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 | 青年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在最初经济学研究中的消失——马克思《巴黎笔记》研究

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civil 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语，从作为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下沉到劳动和需要体系的市场关系的市民社会话语II，再由黑格尔生成超越“第二自然”的批判性的市民社会话语III。关于这一观点，我已经有过初步的讨论。[1]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的认识和话语实践，还没有进入斯密-黑格尔以劳动分工和需要（交换）体系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话语II的构境，只是到了《论犹太人问题》，他才进入以需要和私人利益为核心的经济的市民社会话语II 的构境之中，也意识到了黑格尔批判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III的特殊构境意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转变。在此，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第一次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话语III构境直接转换为有明确批判性政治立场的资产阶级社会总体。

在1843年末至1844年初，青年马克思还处于他不久前发生的第一次思想变革之中，即从唯心主义向一般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一般共产主义的转变。

青年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原因是复杂的，据他自己后来的回忆，首先是社会现实问题中的“物质利益问题”，即追逐金钱的“下流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新近形成的货币异化观念中得到初步的解读，但货币异化观的经济学原因并没有得到说明。其次，在写作《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市民社会”一章中对市民社会所进行的经济关系构序，以及对斯密、萨伊和李嘉图等人主要论著的提示，这些内容对青年马克思来说都还是巨大的未知领域。再次，马克思与赫斯、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的深度交往2，是他研究经济学最直接的导因：《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青年恩格斯和赫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论文，特别是他们在批判市民社会II所涉及“国民经济学”批判和经济异化批判的直接刺激；而蒲鲁东基于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主义观点，使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马克思虽然不同意蒲鲁东的政治观点，但他已经意识到蒲鲁东的劳动工人在经济分配中的不公显然远远深刻于自己那个法人（公民）与市民分裂的异化逻辑（《论犹太人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十分急迫地想从经济学中了解，这个“国民公会”背后的市民社会（II）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当青年马克思进入经济学研究领域时，他突然发现了与自己熟悉的政治法权和哲学话语完全不同的一个新世界。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简要描述的那个劳动-需要体系构序起来的市民社会II，被扑面而来的宏大工业生产—商品经济复杂关系构序—塑形历史进程所爆裂，更不要说马克思自己曾经得意的那个决定了国家与法的个人私欲关系的市民社会，因为，反封建专制的第三等级——“市民”真实地分裂为劳动者（工人）和不劳动的有产者（资本家）。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巴黎时期，青年马克思突然不再轻易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概念来指称这个陌生的异化“社会”了。客观上，这是因为他所读到的法文版经济学论著中，原初在英文中使用的civil society 一词，会被转译为so⁃ciété civile，马克思开始并不知道黑格尔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是对斯密civil society 的转译。3在整个《巴黎笔记》时期，马克思只是在自己的评论中两次使用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次是在《穆勒笔记》的评论4中，另一次是在对布阿吉贝尔的《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旁注5中。对此，我们来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6中，已经比较仔细地讨论了马克思的第一次经济学研究过程。我已经说明，在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间，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进程中为我们留下了内容丰富的超过10个笔记本之多的广义《巴黎笔记》。其中主要作为经济学摘录的7个笔记本，此外还有3个笔记本是马克思试图跳出经济学的哲学话语的相对独立的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巴黎笔记》的第一笔记本是从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1837）一书开始的，从马克思的摘录看，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恩格斯语）7的他，一下子就掉进一个完全陌生的话语世界中，国民经济学中完全没有青年马克思原来头脑中关于市民社会的匹配知识，他开始摘抄的东西全是“物的价值（valeur）”、劳动动作塑形产品、财富不是自然物，而是劳动活动构序已经存在的物质的“效用（utilité）形态”、作为系统工具的机器、不可见的劳动分工（laséparation des travaux）扩大社会的产品、交换的无形市场和借贷资金量等等，特别是“资本不在于这种货那种货物的物质，而在于物的价值（un capital ne consiste pas en telle ou tellematière, mais en la valeur de ces matières）”。8这些内容大多已经是工业生产之后，新型实践构序和塑形的现代社会负熵质，我不以为，此时满脑袋法哲学和类本质异化概念的青年马克思一下子都能理解这些概念的具体构境意向，问题在于他根本不能将这些充满非直观社会唯物主义的观点与自己的“物质利益”和市民社会观念联系起来。但是，不同于物性的自然财富，由工业中的劳动改变物的“效用形态”的社会财富、不同于手工工具的复杂机器系统和不是物质实在的价值（资本）等特殊的经济学话语塑形，一定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并逐渐成为他思想构境中的逻辑凸状（convexity）9，这也是之后马克思在客体向度中突显社会活动关系的第一层级非物相化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赋型的基础，当然也是他将来新的历史认识论的前提。依我看，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的不断无意识赋型过程。工人的劳动创造工业世界中的财富这一新观点，会成为青年马克思重新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构序基础。特别是在这里，青年马克思没有看到自己所区分的与类生活异化的公民不同的经济异化中的市民，而只有获得工资的劳动者工人（l'ouvrier）和拥有资本的“工业领导者”（chef d'industrie）。8这也就是说，作为反封建出现的第三等级政治力量——市民，其实是分裂的，如果存在经济异化，那么不是笼统的人的需要和私利中市民的物质生活的异化，而是劳动塑形“社会财富”的工人的异化。马克思应该意识到，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我推测，这是马克思突然放弃civil 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概念主要的原因。

