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 | 谋生劳动与资本：资产阶级社会的二元结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的再研究

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的讨论，笔者在《回到马克思》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已经有过详细的分析。[1]如果说，《穆勒笔记》的理论构式还是在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描述“市民社会”经济现象的思路边走边想，那么，《1844年手稿》则是马克思完全自主撰写的书稿了。青年马克思是聪明的，他可能觉得，自己在《穆勒笔记》中先跟随国民经济学的构式，然后再从中跳出的无意发生的思想构境，对被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误导的读者会有启发意义，所以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的一开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自觉地先从国民经济学的话语构式入手的。当然，不同于《穆勒笔记》中那种无批判地摘录原文，马克思在这里是让斯密等人的观点先归入他所塑形的三栏特定专题栅格中，再以青年恩格斯的批判性方式予以评判，最后再跳出经济学语境，以哲学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构式将其彻底颠覆。这里，只是依照青年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线索，概要说明笔者在本次研究中对第一笔记本的一些新看法。

《1844年手稿》开始的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在《穆勒笔记》最后概括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者分离的三元结构图，成为他重新塑形的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的资产阶级社会表象。为了适应这一三元图解，马克思干脆将手稿划为三栏，以直观的方式让这种wechselseitigen Entfremdung（相互异化）直接在场。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自己有明确的说明，在第一笔记第二部分的开始，马克思详细说明了他为什么在第一部分中会分三栏写作。他说：

这两个分离，正是《穆勒笔记》中那个资产阶级社会表面的三元结构。在刚刚结束的《巴黎笔记》 的经济学研究中，青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斯密和萨伊那里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到了李嘉图的“犬儒主义”（Cynismus）抽象逻辑之中，只剩下作为资本回报的利润和地租的二位一体。在撕去了所有“道德情操”（斯密语）遮羞布的李嘉图那里，工人并不是人，而是经济收入中可以不做数的劳动机器。这也是李嘉图不在第一笔记中出场的根本原因。后面，青年马克思在赞同青年恩格斯所指认的斯密是经济学中的“路德”问题时，直接说明了这一缘由。不过，与《穆勒笔记》中简单跟随经济学话语不同，马克思这里表征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者分离关系的落点恰恰是李嘉图删除的工人的工资。所以，他是以第二个分离，即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分离作为三栏的标识。依笔者重新复构的青年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的构境之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线索，对于这个第一笔记第一部分的解读，应该从第三栏“地租”开始。因为，这里有青年马克思第一次从土地—土地所有者—地租的侧面讨论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生。

第三栏：对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发生的思考。马克思说，过去的“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 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当然，这并非是指土地本身对人的统治，而是土地作为私有财产（不动产） 对穷人的奴役。这是可见的物役性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3]土地占有是封建性私有财产的基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先说一点，经过《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观察和《巴黎笔记》的经济学洗礼，马克思此时的认识论对象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土地和地主除去“事物性”的财富关系外，还有这种特定财富可能直观到的封建人格化“外观”特征。这里说明了一种土地与所有者没有分离的历史状态。土地属于封建地主，他可以将领地人格化，使土地成为自己的“无机的身体”，而农奴就是打上他的专属印戳的奴隶，他的权力和政治地位仿佛是从土地中生长起来的。在认识论构境中，这一时期中规制人们“现象界”的康德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现实基础，将会是血亲关系天然构序起来的凝固化的循环时间与空间中的先验社会等级专制构式，在此之上才会出现永恒不变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先验观念赋型构架。在东西方的历史上，这种在土地上凝固化的封建宗法关系作为一种规制性的社会先验构架持续了数千年。然而这一切都被新兴的工业和资本的飓风所摧毁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出现了。马克思从土地和所有者的关系角度说：

