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强 |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内涵是什么？它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在这些看似自明性的问题背后，隐含着不同的提问方式。由于国内学科界限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再生产被划归于政治经济学的门下，而它的内涵也仅仅等同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的两部类相互流通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图式，在这种思路中，再生产完全被看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而本文则试图证明，再生产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哲学范畴，再生产理论的形成不仅在客体向度上深化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在主体向度上也把历史唯物主义推进到一个更高层次。

1 再生产理论的六种解读模式

自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发表以来，关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但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也是关于再生产理论所出现的两次大的讨论高潮。

第一阶段就是自《资本论》第二卷发表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征是立足于《资本论》第二卷来阐发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涵即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将再生产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将这种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的解读模式。1902年，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发表了《英格兰的危机和历史》一书，试图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模式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工业危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发生经济危机，最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消费需求不足，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个别部分的比例失调。针对这种观点，罗莎·卢森堡做出尖锐了批判，先后于1913和1915年发表、写作了《资本积累论》和《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卢森堡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扩大再生产模型存在着严重的不足，[1](p.119)而杜冈的整个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这种模型之上的，因而断定，他的比例失调进而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结论也必然是站不住脚的。在此基础之上，卢森堡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是建立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设即资本主义仅仅是由工人和资本家构成的“纯粹资本主义”之上的，这种假设根本不适合资本主义的客观现实。如果资本主义仅仅是由工人和资本家构成的，那么，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为那些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找到实现的途径，因而，摆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消费不足问题。[1](pp.116-119) 对此，卢森堡指出，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途径即抛弃马克思的纯粹资本主义模型，引入“非资本主义”第三市场理论。可以说，卢森堡的这一结论一经发表，就在思想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布哈林于1924年写作《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对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的核心观点一一作出批判。布哈林认为，卢森堡首先误解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将科学抽象与现实具体对立起来，这是他误解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科学意义的方法论根源。实质上，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是一个具有自足动力的机制，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必然会带来消费的增加，即对不变资本需求的增长和工人消费的增长，这是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2](p.178)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本身具有一个自足性的内在动力机制，根本不需要一个“第三市场”的外在动力。因此认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背叛。

第二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如果说第一时期的讨论主题还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一时期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范围上都远远地超过第一次，形成了再生产理论的多元化格局。首先，在参与讨论的学术队伍上，已经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而是囊括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社会学家，讨论规模空前宏大；其次，在讨论的主题上，再生产已经越出来政治经济学的边界，成为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其它学科讨论的核心话题，而再生产的内涵也不断地越出马克思的语境，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格局。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五种解读模式。①

①在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在这一时期，西方左派经济学家比如保罗·斯威齐，厄内斯特·曼德尔等也试图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作出一些积极的探讨，但是，他们对再生产理论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卢森堡等人讨论的范围。在他们这里，所谓的再生产指的就是两部类之间的再生产图式，如果从模式来讲，他们仍然隶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完全否定的“反再生产模式”，即完全把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看作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象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彻底否定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这种模式主要以海德格尔和鲍德里亚为代表。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是完全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抽象而来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于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3] 以此为基础，海德格尔断言道，马克思的再生产概念根本不是对历史本身的客观抽象，而是对人的生命过程的一种思辨抽象，因而，生产的含义无疑就是人作为社会体的自身生产，而再生产恰恰就是人本身的再生产，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还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生产者”，这显然是与其“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形而上学的论述完全一致的。但可笑的是，马克思却这种思辨概念当作自己全部哲学的支点。立足于此，海德格尔叫嚣道：“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不可能改变世界”，“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至。”[3] 而鲍德里亚也同样如此，他在《生产之镜》（1973）中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做出了全面地、彻底的批判。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看起来是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一理论目的，生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高生产率超越资本主义时，只是完成了生产主义的另一种解释，他在根基上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指责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人类学基础之上的理论幻想，是一种带有“种族中心主义”的强制，是一种在镜像中的秀才革命。而再生产恰恰是以这种资产阶级最大同谋的生产逻辑为根基的，因而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在本质上完全是一种有待废弃的形而上学。

