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 |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战后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的异军突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事件。从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 1900-1976）、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 1917-）、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 1924-1994）、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到霍尔（Stuart Hall, 1932-）、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哈维（David Harvey, 1935-）、柯亨（G. A. Cohen）、拉克劳（Ernesto Laclau）、默菲（Chantal Mouffe），这些来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以自己杰出的理论实践贡献出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著作，在彻底改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贫困面貌的同时，使英国一跃成为可以和德法抗衡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输出国。不仅如此，80年代中期以后，拉克劳和默菲高举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成为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低潮期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道思想景观。那么，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思潮，应当如何理解它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尤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意义呢？要想解决这么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回到英国马克思主义战后发展史中去。

（1）苏联马克思主义与30年代英共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

1920年，在苏（俄）共和第三国际扶持下，英共成立。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得到了一种体制保证。不过，由于英共的党员主体和党的领导都为产业工人，所以，英共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依附苏（俄）共，这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自然地成为英共的指导思想。1933年以后，随着纳粹的兴起、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共产主义因为其日益彰现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而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英国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于是，大批英国知识分子陆续加入英共。[1](pp..210-213)对于当时英共的知识分子党员而言，苏联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教条，而是渴望学习、掌握的真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传统、思想传统等原因，30年代英共的知识分子党员绝大多数来自文学、自然科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这几个学科领域，没有专业哲学家。他们学习、掌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指导各自领域的具体研究。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克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桎梏，形成一些有创新性的成果。

在1940年的“置身鱼腹”一文中，已经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拉开一定距离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不无微词地指出：1935年到1939年间，共产党对40岁以下的英国作家们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吸引力。[2](pp..186-192)这些青年作家基于自身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立场而转向共产主义，他们通常被称为“奥登一代”。[3]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奥登一代”都是苏联的坚定支持者。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热烈响应共产国际关于文学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创作了一大批政治正确然而却没有太高的文学价值和影响力的作品。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们努力学习、应用斯大林主义所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他们所关注的英国文学问题，涌现出了阿力克·韦斯特（Alick West, 1895-1972）、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 1900-1937）、杰克·林赛（Jack Lindsay, 1900-1990）、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等青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不过，就像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在《文学与社会》中所批评的那样，上述青年批评家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深刻影响，在理论上几乎是乏善可陈，唯一的例外是考德威尔的《幻象与现实》。[4](pp..344-356)《幻象与现实》完成于1935年11月，但直到1937年2月12日考德威尔牺牲几个月后方才出版。很清楚，该书的基本理论框架直接来自苏联马克思主义，结构比较凌乱，原理运用比较生涩有时甚至相当机械，但是它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对文学形式与社会经济过程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析，并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自由”的幻象本质，同时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提出了人民的主体性思想。[5]考德威尔因此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唯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6](p.343)那么，为什么考德威尔能够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桎梏，形成这些创见呢？在长篇评论文章“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中，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提出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解释：考德威尔自觉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从而使后者中那些注重文化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反精英的人民立场、注重经验研究的历史观和文学史观等有益思想传统，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抵制或解构；他这么做的意义不仅在于使他本人因此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尽管具有很大的含混性），更重要的是为后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7]

除了考德威尔，30年代英共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党员也完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成果，尽管它们的创新性不像《幻象与现实》那样引人注目。他们是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 1900-1976）、历史学家莫尔顿（Arthur Leslie Morton, 1903-1987）、物理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

多布1922年就加入英共，并很快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主要从事资本主义企业和苏联经济发展研究的过程中，他于30年代早期形成了一套与英共领导层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全盘接受而来的教条主义迥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在1932年题为《今日之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中进行了相对系统的阐发。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据此，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直觉”或“先验的逻辑”，强调必须通过研究历史经验形成历史认识。[8](pp..25-26)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1937年，他出版《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一书，系统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与作用的基本理解。[9]虽然他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我们看到，基于对政治经济学说史以及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扎实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规律问题都提出了颇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该书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直发挥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功能。

和多布一样，莫尔顿在大学时代就加入英共。1938年，他响应英共领导人发出的“向英国历史进军”的号召，出版《人民的英国史》一书。[10]从今天的角度看，该书无疑是通俗的、相当简单化的，不过，它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这里，唯物史观不仅首次运用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英国传统史学的、符合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已经呼之欲出：正是在这里，在以往历史书中被忽略了的农民、工人等被压迫阶级首次成为英国历史的创造主体。

贝尔纳是英国现代著名物理学家，1923年就加入英共，但直到1931年才在苏联学者的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研究科学史。1939年，他出版《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11]该书一经出版即得到广泛好评，被认为是科学学或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但长期以来，它的马克思主义之维基本上被忽视了。事实上，就像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 1917-）指出的那样，该书实际上是贝尔纳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姻的一个产物。[12](p.xvi-xix)虽然这种联姻被证明是短命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对于该书的成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正是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整体性和辩证发展观点，该书才能屏弃科学是一种纯粹的、超越世俗的东西的传统假象，将科学还原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与科学的历史互动中，揭示出了科学发展的社会逻辑及其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与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那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发展相比，30年代英共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不管在程度上还是在数量上无疑都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我们必须以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微不足道的创新：它们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没有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局面，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更重要的是，它们自觉延续英国实证的文化传统，共同开创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英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优良风气，从而使得后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成独具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2）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进一步理论探索及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共的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期，但与此同时，其内部却出现了显著的理论分裂。作为长期追随苏共的一个结果，40年代以后，英共内成长起了一批高度认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官方理论家，他们亦步亦趋地仿效苏联理论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批判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和宗教意识形态。[13](p.359)[14](pp..166-184)虽然这些官方理论家占据了英共党内的主要理论阵地，不过其实际影响却相当有限，因为就在他们教条主义地照搬照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则是自觉延续那些30年代知识分子党员所开辟的道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南，研究、解决当代英国人所关注的具体的英国问题。在这个方面，英共党内以及亲英共的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贡献最为重大。

