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社会历史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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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

首先，在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1年），从社会历史的进程来看，此时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完成的时期，黑格尔在宗教思想的视域中开始关注现代工业社会、政治经济学问题。黑格尔在1799年就已经认真阅读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作品，并且写过关于德文译作《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长评（后遗失），主要是关于商业社会中个人自由的增加、新的整体性和共同体的发展等。[1]所以，即使在黑格尔早期的宗教研究中，他已经认识到政治经济学中的所有权和财产在主体和客体、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对立统一中客观的抽象作用，并且将它们视为其生命辩证法的必要环节。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自康德之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德国哲学家们。康德在他的三大批判著作中提出的人把握经验的知性能力和超越经 验之外的道德律令之间的对立，真实反映了近代市民社会兴起之后人的实践活动和道德活动之间的现代性矛盾，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都是沿着这条线索往后走的。黑格尔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德国法制》、《1800年体系残篇》等文章中，记录下了现代社会人普遍异化的现实。具体说来，黑格尔已经看到了所有权、财产是生命之物加以对象化的现实客观性，是生命从有限性上升到无限性的必要环节，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客观的抽象作用。但是，人在现实国家的法律体系下仅仅从所有权来衡量，是残缺不全的、分裂的，黑格尔认为这种现实是与真正的教会中完整的人性状态相对立的。“国家法律涉及的完全是特定的权利，把人不完全地当作具有财产的人，反之在教会内人确实一个整体，教会作为行动着的并且创有设施的可见的教会，其目的是企求给人提供并维持这种整体感。”[2]此时，黑格尔认识到，所有权和财产权是人与人普遍关联的中介，也是暴露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起源。他还没发现所有权背后社会化的劳动和交换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并没有完全否定现实存在的合理性，而是逐渐认识到所有权及其法权在个体生活中的普遍性作用，“现存事物的肯定物是对自然本性的一种否定，它的真理性，即可以是法权这点，可以让它保留下来……现在办法之一可以是从那种现存事物也可以承认的真理性开始，然后把包括在整个国家概念中的各局部概念在思想上理解为普遍性的局部概念，将这些概念的普遍性或特殊性与这些概念在现实中并列起来”。[3]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在《1800年体系残篇》中，从人性的整体发展和现代社会分裂的现实之间的对立统一中，寻找到了一条主体和客体辩证融合的方式——生命。人，作为有限的生命，并不是在抛弃所有客观事物的基础上进入宗教的无限性，而是“生命又会从客观事物中解放出来，而且让那被压抑的东西有其自己生命或得到再生”。[4]用黑格尔抽象的哲学话语来说，生命就是主体性与客观性、个体性与普遍性、物质与精神、有限物与无限物的辩证统一。这也是黑格尔扬弃、否定之否定思想的现实雏形。

当然，此时黑格尔只是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中，提炼出简单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对立统一以及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思想，他的关注点还是在宗教思想上，还没有达到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辩证思考，所以关于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内容较少也不成体系。 

第二，耶拿时期（1801—1807年）是黑格尔重点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时期。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已经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所有权问题纳入到他对社会发展的辩证思考中，而在1800年左右，黑格尔已经开始大量接触亚当·斯密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1803—1804年，黑格尔在认真研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在耶拿笔记中做出了评注。在这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黑格尔在《伦理体系》、《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1803—1805年、1805—1806年）等著作中描述了基于现代劳动的社会辩证法思想，陈述了个人如何通过劳动的教化从个体性上升到普遍性，继而形成以所有权和财产权为特征的普遍人格，在经济活动中形成普遍联系。此时，黑格尔已经有意识地依托市民社会的现实运动提炼出社会历史的辩证法，以实现他对现代社会的伦理构想。

首先，黑格尔从劳动一般的角度，指出劳动是个人在观念的指导下实现的主客体同一的过程。“劳动使自己成为物。”[5]劳动是个人在合目的观念指导下实现的主客体同一的过程，使人摆脱了动物的直观。通过劳动和工具的中介，个人能够实现精神与自然的同一。但是，这只是非历史性的劳动的抽象作用，黑格尔随后更多地强调了社会劳动的辩证运动。在商品经济中，个人不再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劳动，“他的劳动的内容超出他的需要，他为了多数人的需求劳动，且所有人皆是如此……没有具体的 劳动，他的力量在于分析、在于抽象，将具体的世界分裂为许多抽象的方面。”[6]不仅社会劳动是抽象的，劳动的主体也在市场经济中成为普遍的人格。并且，社会劳动和分工体系的普遍建立、劳动产品的剩余和交换，使得普遍的所有权得到确立，也使得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契约和法）成为可能。