第二种模式是“均衡增长-再生产模式”，这主要以西方学院派经济学家，比如，英国经济学哈罗德（Roy Harrod）、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 D. Domar）、牛津大学埃克斯特学院埃尔提斯（Walter Eltis）、剑桥学派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等为代表。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奠定了宏观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但由于马克思缺乏现代分析方法，他的再生产理论比较幼稚，因而主张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弥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缺憾，具体做法则是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嫁接起来，弥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不足，进而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这就是当代学院派经济学家研究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根本目的。这种解读模式完全忽视了马克思本质层面上的再生产即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仅仅根据《资本论》第2卷中的扩大再生产数学图式，将其与凯恩斯总投资-总需求理论嫁接起来，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实际上与凯恩斯总投资-总需求一样，在本质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均衡增长的模型，以此让马克思来“分享”凯恩斯的荣誉。这种单纯的嫁接，在赋予马克思过多荣誉的同时，更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一种误解，完全抹杀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真实意图。

第三种模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再生产模式”，即引入一种新的参照系来修正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这主要以阿尔都塞（葛兰西+拉康）、列斐伏尔（尼采）为代表。阿尔都塞在《再生产》一书和《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详细阐述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承认马克思本质层面再生产理论（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科学价值，将劳动力再生产理论看作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根本核心，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意识形态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在理论史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其根基之处，阿尔都塞并不是站在马克思的肩膀上的，而是站立在葛兰西文化霸权和拉康的“意识形态建构主体”理论之上，无限地放大了意识形态对劳动力的建构，这是对马克思劳动力再生产理论的一种修正式，在理论根基上已经溢出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范围。列斐伏尔虽然也承认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但是他这里的“生产”，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生产，而是一种尼采式的“生命（身体）的生产”。在他看来，这种身体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4](p.170)。通过这种变形，他提出了自己的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实现了再生产理论的空间化转向。在他本人看来，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的一种发展，但实际上他已经扭曲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本质含义，陷入了空间拜物教的窠臼之中。

第四种模式是女权主义的“后再生产模式”，这主要以Mary O’Brien、Susann Himmelweit等为代表。这些学者一致认为存在两种再生产理论，一种是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一种是人类再生产理论（human reproduction），二者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在马克思逻辑建构中，仅仅分析了社会再生产理论，忽视了人类再生产理论，这是导致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存在重大缺陷的根本原因。他们指出，人类再生产理论并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自然的不变的客观前提，相反，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形式，并以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参与社会本身的再生产。[5](p.212) 其次，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它忽略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即家庭，忽视了女性和家务劳动在人类繁殖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本质上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霸权逻辑，因而主张重新诠释生产劳动的内涵，将女性生育和家务劳动囊括到生产劳动的范围之中，力图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增添一个人类再生产的维度，来重构再生产的政治学。[6](p.8

第五种模式是“反本质主义的再生产模式”，即完全抛弃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把再生产过程理解为文化和符号权力的再生产过程，这主要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为代表。布尔迪厄的逻辑出发点就是反对主客二分、本质与现象的对立，他将现象学与结构理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他指出，社会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而是与个人经验和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习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这种习性才形成属于个人的文化资本的权力，从而将自身同其他阶级区别开来，形成自己的文化场。也正是立足于此，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结构本身的生产实际上是通过文化和符号权力的生产实现的，社会的再生产就是文化的再生产。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追问一下，在上面几种解读模式中，哪一种真实全面地反映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涵？要想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求我们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我认为，上述六种解读模式都只是简单地抓住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一个方面，将其泛化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全部，以此来修正和批判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上述几种模式都没有真实再现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精髓。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再生产概念不仅仅是个经济学概念，而且还是个哲学范畴，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与经济学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当我们用今天的学科界限（比如哲学、政治经济学）来一一分割马克思再生产内涵的时候，我们已经远离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原初意义。通过对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著作的研究，我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它包含了三个不同的理论层次。