这是第一个判断，其中，作为封建专制统治基础的不动产——土地成为“私有财产运动”中可变卖的商品（动产），这种新的流动性，使封建社会统治中的政治压迫转换成资本的“单纯统治”，统治者与劳动者的关系从直接的奴役关系转换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这是从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到新型经济剥削统治的转换。在马克思摘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直接奴役关系是残暴的，萨伊认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6]而斯密则说，“土地所有者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花劳力也不用劳心，可说是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手中的”。[7]这是说，封建关系中的财富，是直接从农奴手中掠夺而来的，资产阶级则将这种直接掠夺转换为形式上平等的商品交换的经济剥削关系。经济剥削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下面我们会看到，这一点，马克思也可能从舒尔茨的文本中首次遭遇。于是，“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俗语清楚地表明了被杀死的物质（todtgeschlagnen Materie）对人的完全统治”。[8]虽然青年马克思始终避免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语，但这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确立。金钱没有主人，意味着凝固化的专制统治历史性地让位给变动不居的资本，这不再是物（土地与天然血亲关系）对人的统治，而是原先活着的事物（劳动）被杀死且畸变为经济事物对人的统治。马克思此处使用的todtgeschlagnen是极为深刻的。笔者以为，在一定的意义上，会暗合上述《精神现象学》中“克服对象”关系中两个层级的物象化证伪赋型。马克思的这一判断既来自他在克罗茨纳赫对欧洲历史的研究，也借鉴了麦克布洛赫等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历史分析。然而，马克思此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此处所进行的不同社会经济关系的比较性研究，呈现了一个与他的人本学异化史观相比，更加重要的暗含着历史性时间系数的认识。与笔者在《回到马克思》第1卷中的看法不同，现在看来，异质于人本学异化史观的从现实出发的第二条逻辑线索，并非只是第三笔记本中出现的经济学话语；而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开始的模仿经济学话语的批判构式中，已经隐约浮现在青年马克思的历史性分析和实证批判里。而它的前期构序线索，则更早地出现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研究之影响中。

19世纪40年代的克罗茨纳赫

第二个判断为，在新的金钱统治的世界里，旧的封建宗法关系通通被解构和重构为经济利益关系。马克思说： 

土地所有者与土地的关系，从人格化塑形的领地和王土变成了非人格化的事物性自发构序的可交换财富，土地与人一同在交换市场中“降到牟利价值的水平”，封建统治者与土地的荣誉联姻被冰冷的资产阶级利益关系所取代，人的欲望和私利，以公开的“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原先从娘胎里带来的“对他人血汗成果的坐享其成”的封建独断，消失在市场竞争关系和不稳定的经济熵增动荡之中，资本家如果不用“他人血汗成果”（杀死的劳动）去进行忙碌的剥削，他将失去自己金钱统治的地位。这些从旧有土地上历史性发生的全新社会关系，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全面建立。青年马克思的这些重要看法，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中，以新的话语重新科学地表达出来。笔者推测，后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非物象化的关系场境论应该是从这里开始奠基的。因为，从凝固的血亲关系向流动性的金钱关系赋型的转换，应该是马克思进入现代社会生产的场境存在论的真正开始，这当然是马克思历史研究和经济学语境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会是关系意识论的全新基础。在此，认知对象会从自然实物上的财富变成关系性的社会财富，刚性的政治封建等级结构变成不可见的动态经济关系场境。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并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而是来自这些前期的思想构序火花以无意识的逻辑凸状不断集聚和爆燃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与马克思对工业生产之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特殊商品市场经济关系的直接感知和认识相关的。所以，没有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指认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理论，[10]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其合理性的，当然，这只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青年卢卡奇

第三个判断，是这种历史变化，必然导致土地封建关系的历史性消失，资产阶级社会实际上是资本与劳动分离和对立的二元结构。这是青年马克思不同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构式的新判断。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也正是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从青年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得来的重要判断。[11]马克思分析：“最后，在这种竞争中，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因资本运动的规律而破产或兴起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12]不动产的土地，一旦变成商品，只有变成竞争中的动产。 

