到毛泽东”[1]；再如话剧《圣人孔子》编剧张广天所说：“在根本的道路与问题上孔子与毛泽东走到一起来了”。
所谓“小传统”继承说，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传统地方文化（湖南文化）或者某些文化传统（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继承者,儒学第三期实学传统的继承者等。这里我仅以彭大成先生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为例说明。作者提出一个基本历史思路：即近代湖湘文化发展的第一条思想线索是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第二条线索是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第一条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建设，第二条是实用主义事功路线。而作者解释是：第一条线索是爱国主义与民主启蒙的思想发展路线，它对激发毛泽东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第二条道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发展路线，它以平治天下的丰富军政谋略，启迪了毛泽东的高超斗争才华。[2]
第二种是“传统否定与终结说”。持此种观点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列文森[3]。他宣称中国儒家传统已经终结，而被送进博物馆，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者：“共产主义者的进步史观既是与传统儒家观念的决裂，又是解释这一决裂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既抛弃儒家中国传统又抵制西方现代文化之间保持一种折衷地位。研究与纪念孔子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在给孔子唱葬歌，并把他送进历史坟墓而已。[4]一句话：“儒家的历史终结了，儒家的思想还存活着。”[5]此说似乎过于简单草率，故于本文之意义不大，恕不细述。
第三种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互动与新乐观主义继承说”。持此观点的代表是墨子刻。他与前述列文森的观点相反，认为中国儒家传统并非简单的斯宾格勒式的传统没落论，而是虽有危机但处于自我变革之中。无论发生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文化认同与文化绝望的危机多么严重，这并不妨碍从新儒家到马克思主义共同的一种新乐观主义信念。他们相信中国社会有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这种乐观主义的兴起,同左与右的各色思想派别交错在一起,已经构成中国现代思想“非连续性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6]。“毛的贡献在于，他……最终表达与实现了传统的相互依赖精神，而不只是一些明显的理论与策略转变。”[7]毛泽东通过使中国传统文化之自我革命化的转换，避免了第三世界被西方殖民化的命运，而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西方文化的爆炸性结合。
第四种是“传统逆反与颠覆性继承说”。金观涛先生是持此观点的代表。他认为: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儒学文化大传统结合的产物时，就应该进一步追问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与同外来文化的结合与新文化创造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列主义与儒学结合同儒学消化佛学的过程有没有共同之处”？他认为：中国的启蒙思想与中国革命思想主要不是来源于西方的启蒙思想，而是中国传统的价值“逆反”过程的再理性化。所谓“价值逆反”就是指当某种道德理想成为不可欲时，打破这一道德规范或与其相反的价值会成为主宰人行为的新道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过一段极端反传统之后又被重新赋予了传统文化的特征，这就是“世界的道德化”，这就是“儒家的马克思主义”之来历[8]。
以上观点角度立场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但均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是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而本文想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一过程也是一个有阶段区别性与连续性完善性的辩证过程。也就是这种互动与联系并不是一次即可完成的。概括而言，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推动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过程，呈现出了三个历史时期，这就是通过变革与本质上否定传统文化而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时期，该阶段大体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前夕；其次通过恢复与初步重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关系的传统文化现代化时期，该阶段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前期为止；第三是目前正在进行着重新整合传统文化与全球化时代现代化关系确立完整的中国民族现代文化传统时期。该阶段大体上与新世纪以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的历史相对应。
二、革命与启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先决条件
以辩证否定与超越传统文化的局限性为主要特征的革命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阶段，它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先决条件。该阶段大体上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前夕。
革命传统文化就是用革命的方式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社会转化，其本义并非要摧毁传统文化，而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刻的现代思想启蒙,即促进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与民主精神的觉醒。中国传统文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两种在空间与时间上明显不同的精神形态。前者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农耕文化、宗法文化与大一统特征的封建政治文化，虽然不缺少朴素宝贵的实践理性与民本主义的优秀遗产，但总体上却无力自动内生出现代社会结构功能意义上理性民主科学精神；而后者则是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启蒙文化的自觉继承者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批判者，它既是传统文化强有力的批判者超越者，也是现代启蒙文化的促进者与建设者。20世纪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在比较与接受形形色色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过程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后者基本上同时满足了：（1）反抗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政治革命；（2）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科学民主启蒙的文化思想革命这双重需要。
革命的传统文化的本质意义并不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超越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过程中的各种文化决定论。由于近代中国缺少一种发展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基础和开放型的文化价值取向，并且由于这种病态的文化优越感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顽固心理阻力，这就使得后来的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打上了一道深深的“文化决定论”烙印。从最初的“夏夷之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体用之辨”、“改良运动”，再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比较论战”乃至主张“全盘西化”，统统表明，一方面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阻力之大，另一方面近代中国人多么热衷于在传统文化的辩护与批判这两种选择问题上的争论。邓小平后来就说过这种无谓的争论把大量时间都浪费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人正确认识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寻求救国救民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指南。从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抽象静止的文化比较、文化性质、文化取向的激烈辩论到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就标志着这个正确认识阶段的到来。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认识上，存在着一些片面理解，即夸张两者之间的对立，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终结”中国传统文化的“罪魅祸首”，或者夸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化中华性传统性质，甚至认为它是“反现代”、“反西方”的“逆反的”、“民粹的”的“中式”的“现代乌托邦”。也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革命功能与启蒙思想功能对立起来，提出所谓“救亡”（民族革命）压倒了“启蒙”（民主革命）的论点。且不说这些论点思维方法的偏激，关键是不重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在军事政治上赢得全国胜利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思想文化界荣膺霸权的基本史实。表现在，五四运动以来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化传统产生发展同步形成的各种社会思潮，诸如外来异端的社会主义、变种的无政府主义、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的保守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还有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如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等等，均无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满足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既是民族独立又是民主革命启蒙运动之双重化历史变革与现代转型的客观要求。