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劳动”不只是经济学概念，更是关乎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概念。而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已从哲学高度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性意义，并用“塑形”（formieren）一词来说明“劳动”的哲学内涵。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关联，洛维特、马尔库塞都有过富于启发性的梳理。不过，他们的目光只是集中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学的劳动概念（参见洛维特，第369-370页；马尔库塞，第211页），而这样既无法阐明马克思劳动观的变革过程，也元法通达马克思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1857一1858年手稿》”）中对劳动的成熟理解，反而直接为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人提供了反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理论依据。（参见哈贝马斯，第32-34页；鲍德里亚，第15-17页）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哲学理解，真的只停留在抽象的人本学层面吗？实际上，初次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写作《1844年手稿》的马克思还没有完全理解黑格尔劳动塑形概念的深刻现代性内涵。但是在经历了复杂的思想变革之后，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则重新理解并发展了黑格尔的劳动塑形概念，并由此走向生产关系批判，从而确立了自己的现代性批判逻辑。
一、“塑形”：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现代性提炼
对黑格尔而言，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1961年，序言，第12页）而政治经济学作为现代性的生动写照，构成其思辨哲学体系的重要支撑。黑格尔对劳动的哲学理解，也是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黑格尔的哲学建构也取得了三个阶段的进展：一是哲学建构的“触发期”，即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1）。商业繁荣的法兰克福动摇了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将基督教作为个人与国家中介的设想（林结，第31-32页），市民社会（即bu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马克思的中译本中有时译为“资产阶级社会”）进入他的视线。黑格尔读了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就市民社会的本质、需要和劳动等问题做出评论，力图在竞争与劳动及交往的机械性过程中拯救人心。（Rosenkranz, S.86；参见黑格尔，2008年，第16页）二是哲学体系的“酝酿与初创期”即耶拿时期（1801-1807）。基于对政治经济学更全面的研究，黑格尔将分工理论纳入其“实在哲学”体系之中。在《精神现象学》（1807）中，“劳动”成为个体走向普遍理性的中介。（黑格尔，1979年，上卷，第234页）三是哲学体系的“完善期”即海德堡和柏林时期（1816-1831）。在《哲学全书》（1817）和《法哲学原理》（1821）中，“市民社会”正式成为“伦理”阶段的一个环节。黑格尔指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意义：“这是在现代世界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可以从中见到思想（见斯密，塞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元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黑格尔，1961年，第204页）可见，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充满传统哲学话语与现代经济学话语的张力。
黑格尔承袭古希腊思想、传统，赋予“劳动”以深刻的哲学规定。这里的关键词正是哲学史上的一个经典范畴：“形式”（Form）。黑格尔曾经提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区分了形式与质料，强调事物是二者的统一，形式赋予质料以现实性。亚里士多德还区分了理论、实践、制作三种活动，其中制作最接近于后来的劳动概念，其对应的理智能力是技艺，即理智对质料的一种合目的性的加工过程。（参见同上，1960年，第313-314页）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将“劳动”诠释为“塑形”（formieren）。formieren这一动词源于Form，原为军事术语“列队”之意，后引申为使某物以特定形式得以重组、生成。从《精神现象学》到《法哲学原理》，“塑形”始终是黑格尔对劳动的一个核心规定。然而，由于翻译的纷繁不一，以往研究对这一重要概念长期缺乏“聚焦”。本文依从杨祖陶教授的译法和张一兵教授的研讨（张一兵，2009年，第4-5页），将formieren译为“塑形”，以体现其与Form的内在关联，突出其建构性，并与德文中其他源于Form的动词formen、ausfonnen等区分开来。