第一，狭义再生产理论即直接生产过程的再生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将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分为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而这里的再生产理论指的就是作为四个环节之一的“生产过程”的再生产，我们将其称之为狭义的再生产理论。这种再生产理论主要目的是为了科学地解剖资本主义的内部结构，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生理学剖析。具体而言，这个层面的再生产理论又包括三个方面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7(pp.924-925)

狭义再生产的第一个内容是指“物质生存条件”的再生产。马克思指出，从劳动的物质形式来看，任何社会首先都是使用价值的再生产过程，这是一切社会的“自然必然性”，资本主义也不例外。但是，马克思立即发现，这样一种物质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却采取一种不同的社会形式。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是建立在普遍的货币流通以及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并不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把使用价值的生产看作为再生产的根本目的，相反，而是要服从于资本，因此，这里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劳动本身也不再是单纯的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而是取得一种二重性的存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本身也取得一个双重性质，即一般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的过程。马克思把这部分由工人创造出来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那部分增殖价值称之为“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正是这一概念泄漏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形态的本质秘密，成为马克思解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根本的依据。也只有在剩余价值这个层面上，资本主义的一切秘密才会得到最根本的体现：所谓的资本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物化劳动，只有那种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才能称之为资本，因而，在本质上，“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8](p.510)；雇佣劳动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主体活动，只有那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真正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是那种独立主体之间的契约型的交往关系，而是一种资本剥削、吮吸工人的剩余价值的血腥腥的奴役关系。也就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才形成了一种资本作为主义的生产方式，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9](p.151)

狭义再生产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伴随着剩余价值的形成，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拥有资本的人成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出卖劳动力的人则被生产为雇佣工人，“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8](p.508) “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8](p.450) 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生产质料的分离，工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他们要想生活下去，就必须不停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自己生活基金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不断地让自己从属于资本，源源不断地将剩余价值生产出来，从而不断地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种奴役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为根本的内容。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出隐藏在外在假象背后的真实本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的科学剖析，才能真正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依据。

狭义再生产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在这一层面上，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在资本主义生产确立的地方，是什么保证了工人不断地被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出来?这一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核心问题。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只有通过教育、通过意识形态才源源不断地把工人作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劳动力再生产出来，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拉康“意识形态建构主体”的基础之上的，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马克思认为，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机制划分为两个时期，在原始积累时期，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强迫工人成为劳动力，“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10](p.805) 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地方，暴力已经沦为次要的手段，经济的必然性将迫使工人不断地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出来，

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成为当代众多学者，比如女权主义者、波兰尼、Lovell等等，指责马克思的突破口，因而，全面再现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成为我们应对这些批评的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广义再生产理论，即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四个环节在内的广义生产过程的再生产。如果说狭义再生产理论是从内容上而言的，那么这里的再生产理论则是从形式上界定的，换句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如何实现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再生产的。在这里，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为基础，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并在魁奈经济表基础上，将整个社会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详细地考察了两大部类内部及它们之间交换和分配，科学界划了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之间的差别，批判了斯密把年产品价值等同于年价值产品、把“工资、利润、地租看作为商品价值源泉”的教条，真实地揭示了交换、分配和消费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它们都根源于生产，由生产来决定。同时，马克思的广义再生产理论详细探讨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条件，科学说明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如何实现自身更新的确切过程，真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内在根源，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证明。

第三，马克思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日常意识的再生产过程，确立了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再生产之批判理论。在这里，马克思分别揭示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和工人的日常意识再生产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而只是把资本的外在假象当作永恒的真理，结果，真的成了假的，假的成为真的；主体物化为客体，客体翻转为主体。资本家及代理人就是在这种颠倒的、着了魔的现象中，形成了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日常意识。因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体现着这种统治的肯定的一方，所以这些假象不是使他们感到不安，相反，只有处在这些假象之中，他们才感到很美好，感到如鱼得水，并在这种“美好”中将这种日常意识日复一日地将再生产出来。他们永远不会起来反抗这种日常意识，反抗这种日常意识得以产生的假象世界。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相反，虽然工人在他们没有认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之前，也会“受着同一种歪曲了的观念束缚”,[11](p.258)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12](p.49)是一种痛苦。这种奴役性的实践必然迫使工人起来反抗“与这种观念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形式”，与这种拜物教日常意识实行彻底地决裂，实现从日常意识到阶级意识的转变。