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对萨伊论著最初的评论，出现在关于作为国民经济学前提的“私有制”和“交换”是一个国家中财富的根本因素观点摘录中。8在接下来的关于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Theorie des richesses sociales）的摘录中，更多的新术语出现在马克思的眼前：工业劳动作为人的智力和物理力量（forces physiques），是被人利用的自然生产力（forces productivesde la nature）之后，创造价值的“第二生产原则”（le second principe de production）。8这里作为创造价值的“第二生产原则”的劳动，显然是区别于农业生产中利用自然力的工业劳动塑形和构序。这个当下发生并在塑形产品之后消失的工业劳动概念，也会深深地烙印于青年马克思的脑海中。这可能成为不久之后马克思讨论劳动外化为自然界中的对象性存在时的感性情境。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历史性差异，有可能使历史性的时间成为不经意的逻辑凸状，也会是将来历史认识论中发生的现实社会历史比较线索。交换（échange）和劳动分工是相互依存的，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就是“商品”。这是青年马克思第一次遭遇不同于产品的商品概念。而在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中，青年马克思摘录了这样两个观点：

一是“工业（industrie）……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les relations d'homme à homme）必不可少；它教他们互相帮助……通过向人们展示他们从相互依附中获得的收益，这是社会的粘合剂”8。在黑格尔用需要和交换体系为中介，自在地建构市民社会的地方，更基始的工业生产成了社会的“粘合剂”，这个显然不同于农业生产的工业，使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可缺少，这是一个比交换关系更深刻的生产关系的暗示。虽然此时青年马克思还不能理解这一不可直观的劳动协作关系中的构序，但他有可能将工业与市民社会话语内在地链接起来。这对他后来在《评李斯特》一文中对“工业话语”的使用会有一定的影响。

二是“政治经济学无非就是社会的经济学（l'économie de la société）。正是人类社会（sociétés humaines）赖以生存的这些自然法则和恒定法则（lois naturelles et constantes）的知识，构成了政治经济学”8。青年马克思应该可以看出，他已经赞同黑格尔试图超越的市民社会III，正在被国民经济学家指认为“人类社会”或者更一般的“社会”中的“自然法则”。这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烟幕。对此，马克思保持了沉默。他不久前所获得的那份“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的唯物主义的骄傲，突然失去了坚实的土地。被伪饰成“自然法则”的市民社会概念，也沉入马克思不被信任的黑暗边缘。

斯密的法译本《国富论》（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1802）是青年马克思下一本摘录的对象，这也是黑格尔市民社会II的真正学理基础。然而，青年马克思眼中仍然被大量陌生的经济学话语所爆溢，从《巴黎笔记》第二笔记本中摘录的文字，可以看出他是将斯密看作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始祖。 