对于黑格尔“劳动塑形”的哲学内涵，可以分三个层面加以剖析：其一，就其主体性意义而言，劳动塑形作为精神的外化活动，使人的时间性生存得以延展，从而突破了动物性的局限。动物只能通过直接消耗自然来满足生存需要，而人则通过劳动塑形，将生命活动外化为独立持存的对象。在主奴辩证法中，不以劳动为中介的生存，既是欲望的直接满足，也是生命的即刻消逝。而劳动恰恰是“被限制的欲望（gehemmte Begierde），被延迟的消逝（augehaltenes Verschwinden），或者说劳动就是塑造（odersie bildet）。”（Hegel, 1970a, S.153；参见黑格尔，1979年，上卷，第130页）bilden一词原与fonnieren混译为“陶冶”，笔者将其直译为“塑造”，该词亦有“教育、培养”之意。劳动就是人化的“塑造”；通过劳动，个体对自然的直接摄取被社会化的相互满足所代替。劳动是一种自我限制与延迟，但它延展了人的生存尺度，扬弃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实现了理性自我的觉醒。对劳动者而言，塑形使能动的精神形式外化为对象，“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这种“塑形行动”（formierende Tun）同时就是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Fiirsichsein），这种意识现在在劳动中外在化（auGer）自己，进人到持久的状态”。（ibid. S.153-154；同上）因此，意识在塑形中对形式的意识，也就是对其自身的自我意识。（同上，第132页）劳动构成了人独立于自然的基础性活动。
其二，就其客观方式而言，劳动是对自然的形式重塑，是使质料获得“有用性”的过程。谈到劳动，人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加工质料，使之“获得了独立存在的外观（AuGerlichkeit）”(Hegel, 1970b, S.121；参见黑格尔，1961年，第63页）。但黑格尔强调，不应从纷繁的经验表象上理解塑形，因为“塑形（Formierung）不总是直接的”（ibid. S.122；同上，第64页），而且往往是不可见的。比如，“我对有机体所做的，不仅仅停留于它的外部，而是被它吸收了。例如耕种土地，栽培植物，驯养、饲育和保护动物等都是。”（黑格尔，1961年，第63-64页）塑形是一种内在性的建构，因此“形式”并非经验可见之物。“例如我在制造风车时并未制成空气，而只制成利用空气的形式。”（黑格尔，1961年，第64页）这个例子生动地表明，劳动塑形不是“无中生有”，也不只是改造质料的外观，而是赋予质料满足人类需要的有用性。换言之，塑形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过程。
其三，就其历史性内涵而言，黑格尔的劳动概念主要指现代市民社会的分工劳动。以上对劳动的分析乍看起来是纯粹思辨性质的，但笔者认为，只有在现代性生产中，这种扬弃了自然依赖性、突破个体时空局限的劳动才能真实地出现。在耶拿时黑格尔就提出：“每个人的工作按其内容来说是普遍的劳动，既看到一切人的需要，也能够去满足一个个人的需要：换句话说，劳动是有价值的需要的满足是一切特殊的个人在其相互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的依赖关系……每个人虽然是具有需要的个人，却变成为一个普遍的东西。”（Hegel, 1932, S.328；参见普兰特，第283-284页）这是对现代分工及劳动价值论的抽象提炼。《法哲学原理》更将“需要的体系”锚定为“市民社会”阶段的首要环节，“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黑格尔，1961年，第203页）黑格尔这样形容劳动：“通过各色各样的过程，细分了（spezifiziert)自然直接提供的材料，使之合乎这些殊多的目的（Zwecke）。这种塑形（Formierung）使手段具有价值和合目的性（ZweckmaBigkeit）。”而手段与需要的细分（Speziftzierung）导致分工（Teilung der Arbeiten）的产生。（Hegel, 1970b, S.351-352；参见黑格尔，1961年，第209-210页）这种表述，宛如斯密分工理论的哲学版。而这种人工色彩强烈的劳动，也只能来自政治经济学中工业生产的劳动。（张一兵，2005年，第78页）
进而言之，即使是主奴辩证法的思辨讨论，也是试图打开一条走向现代性的逻辑通道。同古希腊哲学蔑视奴隶劳动的倾向相反，黑格尔认为自由的确立恰恰基于劳动。因为奴隶是为了满足“他人”需要而劳动的，黑格尔正是要从这一点人手。他说，奴隶“不是为自己个别性的专有利益劳动”，这就“超越了其自然意志的自私的个别性”，从而在价值上站得比单纯利己的主人更高。以这种满足他人需要的劳动为枢纽，才会有“向普遍的自我意识的过渡”，进而确立起人的自由。因此，“对奴隶的利己主义的这种制服构成人类自由的真正开始”。（黑格尔，2006年，第232页）可见，借由劳动所确立的自由和理性，其实质正是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交换自由与交往理性。
总的来说，黑格尔是第一个在现代性语境中将经济学的“劳动”提升为哲学概念的思想家，他的劳动塑形概念极大地深化了哲学史上关于劳动的理解。不过，笔者发现，黑格尔始终围绕“需要”来谈论劳动，无法超越产品效用来理解价值，这就使他对劳动的理解囿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无法真正理解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最终进入对现代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的考察，从而重释了黑格尔的劳动塑形概念。
二、马克思劳动观的变革及其对黑格尔的重新理解
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他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理解也经历了转折。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彻底清算了自己青年时期的劳动观，也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有了新的理解。