可以说上述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涵，我们只有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领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才能真正地回应当代学者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批判，坚实地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法论原则。

第一，科学抽象的原则。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存在着三种抽象：思辨抽象、经验抽象和科学抽象。所谓思辨抽象就是以一个固定的、自明性的本质出发，借助于思维的逻辑预设，抽象性地推演世间的一切。黑格尔就是这种抽象的最典型代表，他借助于神学的目的论预设，将世间万物的“多”归置为绝对精神这个“一”之中，消解掉所有经验性的存在，把整个哲学装扮为纯粹思维的王国，进而把绝对精神推上了最高的王位，建构起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学大全。他的这种抽象决不是现实本身自我显现的结果，而是研究主体的理性强加的结果，是一种逻辑泛神论的纯粹抽象。与这种抽象相反，经验抽象则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即研究者借助于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所有经验材料具有的共同属性抽象出来的方法。这种抽象与前者相比，已经具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这种唯物主义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只能是一般唯物主义，因为这种经验抽象本身就像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设一样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或正确的，而是可错的。庸俗经济学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经验现象的抽象之上的，但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现象都只不过是一种拜物教的假象，因而，建立在这种假象基础之上的经济学只不过是把反映流行的肤浅观念的经济学术语翻译为教条的语言，决不可能是对资本主义真实本质的科学认识；同样，以这种假象为基础的经验抽象只能是“科学的真正坟墓”，决不可能构成马克思语境中的“抽象”真正内涵。我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抽象”既不是个人头脑中发生的主观心理现象的同义词，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粹思维的思辨抽象，也不是一种对现象材料归纳总结的经验抽象，而是一种奠基在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基础之上的科学抽象。如果说黑格尔是借助于神学目的论预设实现了由“多”到“一”的过程，那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过程已经真实的发生了：首先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生产一般、无差别的劳动一般，然后是市场交换中出现的价值一般，价值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走向整体性的真正开始，从劳动到价值、货币再到资本，这是一个完整的客观历史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成为一种特殊的以太。这种过去在神幻中出现的“上帝之城”的“一”，现在由工业历史地创造了出来，这一次决不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世界历史，而是资本开辟的真实的现实世界历史，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抽象”统治的无人社会，这恰恰构成马克思所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真实语境。这种抽象决不是思维的形而上学的虚构和纯粹经验的归纳，而是一种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机理科学解剖之上的本质抽象，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发展的客观必然结果。只有这种科学抽象才真正构成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方法作为根基，马克思是不可能从资本主义重重假象中剥离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更不可能得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科学结论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海德格尔把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归咎于黑格尔的劳动的形而上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抹杀了马克思的科学抽象与黑格尔思辨抽象之间的本质差异，将马克思的科学抽象还原为黑格尔的思辨抽象。这种指责既扭曲了马克思科学抽象的内涵，又否定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革命性意义。