土地作为商品，也就解除了它的封建关系的凝固在场，封建地主的不变等级则在商品的流动中被彻底粉碎。整个社会，封建土地和封建主都消失在资本的附庸之中，只有掌握“工业资本”权力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说：“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地产买卖，地产转化为商品，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后形成”。[14]这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家描绘的资产阶级社会表面的三元结构，本质上只是二元结构：但这个二元结构不是李嘉图减去劳动的利润与地租，而是资本与劳动，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三栏中这个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虚假独立的地租（土地）的第三栏的在场，恰恰是为了论证自己的历史性消失。这就使青年马克思加深了对所谓“市民社会”本质的理解，即先前他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看到的汉密尔顿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与风俗习惯》一书中提及的市民社会分为劳动者与不劳动者。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假想的“市民社会”中根本没有抽象的市民，为了反封建所塑形的政治上的“第三等级”，已经具体分化为拥有劳动的工人和拥有资本的资本家，而有动产的资本家，即资产阶级当然是这个社会的统治者。也由此，青年马克思干脆不再使用容易产生混乱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样，我们再倒过来看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三栏中的另外两栏：工人的工资与资本的利润。虽然马克思声称，他要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话语和方法来讨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青年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子，因为马克思刻意在让斯密、舒尔兹等人先出场，但青年马克思还是在否定他们对工人劳动与工资和资本与利润的基本结论。这种在国民经济学逻辑构式内部进行批判的展示，为的是下面自己人本主义劳动异化逻辑构式 II 的辉煌登场。这是马克思试图超越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的聪明之举。从刚才我们对第三栏的讨论看，青年马克思此时的批判话语构境已经是十分深刻的观念赋型，并且，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历史学和经济学话语实践之上的，然而，马克思觉得这些理论构序和赋型仍然是可以再深化的。

青年马克思

第一栏：陷入绝境的抽象和片面的谋生劳动。青年马克思关于工资与劳动的讨论，也是从《穆勒笔记》最后涉及的国民经济学那个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三元分离结构开始的。他说：“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15]为什么？因为，这种分离造成了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工人。马克思说：“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并且，工人的“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16]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抽象劳动，二是谋生劳动（Erwerbsarbeit）。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劳动的“谋生活动”。这里的非自主性的谋生劳动，我们在前面的《穆勒笔记》中已经遭遇了，而工人的劳动为什么是片面和抽象的？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呢？青年马克思此时捕捉到的原因为经济学视域中的劳动分工。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读到的第一本经济学文献中，萨伊就指认了，“分工（la séparationdes travaux）是巧妙地利用人的作用（forces de l’homme）的一种方法，分工可扩大社会的产品（lesproduits de la société）”。[17]这是将劳动分工视作生产构序技能中的进步。然后在斯密的《国富论》中，马克思再一次看到，“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produktivenVermögen （facultés） der Arbeit）。”[18]显然，分工本身是属于工艺学中的劳动构序关系的内容。斯密也谈到，分工会引起的社会结果，“分工一旦被引入，每个人的大部分需求就必须通过他人的劳动来满足。人们因为他能够支配或有能力购买的劳动的量，而变富或变穷”。[19]因为劳动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同时，也让工人的劳动成为片面的活动。如果原来铁匠制作一个别针，他的劳动是一个具体实践意志的总体完成，那么在斯密所列举的别针工序的切割和不同劳动分工的情况下，每个工人所从事的劳动已经成为一个行为片断，问题的实质为，工人无法拿这个片断的劳动行为去换饭吃。斯密的这一看法，在黑格尔那里被思辨地强化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市民社会中劳动生产过程出现了体现“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的“抽象化（Abstraktion）的过程”，这种“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精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分工（Teilung der Arbeiten）。”[20]黑格尔说，市民社会中的这个抽象化的分工正是造成劳动和需要片面化的原因。黑格尔对劳动分工的这一判断深刻地影响到马克思。所以，马克思说：

这也就是说，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越来越有依赖性”，他的抽象的、片面化的劳动只能是自己非自主性谋生的手段，并且，这个唯一可以拿去交换的“商品”只能卖给手中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否则，只剩下“胃”的工人将“沦为乞丐或者饿死”。由此马克思说，这是分工使工人陷入的生存绝境。青年马克思这种用经济学中关于分工的看法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后来重新出现在摈弃了人本主义话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这说明，《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的经济学话语，反倒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出发的事实逻辑的。这是一个复杂的构境关系。一直到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才科学地说明了社会分工与劳动分工的关系，并定位了分工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接下去，青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客观逻辑上（“国民经济学的立场”），像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那样，指认出了经济学理论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相互碰撞而产生的客观矛盾群。 

1. 依据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劳动产品“本来属于劳动者”，可现实中劳动者只得到为了“繁衍劳动者”所必需的部分；

2. 理论上，一切东西都可以用劳动购买，可现实中劳动者什么也不能买，还要出卖自己；3. 理论上，“劳动是人用来增大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可与劳动者相比，资本家和地主却在现实中处处占上风；