唯独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完成了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双重过程统一起来、使中国传统文化初步现代转化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纲领迄今为止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文化传统内涵功能最为精彩的描述与界定：他批判了那种要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要么认为西方文化能拯救中国的两种极端的文化决定论，强调中国革命首要任务是要把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在政治上自由和在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其次任务是要把在封建旧文化传统统治下变得愈益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新文化指导、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种向现代转化的中国文化首先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应当大胆地吸收借鉴外国的、尤其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进步文化，使其成为创造自己精神文化食粮的原料；其次，这种中国现代文化是科学民主的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9]
三、改革与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基础环节
以改革与发展为主要特征和任务，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适应与融合的时期，它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基础性环节。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以东南亚现代化历史为例，指出后发国家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国家，要经历四个民族主义阶段：
1、民族主义形成与具体化时期； 2、民族主义者取得胜利时期；3、民族主义者建立自己国家的时期；4、民族主义者在建立国家之后，发现他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与他们的国家从中产生的非常规社会，确立与稳定关系[10]。
格尔兹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不无借鉴意义。他认为，引起整个世界长期关注的事件，发生于这些阶段的第二与第三个阶段上。但是，大部分影响更加深远、改变社会发展的一般形态与方向的变化，则大多发生在或正在发生于不太引人注目的第一与第四阶段上。在第一阶段上知识分子发动了激烈的通常不仅仅是文化的而且是认识论的革命。首先是狂热而抽象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理想，革命之后则慢慢要确立与本民族地方知识与传统风俗相融合的社会团结组织形式，而不再是抵抗与革命的组织形式与广场动员形式。格尔兹所说的观点换个说法就是革命与改革或者改良的关系问题。
要解决20世纪中国社会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特别是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这一“长时段”历史发展问题，革命与改革/改良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途径或手段。五四运动以降的现代中国历史作证，若不籍以激进的社会政治革命手段，就不可能彻底或迅速地解决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根本大局问题。一个伟大的民族的复兴与自我更新，非经过一番浴火洗礼或凤凰自焚的痛苦经历不可。由于革命的某些粗暴而简单的做法而导致一些在常理看来“不可思议”的历史悲剧与道德惨状，就轻率地否认革命在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上的根本的作用与卓然功勋，这是思想狭隘与近视的表现——晚年恩格斯早就说过，历史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当然，抱着某种顽固的理想主义实际上的教条主义死不放手，渴求某种所谓“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社会全部矛盾症结的“灵丹妙药”，而矢口否认改革在逐步解决中国社会具体现实问题方面不可取代的功能，闭眼不承认改革对社会现实进步的实际作用与后果，把改革过程中并不完美无缺的现实看成是一团漆黑。这种看法与立场则是一种偏激的乌托邦。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向来是一个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渐进性与突变性、破坏与完善、建构与解构的统一过程。
从革命传统走向改革传统，用渐进与自我完善方式推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逻辑的一次重要转折,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另一重大历史使命与重大理论形态转变：从中国革命理论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者强调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而改革开放的本质意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否定。这些观点不仅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束缚，而且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动力资源与方法论前提。
正如马克思当年所完成的唯物史观伟大发现，是他和恩格斯辩证扬弃与综合19世纪初西欧盛行的多种现代社会理论（诸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等）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样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各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模式进行深刻历史反思和批判继承的结晶。其中一条历史主线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理论这两种强势话语在认识与处理“中国问题”上的多次争论，历经七八十年之久。（1）它开端于近百年前的新文化与五四运动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早期自由主义者之间。也就是所谓的“问题与主义”或“激进与渐进”之争。这场争论标志着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的开始自觉。（2）这场争论进而演化为1930年代中国思想界旷日持久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历史”、“革命道路”、“现代化道路”问题诸多论战。如此一幕幕跨度很大、主题广泛的论战，波及到国民党当局代言者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文化保守论）、知识界的全盘西化论、极端民族主义的“战国策派”以及国统区与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诸多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也不全因袭苏俄革命道路的中式的独立发展思路。这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一个理论高峰。（3）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党内高层始终存在着是否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分歧：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它以曲折方式反映了中国化发展道路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与苏联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事业有着自觉的、但不坚定的共识，他们已经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模式有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借鉴吸收（令人神往的“四个现代化”宏伟设想，正是在196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盛极一时这种全球性语境下应运而生的）。（4）而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官方高层展开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 “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之争，既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清算，也是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性回应，更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经验、积极成份的认真吸收与借鉴。这场争论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逻辑”基本形成，从而把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推向了第二座高峰。
前者认为，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所引起的、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利润的目标及其资本积累扩张的内在逻辑要求所导致的，整个世界历史与全人类社会结构巨变的过程；把握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变革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关系、封建政治制度与封闭落后的文化观念的方式，来建立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必然要求和中国国情实际的、先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后者则力主，现代化就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与结构的“西方化”过程；要解决中国之贫疾落后之顽症，就得按步就班地学习与套用西方现成的成功经验与发展模式，诸如经济方面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化制度理念以及文化上的规范化理性化科学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针对西方现代化实践模式与效应的长期以来咄咄逼人的优势与挑战而指出：中国现代化，当然要大胆地吸收与借鉴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成功的文明成就、理论经验和管理体制；但又必须从全局出发，以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要求为制高点，特别是以中国具体国情为着眼点，简单照搬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模式可能有一时之效，但长期来看却隐患无穷，变成全球资本主义的附庸或牺牲品。这就要求中华民族在实践中独立探索，建立更能长期有效推进中国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尤其是符合中华民族整体与长远利益的、新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