在上文的摘录中，马克思已经知道了工业之后的社会财富已经不是物性自然财富，而是劳动改变和塑形物的“效用形态”，他又看到黑格尔那个需要和交换的市民社会中介体系背后，是在分工条件下，通过交换“他人的劳动”，并且，这种他人的劳动采取了商品价值（劳动量）的方式。可能，一种现代社会生活发生的非物相化的关系场境存在图景，在马克思的认知构式中逐步生成。虽然此时，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被青年马克思所理解，但工人的“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du travail）在工业之后的社会财富创造中的实际作用，必定牢牢奠基于他的全部理论构序之中。这是他后来在《穆勒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中，真正超越赫斯停留在流通领域的主体际交往（交换）关系塑形，进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异化构式观念基础。

其次，是《国富论》中直接与市民社会相关的讨论。马克思摘录了这样两段话，

一是斯密著名的观点：“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Ainsi chaque homme subsiste d'échanges ou devientune espèce de marchand, et la société ellemême est proprement une société commerçante）11 在斯密这里，市民社会的本质是交换活动中的关系性赋型，这彰显了资产阶级现代生活的场境本质。也由此，一切人才都成为商人，市民社会也可以被指认为商业社会。这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遮蔽，因为都是“商人”的背后，工人出卖的东西与资本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此时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该逻辑凹点和盲区，这种人们在商品-市场经济活动中遭遇的金钱关系赋型，已经是事物化颠倒的结果，马克思还没有获得透视经济拜物教的第二层级物相化证伪的批判认识论。

二是“所有市民社会的大商业（Le grand commerce de toute société civilisée）都是建立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贸易，包括将原始产品交换为制成品”8。总之，斯密眼里的市民社会也是一个商品交换关系为核心的商业社会，在这一点上，并不完全符合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对市民社会的观念赋型。这应该是后来马克思一提及市民社会，就同时提到商业社会的缘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关于《国富论》的摘录中，青年马克思仍然以沉默为主。事实是，他可能会愤怒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谎言，但他根本不能评论上述经济学话语在专业上的真伪，我们能看到他的议论，倒是批评斯密关于分工与交换的关系的“循环论证”。10

在《巴黎笔记》第四笔记本中，马克思关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Des principesde I'economie politique et de I'impot）12 一书的摘录中，第一次出现了较多的议论，这说明青年马克思对从经济学话语赋型市民社会这一特定理论构境的逐步进入和熟悉，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道德激愤逐渐地释放出来。因为在1850 年开始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两次摘录了李嘉图（李嘉图笔记II-III）的这一重要文本，所以我将《巴黎笔记》中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摘录”指认为“李嘉图笔记I”。一开始，马克思就发现了李嘉图与萨伊（萨伊正是该书法文版的注释者）在价值问题上的区别，并且，他开始能够对经济学的一些问题发表相当“专业”的看法了。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克思似乎已经觉察到，相对于斯密和萨伊，李嘉图的经济学观点更彻底、更“露骨”。这是准确的直觉。比如在对此书第十八章的摘录中，马克思在分析了李嘉图对总收入的观点之后写下很长一段评论，他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恰恰在于“否定了生活的一切意义”，这是一种“无耻”抽象的顶点。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在这里，生活的意义是人。但青年马克思没有意识到，这里的“人”在更深层次的历史观中，同样也是抽象的，这一点只有在1845年春天以后的哲学革命中才正确地被指认出来。

这里的“人”，当然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构境中的非历史的人，但这个“人”在此却承担了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价值张力支撑点。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突然意识到，如果在斯密和萨伊那里，还存在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那么到了李嘉图的“犬儒主义”（Cynismus）抽象逻辑之中，只剩下利润和地租的二位一体。

他说：“李嘉图的命题有真正的意义：一国的纯收入不过是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同工人没有关系。国民经济学同工人的关系仅仅在于，工人是[产生]这些私人利益的机器。”13