4. 理论上，劳动是不变的物价，可现实中劳动价格波动最大；

5. 理论上，劳动者的利益与社会不对立，可现实中作为增加财富的劳动却是“有害的”；6. “按照理论，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受到的扣除。但是，在现实中，工资是土地和资本让工人得到的一种扣除”。[22] 

不难看出，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在经济学现象层面可以直接发现的悖论。如果我们将这六对矛盾与马克思在异化手稿中提出的多重劳动自我异化关系相对照，就可以看到它们停留在经济学现象的“表象性”和“外在性”。

总之，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让我们看到，劳动虽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上是整个世界的真正基础，但劳动和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的境地却是最悲惨的。之后，马克思迅速提出了两个针对性很强的问题：

青年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按照他此时的观点，劳动者的劳动成了一种无个性的片面和抽象的劳动，这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恰恰证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的反动性。可是，青年马克思此时还不可能认识到，抽象劳动在历史上出现的客观必然性。他此时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种客观的抽象的社会劳动，构成了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有可能真正挖掘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的秘密。另外，仅仅提高工资，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青年马克思当然意识到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第二个问题倒真的成为青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蒲鲁东主义切中要害的批判武器：有比分配和“工资平等”更基本的问题。或者说，改善工人阶级状况（青年恩格斯）还有更根本的基础。

这是因为，如果仅仅纠缠于工人的工资问题，那么恰恰会落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构式，而马克思认为，只要“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就会发现，“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并且，前不久他跟随穆勒所使用的“谋生劳动”概念，恰恰是“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的表现。[24]所以，蒲鲁东等人主张的“提高工资”只是改善劳动动物的饲料，而不会根本改变工人的非人生存状况。接下去，青年马克思就用大量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我们看到，这是他在《巴黎笔记》最后读到的欧·毕莱[25]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26]一书，以及舒尔茨[27]的《生产运动》（DieBewegung der Production）[28]一书中获得的客观数据。这也直接证明，笔者关于《1844年手稿》是在《巴黎笔记》全部结束后才开始写作的推测是有事实支撑点的。因为，青年马克思关于毕莱这本书的摘录出现在《巴黎笔记》最后的第八笔记本上。那种将马克思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解读为穿插和交织进行的主观推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笔者已经分析过，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一部直接讨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基础作用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著作。从文本细读的角度看，舒尔茨《生产运动》这本书的内容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的文本语境，与《巴黎笔记》第八笔记本上毕莱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一书内容的在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从这种情况推测，青年马克思应该是在自己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巴黎笔记》摘录基本结束之后，才阅读了《生产运动》。在此书中，舒尔茨已经提出了物质生产基础论和完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话语，达到了社会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29]此时，青年马克思对这些重要的概念和观点还没有直接的觉识，他只关心舒尔茨书中讨论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反倒给工人带来的贫困。马克思注意到，舒尔茨提到在英国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由于有了新的动力和改进了的机器，棉纺织厂的一个工人往往可以完成早先100甚至250—350个工人的工作”。这是继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青年马克思接触到的资产阶级社会工业生产过程第二个重要内驱动力——科学技术构序对象化在机器生产工序中对生产力的促进。马克思此时对这一重要构序线索并没有关注。他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说明，是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才完成的。在这里，青年马克思主要聚焦于舒尔茨、毕莱等人指认的工人在机器化生产中仍然处于悲惨的境地。马克思注意到舒尔茨已经看到，机器的使用虽然提高了生产率，可工人的“奴隶劳动的持续时间”（die Dauer der Sklavenarbeit）却有增无减。原因在于： 

这个Ausbeutung很重要，因为它可能是青年马克思与剥削概念的首次相遇，它将是青年马克思理解资产阶级社会压迫和奴役本质最关键的入口，即剥削关系不再是封建专制中的直接强暴和掠夺，而是合法地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我们看到，马克思在第三栏的写作中用法文的Exploiteur强化过这一观点。机器节省了劳动，可资本家却仍然发疯一样延长劳动时间。更可恶的是，“机械的进一步改进——因为它使人手日益摆脱一切单调的工作”，可是，“资本家能够以最容易和最便宜的方式占有下层阶级以至儿童的劳动力，以便使用和消耗这种劳动力来代替机械手段”。在“1835年，在拥有蒸汽动力和水力动力的英国纺纱厂中劳动的有8—12岁的儿童20558人，12—13岁的儿童35867人，13—18岁的儿童108208人”。[31]这就是斯密等人大讲市民社会道德情操背后的真相，舒尔茨的观点已经说明，所谓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以新的方式剥削和奴役劳动者的资产阶级社会。这可能也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语，在马克思那里从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肯定意味的“市民社会”彻底转喻为否定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缘起之处。 