我们知道，英国具有颇为悠久的社会主义史学传统，其发端可以追溯到左派自由主义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15]受此影响，建党之初就有个别历史学家加入英共，30年代以后则有越来越的青年历史学家加入其中。1946年，以研讨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问题为契机，这些历史学家成立了著名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1956年前的十年间，他们定期开展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建构之路，[16]最终取代30年代党内红色科学家团体，成为当时英共内最活跃、影响也最大的理论组织。[17]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多布、莫尔顿、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外，“小组”中的青年成员还有希尔顿（Rodney Hilton）、希尔（Christopher Hill）、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基尔南（Victor Kiernan）、汤姆生（George Thomson）、哈里森（Royden Harrison）、萨缪尔（Rapheal Samuel）和鲁德（George Rudé）等人，其中，“小组”的精神导师是英共创党党员、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英文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34）和《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Marxism, Nationality and War, 1934）的编辑多尔（Dona Torr, 1883-1957），核心则是多布。由于年资这种客观原因，“小组”成员在“小组”实际开展活动的十年间公开出版的论著并不多，但这些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一个根本特征：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解决英国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早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问题，以确证、修正、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18](pp..10-44)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该书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了首次系统研究，[19]结果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一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小组”也由此为人所知。另一个是希尔的《1640年英国革命》的1955年修订版。该书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17世纪英国革命，强调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是一场失败了的民主革命。[20]尽管这一观点至今仍然不断被攻击，但却已经成为该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原“奥登一代”回归传统或主流的同时，年轻一代左派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成长起来了。和那些以“愤怒的青年”而闻名的左派文学家一样，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雷蒙·威廉斯以及斯图亚特·霍尔为（Stuart Hall, 1932-）代表的新一代左派文学理论家大多出生工人阶级家庭或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因此，虽然他们大多不是英共党员（威廉斯在参加二战前曾加入英共，但后来没有再登记），但当时都采取了亲英共的激进左派立场，并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过，作为战后在剑桥、牛津成长起来的文学理论家，他们在思想上首先受到的是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细察派”的深刻影响。就像威廉斯后来评论的那样，利维斯吸引他们的主要有三点：批判工业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立场，从文学走向文化的实用批评方法，对成人教育的极大重视。[21](pp..66-67)然而，当他们在利维斯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成人教育实践后，却深深地被无产阶级文化和新兴大众文化所感染，从而与利维斯的文化保守主义精英立场产生了尖锐对立，并自觉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任务：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利维斯主义，以实现对利维斯所崇尚和接续的“文化与社会”传统的革命化恢复。那么，应当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利维斯主义呢？威廉斯等坚决反对像30年代的左派文学理论家那样教条主义地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直接适用的文化理论：“马克思本人曾想建构一种文化理论，但没有完全建成”，所以，应当做的就是按照马克思“已显示出其丰富性和重要性的构想”，建构可以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文化理论，[4](pp..338-340)进而用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去改造利维斯主义。很清楚，和“小组”一样，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力图解决的也是在英国的民族性语境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虽然在1956年之前他们并没有形成多少有影响的成果，不过，在这种暂时的平静下面，新的探索已经基本大功告成，只待破茧而出了。

随着上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入，他们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对立日益明显。决裂已不可避免。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苏联入侵匈牙利事件使很多英共党员对长期追随苏共的英共彻底失望。于是近三分之一党员退党，其中包括除了霍布斯鲍姆外的全部“小组”成员。随后，前“小组”成员与包括前述左派文学理论家在内的其他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起，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新左派运动，以体制外的方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2]为了更好地前进，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反思、批判、清算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英共指导思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在这个方面，汤普森和威廉斯着力最多，贡献也最大：在1957年夏季《新思想者》杂志的创刊号上，汤普森发表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一文，全面阐发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包括他对斯大林主义的系统评价；[23]威廉斯则在1958年《文化与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节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自己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理解。[4](pp..338-361)对于斯大林主义，他们的总体看法大致如下。第一，斯大林主义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把它当作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而是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体系，结果将历史唯物主义中许多具有真理性的历史的具体的科学原理扭曲为了绝对的成见。第二，斯大林主义由于未能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质，没能发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始终是通过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进行互动的，结果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的隐喻本质，始终以机械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方式来看待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把辩证的“决定”荒谬地诠释为了宿命论意义上的预先确定。第三，基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的不正确理解，斯大林主义狭隘地把文化界定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没有看到文化实际上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由实践沟通到一起的一个综合体，它的一部分在社会意识之中，另一部分则经过实践延伸到社会存在之中，因此，文化决不是单纯被决定的，它同时也可以发挥客观的决定作用。

很显然，新左派思想家“破旧”是为了“立新”，而这个“新”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①

（3）第一代英国新左派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说到文化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术语“文化主义”。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道雷的考证，“文化主义”其实是霍尔等伯明翰学派年轻一代文化研究学者70年代末杜撰出来的一个术语，以形容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50年代末60年代初完成的那些著作，因为在他们看来，虽然这些著作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值得怀疑，但确实具有共同的理论特性。[24](p.64)就此而言，“文化主义”与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的所指，尽管前者具有一定的贬义。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90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史著作中，“文化主义”其实变成了一个中性术语，大致相当于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阶段这种意思，由此一来，霍尔以及伯明翰学派的其他早期成员都被纳入其中了。[24](pp..62-100) [25](pp..33-62)虽然这种用法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在我们看来，它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无原则地混淆了霍尔与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的本质区别：尽管霍尔和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一样，也是新左派运动的发起者和核心人物，[26](pp..54-68)不过，他后来的发展表明，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理论上，他都更接近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等30年代中后期以后出生的第二代新左派，而出生于30年代之前的那些第一代新左派具有明显的距离。有鉴于此，我们希望重申霍尔透过文化主义这个术语从批评的角度表达过的那个观点：正是在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著作中，一种新的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了。

在新左派运动刚刚兴起的1957年，霍加特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专著《识字的用途：无产阶级生活面面观》。在这部具有部分传记色彩的著作中，霍加特一方面追记了自己童年曾经历过的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另一方面则对5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受新兴大众文化侵蚀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抨击。[27]诚如文化研究学者经常提及的那样，该书具有相当多的缺陷：浪漫的怀乡病，对大众文化的敌意，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创造力估计不足，等等。不过，瑕不掩瑜，所有这些都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该书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涌现的第一个积极成果。在我们看来，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而言，该书具有以下两点重要意义：第一，它自觉继承利维斯所崇尚的“文化与社会”传统，运用后者所提供的文学批评方法重建出了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从而驳斥了利维斯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没有自身文化的偏见，体现出了一种在实践中改造利维斯主义的努力；第二，它成功揭示了工人阶级公共文化的诸方面和工人阶级私人的日常生活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力打击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狭隘理解，证明文化是在日常实践活动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识字的用途》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面向未来迈出的第一步，由于这一步迈得相对较小，以致如果我们不将它与威廉斯、汤普森后来的工作联系起来看，可能难以察觉它的存在及其首创意义。