黑格尔在此描述的市民社会中自发地形成的普遍性，正是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但黑格尔并不满足于此。他认为建立在商品经济之上的普遍联系仍是外在的、抽象的、统一的，立于其上的契约，法律也是抽象的、形式的，对此他客观地描述了市民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开篇就提到了社会劳动体系的消极作用。黑格尔承认，社会化的劳动和生产使得人与人通过在交换普遍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大大扩大了人们的普遍需求。但是另一方面，“他变得——通过劳动的抽象——更加机械、更加迟钝、毫无精神……他乏味的工作将他限制于一个孤立的点，而且他的工作越是圆满就越是片面”。[7]专业化、社会化的劳动不可避免地将人化约为抽象的、片面的社会存在，成为社会关系中偶然的一环。并且，在抽象劳动达到顶点时，社会财富和贫困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对立。“劳动的最高程度的抽象弥漫了更多的个人模式，也因此不断地扩大其范围。财富和贫困之间的不平等，这一需要和必然，转为极度分裂的意志，内在的愤怒和仇恨。”[8]相对应的，建立其上的法律体系既是普遍意志的体现，也有知性抽象的缺点，所以，黑格尔提出必须要发挥国家的作用，在个人和全体合一的基础上重新联结于新的伦理统一体，才能走出现代社会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已经将劳动和自我意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人的精神本质是在劳动中得到了实现。作为辩证法内在动力的自我意识和精神哲学的确立，反映出黑格尔已经意识到，市民社会现实为辩证法提供了客观抽象及其矛盾运动，绝对精神不断实现自身的客观规律也只有在经济活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此时，黑格尔初步将现实的客观活动和辩证的抽象范畴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一点他成熟时期的作品中得到了更系统的阐述。

第三，成熟时期（1807—1831年）的黑格尔在《小逻辑》、《法哲学原理》等作品中准确地指出了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耶拿时期，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辩证法思想主要是依托劳动展开的，这些思想最终都融入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之中。最重要的是，在对市民社会辩证规律的理解中，黑格尔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将社会历史现实的辩证运动有机地融入到了辩证法的概念体系之中。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详细描述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并把它这一历史阶段看作是伦理性实体中经历的必要环节。市民社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的有限性阶段，它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相互分离的内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地向伦理实体发展。因为，每个人在市民社会中本质上都是一种特殊性存在，他的所有需求和癖好都得到了满足和扩大，这种特殊性的实现是受到普遍性的制约，“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9]但是，从本质上来看，“我的特殊性对我说来还是规定者，即还是目的的时候，我也正因此而为普遍性服务，正是这种普遍性归根到底支配着我。”[10]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归根结底只是伦理实体的现象界，必将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运动中克服分裂。换言之，市民社会的辩证法就是伦理实体在不断地实现自己的展开。

不难看出，黑格尔这里的描述反映的是市民社会特有的经济结构中的客观抽象。每个人都在劳动、交换中追求自己的特殊目的，但是反而形成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必须在客观的社会关系中、通过商品、货币等抽象中介实现自身，最终成为社会关系统治下的一个环节。这个客观社会关系无形无色，只是发生在人们生产、交换等实践活动之中，但它却成为每个人实现自身的普遍中介，构架了人们的全部生活。这既是亚当·斯密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的“看不见的手”，也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现实实现。黑格尔已经看到，虽然市民社会具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商品经济中自发形成的同一性结构成为了统治个体的抽象力量。不过，黑格尔称，这只是理性的狡计实现自身的现实中介而已，市民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将在绝对精神的客观运动中被扬弃，重回国家和法的同一。由此，市民社会自身形成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运动， 成为了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客观中介，绝对精神在现实中的异化便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同一性。抽象的逻辑与现实的历史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确立起来的客观前提。对此，黑格尔写道：辩证法“不仅在于产出作为界限和相反东西的规定，而且在于产出并把握这种规定的肯定内容和成果。只有这样，辩证法才是发展和内在的进展。其次，这种辩证法不是主观思维的外部活动，而是内容固有的灵魂，它有机地长出它的枝叶和果实来。”[11]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主观思维的产物，现代经济运动的过程本身就是客观抽象的，就是辩证展开的，社会历史的辩证活动为辩证法的内在必然规律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来看，他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社会历史的辩证法，正是得益于黑格尔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活动的透彻观察。黑格尔将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与辩证法的逻辑运演相统一，以概念的辩证运动为解决现代社会内在分裂的现实提供了独特的哲学方法。所以，即使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归根到底是绝对精神展开的客观唯心主义结构，它还是为我们呈现了黑格尔对资产阶级现实生活深入的理解和思考。这也是马克思最后转而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前提。