于是，欧·毕莱《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一书中这样的话语会获得青年马克思的同感：

这说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自由，是工人自由地出卖劳动，资本家自由地雇佣劳动。这种自由的背后，是工人如果不到资本家的工厂中接受剥削，他将被饿死。而当人的生命成为可变卖的商品时，它见证了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全新的奴隶制。其实，我们通过上述马克思对毕莱和舒尔茨文本的援引，不难看到在哲学话语之外对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家残酷地盘剥工人的历史事实和现象的描述，这些实证性的话语几乎可以直接链接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共产党宣言》。然而，青年马克思此时却认为，这些外部的事实指认和批判还可以再从更深的认识论构境中深化，它们都是走向第一笔记本第二部分劳动异化构式II的过渡性环节。 

第二栏：资本和利润。在此栏的分析中，马克思标注了手稿中唯一的小标题：“一、资本（Capitals）”[33]；“二、资本的利润（Profifit）”；“三、资本对劳动的统治（Herrschaft）和资本家（der Capitalist）的动机”；“四、资本的积累（vermehrt）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Konkurrenz）”。这说明马克思内心里特别想认真思考资本问题，为此专门做了研究提纲式的规划，可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这一部分的写作却最不成功。因为这里充斥着大量经济学文献的摘录，只有少量理论分析。这说明，资本的本质和利润问题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薄弱环节，或者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刻意遮蔽的问题域，并且，青年马克思能够从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那里获得的批判话语参照也很少。 

首先，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种支配权力。可以看到，马克思先是从萨伊和斯密那里摘录了这样的表述：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中通过立法保护的“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马克思的评点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34]在上述讨论过的第三栏中的历史分析中，我们已经得知，青年马克思意识到与封建土地不动产的凝固化和个性化的私人占有关系不同，资产阶级手中的资本是流动性的动产，谁占有了它，谁就拥有这种支配权力，这种权力的本质也是流动性的关系赋型场境。显然，此时马克思眼中的资本权力是“动产”的所有权，但他还没有透视资本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本质，这一点，是他在后来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才认识到的。

其次，作为积蓄劳动的资本利润。马克思通过斯密的《国富论》已经知道，资本是积蓄起来的劳动，并且，“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这里可能激活的构序点为：资本的本质是劳动；增殖是资本的基本存在方式。利润的获得途径，除去资本家利用所谓“商业秘密”“制造业秘密”和特定的垄断，使自己商品的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之上外，还有两个重要方面：“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35]这个时候，青年马克思还没有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聚焦于资本家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关系上。也就是说，青年马克思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更不知道，通过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延长劳动时间是资本家榨取工人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两种方式。

在“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以及“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两个标题下，马克思除去一些摘录，并没有直接说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重要问题。他倒是提及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的观点，“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36]这说明，马克思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眼中无人的李嘉图经济学的物象化本质，就是将工人视作“生产的机器”，盲目熵增的客观经济法则就是王道。青年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意识到，此处李嘉图所坦白的“人是微不足道的”“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正是黑格尔在市民社会III中要用国家与法超越的东西，在那里，无力的原子化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激情”，而作为物象化“第二自然”（第二层级）的自在的商品交换力量的经济必然性盲目地支配市民社会。在此，马克思再一次回到毕莱和舒尔茨的理论中，在那里，李嘉图的观点正好被倒了过来。马克思摘录毕莱的话说，“贫困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人，不如说在于物的力量”；而依舒尔茨的看法，“在更大规模的企业中实行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生产力（produktiven Kraft）更广泛地联合起来”。这里，青年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还没有哲学的构境反应，他只关注作为资本帮凶的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这种用不同方式便于资本得利的可能性本身，必定会加深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bemittelten und unbemittelten Klassen——引者注）之间的对立”。[37]这个奇怪的bemittelten und unbemittelten Klassen概念，是舒尔茨在市民社会研究传统之外的话语。它的出现，有可能奠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二元结构的看法：从工人阶级（Arbeiterklasse）和资本家阶级（Klasse der Capitalisten）的对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