另外一条历史发展逻辑是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基本关系问题。其集中表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家”以及“儒家资本主义”在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上的争论。双方争论的历史同样可以上溯到1920年代初刚刚迎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思想界，所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和“东西方文化”之争。其中的一方是以陈独秀（《新青年》杂志）、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方则是以“二梁”（梁漱溟、梁启超）、“二张”张东荪、张君劢）及杜亚泉（《东方》杂志）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前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地站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所开辟的、“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语）的战略高度，在全面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首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成败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来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方式与普遍道路。而儒家资本主义则主要借鉴西方现代化经典与东南亚现代化发展模式，把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所谓现代价值功能突出到一个抽象而普遍的高度，在相当程度上回避了传统中国文化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严重的阻碍作用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于“东亚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成功兴起而指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大胆吸收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固然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毋庸质疑要有鲜明的自觉的民族文化传统特色，此乃其应有之义，但其核心与成功的关键不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硬性的”对接起来，而是要形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治制度、精神文明体系这一全新的社会整体形态。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实践历史经验说明，不通过渐进式自我完善式改革，就不可能有效地解决中国在当代和未来种种错综复杂的具体问题，特别是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世上从来就没有一下子处理全部社会问题的完美制度设计。现代化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地、逐步地解决不同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具体问题的改革。我们只有采用改革的手段与方法，才能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社会结构功能的稳步的扎实的良性的转换。
总之，从革命到改革，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总进程说明，“人类始终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语）。
四、全球化与新型民族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与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主导结构
在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基本适应和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现代新型民族文化传统。这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主导性系统性结构。该阶段大体上与新世纪以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的历史相对应。
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到新的文化传统的形成，这不仅是一个批判继承与功能转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这就是要逐步建立起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科学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动力机制，它不仅要循序渐进，而且需要正确解决文化的传统与当代、民族性与世界性以及文化的先进性与大众性、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不仅要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消化吸收外来与现代文化成果，而且要坚持与发展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新文化传统，实现文化现代化转化过程中的综合创新。
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在最近十几年间，儒学经典的教育已经重新成为社会主流，儒学课程在大学校园中最受欢迎，相反，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作为必修课的话，很难吸引学生，许多大学已经削弱了马克思主义课程。与之相类似，中国官员与学者不再愿意讨论共产主义。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终结”。“在中国填补这个道德真空的是基督教派别，气功教和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但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11]
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是危言耸听的偏见，或者是否是一个客观现实，但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传统主义复兴的严峻挑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而这个挑战的客观事实，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的进一步中国化反思与重建的一个机遇。新世纪中国大陆的保守主义兴起或者所谓“胜出”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所谓被“边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问题不是这二者的关系又有什么变化，不是我们应该检讨激进主义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压根儿就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而是语境发生了重要变化，
今天，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从分离走向重新融合，这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身份的重新确立之必然要求。在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并不是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严重冲击，也出现过儒学暂时衰落的历史现象。诚如韩愈曾经于盛唐之时所痛心疾首地控诉的那样：“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原道》）。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成熟和最高形态的宋明理学，毕竟用“援佛入儒”的综合创新方案克服了儒学危机。这就是通过理性地消化、大胆地吸纳民间广泛信仰的佛教大众文化，从而缓解了古代中国一度的文化认同危机。以此为借鉴，在今天，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也正面对着西方普世价值观念的挑战以及当代大众文化兴起、神性式微、价值信仰多元化的现代性浪潮冲击，它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形态加以融会贯通的，才能解决当代中国文化认同问题以及现代生活终极归宿问题。可以说,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理想，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规范，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美德，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正是五四运动以来党和国家长期革命与现代化实践经验总结，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精神遗产的继承创新，特别是对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关于个人国家与社会三个层面的“修齐治平”的崇高价值理想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是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宿的集中表现。
总之，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上我们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与抽象的普世主义，警惕教条主义，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胸怀乐观主义与创新意识，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不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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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原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