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昕 | 历史与文本中的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

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其他一种哲学思想像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引发了那么多争论、非议和捍卫。回顾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确立以来160多年的学术历程，误解、反拨、纷争、质疑和辩护竟构成了这种批判性哲学方法论的主要历史境遇。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在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问题上的特殊性——按照巴加图里亚教授的话说，“实践中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自身理论探索的特殊性使然。马克思在世时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充分阐释，更多是在具体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批判[1]——的论述中，通过运用的方式将其内在的哲学思辨展现出来。

即便是在马克思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为数不多的总结和阐释中，“生产方式”总是承担着一个关键性的理论角色。正是围绕这一概念，马克思将不同的理论范畴结合起来在并在这些范畴的相互关系中展现了现代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及其在现象层面上的再现。或者说，就是“生产方式”概念的运动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现代社会历史的存在方式。因此“生产方式”概念并不构成一种可以在抽象层面上得到讨论的观念体系，而就是马克思用来分析批判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论方法。[2]套用科学哲学的话说，“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中是借一种“述行性”语言而非“描述性”语言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这就提示我们，理解这个概念进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都不能以抽象的教条方式，而必须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运演中加以把捉。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方式”概念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确是用来说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但这种工具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通过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典型的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自我矛盾展开实现的一种当下社会历史的“内爆”和未来可能性的打开。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机械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泛滥，有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与这些理论的争论和互涉。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经过拉法格、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种带有强烈的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色彩的“历史哲学”。十月革命前后，虽然有列宁在实践中对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反拨，但这种“经济决定论”观点仍最终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斯大林主义加以完成。“生产方式”概念也就被限定在作为辨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运用的部门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之内，并且被明确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从此，“生产方式”概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这也是国内学界上世纪80年代有关“生产方式”概念争论的直接理论出发点。

既然作为马克思革命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被作为一种部门哲学加以讨论，并且带上了强烈的经济决定论色彩，那么其核心范畴“生产方式”概念也就难逃其责，成为一种在政治经济学上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工具。相应的，原本“生产方式”概念所具有的社会整体分析的维度也就被削去，只剩下作为经济运动过程分析的含义——前苏联学界在上世纪30、40年代有关“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争论就是在这个大的思想背景下进行的；尽管后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一些具体结论上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这种范式的束缚。

进入20世纪，有关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更是成为一个理论热点。在30、40年代的经济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个焦点问题，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这种过渡的发生和本质——这一争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中得到了延续，今天英美学界有关“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纷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有学者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从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过渡，有学者强调市场组织原则的变化，就是资本成为市场过程中的统治力量因而推动了历史的变迁，还有学者从人（实际上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化身）的理性和伦理精神的角度为资本主义作辩护。在左派学者的讨论中，前两种观点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理论竞争。

这种竞争实际上延续到或者说漂移到二战之后出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高潮的有关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的分析。特别是在资本“全球化”的尺度上，如何看待那些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者”的非资本主义或者说就是落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就成为“生产方式”概念的一个重要讨论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转折点是阿尔都塞的“结合”概念被引入这一争论之中。

在这一讨论域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精彩分析。但“生产方式”概念却已经是一个经过多次阐释的复杂“再生岩”，很难成为我们把捉马克思原初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概念的直接出发点。

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也就是近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马克思生逢其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这不是什么新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经接触到了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这在列宁那里被定义为“帝国主义”阶段。此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又被描述为福特制-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阿格里塔）、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消费社会（鲍德里亚）等等。“晚期资本主义”的观点是由曼德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坚持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分析上面提到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笔者选择这个概念来定义当代资本主义意在表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批判，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工具仍然有效。