1844年，初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赫斯等人的直接影响下，尝试构建自己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青年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其中劳动概念的态度是非常抵触的，他以人本学为理论武器，用劳动者（Arbeiter，中译为“工人”）的不幸来否定劳动（Arbeit）本身，认为将抽象的、非人的“劳动”作为理论核心是一种“敌视人”的做法：“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0页）在他眼中，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推崇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只是为了用理论抽象来掩盖工人的悲惨现实，而他要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路来揭示这种异化处境，即从对人的类本质的设定导出生活的应然状态，以此与现实劳动相对置。他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基于这种先验设定，马克思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Vergegenstandlichung），而异化劳动却使这种对象化转变为人的类本质的丧失。(Vgl. MEGA2, 1-2, S.2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页）笔者检索发现，《精神现象学》原文从未用过“Vergegenstiindlichung”（对象化），只用过“gegenstandlich”（对象性）。倒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中使用“对象化”超过40次。可见，马克思这里的“对象化”并非来自黑格尔，而是更接近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指认。
在这种人本学语境中，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理解也只停留在人本学层面上。马克思仿效费尔巴哈，试图将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还原”为人本学的劳动辩证法，而不去理解黑格尔为什么会“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0页）其实，即便是《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概念也不纯然是“抽象的精神的”，而是深具现代性内涵。青年马克思’显然还不理解这一点。尽管他已经直接借用黑格尔的“塑形”（中译本译之为“构造”）来描述劳动，但他只是从区分人与动物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塑形（formirt），而人懂得按照每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则（Gesetzen der Schonheit）来塑形（formirt）。”（MEGA2, 1-2, S.2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页）对照前文黑格尔劳动塑形概念的三个层面，青年马克思只是发挥了第一层面，突出了劳动的人类学意义，却错失了黑格尔劳动概念的深层历史性内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不再将历史看作“‘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提出“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2页），由此开始从历史性角度看待劳动。但在1845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很少直接谈论黑格尔哲学。直到1857-1858年，开始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在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时，才再一次遭遇黑格尔。这一次马克思不再以人本学话语“还原”黑格尔，而是在批判其唯心主义的同时，肯定其辩证方法的合理层面：“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马克思强调，科学研究的理论再现过程与现实生活的发生过程并不一致，政治经济学的简单范畴却往往是现实社会生活复杂锤炼的结果。马克思发现，“劳动”并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人类活动，而恰恰是现代性的产物。
第一，作为概念的“劳动一般”（Arbeit uberhaupt）是一个现代性的理论抽象。马克思回顾了政治经济学说史：货币主义将财富理解为金银，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逐渐把财富的源泉从外物转向人的活动即各种劳动，直至斯密才“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一一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vergegenstiindlichte）劳动”。（MEGA2, 2-1, S.3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页）虽然劳动自古就存在，但是将财富的源泉与抽象的“劳动”连接起来，在理论上抽象出“劳动一般”，却是政治经济学艰辛探索的成果。值得玩味的是，马克思不再批判这一理论“敌视人”了，而是正视劳动价值论的进步意义。这里重新出现的“对象化”概念，也不再是《1844年手稿》中那种关于人的类本质外化的思辨表达，而是沉降为对劳动之物性表现的客观描述。
第二，作为生产活动的“劳动”是一种现代性的客观历史抽象。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反映了社会生产的历史变化：作为概念的“劳动”得以生成，恰恰是由于在现代生产过程中，一种可计量的、可交换的、无差别的“劳动”在千万次人类实践中得以生成。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元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46页）