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多少的了解，因而，他也根本看不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科学抽象的方法论意义，看不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影响。一旦忽略了这一点，他必然无法看到黑格尔的思辨抽象与李嘉图、马克思的科学抽象之间的本质差异。同样，当卢森堡批评马克思的“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抽象，力图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第三市场”来弥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时候，他已经割裂了抽象与具体之间有机统一，将它们僵硬地对立起来，用一种现实的具体逻辑来对抗马克思的抽象逻辑。可以说，不论是卢森堡、戴维·哈维还是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即马克思的再生产逻辑在本质上是个抽象逻辑，当用它来解释客观现实的时候，本身是不充分的，必须运用现实的具体来进一步弥补、甚至修正这种抽象的逻辑。如果说，卢森堡力图用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第三市场来修正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那么，戴维·哈维则主张为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提供一个外在动力即剥夺性积累；而女权主义则力图为马克思增添一个人类再生产的维度，将家庭和家务劳动纳入再生产的范畴。所有这些都是从抽象到现实具体的一种延伸，我们既要看到他们理论的积极意义，又要看到他们理论的不足，在实践中坚持、发展和捍卫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第二，本质原则。英国学者Scott Meikle在其著作《马克思思想中的本质主义》一书中肯定性地指出，马克思实际上是一位本质论者，他的历史辩证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本质主义，只有科学揭示马克思历史过程的本质论内涵，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精髓。[13](p.4) 我认为，这种指认在某种程度上是准确的。马克思始终坚信一点的，即每一个非本真的现象背后都存在一个真实的本质，这个真实的本质不仅真实的存在着，而且是可以认知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何来理解马克思的“本质”概念呢？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存在着两种互为反对的观点，一种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哲学中的“本质”就是形而上学认识论中作为绝对本原的本质，是一种不需要证明的自明性概念。第二种观点则以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回到具体的一种循环运动”，本质上是与伽利略的实验方法是完全同质的，因此认为，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本质”并不是绝对的真理，而仅仅只是一种假说，它必须要回到现实的具体，接受具体的检验。[14](pp.188／194)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本质”范畴的真实内涵。第一种解释重新把马克思拉回到近代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的框架之中，把马克思宣判为一位近代的哲学家，这严重地窒息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马克思的本质主义与西方近代哲学意义上的本质主义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可以说，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并不是出在对本质的探寻这一点上，而是出在对本质探寻的方法的形而上学性，西方近代哲学家——包括黑格尔——他们的本质主义路线其实都是一种理性本质主义，即用一种逻辑的概念体系，来一步步得推演出生活世界的内在本质，这种本质并不是现实生活自我显现的结果，而是研究主体的理性所强加和预设的，这种思维方式恰是西方哲学自律神话的根本表现。而马克思“本质主义”则与此不同，他认为现实的生活世界不是一种自然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能动的自我展开的过程，而它的本质也就是在它自我的运动的过程中予以凸现出来，是现实生活本质的自我显现。“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也就说这种本质并不是马克思通过理性的支架予以强加的，而是现实生活本身内在矛盾自我运动的结果，是一种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论。这种本质论正是对近代以来的这种理性本质主义的一种有意的拒斥，是对后者的一种革命。而第二种理解显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本质”的内涵，将其判定为一种可错性的理论假设，这种观点既没有理解马克思“本质”问题的出场语境，也没有理解马克思哲学“科学性”的真实含义，仅仅通过那种归纳与演绎的实证理性，是不可能真正透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精髓的。