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3]“生产方式”概念要么在“后马克思思潮”中被或明或暗地抛弃，要么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坚持，要么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被改换门庭重新加以利用。因此，在这一讨论域中“生产方式”概念可以看做是一个理论混战的焦点，也是今天国内学界尚未形成定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论背后具有奠基性作用的是马克斯·韦伯的技术理性分析。从卢卡奇颠倒性的运用韦伯开始到阿多诺以“否定的辩证法”力图超越这种技术理性之上的同一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兴起、发展到终结的历史全程中一直在同这个潜在的理论对象对话。以至于在阿多诺、阿尔都塞之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已经几乎完全被看做是资本统治的“铁笼”，其中的对抗性维度竟也被去势为碎片式的喧嚣。只有真正回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找到历史唯物主义内部的自批判性向度，才能彻底地反击这些“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不是仅仅看到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终结哲学”的口号依然振聋发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论域中还派生出三种对于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直接批判或替代性范式。它们分别是阿伦特、哈贝马斯用以取代生产范式的交往范式，鲍德里亚、萨林斯以原始社会为蓝图来否定马克思的生产主义批判，以及波斯特、卡斯特尔包括齐泽克对于信息时代和知识产权的分析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经济决定论”模式的“生产方式”概念阐释产生的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同时也激发了最为广泛的理论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无一例外都是在同这种模式争论的意义上阐述自己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理解的。对于这种模式及其理论变形的批评不仅见于马克思主义内部，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学者着力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本人的主要出发点。实际上，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也已经意识到这种模式存在的理论缺陷，并力图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问题上加以扭转。但这只是一种不触动总体逻辑框架的修修补补，因而未能从根本上超越这一理论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学界发生的围绕“生产方式”概念内涵所进行的争论，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进行的。但既便如此，这些分析已经为后来反思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而“回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这种模式中，“生产方式”实际上仍然是被理解为一种直接的“技术”或“经济”力量，而不是作为一种从一定生产出发构成社会总体存在的体系和机制。这也应和了后来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所出现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的问题。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阿瑞吉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观点虽然在理论倾向上持一种左派立场，但在“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上却并未真正超出“经济决定论”的模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第二种讨论域中阿尔都塞的“结合”概念被挪用到一定历史中的社会形态和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分析之中。因此，这种理解模式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在某些理论问题上（如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等）具有启发意义，但却无益于真正解释这一概念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哲学内涵。

要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逻辑终结的历史宿命，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本身，揭示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自批判性维度。但是以哈贝马斯和霍奈特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第三代学者却在批判“极权主义”的反向路径上退回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之前，也就是到“私有财产”的运动中重新发现一个克服“技术（生产）异化”的公共领域。这种倒退的逻辑产物就是在青年黑格尔那里发现的所谓“交往范式”。实际上，这一理论路向在此前的阿伦特那里就已经明晰地展现出来。沿着晚期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所开启的逻辑路向，阿伦特在批判极权主义的过程中“顺道”批判了那种导致异化产生的“劳动”和“工作”。尽管哈贝马斯和霍奈特引入了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但其内里逻辑在根本上并没有超出这种“私有财产”交互承认的范式——这在马克思那里恰恰是用“生产方式”概念超越了的东西。

站在结构主义的肩膀上，阿尔都塞正确地看到了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同源，即现代工业的发展，并且敏锐地指出了“生产方式”概念只有在在功利性的交往之中才能确立这一理论事实。但是受莫斯和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影响（张一兵语），鲍德里亚力图以原始社会的非功利性交往取代“生产方式”概念所浸淫其中的功利性交往，这就离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相去甚远。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的确是从私有财产的交互运动中找到了历史发展所凸显出来的客观抽象——生产成为社会历史的存在基础。但是这种凸显一方面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础的客观指认，另一方面也包含着通过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质所展现出来的自批判维度。换言之，以“生产方式”来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本身就包含着对当下（作为历史发展人体的工业现代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批判。也只有坚持“生产方式”概念才能从根本上展现并超越这种有限的历史存在。鲍德里亚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只看到了其一，却错过了其二，其理论下场注定是越激进、越反动。

然而，鲍德里亚对于“生产方式”理论的很多分析对于那些仍沉浸在“经济决定论”模式之中或者说跟着“技术异化论”模式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针猛烈的清醒剂。因此，鲍德里亚虽然是我们真正回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之路上最难翻越的一座大山，可是一旦越过我们就将面对一片坦途。

在笔者看来，“生产方式”概念的使用情况在马克思的原初理论文本中所存在的这种变化是同马克思理论探索进程中自身存在的范式转变结合在一起的。“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和发展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推进的逻辑坐标。简而言之，“生产方式”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成为马克思理论分析的核心范畴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现实社会历史批判方法的进一步雕琢，同时也是“生产方式”概念自身的进一步深化。[4]

