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之神
节选自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81-497页。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此完全不同的神对立于
曾在的诸神
尤其对立于基督教的上帝
最后者乃是那个东西，它不仅需要最长久的先－行，而且本身就是（ist）这种先－行：不是终止，而是最深的开端，此开端伸展最广，最难被超过。
所以，最后者逃避一切计算，并且因此就必定能够忍受那最嘈杂和最常见的误解之重负。要不然，这个最后者又如何可能保持为赶超者呢？
如若我们至今几乎不能把握“死亡”的极端要义，那么，我们如何就想要去对付最后之神的罕有暗示呢？
我们进入到关于诸神之逃遁和到达的决断的时间－空间之中。而这是如何发生的呢？难道一方或另一方将成为一个将来的生发事件，难道一方或另一方必须来规定建设性的期待么？或者，这种决断就是为一种——实即那第一性的——被建基的存有之真理，即本有，开启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空间？
倘若那个决断领域整体（即诸神的逃遁或者到达）正是这个终结本身，那又如何呢？倘若除此之外，存有必定首次在其真理中被把握为本有过程，而我们所谓有拒予就是作为这种本有过程而发生的，那又如何呢？
这既不是逃遁也不是到达，也不是既逃遁又到达，而倒是一个原始的东西，是在拒予中的存有之允诺的丰富性。具有将来风格的本源即建基于此，也即在存有之真理中的抑制状态的本源。
拒予乃是一种最高贵的赠予和自行遮蔽的基本特征，这种自行遮蔽的敞开状态构成存有之真理的原始本质现身。唯有这样，存有才成为奇异化（Befremdung）本身，即最后之神的掠过的寂静。而此－在乃在存有中被居有，才成为对此种寂静之守护的建基。
现在，诸神之逃遁与到达一道进入曾在者之中，并且抽离于过去之物。
但将来之物，作为拒予的存有之真理，于自身中具有伟大性之保证，并非空洞的和巨大的永恒性的保证，而是最短之轨道的保证。
不过，这种存有之真理，即拒予，却包含着对非存在者本身的掩饰，也包含着存有的被释放状态和挥霍。唯到现在，存在之离弃状态才必定保持下来。但被释放状态却不是空洞的任意和无序，相反地：现在一切都被装入一个可靠过程和一种“彻底”控制的被规划好的可操纵性和准确性之中了。谋制把非存在者——具有存在者之假象——纳入存在者之保护中，而且这样一来，无可避免地，人类的被迫的荒芜化就通过“体验”而得到了补偿。
作为非本质，所有这一切必定变得比从前更为必然，因为最令人诧异者也需要这种最通行的东西，而且，存有之开裂不能通过臆想出来的均衡、“幸福”和虚假完满性之假象而被掩埋起来；因为，所有这一切是尤其为最后之神所仇视的。
然而，最后之神，难道不就是对神的一种贬抑，实即这种彻底的最大亵渎吗？但如果最后之神之所以不得不这样被命名，乃是因为说到底，那种关于诸神的决断安置和安插了诸神，并且因此把神本体的唯一性的本质提升到至高境界，那又如何呢？
最后之神，如果我们在此进行计算性思维，并且仅仅把这个“最后的”看做终止和终结，而不是把它看做关于至高者（das Höchste）的极端的和最简明的决断，那么，无疑地，一切关于最后之神的知识就都是不可能的了。然则在关于神本体的思想中，人们怎能想着计算，而不是对一种令人诧异和不可计算之物的危险作一番周全的沉思呢？
本有在转向（Kehre）中有其最内在的发生和最广阔的伸展。在本有中本质性地现身的转向，乃是所有其他转向、循环和圆圈的隐蔽基础——即那些从属的、具有幽暗来源的、依然未经追问的、本身容易被看做“最后者”的转向、循环和圆圈的隐蔽基础（例如参照主导问题结构中的转向；理－解中的循环）。
这种原始的本有中的转向是什么呢？唯有存有之突发作为“此”之本有过程，才能把此－在带向它本身，并且因而把此－在带向那种内立地被建基的真理的实行（即庇护）——这种真理被建基于存在者之中，而这个存在者在“此”之被澄明的遮蔽中找到了自己的场所。
而且，在转向中：唯有此－在之建基，亦即准备那种对于进入存有之真理中的迷移着的移离的期备状态，方能带来倾听和归属于突发的本有过程之暗示的东西。
如果通过本有，此－在作为为真理建基的自身性的敞开中心才被抛向自己，并且才成为自身，那么，反过来，作为存有之有所建基的本现的隐蔽可能性，此在又归属于本有。
而且，在转向中：本有必定需要此在，在需要此在之际，本有把此在置入呼唤中，并且因而使此在直面最后之神的掠过。