继霍加特之后，威廉斯陆续出版了《文学与社会》（1958）、“文化是日常的” （1958）、 [28]《漫长的革命》（1961）[29]等著作，汤普森则陆续发表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57）、 “漫长的革命”（1961年）、[30]《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31]等著作，以文化研究的实证形式，共同展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风貌。以威廉斯、汤普森的上述著作为来源，我们可以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如下理论刻画： ①

对于威廉斯、汤普森所提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它是威廉斯、汤普森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上半叶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反对斯大林主义，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探索的思想结晶，是在特定理论语境中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成功的具体化、民族化尝试。很显然，它具有确定的适用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发生变化，它的真理性和合法性基础就会随之发生改变甚至动摇。

1959年下半年，为了宣示新左派运动的团结一致，英国两份主要新左派刊物，即汤普森、约翰·萨维勒（John Saville,1916-）主编、体现前英共知识分子立场的《新思想者》（The New Reasoner），和霍尔等主编、体现当时在校激进大学生立场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决定合并重组为一个新杂志《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新左派评论》从1960年开始出版，由霍尔任主编直至1961年底。为了摆脱《新左派评论》面临的业务困境，1962年5月，杂志编委员会决定由更加年轻的第二代新左派佩里·安德森接管编辑工作。在安德森的领导下，《新左派评论》进行了一次残酷的现代化改造，其结果是：一年后，在《新左派评论》的业务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创刊元老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光荣革命”的对象，于是他们退出编辑部。[32](p.245)这实际上是第二代新左派崛起后两代新左派正式分裂的一个标志。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间，我们看到，第二代新左派广泛吸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欧陆当代思想资源，逐渐偏离英国本土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立场，创立理论化程度更高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与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尖锐碰撞的过程中最终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面对第二代新左派的猛烈批判，第一代新左派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在理论上进行了程度不等的自我澄清与自我更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个高度理论化的发展阶段就此热烈上演。

（1）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崛起及其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满

我们知道，英国新左派运动是一股由法国传入、以反对英国工党和英国共产党这两个主要左派政党为目标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潮流。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它的思想谱系相当驳杂，其主体是三种主要的左派思想：“1、建立在工人阶级文化和政治、以及其他19世纪本土激进传统基础之上的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2、独立的社会主义，它源于牛津-剑桥知识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与伦敦民粹主义抗议传统的融合；3、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它受到经典国际主义与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激励。”[22](p.viii)具有第一种左派思想的基本上是像汤普森和威廉斯这样的前英共或亲英共的知识分子。以拉尔夫·密利本德为代表的工党左派则坚持第二种左派思想。这两个集团的新左派思想家基本上都出生于30年代以前，虽然其中有些人（如霍布斯鲍姆和密利本德）是欧陆移民，但他们却拥有类似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社会经验。所以，虽然他们的思想来源有所差异，但对很多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却是非常接近的，尤其是他们都基本认同威廉斯和汤普森所高举的、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这批年龄相仿、思想相近的新左派思想家称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当时，和第一代新左派并肩战斗的还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高校的一批激进的左派研究生和本科生，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汤姆·奈恩（Tom Nairn, 1932-）、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等。尽管他们和第一代新左派战斗在一起，但实际上是与后者迥然有别的两代人。这些差别表现在思想上就是他们具有更加国际化的眼光和政治追求，渴望掌握理论化程度更高的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言，他们从一开始就对第一代新左派倡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反对。也因为如此，早在1957-1958年间，双方就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出现了道德与革命争论。[33]当时，汤普森在1957年《新理性者》的创刊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一文，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斯大林主义进行评析，在肯定斯大林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方式前提下，批评它是一种有缺陷即具有“不道德性”的方式。[23]《新理性者》第二期刊发了两篇回应文章，其中一篇出自前英共党员哈里·汉森之手，认为汤普森的这种人道主义批判在道德上还不够有力，[34]而在另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文章中，查尔斯·泰勒则实际认为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相当肤浅，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本身都是需要再思考和批判的。[35]当时属于第一代新左派的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 1929-）随后分两期发表了很有力度的长文“来自道德荒野的笔记”，力图证明汤普森的人道主义批判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36][37]但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对这种人道主义立场嗤之以鼻，认为它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粹主义的和前社会主义的。[38]

思想路线的差异注定两代新左派迟早会发生分裂。不过，在新左派运动的第一阶段（1957-1962年），之所以双方没有分裂，除了第二代新左派当时羽翼未丰这个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双方都发现：1959年以后，工党内左派暂时占据了上风，因此，英国历史性地出现了通过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1961年以后，工党右翼重新占据上风。[39](pp..111-112)新左派的希望彻底破灭。第二代新左派决意进行独立探索，分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转向欧洲大陆，从那里寻找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寻找到新的未来，这是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当时非常强烈而自觉的愿望。所以，1962年5月走马上任之后，安德森立刻开始在《新左派评论》上译介莱茵（R. D. Laing）、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等大陆思想家的著作与思想。在转向大陆的最初阶段，萨特的《共产主义者与和平》、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对安德森等人的思想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40](pp..14-18)其中葛兰西的影响尤为重要：在60年代初，《新左派评论》的同仁们“在葛兰西那里发现了两个适合英国国情的核心主题。他是第一个将自己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特征，追溯到将那种资本主义社会引导进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特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是第一个承认需要为已经争取到普选权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寻找特定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革命家。”[41](p.3)借助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安德森等人很快就对英国的民族性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纲领性认识，并通过安德森、奈恩的系列论文公诸于新左派。[42][43][44][]45]现在人们所说的安德森-奈恩论题有四个要点：第一，17世纪英国革命不彻底，它只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没有改变它的上层建筑，结果依旧是土地贵族在统治英国；第二，因为17世纪革命不彻底，并且是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进行的，所以，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形成革命的意识形态；第三，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不成熟的工人运动，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既缺乏革命传统，又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第四，英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已不在于英国工人阶级，甚至不在于英国自身了。毫无疑问，安德森-奈恩论题与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安德森-奈恩论题一经提出即在第二代新左派中产生热烈反响与共鸣，因为它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回答了后者十分关注的两个问题：英国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出现当前的危机？为什么英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一个贵族统治的国家？第一代新左派当然不能赞同安德森-奈恩论题。汤普森随即发表“英格兰的特性”一文，[32]以老师的口吻告诫第二代新左派：该论题在历史认识上是肤浅的，在理论上则是教条主义的。[46](pp..136-144)从安德森1968年的“民族文化的构成”一文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根本没有接受汤普森的反批判，[47]不过，他们也由此认识到自己的理论准备还很不充分。于是，从1966年到70年代初，《新左派评论》开始有计划地系统译介当代欧洲大陆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想家的著作，最后，安德森发明了一个新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指称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发展的“共同学术传统”。安德森这么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向第一代新左派证明自己的既有立场，即英国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二是希望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鉴，找到建构英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道路和资源。[48](p.4)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安德森等人最初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不过，在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分别于1969、1970年英译出版后，情况顿时为之一变：阿尔都塞以其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反人道主义的政治取向以及对马克思思想的激进解读，在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二代新左派争相模仿的马克思主义范本。[49](pp..7-8)