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面对早年“苦恼的疑问”，他最先接触到市民社会，并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对它的解剖，进而得到了用于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生产方式”概念的得出，也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可资佐证的是，“生产方式”范畴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中开始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就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的。自此之后，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的批判性认知就获得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简单说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所再现的历史情境是这样的：从工业生产出发，马克思在分工的发展中说明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本质，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分裂为资本家和无产者两大阶级的历史趋势；其中竞争是一个关键换节，由于私有财产和竞争的存在，资产阶级生产的必然结果就是阶级对抗和斗争的尖锐化；特别是伴随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和工商业危机的发生，革命也将不可避免的发生，从而扬弃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上述分析在总体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但是对于具体社会结构的运动以及当下“社会形态”中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不同层面上的不同因素作用的见解却在1848年革命后遭遇了自身理论的滑铁卢。这既要从现实“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变化中找原因，又要反思马克思“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所代表的那种当下社会历史批判观点的理论不足。从根本上说，这种不足在于资本剥削被简单而直接地链接到工业生产所导致的分工和竞争之上，而没有说明资本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技术生产过程、社会生产关系和总体社会意识形态中完成自身布展的复杂机制。

只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推进，生产方式内部的隐秘结构才得以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这可以看作是劳动价值论的完成）大白于天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出现就是这一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当然，在后文的分析中我们还将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不仅说明了资本剥削的内在本质，而且为剥离这种历史性本质到它的非历史性现象的上升过程提供了更为精致的科学方法论路径。在笔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方式”概念所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中的最高成果，是现实社会历史批判科学理论的再推进和精细化。

另外，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并不是一种错误到正确的简单修正，而是“生产方式”概念所提供的科学方法自身发展的结果，毋宁说二者就是“生产方式”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存在方式。二者都是“生产方式”分析在对现实社会历史运动的说明中所形成的理论产物，但它们又不是一种作为抽象理论的“生产方式”概念在不同时段上的运用。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区分“生产方式”概念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论维度。

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自然事实，但是生产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基础进入社会历史的运动并成为分析这种运动的出发点这一社会历史事实却是一个晚近的发明。这是两个分处完全不同的逻辑层面的事实。无论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都首先承认前一个自然事实，但是对于后一个社会历史事实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两个不同的理论维度却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一种“共轭式”的耦合分析。

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即说明人类历史-社会存在一般基础的理论路径，强调的是从生产出发把捉一定的历史-社会的过程性存在。这既是“生产方式”概念的总体性框架的第一原则也是第二重理论维度，即对于一定社会-历史运动主导逻辑批判剖析的科学前提。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适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但这种观点并不是在一般的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说的，而只有结合当下一定社会-历史运动的展开才能成立。这是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解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体所进行的认识和重建，这种重建并不能脱离那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在工业现代性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生产作为人类历史-社会存在的基础与前面所提到的自然事实获得了重合，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当这种自然事实被用来建构历史-社会的运动时，历史就真实地表现为不同生产方式的转变和跃迁，这种跃迁是在向着工业现代性走来并揭示这种特定社会历史存在之有死性的意义上才得以绽现出来的。因此，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蕴含着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旨归。

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即批判人类社会-历史运转特定主导的逻辑剖析，首先是在面对现实存在的工业现代性，进一步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意义上存在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依赖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前提，但它从特定生产方式运动的主导逻辑出发对于这种一定的社会历史存在进行内在的剖析。这是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历史-社会存在基础说明路径的细化和推进，也就沟通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针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因此，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运转主导逻辑的批判中，虽然在根本坚持着从生产出发的科学方法，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往往采用的是能够真实再现这种特定社会情境的理论叙述方式——按照马克思在1857年《导言》中的话说，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概念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的推进，在直接的意义上就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自身完善的理论表现。因此，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建基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并且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为自身的科学前提和保证。

简单说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总是要落到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之上，否则就成为一种抽象的教条体系；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总是不能离开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保证，否则就无法超越资本主义拜物教的限制。总之，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之中，这两个维度缺一不可，否则就会从不同的路向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明或暗的理论同谋。

注释：

[1]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得以形成并发展的。但是，正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生产方式”概念有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理论认知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总的说来，这一过程同“生产方式”概念的形成和推进内在一致，并且外在地表现为马克思理论术语的改变，如“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等等。思想上的进程也已充分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是在马克思之后才真正成型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有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所具有的可能只是一种学术史的意义。

[2] 南京大学孙伯鍨教授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方法而非体系。参见孙伯鍨等：“体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孙伯鍨：“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与方法”，《江海学刊》2001第2期。

[3] 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终结的观点，是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和胡大平教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逻辑》中最先提出的。按照这种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宽泛称谓，而是自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经过人本主义思潮、结构主义思潮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阿多诺那里走向终结的一种哲学思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当代西方左派激进思潮按照理论观点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后马克思思潮与今天国内学界讨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有交叠之处。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我们强调“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和发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必须看到：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出现及其含义转变，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理论事件，同体发生的是相关概念群的“跃迁”。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完善本身表现为一系列新概念或者是相关概念的新含义（包括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突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