转向在呼唤（归属者）与（被召唤者的）归属之间本质性地现身。转向乃是反－转。对向本有过程的跳－跃的召唤，乃是最隐蔽之自识的伟大寂静。此－在之全部语言即由此获得其本源，并且因此在本质上就是沉默。作为反－转，本有因而“是”对于曾在诸神之朝转和逃遁的至高主宰。这个极端的上帝需要存有。
呼唤乃是本有过程之神秘中的突发与缺失。在转向中运作的乃是最后之神的暗示，作为诸神之到达与逃遁及其主宰场所的突发和缺失。
在这种暗示中，最后之神的法则得到了暗示，那此－在中的伟大个体化的法则，牺牲的孤独状态、最短和最陡的道路的选择的唯一性的法则。
在暗示之本质现身中，含有最极端之疏远中的最亲密之切近的统一性的奥秘，对存有之最广大的时间－游戏－空间的测定。存有之本现的这种极端境地要求存在之离弃状态的最内在的急难。
这种急难必定归属于那种暗示的主宰地位的呼唤。在这样一种归属性（Hörigkeit）中响起来并且广为传播的东西，首先能够为大地与世界的争执、为“此”之真理——并且通过这个“此”——准备决断的时机之所，以及争执之展开的时机之所、因而也包括在存在者中的庇护的时机之所。
极端暗示的这种呼唤，最隐蔽的本有过程，是否向来依然敞开地发生，抑或是否急难默然无声，而一切主宰悬而未决；如果呼唤得以发生，是否它依然得到听闻；是否进入此－在的跳跃、因而包括从此－在之真理而来的转向依然会成为历史——所有这一切决定着人类之未来。还有几百年之久，人类会以自己的谋制洗劫这个星球，使之荒芜，这种活动的巨大特征会“发展”为某种不可设想的性质，而且会取得一种表面的严格性形式，即对荒芜本身的惩处，而存有之伟大性依然保持锁闭，因为再也不能做出一种关于真理与非真理及其本质的决断了。只有对谋制之成功与失败的清算还会得到计算。这种计算扩展为一种自以为是的“永恒性”——后者其实并不是一种永恒性，而只是极其荒芜而匆匆易逝者的无尽的延续。
只要存在之真理没有被意愿，没有被置入知识和经验的意志之中，也即没有被置入追问之中，在那里，所有的时间－空间就抽离于时机，也即抽离于存有之闪光，后者乃出于质朴而绝不可计算的本有之持存性。
抑或，这个时机只还属于最孤独的孤独状态，而对这些孤独状态来说，对一种历史之创建的有所建基的理解却是失灵的。但这些时机，而且唯有这些时机，却可能转变为那种期备状态，在其中，本有之转向展开和接合为真理。
不过，唯有在那无可抑制地质朴而本质性的东西范围内的纯粹持续性，才构成成熟的时机，足以去准备这样一种期备状态，而绝不是急忙离去和赶超自身的谋制的短暂易逝性。
最后之神在暗示中，在曾在诸神及其隐蔽转变的到达和逃遁的突发与缺失中，有其本现。最后之神并不是本有本身，但可能需要本有——作为“此”之建基者所归属的那个东西。
这种暗示作为本有把存在者置入极端的存在之离弃状态中，并且同时照亮了存在之真理（作为存在之离弃状态的最亲密闪烁）。
在暗示之主宰领域，大地与天空重新会面而成最质朴的争执：最纯粹的锁闭与最高的美化，最明媚的迷移与最可怕的移离。而且这一点向来又仅仅历史性地处于真理在一个存在者中的庇护的阶段、领域和程度中，唯由此，这个存在者才在所有无度的、但被伪装的向非存在者的消失中变得更具存在性。
在这样一种暗示之本现中，存有本身达乎其成熟。成熟乃是要变成果实和成就馈赠的期备状态。在此本质性地现身的乃是最后者（das Letzte），那种本质性的、从开端而来被要求的、没有被传送给开端的终结（das Ende）。在这里，存有最内在的有限性得到了揭示：在最后之神的暗示中。
在成熟中，在果实之强力和馈赠之伟大中，同时包含着“不”（das Nicht）（作为尚未和不再）的最隐蔽本质。
由此出发，存有中不之性质进入本现的过程的亲密性才能得到猜度。然而，根据存有之本现，在突发与缺失的游戏运作中，“不”本身具有其真理的不同形态，相应地虚无亦然。如果这种虚无仅仅是“在逻辑上”通过对现成之物意义上的存在者的否定而得到清算的，并且肤浅地在字面上得到说明，换言之，如果这种追问根本上没有进入到存有之问题的领域里，那么，对虚无问题的一切反驳就都是一种无稽之谈了——这种无稽之谈始终恍惚于每一种可能性，即在某个时候突入关于存有的最本质性的有限性问题的决断领域之中的可能性。
然而，唯有借助于对最后之神的一种持久预感的准备，上述领域才变成可进入的。而且，最后之神的将来者只有、而且首先是通过那些人来准备的，这些人寻找、测定和建造那条从被经验的存在之离弃状态走出来的返回之路（Rückweg）。如若没有这些回行者的牺牲，甚至不会有最后之神的暗示的可能性的一种破晓。这些回行者乃是将来者的真正先-驱。