很明显，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奉行的一种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只有坚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线索，才能真正找到历史辩证法的内在动力，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也正是立足于这种本质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矛盾的再生产，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在本质上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断言的是一种均衡增长-再生产模式，相反，而是矛盾和危机的不断再生产模式。他们之所以会得出与马克思相反的结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灵魂深处已经抛弃了马克思的这种本质论的线索，而仅仅停留于再生产的表层图式上，这是抛弃历史本质论一种结局。而抛弃历史本质论另外一种结局则会滑向经验论的文化社会学，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就是这种结局的表现。他的出发点是力图缝合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是当他不分青红皂白把马克思的本质线索与西方理性主义本质线索一同抛弃的时候，他必然会走向文化社会学的途径，以一种经验性的习性概念为中轴，建构起文化资本-场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再生产的经济逻辑，进而将文化和符号权力的再生产看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根本途径。这种再生产的路径是不可能真实地揭示一个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条认识社会再生产的科学之路，而只会让人陷入到文化-符号权力的盲目崇拜之中。

第三，边界原则。再生产究竟有没有边界？这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与其它学者（理解）的再生产理论的根本差异。当海德格尔把马克思的再生产等同于人-社会的形而上学式的再生产的时候，他已经把马克思的再生产的边界原则忽略掉了，进而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无论是在古代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永远都摆脱不了“生产者”的标签，这种生产者的再生产是没有边界的，除非有一天人类全部灭亡。同样，阿尔都塞借助于拉康和葛兰西的理论资源阐发了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但是，当他运用意识形态作为中介来寻求劳动力再生产的机制的时候，无疑已经否认了劳动者从睡梦中觉醒成为真正革命“主体”的可能，因为在阿尔都塞的逻辑中，主体永远都只是意识形态传唤的结果。而“意识形态是永恒的”[15](p.352)，是人永远无法摆脱的他者，只要有人存在，意识形态就永远存在，那么，借助于意识形态把劳动者再生产为劳动力的机制就永远存在。而列斐伏尔则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还原为尼采的身体的生产，将空间根植于身体之中，提出一种空间的再生产，实际上，他已经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压缩为一种身体实践的辩证法。[16](p.404) 尽管他认为相继存在着自然空间、抽象空间和差异性空间，但由于他抛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线索，这就使得他无法为各种空间的相继发展找到科学的动力机制，而只能通过乌托邦的想象来建构一种空间再生产的激进政治学，在现实中既看不到世界的尽头，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同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根据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数学模型将其与凯恩斯总投资—总需求、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嫁接起来，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解读为一种均衡增长-再生产模型，把均衡增长看作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最根本特征，将再生产变为一个永恒持续的过程。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阉割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边界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再生产绝对不是一个永远持续的或均衡增长的过程，相反，它有着自己不可克服的边界。

首先，资本主义再生产受到生产力的绝对限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趋于下降而引发的资本主义内在不可克服的冲突。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日益进步，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不断地相对减少，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不断地提高，从而产生了平均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尽管有多种因素（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股份资本的增加）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种下降的趋势，但是它仍然无法改变资本主义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一般规律，这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历史局限性的客观证明。因为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动力，只有那种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否则，资本主义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利润率的下降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原动力，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这种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本身具有着内在不可克服的限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遭遇它自身的边界。

其次，从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来看，资本主义再生产面临着生产力和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惟一目的，这种内在规律必然会通过外在竞争强加给每一个资本家，他们为了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必然会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技术，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然而，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与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受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而后者则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消费需求的限制。”[17](p.352)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规律。这就导致剩余价值必然无法全部实现，最终的结局只能是生产过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当然，资本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来为自己开辟市场，但是，固定资本的更新本身最终又将造成比自己所提供的购买力更大的生产力。因此，资本用来对付危机的手段，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再生产。

最后，总体说来，资本主义再生产永远无法克服生产力与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包含着绝对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这种生产借以进行的生产关系如何；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的价值。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生产手段与生产目的的相互冲突中运动，把生产力的发展限制在攫取剩余价值这种资本主义的特定形式之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有目的性地发展生产力必然与生产力绝对发展的趋势产生了尖锐地对立，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不是别的，就是资本本身。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资本的限制，摆脱资本主义特有的形式，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从而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生产范式，建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完全成熟，相反，在一些问题上，比如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等，都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科学再生产理论在这些问题上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

首先，在主体向度方面，再生产理论深化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客观地说，马克思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宣告了“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之后，在其早期思想阶段，他并没有对工人的这种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异化社会中的观念形态之间的历史性关系做出深层的剖析。直到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具体内容时，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必然导致与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外，还会产生出无产阶级，“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个阶级还会在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使自身“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应该说，马克思此时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发生学的思维构架，但显然还不具体，他还没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发展所导致的工人对资本拜物教观念的解构的过程阐释清楚，也没有真正地分析无产阶级拜物教化问题，这种缺陷显然是与他此时在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线索上理解得还不够彻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8]，要想真正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生产过程进入到再生产过程之中，这恰恰是马克思后面要完成的任务。