第二代新左派大多成了阿尔都塞不同程度上的追随者，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在事实上成为他们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建构革命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于是，从70年代初开始，第二代新左派经历了一次集体性的结构主义转型。

（2）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转型意义深远：它不仅使第二代新左派获得了大量新的理论资源、理论化程度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它使第二代左派实现了一次方法论创新，从而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开辟的学术疆域中，将第一代新左派所开创的各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非理论化倾向，使已经积累的理论成果获得了一种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具备了世界性传播的现实性。

文化研究是第二代新左派在结构主义转型中取得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毋庸置疑，英国的文化研究传统是由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开辟的。不过，将文化研究从一种传统转化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领域，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却是霍尔的功绩：“斯图亚特·霍尔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50](p.1)作为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霍尔最初也是运用第一代新左派开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或“文化主义”范式进行研究的，其以《通俗艺术》（1964）为代表的早期文化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该范式的基本特征：在由“生活方式”所建构起来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文化-非文化统一体中，具体地、历史地研究各个文化要素。就像霍尔指出的那样，这种范式的最突出优点就是打破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机械决定关系，恢复了文化的整体性。同时，该范式的不足也非常明显。除了缺乏适用的工具模型、难以习得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不解释“经验”、“文化”的由来，而直接确认它们是真实可信的。[51](pp..56-57)对于这个问题，霍尔最初的定位是利维斯主义的残余影响。可当他接触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后，立刻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经验”、“文化”都是意识形态生产的结果，脱离意识形态，根本不可能确定它们的真实与虚假！这时候，同样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对立模式的结构主义就表现出了更为巨大的活力与优越性：它强调“决定性条件”，从而避免了“天真的人道主义；它强调理论实践的重要性，从而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复杂性把握到真实存在的关系和结构；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从而完成了对“经验”、“文化”的去中心化。[51](pp..61-65)这些优越性对霍尔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引力性，所以，60年代末以后，他广泛涉猎阿尔都塞、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自觉综合各种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最终在1973年创造出编码/解码理论，对电视话语现象进行了成功分析。[52](pp..345-358)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有了这类可操作的分析技术，文化研究才在70年代获得了爆发性的发展，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53]

在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领域，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转型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我们知道，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是以第一代新左派中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长期经营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领域。按照美国学者凯伊的总结，该学派做出了三点突出的集体贡献：“自下而上”的历史观，阶级决定理论，以古证今的历史政治学。[8](pp..221-249)这三点在汤普森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中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46](pp..38-39)作为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家，安德森一向尊重汤普森的杰出成就，但并不认同他的历史学观念和历史学方法，认为它们具有片面性，已经不再能够有效适用于当代变化了的历史形势。具体地说，较之于“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安德森认为现在更应当重视“自上向下看的历史”，“今天，当‘自下向上看的历史’不仅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共同的口号，而且对我们理解过去产生重大影响时，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换言之，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的形成和瓦解是生产关系重大变迁的标志。因此，‘自上向下看的历史’——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提，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54](pp..5-6)因此，安德森对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著作中广泛运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充满微词，认为它太注重主观因素，对客观因素关注比较少，且沉溺于历史细节，对历史的整体进程几乎未加关注。[55](p.33)在充分吸收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后，我们看到，70年代初安德森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其特点是强调政治国家视角的优先性，[54](pp..4-5)主张从普遍性出发看待特殊性，即从世界出发看待欧洲、从欧洲出发看待英国。[56](p.2)1974年，安德森接连出版了两部历史学著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前者通过辨析西欧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会起源于西欧，后者则分析了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类型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意义。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高度评价这两部具有鲜明的结构主义特征的著作，认为它们将汤普森等人启动的历史社会学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7](pp..116-125)类似的结构主义方法在其他第二代新左派历史学家那里也有不少成功运用。

文学理论领域中的结构主义转型是由伊格尔顿承担的。1976年，在威廉斯的指导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伊格尔顿出版了两部新书《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和《批评与意识形态》。在前一本书中，他对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概要性的梳理，[58]并在字里行间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范式的欣赏，认为这是一种既可以避免形式主义又可以避免庸俗社会学的比较理想的方法。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是比较理想的，那么，应当如何定位、评价他以前从威廉斯那里继承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呢？在《批评与意识形态》的第一章中，他对从马修·阿诺德到威廉斯的英国文化研究传统进行了系统回顾，基本判断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于威廉斯，他更是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后者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经验主义的，在美学理论上是有机主义的，在政治观念上是改良主义的，总之，威廉斯至多是一个左派利维斯主义者，而根本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59](p.24)随后，他正面建构并验证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尤其是阿尔都塞、戈德曼、马舍雷等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他的重要影响。虽然伊格尔顿的这种举动颇类弑父，不过，必须肯定的是，正是经过他的努力，“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文学理论领域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除了上述领域，我们看到，在整个70年代，第二代新左派在各个领域中都忙于进行结构主义转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屏弃具有英国本土经验论色彩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走出英国，走向国际，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在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同任何其他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相比，并不更带有民族的或大陆的属性。……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地方狭隘性，它才能发挥起全部威力。这种威力尚有待历史唯物主义来加以恢复。”[48](p.120)

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战后发展而言，第二代新左派转向“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谓意义重大：首先，它改变文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无为作风，为英国知识界提供了具有更多文本依据、更加理论化、更加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力扭转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成见与偏见，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明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其次，它超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范式，提供了一种更清晰、更具批判性、更容易学习与操作的结构主义范式，并在不同的领域中进行了颇为成功的运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最后，它打破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封闭性，自觉走国际化道路，提升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促进了它自身以及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际地区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作为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和第二种发展形态，“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扬弃与超越。