在撕去了所有“道德情操”（斯密语）遮羞布的李嘉图那里，工人并不是“人”，而是经济“纯收入”（利润与地租）中可以不作数的劳动机器。此时马克思自省到，自己原来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讨论的经济异化的主体不是市民，而是“生活本身没有什么价值”的“劳动阶级”。我认为，这正是后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中，青年马克思为什么从经济三位一体的斯密-萨伊经济学出发，而没有讨论眼中无人的李嘉图的直接原因。所以，那种因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中没有直接出现《巴黎笔记》第四笔记本中的摘录内容，而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故意撕裂开来，插入摘录内容的做法是十分荒唐的。其后，青年马克思也发现，原来自己所关注的市民社会和国家与法的关系同样是虚假的抽象，因为，“资本家（Capitalisten）的特殊利益有权力冒充国家的普遍利益（allgemeine Interesse），个别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也有同样权力冒充一切资本家的共同利益，冒充国家利益，国民经济学是一种人为的虚构”。

与上述假扮市民社会个人的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一样，这里的国家就是“总体资本家（Summe der Capitalisten）”13。我推测，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意识到，斯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civil 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只能被重新赋型为资产阶级社会！与此同时，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这恰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并不关心人，“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外，非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中（die Men⁃schlichkeit ausser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ie Unmenschlichkeit in ihr liegt）”13。青年马克思在此第一次发现，如果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李嘉图的命题是真实的和一贯的”，那么“西斯蒙第和萨伊为了同非人的结论进行斗争，就不得不从国民经济学中跳出来（herausspring⁃en müssen）” 13。这个herausspringen 是极为关键的逻辑构式。它将是马克思后面《穆勒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国民经济学中“跳出来”的最重要的哲学人本学逻辑构境支点，也是批判认识论的重要起点。

更可恶的，是政治经济学将这种悲惨的“社会疾苦”装扮成“任何人类力量都不能消灭的自然规律”。这是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鼓吹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论。而在前述《巴黎笔记》的相关摘录中，青年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批判这种观点。

的确，面对着由这种资产阶级生活（bürgerlichen Lebens）、这种私有制、这种商业、这种工业（Industrie）、各个资产阶级集团（bürgerlichen Kreise）间这种相互掠夺的非社会本性所引起的后果，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成了一个自然规律(Naturgesetz)。因为这种割裂状态、这种卑鄙行为、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奴隶制（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es Sklaventums）是现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Naturfundament)。14

私有制、商业和工业，都是青年马克思《巴黎笔记》中经济学话语的关键词。在这里，马克思不讨论经济学，而直接上升到政治批判：抽象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本质，在这里被直接揭露为“资产阶级生活”，它是工业和商业建构起来的新型私有制社会，它的统治主体是“资产阶级集团”，这里的“自然规律（Naturgesetz）”，马克思显然是在反讽的批判认识论语境中使用的，即我所指认过的批判性的“似自然性”观点。15并且，他明确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更坏的奴隶制。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今天反抗现代资产阶级奴隶制的革命将是一种“整体的观点”，它是“对非人生活的抗议”

这正是李嘉图非人经济学话语的对立面。新的革命之所以是一种整体的观点，

这一段话语表述是重要的，因为它显露了马克思此时在哲学观念中的某些真实想法，一是坏的劳动，二是作为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共同体。虽然青年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直接使用异化概念，但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知道工业劳动是创造世界的根本力量，但他也发现，出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是残害工人的败坏的劳动（以后叫“异化劳动”），因为正是工人自己的劳动是使人离开自己的共同体本质（以后叫“真正的社会”）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不同于赫斯的。这极有可能是青年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短暂地接受交往异化构式之后，迅速转换为劳动异化构式的原因。此时，青年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以人本主义的哲学来全面批判资产阶级社会。

有趣的是，也是在这一文章中，青年马克思提及了一种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社会IV，他说，“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是古典古代国家赖以存在的天然基础”（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des Sklaventhums das Naturfundament war, worauf der antike Staat ruhte）。[3](P386)显而易见，青年马克思这是完全违背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作为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市民社会Ia（πολιτικη＇κοινωνíα，公民社会）、霍布斯、洛克的资产阶级政治共同体的市民社会Ib（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或文明）的思想传统赋型，他硬要在古代社会中找出一个决定了政治国家的，作为下层建筑结构的特定的市民社会IV，以对应决定了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经济的市民社会II，依循这一逻辑构式，他以后逐渐明确提出了决定一个社会结构中上层建筑的基础概念。后来，马克思也怕引起误认，时常会在这个特设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上打上双引号，即“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