看似简单的劳动概念，并不来自人超拔于自然的原初起点，而恰恰是最复杂的现代社会形式的产物。黑格尔用思辨方式包装起来的劳动概念与市民社会的隐秘关联，被马克思一语道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一一作为劳动一般一一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同上，第44-45页）这也是马克思对《1844年手稿》中那种非历史性的人本学劳动观的彻底告别。
三、从“塑形”走向生产关系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重释与超越
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集中阐发是在“资本章”，但不纯然停留在经济学层面。日本学者内田弘教授也指出，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对劳动的理解不是以“斯密等古典经济学”为基础，而是以“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目的论作为基础”，而黑格尔叉上承自亚里士多德。（参见内田弘，第140页）原文中“形式”（Form）、“塑形”（Formierung）、“赋予形式”（Formen）等概念的频繁使用，便直观地印证了这一判断。透过大量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马克思对劳动比较成熟的哲学理解：
其一，马克思立足于人对自然的改造，阐明了作为“有用劳动”的劳动塑形过程。
马克思借用赫拉克利特关于世界本原是一团“活火”的说法来形容劳动：“劳动是活的、造形的（gestaltende）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Formung）。”（MEGA2, 2-1,S.27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9页）gestalten来自名词Gestalt（形态、格式塔），既可表示具体形态的塑造，也有抽象的“完形”之意；英译本译之为“form-giving（给予形式）”（Marx, p.361），新版中译本译之为“造形”，比旧译“塑造形象”更准确。而Fo口nung来自动词formen，含义与formieren相近，中译本译之为“赋予形式”或“塑形”。劳动是一种时间性的活动，这里的“时间”并不是指实际劳动所耗费的物理学时间，而是对人的生命活动基本样态的哲学规定。劳动之所以如一团“活火”，也不仅因其元形的存在方式，更是因其对于人类生命持存的永恒基始性意义。与动物活动的即刻消逝不同，劳动在塑形中实现了自身从时间性向空间性的转化，劳动对象“被劳动改变了，塑形（geformt）了”，而“劳动在改变对象时，也改变自己的形态，从活动（Thatigkeit）变为存在（Sein）”。（MEGA2, 2-1,S.2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8页〉
我们已经知道，黑格尔“塑形”概念中的“形式”不是指经验形态，而是指满足需要的有用性。有趣的是，马克思也说：“在简单生产过程中一一撇开价值增殖过程不谈一一物的形式的易逝性被用来造成物的有用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9页）马克思还强调：“这种形式对于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是外在的，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劳动只是存在于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东西。”（同上）劳动以自然为基础，但物的自然本性与劳动赋予物的有用性形式是两回事。“人的劳动在生产中并不创造物质本身，而是使自然物获得某种为我性（一定的社会历史需要）的社会存在形式。”（张一兵，2005年，第650页）随着人类生产的进步，劳动越来越不受制于自然的本来形式（如合成材料生产），甚至不再具有物质性的经验形态（如网络产品生产），但劳动塑形的基本规定始终未曾改变，即依托自然来生成某种属人的有用性形式，从而在空间性上延展人的时间性生存。劳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这种基础性地位，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得到更为凝练的表述：劳动“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第56页）
其二，马克思立足于现代生产中人与人的协作关系，拓展了劳动塑形的内涵。
谈到劳动，人们一般想到的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在现代的工厂车间中，劳动已经不是鲁滨逊式的人与物的孤立关系，而是社会总体生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一个人的劳动更多地表现为对前一环节劳动产物的再加工，表现为与他人劳动产品的关系，表现为与他人劳动的关系。在现代分工体系下，劳动主要不是直接满足人的需要，而是在特定生产序列中对己塑形之物的重塑，马克思称之为“让位给更高级的形式，直到对象成为直接的消费对象”，例如“织布劳动通过把纱织成布而保存了棉花作为纱的有用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9-330页）请注意：这个“有用性”已经不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只有被下一步劳动使用，它才是使用价值。”（同上，第329页）马克思由此迈出超越黑格尔劳动概念的第一步：现代劳动不仅是塑形，而且是形式的不断重塑。到这里，才能理解为什么前文中马克思说“物的形式”具有“易逝性”。现代劳动不仅是人面对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面对他人劳动的过程。只有在特定的人与人的协作关系之中，物的有用性才有其意义。