（3）第一代新左派的反批判与自我更新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快速崛起过程伴随着第二代新左派对第一代新左派及其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批判是以隐蔽的、甚至是有意忽视这种形式存在着的，不过，很清楚，第二代新左派当时在结构主义的方向上已经走得有些远，从而矫枉过正，表现出了一种试图全盘否定文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历史主义范式的虚无主义倾向。就像汤普森指出的那样，这种虚无主义倾向在比阿尔都塞还阿尔都塞的经济史家和社会学家赫斯特那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达，[60](p.2)因为在赫斯特看来，“虽然历史专业具有经验主义的主张，但历史的现实对象对认识来说却是难以认识的”，所以，“作为一种理论实践和一种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与历史学著作和历史学研究的联合中一无所获。历史学研究不管在科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毫无价值。”[61](pp..300\312)换言之，赫斯特因为经验主义而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存在价值，而根据他的逻辑，注重经验研究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不管在科学上还是在政治上”应当是“都毫无价值”，从而应当取消的！面对第二代新左派的进攻，第一代新左派大多没有或者不准备给予反应，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理论兴趣和敏感性，要么觉得无所谓，要么觉得不可思议、一笑了之。真正认真对待这种进攻的主要是密利本德、威廉斯和汤普森。他们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与第二代新左派的论战，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1969年，密利本德出版了一本新书《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主要基于英国的现实，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分析，重申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观点。[62]很快，阿尔都塞的学生普兰查斯就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一文，重申两年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一文中已经表达过的基本立场，[63]对该书进行了评论，其基本观点是：密利本德不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援引事实，犯了“抽象的经验主义”错误，于是陷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不自觉。[64]密利本德随即发表“资本主义国家：答尼·普兰查斯”一文，初步回应普兰查斯的批评，认为后者用理论来压制、贬低经验研究，而其所使用的结构主义方法并不能辩证地认识国家和整个社会系统之间的真实关系。[65]在三年后的“普兰查斯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文中，密利本德更加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普兰查斯的反批判，强调脱离了经验研究的结构主义方法只能是抽象的，因为人们不可能用该方法获得对具体现实问题的政治分析；同时，他证明普兰查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些本文的解读是错误的，从而对当时已经流行起来的“问题式”阅读的真理性提出了质疑。[66]

虽然密利本德的反批判主要是围绕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具体问题展开的，不过，他却让其他第一代新左派看到了结构主义方法的内在局限性，并指出了进行反批判的基本方向。所以，我们看到，1978年，汤普森发表了著名的长篇论文“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从密利本德打开的缺口出发，以极具论战性的文体，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局限进行了系统攻击。他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缺乏普遍的合法性，只适用于抽象的理论认识，而根本无法面对文化马克思主义所要着重关注的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性认识活动；第二，它将必要的经验对话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经验主义混为一谈，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否定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第三，它因为历史“事实”具有历史学家主体建构的性质而否定历史学研究能够把握历史真理，从而在客观上体现出了否定历史决定论的倾向；第四，它或许能够适用于停滞的结构化存在，但却不能胜任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过程性问题。[46](pp..162-166)基于上述认识，汤普森给“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一个极为严厉的死刑判决：“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集中挑战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他们不是改进而是取代了它。在意见交换过程中，他们给出了一种非历史的理论体系，而它一经检验就证明自己是一种唯心主义。”[60](p.3)应当看到，汤普森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批判包含很强烈的个人情绪色彩，不少言论、结论是明显偏激的。不过，同样必须看到的是，这种批评包含已经得到历史检验的正确性，[67](p.110)80年代后，霍尔、安德森、伊格尔顿等从70年代的立场后退，确实和汤普森的这一批判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

在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方法论反思的同时，汤普森还思考了一个重大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对待民族理论传统和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坚决反对第二代新左派那种虚无主义地对待民族理论传统，盲目崇拜外来理论传统的做法，提出了三条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第一，正确理解理论上的国际主义，把是否有利于民族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作为衡量、取舍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标准；第二，历史主义地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把是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当代传播与发展作为衡量、取舍传统激进思想的标准；第三，务实地对待理论建构，把是否有利于经验研究的开展作为衡量理论建构是否必须的标准。这些思想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的序言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国际主义不应当始终匍匐在我们选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前，或者始终在寻找模仿其话语模式的途径。……即便我能化腐朽为神奇，我也不相信，葛兰西是因为将他的思想建立在对意大利历史和文化进行拷问基础之上这个事实，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不仅应当去认真倾听国际话语，而且还应当用本土资源去丰富和发展它。……几十年来，我们始终生活在接连不断的‘危险时刻’之中，因此，我们的历史和过去的文化就把自身展现为一种对危险保持惊醒的、以寻找民主持久性的证据和文化力量与文化成长的源泉为目标的精神。文化遗传的某些部分的特征只能是‘民族的’，它有自己独特的要求、适应性和语言特性，它们不仅构成了我们所思所感的一部分，而且构成了我们据以思和感的一部分。……如果未来将被创造出来，那么，它一定更多地是从这些传统中被创造出来的，而决不会是从某些理论家的脑子蹦出来的。”[68](p.iv)

如果说密利本德和汤普森是以“针尖对麦芒”的方式主要致力发掘、批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与问题，那么，威廉斯则是以一种求同存异的心态，从第二代新左派的批判中既看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也体会到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可取之处，进而响应第二代新左派的主张，学习、研究然后吸收、借鉴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69](p.4)最终促成了自己的思想更新。从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我们可以看出，威廉斯的自我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成果，对自己50年代就阐释过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化阐发；第二，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理论；第三，努力实现与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各种“语言学转向”思潮的沟通与融合，提出“历史符号论”，并对自己早期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延伸与重述。[70](pp..303-403)

对于当时正踌躇满志的第二代新左派来说，威廉斯的自我调整无疑是一个意料中的胜利，不过，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汤普森会发动如此凌厉且充满杀伤力的进攻。于是，一时间，第二代新左派纷纷打破以往的沉默，发表措辞激烈的论文，对汤普森进行公开批判。这场大批判的顶点是安德森在1980年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一书，主要围绕《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对汤普森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批判与分析。历史地看，这场大批判、大论战的意义就在于中断了第二代新左派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高歌猛进，被迫开始思考它存在的问题。就在这种连续性的暂时停滞中，80年代开始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时代，而英国马克思主义也结束了自己在两代新左派的相互争论中不断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全然未知的新阶段。