2 

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辩证关系问题进行了一般唯物主义式的批判，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分离是从历史的现实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并且现实生活中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是，由于此时的青年马克思还没有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的研读和批判，他主要是从政治伦理而非经济现实的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的辩证问题。在他看来，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是德国式的社会，它不是由交换为中介的个人连结在一起的，而是由拥有特殊政治权力的个人主导。“在市民社会中，等级差别已不再是需要和劳动这类独立体的差别了。在这里，惟一还有的普遍的、表面的和形式的差别只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但是，在社会本身内部，这种差别则发展成各种以任意为原则的流动的不固定的集团。金钱和教育是这里的主要标准。不过，这个问题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谈，而是留待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看法时再来阐述。现在只指出一点：市民社会的等级既不以需要即自然因素为其原则，也不以政治为其原则。这里是划分开来的群众，他们是仓促形成的，他们的形成本身是任意的而且不是组织的。”[12]所以，此时的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只是人们由任意、不固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松散集团，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才是左右现代政治国家的决定因素。换言之，马克思以此指认在现实生活中，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是，从上面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回顾中，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是站在亚当·斯密的立场上理解现代市民社会的，认为它作为人的需要的体系，是以孤立的个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同一体。并且，在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体系中，市民社会“看不见的手”的客观秩序虽然只是绝对精神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化身，但是一方面，这是发生在市民社会自身所具有的特殊与普遍的客观辩证运动之中，另一方面现实运动本身就是本质或真理实现的载体，它内在蕴含了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力量，伦理同一体的国家必将历史客观地克服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所以，马克思虽然站在了唯物主义的立场指出了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但是此时他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还相当片面，一方面他无法解释清楚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他自然也无法理解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客观的辩证关系。 

随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系统地研究和批判政治经济学，以人本主义的哲学视角来揭示政治经济学异化的私有本质，并声明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彻底的必要的批判。虽然马克思此时的计划是彻底地跳出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来指认其异化的本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第一轮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开始从中触类旁通地体认到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劳动辩证法的合理之处。这虽然被包裹在人本主义的话语之下，但是也展现出马克思如何在对社会现实的经济学研究中，开始部分地理解辩证法。 

众所周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经济学中的劳动做了哲学化的处理，将其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实现。相应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劳动总是以异化的、非人的形式存在的，所以，消灭私有制、消灭劳动异化、恢复人的类本质是当务之急。在这样的人本主义思路下，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关心的完全不是国家利益，不是人，而仅仅是纯收入、利润、地租……人的生活本身没有什么价值”[13]，“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外，非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中”。[14]对马克思而言，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只是蔑视人的价值的无耻学说，所以此时马克思仍是如他而言跳出了国民经济学的框架之外、从现实活动之外引入了伦理价值批判的维度。至于我们之前看到的黑格尔哲学体系中透露出的社会历史现实的辩证运动，此时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盲点。 

正是在这样的外围立场中，马克思轻松地解读并且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中在现代劳动中确立起来的自我意识及其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外化、扬弃和复归自身的过程，本质上只不过是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它正是由于脱离了自我对象化具体和感性的内容而具有其普遍的适用性。“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定真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认假本质或同自身相异化的本质。”[15]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是神秘主体的自我产生、自我设定、自我外化和复归到绝对知识的神性的过程，它存在于抽象的思维之中，而不触动感性现实，黑格尔更没有意识到辩证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的普遍异化。“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16]如此，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脱离人的本质的抽象性质，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辩证运动的客观存在。马克思在初步理解和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大胆地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存在合理因素——劳动辩证法，以自否性为特点的辩证运动确实存在于人的本质实现的对象化的过程中。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7]在黑格尔那里，劳动早在耶拿笔记中就是其社会辩证法的核心概念，在此时马克思针对的《精神现象学》中，劳动及在其上形成的与他人、世界的关系既是主奴辩证法的基础，也是绝对观念在自我意识阶段的关键。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在于，他以异化的方式展现了人从外化到回归自身的扬弃过程。他看到了人通过劳动这一现实的能动活动，不仅实现了自己的类本质，而且也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现实的、能动的关系。黑格尔只是以异化的形式将人的类本质展现了出来。无疑，这时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理解，明显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思路之上，但关于劳动的分析却展现了马克思对现实活动的初步研究。总的说来，虽然此时马克思是以人本主义的道德旗帜对抗国民经济学和劳动价值论，但是在马克思不断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之中，已经不自觉地意识到社会现实中人的客观活动具有辩证的性质。 