对比来看，黑格尔用“需要的体系”来说明现代分工劳动，但“需要”仍指人对物的直接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至多是手工工场里的简单加工。至此，黑格尔就由劳动走向市民社会中的交往，而没有深入生产领域去看看发生了什么。马克思突破个体的物性需要，从现代生产层面刷新了对劳动的理解：劳动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更包含个体与总体的互动；不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规定，更包含人与人的关系规定。有些学者试图绕过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来强调人的交往，似乎只有非生产领域的交往才影响人与人的关系，而劳动只不过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实在是对马克思的误读。
其三，马克思剖析了现代劳动的空间形式（“对象化劳动”）与时间形式（“活劳动”）的转换与对立，从而超越具体劳动的塑形过程，揭示了抽象劳动的价值形成过程，由此走向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
当马克思的探索深入到人与人的关系层面时，“塑形”便已无法涵盖其对现代劳动的深刻理解。马克思区分了劳动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象化劳动，即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另一种是“还在对象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性的劳动”，或者说“作为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作为活劳动”。（同上，第230页）“对象化”概念在这里不再服务于人本学的批判方法论构架，而是转换为对客观劳动过程的双重说明：一方面，从简单生产过程来看，“对象化劳动本身在与活劳动的关系中表现为原料和劳动工具”（同上，第257页）。在分工生产中，作为物的“对象化劳动”被新的“活劳动”不断激活与重塑，“生产的前一阶段由生产的后一阶段保存下来；旧的使用价值由于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而保存下来”（同上，第330页）。另一方面，在现代经济关系中，劳动的对象化不仅保存了使用价值，也量化了劳动的时间性。马克思用质与量的辩证法来说明：“这种质（劳动的特有使用价值）的等价物，是单纯用生产这种质的劳动时间的量来计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7页）“同一种情况，在简单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过去劳动的质的保存”，现在同时“表现为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量的保存”。（同上，第332页）也就是说，现代劳动不仅塑造了可感的物的使用价值，更赋予物以超感性的抽象形式。这种形式扬弃了具体产品的质性效用，是劳动元差别化的抽象凝结，在劳动产品中体现为“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马克思，第56页），即价值。它使劳动的时间性本质得以均质化地彰显，标志着人类劳动进入了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的全新阶段。马克思说：“工人把工具当作工具使用，对原料进行塑形（Formierung），从而首先给原料和工具的价值追加上和他的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的新的形式（Form）；此外
工人所追加的，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价值。”（MEGA2, 2-1, S.27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7页）在最新的中译本中，这个“Form”被直接译为“劳动量”。这段话清晰表明：具体的劳动塑形与抽象的价值创造，是现代劳动中同时实现的两个层面，而对后一层面的分析将通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一一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
至此，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思想初见雏形：现代劳动不仅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更是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理解扬弃了物性需要，从而深入到黑格尔劳动概念所未及的层面。也只有这种抽象劳动，才赋予资本以增殖的神奇能力。以此为基础，透过占有对象化劳动的资本家与付出活劳动的工人之间平等交换的表象，马克思透析了其背后的价值增殖过程，发展出剩余价值理论。
总而言之，政治经济学构成了黑格尔到马克思理解劳动概念、破解现代社会本质的关键支撑。黑格尔从劳动塑形走向了市民社会，并试图以理想性的“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参见黑格尔，1961年）而马克思从客观的劳动塑形过程出发，超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最终深入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这样，马克思不仅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哲学奠基，更抓住了现代性社会生活的内在本质，确立起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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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哲学研究》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