1979年5月，在两代英国新左派围绕“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问题鏖战正酣之际，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保守党赢得大选，出任首相。论战的双方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现代英国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已经悄然开启。然而，随着“撒切尔主义”强势的推进，双方很快就发现：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治好了“英国病”，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在英国再一次变得遥遥无期。这使得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政治诉求的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存在基础受到严重侵蚀，开始走向终结。与此同时，随着英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日益盛行，70年代就出现的各种亚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逐渐取代新左派运动成为左派抗争的主要形式。在这种时代语境中，左派思想家的政治诉求和理论旨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元分化。结果，在经历过战后至60年代初的一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统一阶段，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二元（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立阶段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多元分化发展的新阶段。

（1）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散裂化

进入80年代以后，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威廉斯、汤普森等原本引领、决定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基本走向的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陆续进入暮年。虽然他们依然思想不辍、佳作时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已经逐渐从当代理论舞台的中心淡出，从思想的创造者更多地转变为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执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之牛耳的主要是两类思想家。一类是以安德森、霍尔、伊格尔顿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他们大多出生于30年代到40年代初，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陆续走上理论舞台，60年代末以后自觉进行结构主义转型，是70年代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建构者和推动者。进入80年代以后，他们的思想创造力和影响力逐渐走向顶峰。另一类是以柯亨、拉克劳、默菲为代表的、1968年学生革命前后投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派学者。虽然他们在70年代就已经崭露头角，但在理论上并没有形成自身的独特性。只是在进入80年代以后，他们方才塑造与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显著不同的理论形态，其理论效应逐渐显现。在整个70年代，上述两类思想家汇聚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周围，与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倡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激烈论战，表现出了某种趋同性。但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趋同性迅速崩溃，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散裂化趋势。

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散裂化趋势首先表现在乌托邦期待的多样化上。在60年代初以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热情期待英国的社会主义前景，坚信英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1956年以前他们分别寄希望于工党和英国共产党，1956年之后则将希望主要寄托在工党身上——能够带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1961年以后，工党右翼重新占据上风。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前途重新变得暗淡。这导致英国新左派在政治期待上出现显著分化。尽管不再寄希望于工人阶级政党，不过，以威廉斯、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坚持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具有革命传统，能够重新革命化，从而在未来带领英国进入社会主义。为此，他们积极投身各种参与性民主政治活动，试图重新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激情。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则认为英国缺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如果没外部革命运动的推动和帮助，英国不可能自行走向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英国社会主义的希望已经不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身上，而在于青年学生。为此，他们通过《新左派评论》等刊物大力译介古巴、意大利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新进展以及欧洲大陆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力图以这些真正革命的理论来武装青年一代。1968年学生运动之后，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在英国蓬勃发展。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大多程度不等地参与了各种新社会运动，并最终形成一种认识：各种新中间阶级的形成改变了英国的传统阶级结构，社会主义已经从排他的工人阶级运动，转变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多元社会政治力量的共同运动。进入80年代以后，“撒切尔主义”大行其道，新社会运动最终取代工人阶级运动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主要运动形式。这使得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乌托邦期待进一步走向分化：一部分人坚持社会主义信仰，把参加新社会运动视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反抗资本主义、保持社会主义革命性的一种现实方式；一部分人则认为运动即是目标，从而在不宣称放弃社会主义信仰的前提下，把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目标作为自己的乌托邦期待；另外一些人则把传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公开加以抛弃，转而将“链接”了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政治、社会、文化诉求的多元激进民主作为自己的乌托邦期待。

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散裂化趋势其次表现在对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态度分化上。60年代初以后，安德森领导下的《新左派评论》杂志开始系统地向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译介当代欧洲大陆思想，其重点是后来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兼顾其他激进思潮。这极大地开拓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视野，同时使他们养成了自觉接受外来激进思潮的习惯。这一点可以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英国的盛行得到有力印证。与此同时，在结构主义的发源地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已经因其忽视人的历史主体作用而从法国思想界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由在结构主义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福柯、拉康、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所创立的更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这些后现代思潮在其形成之初即开始零星传入英国，进入80年代以后则得到了非常系统的译介。但是，对于这些更加激进的思潮，此时已经走向成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非批判地热情拥抱，而是在冷静思考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理性主义以及作为宏大叙事的马克思主义的颠覆、解构，选择以沉默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少数人在对后现代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潜力给予正面评价的同时，对其理论本质保持了警惕和怀疑，最终判定它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种无意识呈现。只有极少数人坚信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须吸收的理论资源，并以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后现代主义的诠释、改造，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后马克思主义”。

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散裂化趋势最后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多样化发展上。在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战后至60年代初），具有鲜明英国本土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得到了绝大多数新左派思想家的认同。但在60年代初第二代新左派崛起之后，这一范式遭到第二代新左派的严厉批评。他们力图通过引进、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来铸造适合英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其结果就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在70年代的盛行及与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的二元对立。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乌托邦期待以及理论资源、学术旨趣等的多元分化，前述二元对立格局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受结构主义的马克思研究的激发，70年代中后期，一些具有英国本土分析哲学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创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基于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取消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存在论基础或本体论承诺的不满，80年代早期，有哲学家尝试运用批判实在论解释、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建立了新辩证法学派。与此同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反思自身局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向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回归，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运用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分析新兴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现象，填补马克思的构架中存在某些“空场”，从而成为杰姆逊所倡导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者”；个别人则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创立了“后马克思主义”。

（2）“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及其反动

我们知道，作为分析哲学的发源地，英国哲学界一向缺乏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与热情。即便是有所研究，通常也是批评性。①不过，这种情况在70年代末期得到了根本改变：“在哲学方面，G·A·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一次把分析哲学的程序标准引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中，这部著作显然是70年代这一研究领域的里程碑。”[71](pp..22-23)以此为起点，一场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而闻名的理论潮流开始在英美流行起来，并在80年代后期达到鼎盛。这成为8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多元图景中很引人注目的一个理论景观。