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失败应该说给马克思一个极大的触动，促使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而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只是直观地面对生活世界，即只是站在生活世界的现象层面，不仅不可能理解生活自身的内在本质，相反，还会堕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牢笼之中，陷入对当前生活的不自觉的崇拜之中。随着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地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的科学剖析，并在此基础之上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指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工人并不是生而就能看到资本拜物教的欺骗性的，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和内在矛盾尚未充分展开之前，雇用工人必然会受到资本拜物教这一“歪曲了的观念所束缚”。但是，马克思坚信这种蒙蔽只是暂时的，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奴役性实践必然迫使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物质拜物教和观念拜物教，使工人阶级真正剥离那些掩盖在历史本质之上的颠倒的假象，从而抓住那些感官无法达及的隐藏在物相背后的社会的真实本质，进而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上升为自为的革命主体。

从上述分析来看，如果马克思仅仅停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逻辑之中，而不进入到再生产过程之中，马克思是根本不可能科学解决无产阶级与拜物教的关系问题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工人的幼稚的判断就是最好的例证。马克思也只有进入到再生产的层面，才能真实地揭示出“无产阶级”概念的经济内涵——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现代雇佣工人，才能科学地说明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内在关系，才能真正地建构科学的无产阶级理论。从这意义上来说，再生产逻辑并不是像女性主义所指责的那样完全从属于生产过程，相反，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的逻辑布展中是有其自身的理论地位的。

其次，在客体向度方面，再生产理论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策略的科学结合。马克思的理论任务就是为了党的胜利寻求科学的依据，这就要求马克思必须要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生理结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客观机制，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理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想揭示资本主义的内部结构，就必须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真实本质，而马克思狭义再生产恰恰完成了这一任务，为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奴役性本质及其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广义再生产理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无法达到真正的均衡，“矛盾”、“停滞”才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只有建立在再生产之上，才能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内在不可克服的边界，才能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提供科学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在科学的再生产理论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政治策略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地把社会主义置于科学的根基之上，使之成为一门科学，而不再是一种悬在空中的幻想。

再次，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科学地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层面：历史本质论和历史运作论。就像曼德尔所说的那样，作为一门科学，必须既要科学地揭示社会的内在本质，又要对社会的外在现象做出科学的说明。[19](p.9) 而马克思的再生产恰恰如此。马克思的狭义和广义再生产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真实本质和社会运行机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理学的解剖，是对资本主义历史本质论的科学说明。但是，马克思也认识到，这种历史本质论的路线是一种精英路线，仅仅把理论论述停留在这个层面是不可取，因为没有人生活在本质层面，特别是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也不会生活在本质层面；另一方面，马克思认识到现象世界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惰性，生活在其中人也会把这种现象当作真理，陷入对当前生活的不自觉的崇拜之中。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就必须要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本质拉回到生活的层面上，让无产阶级在现实的生活之中去领会着真实本身。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要求，更是现实革命的要求。因此，马克思在揭示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容和形式之后，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探讨，而是以历史本质论为依据，真实地揭示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假象是如何一步步地再生产出来的。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颠倒是如何一步步进入到外部现象中的：拜物教、流通的假象、竞争的颠倒，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生息资本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公式，实现了对“着了魔的世界”的历史现象学批判。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一方面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拜物教的再生产过程做出科学剖析，实现了历史本质论和历史运作论的有机结合，无疑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参考文献

[1]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2]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3]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3)

[4]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Ltd, 1991

[5] Susan Himmelweit, Reproduction and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 feminist Critique[A],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x[C], edited by Terrell Carv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Mary O’Brien,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M],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3] Scott Meikle, Essentialism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M], Duckworth, 1985

[14] Della Volpe, Logic as a Positive Science[M], NLB, 1980

[15]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A]，哲学与政治[C]，陈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6]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 唐正东，自然的生活世界与能动的生活过程：一种历史性剖析[J]，河北学刊，2004（2）

[19] 厄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20] 布尔迪厄，再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