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再没有系统地写作关于辩证法的内容，但这不代表马克思远离了辩证法。在从一般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辩证法时，马克思可以说是离辩证法最远的；而在1845年之后，马克思才在对社会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逐步靠 近了辩证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方法论的指导下，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展现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此揭示经验现实背后必然的辩证关系。此时，马克思描述的这些辩证规律，已经与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自身形成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运动不谋而合。比如，马克思描述到在私有制社会中，一方面，单个的生产者越来越依赖社会的市场体系，使生产具有了社会生产的性质，交换和自由竞争的体系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虽然通过交换联系了起来，但根本上各个人之间是利益相互对立的，社会生产使单个的生产者成为抽象的个体。并且，飞快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也成为一种盲目的、不以个人为转移的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他们。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在对现实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活动本身展现出了辩证性质，马克思也才逐渐地改变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这种改变直接地表现在马克思对普鲁东滥用黑格尔辩证法的批评中。

蒲鲁东

众所周知，马克思针对蒲鲁东为了改造现实而提出的形而上学的经济体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角度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带来客观的革命运动，真正地走向自由与平等。正是在对社会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研究中，马克思才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直观和抽象的统一，这也是他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前提。 

普鲁东按照黑格尔经典的三段论公式正反合机械地运用到他的经济理论和社会历史理论中，以给出一个理想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他按照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公式，把使用价值看作正题，把交换价值看作反题，并从二者之中寻找合题的构成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 来解决矛盾。而关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方式，在他看来，共产制是社会发展的最初形式也是正题，与共产制相反的私有制是反题，合题则是综合了私有制和共产制的好的方面、除去坏的方面，建立在平等、法律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左）与蒲鲁东（右）

马克思认为，这种粗糙的模仿暴露出蒲鲁东根本不了解现实经济发展的过程。“一旦把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18]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为了实现人类自由和平等，任意地将范畴填入“正反合”公式，割裂了辩证法的范畴之间内在的客观联系，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僵化成道德的形而上学。在此，马克思对逻辑范畴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指出蒲鲁东的错误在于，他不了解逻辑范畴不是思维的游戏产物，而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ces rapports réels）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des lois historiques）——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un certain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un développement déterminé des forces productives）。”[19]马克思特别强调，抽象范畴、经济规律只不过是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un certain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的现实关系（des rapports réels）的客观抽象，黑格尔辩证法也是这一客观现实活动的理性表达。脱离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脱离了社会现实的客观物质活动，这些客观范畴就只成为孤立的概念，辩证法也就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表达。从侧面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在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认识到，政治经济学中的逻辑范畴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地研究范畴之间的关系。并且，马克思已经微妙地改变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他不再认为辩证法只是神秘的思辨活动，而是对辩证的现实活动的理性表达。很明显，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是与他对社会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水平直接相关的，这一点在 《1857—1958年经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更有意识地表现了出来。

3 

首先，继批判蒲鲁东之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详细地阐述了研究社会现实的科学认识问题，客观地展现了辩证法作为真理自我展现的方式，是如何与社会生活从多到一的历史抽象相统一的。此时，马克思才彻底厘清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批判的前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方 时，提出了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再现的认识方法论，才彻底说清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和辩证法本身的真理性。马克思认为，经济学家们在历史上是遵行了具体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才定义了分工、 货币、价值等重要的抽象概念，以此来建立科学的经济学体系。而黑格尔式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其实是思维在认识活动中把握具体并使之具体再现的方法。如此，马克思就用简练的语言挑明了黑格尔的秘密：“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0]于是，马克思从两个层面上梳理清楚了辩证法的问题，一是揭示了辩证法并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借助于辩证法，真理才能在社会历史的现实活动中自我展现且自我超越；二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致命缺陷是，它将认识活动中的具体再现与现实活动中的具体生产混为一谈，真正的批判不是来自于黑格尔的概念运动，也不是来自于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或伦理力量。历史唯物主义是既要借助辩证法再现现实运动的真实，同时也要客观再现出现实运动中蕴含的革命本质。所以，我们应该明确的是，马克 思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讨论的这个思维认知问题，并不是单纯的认识活动问题，而是彻底清理了关于辩证法的迷思，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辩证批判的科学空间。