那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轻视、敌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英国兴起呢？这大体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60年代以后马克思研究在英国勃然兴起，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隘认识。由于政治、理论、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60年代以前，英国一般知识界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极为有限。大多数人的马克思形象主要来自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的《卡尔·马克思传：他的生平与环境》（1939）。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后，随着理论需求的逐渐增加，这种状况出现了明显改观。1961年，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1912-1973）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的批判的研究》（1961）一书，让英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60年代中期以后，伯林以及1969年流亡到英国的列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1927-）陆续指导了一批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青年博士（如戴维·麦克莱伦、特瑞尔·卡弗），他们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研究，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和研究专著，显著提高了知识界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第二个原因是60年代末期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被译介到英国后，他的马克思解读在激发了英国哲学家的研究兴趣的同时，其研究方法也遭到了后者的强烈批评。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的序言中，柯亨直言不讳地提到了这一点：“首要的是，我发现《读〈资本论〉》的很多内容极为含混。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它坚持的理智活动的精确性主张，在巴黎从未受到重视，这也许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英语国家的哲学早已超过逻辑实证主义，但还在它一直同后者有关系。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造成不幸的后果，因为在英国明晰是一种宝贵的遗产，而且在英国一般都不假定理论陈述必定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72](p.11)

根据柯亨后来的自述，我们知道，他出生于加拿大的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犹太工人家庭，在1961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分析哲学之前，就已经确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信念。60年代中后期，他尝试用一种不严格的分析哲学方法去描述马克思的观点，但却与正统的分析哲学家碰撞，这促使他用严格的分析哲学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他坚信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却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一些概念不清晰，论证不严谨；二是对社会历史问题只有宏观论述而缺乏微观分析；三是一些理论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是错误的。他的目的就要用分析的方法去重构、修正、补充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真正革命的科学的理论。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他崇尚分析的思维，反对“辩证的”思维和“整体主义”的思维，因为他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拥有它自己的有价值的思维方法。他宣称自己的分析的方法主要来自西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思潮，主要有：从20世纪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承发展而来的经济分析方法；源于“决策论”、“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的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方法。[72](pp..1-10)

1978年，柯亨出版了自己的多年思考所得《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吸引了欧美三个同样具有分析哲学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组成了一个“九月小组”每年定期在伦敦进行专题研讨，从而创立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进入80年代后，其影响不断扩大，并在80年代末期达到高潮。对于8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发展的努力，用英国知识界熟悉的分析的方式，对英国知识界感兴趣的、具有重大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重构、修正与补充，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容易被在分析哲学传统中成长的英国哲学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所理解和掌握，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这一点在更年轻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乔纳森·沃尔夫的记述中得到生动体现：“1986年，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哲学讲师。这一职务的责任包括讲授马克思主义，它是由我的老师杰瑞·柯亨（Jerry Cohen）开创的一门课程的一部分……我也想到这一课程不会长期存在。我能理解学生们愿意让那时最主要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来教授马克思主义的心情，不过我认为，随着科恩的离去，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会随之消失。然而，我错了。柯亨走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讲授在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仍在继续。这门课在柏林墙倒塌以后还在进行，并且在当今学生疏远激进主张和追求名利的情况下而变得越发吸引人。” [73](p.1)就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本土化的积极成果，它的突出成就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了澄清，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论证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提供了明晰性基础。[74]

但作为本土化的消极的副产品，它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存在论基础或本体论承诺。这一点引起了其他一些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不满，并试图对此进行弥补或反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英国的科学哲学家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在70年代批判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时代背景下，他提出了批判实在论，力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传统之间，开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第三条进路。[75]80年代以后，他开始将批判实在论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作为社会科学而非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提供辅助性的补充，以及本体论基础。90年代以后，围绕他的这一倡议，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形成了一次不小的争论热潮，[76]从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某种挑战或反动。新辩证法学派的主要代表是曾长期在苏塞克斯大学讲授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J. Arthur）。阿瑟是一名具有深厚的黑格尔哲学修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长期从事《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的编译工作，以及《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哲学思想的研究。1986年，他出版《劳动辩证法：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书，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的辩证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阐发。他关于辩证法的主张得到了包括美国左派学者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在内的许多英美左派学者的支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新辩证法学派。该学派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否弃，[77]坚持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78]

（3）“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重装上阵

1972年，深受第二代新左派推崇的托派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1995）出版了《晚期资本主义》一书，系统深入地阐述了自己的资本主义“长波”理论，指出资本主义除了短的经济周期之外，还有长达几十年的“长波”，而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战后的繁荣长波之后，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衰退长波。[79]1974年，因石油危机而导致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证实了曼德尔“长波”理论的正确性。这让第二代新左派异常振奋，坚信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已经来临，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不再是解释世界，而且现实地改造世界。这种乐观主义情绪在安德森1974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得到充分体现：“1974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战后第一次各国同时发生的大衰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以工业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为导线，重新开辟一条革命线路的机会已大大增加。”[48](p.22)正因为如此，他从政治上对长于理论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示出了某种蔑视，认为它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失败主义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48](p.117)然而，随着“撒切尔主义”的强势推进，第二代新左派最终发现：在经历了危机后资本主义重新变得生机勃勃，它的必然灭亡再一次被延宕。于是，就像1848年革命后的马克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他们被迫从实践退回到理论，通过理论批判资本主义，保持自己的左派立场，等待下一次危机的来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看到，大多数第二代新左派开始反思“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介，不同程度地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肯定马克思可错性的同时重申了马克思生产方式分析范式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运用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分析新兴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现象，填补马克思的构架中存在某些“空场”。就这样，他们在后来杰姆逊十多年后才发明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重新集结了起来。[80]

在“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最先重装上阵的是伊格尔顿。1981年，伊格尔顿出版《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公开表明自己是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承认自己已经从《批评与意识形态》时期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向着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或发展：“部分是受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重重压力，部分是受社会主义内部新主题和力量的影响，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中心，已经从狭隘的纯文本或概念分析转移到了文化生产问题和艺术品在政治中的运用。与这一普遍转变相交织的是笔者本身写作《批评与意识形态》以来的演变发展。”[81](p.2)整个80年代，伊格尔顿都在不断地反思、调整、回归，期间多次向自己曾尖锐批评过的老师威廉斯致敬：“当你拼力到达某个理论高度时，发现威廉斯早已不声不响地占领了那个位置，而且是沿着自己的思路到了那里。”[82](p.262)结果，80年代末，伊格尔顿最终明确、完善了自己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其核心是强调“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种经济社会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因此‘文化’不是超验的可以任意漂浮的能指，而是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联系着的实在问题，是现实政治问题；文化范畴仍然是利益和权力激烈斗争的场所，是矛盾和问题本身，而不是消除问题的办法；文化政治批评不是用文化来解释一切，而是用一切来解释文化。”[83](pp..8-9)9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娴熟地运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在批判后现代主义这个大方向上，对大量当代文化现象、美学理论、政治问题等进行了出色的分析，牢固确立了自己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地位。

继伊格尔顿之后，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也对70年代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了反思与回归。1983年，理查德·约翰生在伯明翰学派的油印材料上发表了著名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指出生产的视角是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把这些相互迥异的著作连结在一起的，在于它们都采用了关于生产的理论观点，即便不是文化生产者的观点的话。它们最感兴趣的是文化形式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当然，正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范式占据了非常核心的位置，即便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位置。”[84](p.24)尽管接下去约翰生对生产视点的两个限制即“经济主义”和“唯生产论”提出了批评，但更重要的是，他对银幕派的结构主义立场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判，认为他们几乎完全忽视了生产的观点，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84](pp..35-38)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霍尔也对自己1973年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进行了更新，将它从单纯的文本转移到复杂的意识形态中，从而发现了政治语言的复杂作用，提出了阅读政治学，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指南。[85]

作为第二代新左派曾经的理论旗手，安德森也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集结到了“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我们知道，1980年，安德森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一书，基于自己70年代标榜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汤普森的理论立场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分析，尽管他把汤普森尊崇为“当今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著作家”。[55](p.1)不过，到了1983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我们看到，他对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不管我们对这场辩论的功过是非看法如何，今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象他们多年来所做的那样，站在任何一方来辩论，宛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属于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两者之间只少许有些交叉，令人有点难以理解。……这双重的收获——理论和历史之间新的交流，及跨越国界——成为过去十年中最有成效的变化之一。”[71](p.28)同时，对于自己曾热烈欢呼过的结构主义的内在局限性，他也有了更加清醒的反思：“如果结构在一个单独超越所有主体的世界中得到承认，那么什么能确保它们的客观性呢？极端的结构主义也决不会比它所宣告的人类的毁灭再刺耳了。”[71](p.68)既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值得坚持，那么，在当代如何才能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呢？在沉默了十多年后，1998年，安德森最终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是年，他以书的形式出版了为杰姆逊——杰姆逊是安德森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引以为同志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和安德森一样都曾经历过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80年代初以后率先转向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新书《文化转向》撰写的长篇书评《后现代性的起源》，通过捍卫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表达了自己对杰姆逊所倡导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认同。[86]

说到英国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在“晚期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重装上阵，我们不能不提到大卫·哈维。与大多数第二代新左派不同，由于地理学的特殊性，哈维60、70年代并没有受到结构主义的明显影响。70年代初，他通过卢卡奇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转向对《资本论》的研究，从而确证了马克思生产方式范式的基础意义及其当代价值，并把资本市场的逻辑变迁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80年代以后，他一方面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将地理学提升为空间政治学，另一方面则借助城市化经验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87]成为当代欧美“晚期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理论家。

（4）“后马克思主义”的异军突起

在70年代的英国，阿尔都塞的影响如日中天。可在法国，他实际上已经因为忽视人的历史主体作用而从法国思想界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由在结构主义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福柯、拉康、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所创立的更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其形成之初即开始零星传入英国，并得到了某种曲折而微弱的回音：70年代后期，被认为比阿尔都塞还阿尔都塞的新左派学者赫斯特和希丁斯就仿效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政治进行了解构。[88]80年代以后，英国理论界对后结构主义进行了非常系统的译介。但是，绝大多具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背景的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并没有像当年接受结构主义那样接受后结构主义，比较罕见的两个例外是拉克劳和默菲。之所以他们对后结构主义具有较强的亲合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长期生活和战斗在不同于英国语境的拉丁美洲。拉丁美洲60年代高涨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跨阶级的民族民主斗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解与判断。结果，在他们眼中，一些基本理论（生产方式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等等）变成了可以修改甚至放弃的一般学说。正因为这样，他们比较容易接近、接受后结构主义。[89]

虽然拉克劳和默菲与后结构主义具有很强的亲合性，不过，作为严肃的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匆忙投入它的怀抱。只是当他们发现，进入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变得僵化，不再能够面对、解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转变以及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斗争的新形势。于是，他们开始用后结构主义解构、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阐发他们所勾画的“后马克思主义”多元激进民主规划。[90](pp..1-5)他们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1985年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不管今天我们怎样评价《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及其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实际上是拉克劳和默菲直面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现实，探索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道路的理论结晶。所谓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现实指的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具体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工人阶级数量不断下降，中间阶级人数不断上升。相应地，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日渐低落，工人阶级运动的活跃程度和政治重要性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由各种新中间阶级主导的新社会运动却蓬勃发展，最终取代工人阶级运动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91]在拉克劳和默菲看来，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它说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能够合法包容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日渐扩大的裂痕”。[90](p.2)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认为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基础已经不存在，留下来的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名词。之所以“工人阶级”死亡了，那是因为“阶级”和“主体”已经先行死亡了，存在的只有“主体身份”或“主体立场”。[90](p.128)在这种通过“认同”建构起来的“主体身份”或“主体立场”基础上，他们随即以后结构主义的方式建构出了新的、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工人阶级概念：它们不过是各个“主体身份”在特定状态和利益关系中的相互联合或“链接”的产物。最终，他们从理论上证明：在现时代，阶级已不再具有确定的物质基础，而更多地成为一种随意的主观身份认同。

虽然拉克劳和默菲的上述理论让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匪夷所思，不过，谁也无法否认：它似乎比同时代其他阶级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使得他们敢于放手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解构、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本质主义话语，使之从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批判性认识，转变为一个在话语实践基础上可以任意“链接”或填充的理论空场：“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90](p.114)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重新建构为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话语，那么，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决定关系也就不存在了，人们由此获得了根据实际需要，历史地“链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权力。最终，拉克劳和默菲合乎逻辑地解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先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社会文化斗争等量齐观，再将它们无差别地“链接”为激进多元民主规划，从而在“回到领导权斗争”的激进口号下，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仰与追求。

应当看到，拉克劳和默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一种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努力。但是，它的“发展”在太多方面都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线。因此，它一经过提出即得到同等程度的赞誉与批判。围绕它所展开的争论至今没有终结，从而成为激励英国马克思主义继续前进的一个动力。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张亮（1973－），南京大学哲学系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