随后，马克思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明确指出，思维把握现实的简单范畴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历史性存在。正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提供了直观和抽象的统一。所以，看似最一般的范畴却是复杂的社会体系的运作结果。这既是马克思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前提，也是马克思的资本辩证运动批判理论的基础。以劳动为例，它看似是贯穿古今的简单范畴，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现代性抽象。“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 （Daseinsform）——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21]也就说，劳动这一抽象概念只可能存在于现代性的人类实践中。在这种生产形式的具体实践中，劳动 在现实中成为无差别的、可交换的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由此它才能被现代经济学提升为最具普遍性的抽象。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的实践活动中，商品、货币、资本这些概念也皆是如此。从马克思把握范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通过对抽象概念的各种社会历史规定性的研究，马克思才了解到现实活动中客观发生的直观和抽象的统一。所以，马克思是在彻底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之时，才真正理解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合理性及其社会历史基础。 

第四，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跋中写道，“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绝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22]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虽然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实在唯心地理解为思维的自我运动的结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通过概念的辩证逻辑展现市民社会客观的经济结构和辩证规律。而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是依托现代商品经济的同一性结构而展开的，所谓的绝对精神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过程也主要是对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经济结构的反映和超越。马克思此时不仅认识到了市民社会“看不见的手”的客观规律，他进而通过描述商品—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的现实运动，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关系才是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成为统治的本质。马克思将他的辩证法建立在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运动及其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历史客观趋势的内容之上，真正超越了黑格尔社会历史的辩证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的矛盾在于资本自身的辩证逻辑。一方面，资本的发展推动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趋势，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大生产和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资本的内在本性就是通过不断地占有剩余价值无限制地增值自身。而资本增值的秘密，就在于资本作为死劳动占有了工人的活劳动，资本本身不创造价值，只有后者才是真正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这种掩藏在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之下的资本剥削关系，使得资本可以无限制地增值。但是，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活劳动与资本的死劳动的矛盾，资本主义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客观矛盾，以剩余价值生产 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化大生产中遇到自己的界限，“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 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23]此时，辩证法就正如马克思自己而言，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揭示了社会历史的现象变化之间必然的客观规律。 

由此，我们回顾上文可以清楚地看到，首先，所谓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颠倒的改造，并不是简单地以唯物主义替换了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基础。马克思最后能够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性的缘由在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都共享了市民社会的现实，都是依托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动展开的。 

从黑格尔辩证法的源起和发展阶段来看，如何扬弃现代社会的分裂，包括个体意志和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伦理道德和普遍的利己主义之间的矛盾等，一直是黑格尔讨论辩证法的重要前提和目的。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中清晰地指出，“在古典经济学里，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问题表现为具体的经济规律性，而在黑格尔的哲学里则仅只是它们的一般原理的抽象（唯心主义的）反映；但另一方面，黑格尔是唯一理解这个运动的辩证性质并从而发展出普遍的辩证法的人”。[24]如果说康德的哲学是这种矛盾的客观现实的哲学表达，那么黑格尔则是从资产阶级社会运动的辩证性质出发、力图要克服其中的矛盾和对立。黑格尔巧妙地将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和思考都包裹在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外壳中，最终以概念的形式展现了社会生活中的运动、联系和发展。一方面，面对社会现实本身的辩证运动，黑格尔将其融入到了他的辩证的哲学话语中；另一方面，黑格尔通过概念的辩证运动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批判性思考，超越市民社会看不见的手的客观抽象的统治，建立一种新的伦理共同体。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绝不是早期马克思批评的那样是脱离现实的神秘主义。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政治经济学不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社会现实中都成为了科学的王冠，宗教神学的影响逐步被代替。所以不难理解，马克思是从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入手研究资本主义的辩证运动的。马克思立足社会实 践，从社会现实的发展过程来阐释抽象范畴的社会关系基础和社会历史 性质。也正是如此，马克思才渐渐明白，早期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的一般唯物主义式的批判虽是正确的、却是肤浅的，黑格尔辩证法蕴含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思考。所以，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就不是简单地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的结果，马克思和黑格尔是通过不同的研究路径来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辩证运动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青年黑格尔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宗教问题一直关系着他对现实的理解。即使在他成熟的辩证法思想中，黑格尔仍然将早期的宗教伦理诉求引入了他的概念体系，期望以绝对精神、理性国家来解决现实的问题，而马克思则完全不同。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不仅发现了社会历史中逻辑和历史的真实统一，而且还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发现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新的辩证法范式。由此，超越现代性困境的途径更不是在现实之外的伦理王国中，而是在资本运作的内部，这才真正超越了黑格尔的伦理王国。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