但这些回行者也全然不同于许多一味“反－动”（Re-aktiven）的人们，后者的“行动”只表现为盲目地墨守他们匆匆看到的以往之物。向未来之物蔓延的曾在者，以及呼唤着曾在者的未来之物，对他们来说从来都不是敞然显明的。
最后之神有其最独一无二的唯一性，而且置身于那些计算性的规定之外，即由“一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之类的称号所意指的计算性规定。“一神论”以及所有“有神论”种类，都只是在犹太—基督教的“护教学”之后才出现的，而这种“护教学”是以“形而上学”为其思想前提的。随着这个上帝的死去，所有有神论也就崩溃了。诸神之众多是不能被量化的，而是归结于在最后之神之暗示的闪现和遮蔽的时机之所中的基础与离基深渊的内在丰富性。
最后之神并不是终结，而是我们的历史不可估量的可能性的另一开端。为它之故，迄今为止的历史就不会完蛋，而倒是必定被带向其终结。我们必须提供出对其本质性的基本态度的转型，使之进入过渡和期备之中。
对于最后之神的显现的准备，乃是那种存有之真理的极端冒险（Wagnis），而唯借助于存有之真理，人才能成功地使存在者复原。
当本有作为踌躇着的自行拒绝提升为拒予时，最后之神的最伟大的切近才得以发生。这种拒予乃是与单纯的不在场根本不同的东西。对于归属于本有的拒予，我们只能根据更为原始的存有之本质现身来加以经验，情形恰如在另一开端的思想中所闪现出来的那样。
作为不可避免之物的切近，拒予使此－在变成被克服者，这意思就是说：拒予并没有压倒此－在，而倒是把此－在提升起来，使之进入对其自由（Freiheit）的建基中。
但一个人是否能够掌握两者，即对作为拒予的本有之回响的经受与对向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自由的建基的过渡的实行，以达到那种基于大地之拯救而进行对世界的更新——谁能决定和知道这一点呢？而且这样一来，那些为这样一种历史及其建基殚精竭虑的人们始终还是相互分离的，犹如遥遥相隔的山巅。
在拒予中的最后之神的极端遥远，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切近，一种不能通过任何“辩证法”而被破相和被消除的关联。
但基于存在之离弃状态的急难的经验，切近乃在存有之回响中回响。不过，这种经验却是那种进入此－在之中的狂飙（Sturm）的首次启程。因为唯有当人来自这种急难，人才能使那些必然性闪现出来，而藉着这些必然性，人才使那种对于存有之欢呼的归属状态的自由闪现出来。
唯有过于短视地思想、也即没有真正地思想的人，仍然拘执于一种弃绝和否定咄咄逼人的地方，为的是从中获得绝望的动因。但这一点始终是一个证据，表明我们还没有估量全部的存有之转向，以便从中找到此－在的尺度。
拒予强制此－在达乎它自身，作为对自行拒绝的上帝的第一次掠过的场所的建基。唯从这个时机而来，我们才可能估量：作为那种强制的本有领域，存有如何必须使存在者复原，对上帝的尊重必须在何种对存在者的掌握中得到实行。
我们置身于这样一种围绕最后之神的斗争中，这意思也即说，我们置身于那种围绕存有之真理的建基的斗争中——作为最后之神的掠过的寂静之时空（Zeitraum）的存有之真理（我们不能作围绕上帝本身的斗争），我们于是必然地置身于作为本有过程的存有的权力领域，因而置身于最鲜明的转向之旋涡的极端广度中。
我们必须为真理之建基做准备，而且这事看起来，就仿佛这样一来就已经预先决定了对最后之神的尊重，因而也预先决定了对最后之神的保存。同时我们必须知道而且坚持，把真理庇护入存在者之中，因而包括上帝之保存的历史，首先是由上帝本身所要求的，而且是通过上帝需要我们——为此－在建基的我们——的方式来要求的。此处所要求的不仅是一系列信条，相反，更原始地和根本性地是这样来要求的，即：上帝之掠过要求一种存在者的持存化，因而要求置身于存在者中间的人的持存化；唯在这种持存化中，存在者才向来以其重获的本质（作为作品、器具、事物、行为、眼光和词语）的质朴性，经受住那种掠过，因而并不是使这种掠过中止，而是使之作为行进而起支配作用。
这里所发生的绝不是一种救-赎（Er-lösung），也即根本上对人的战胜，而倒是把更原始的本质（即此－在之建基）投入到存有本身之中：对于那种通过上帝而归属于存有的状态的肯定，上帝对自身及其伟大性毫不宽恕的承认，即承认需要存有。
前一种对存有的归属状态与后一种存有的需要，首先把在其自行遮蔽中的存有揭示为那个转向性的中心，在其中，归属状态超越需要，而需要高耸于归属状态之上：作为本－有的存有，它出于它本身的这样一种转向性的过度而发生，并且因而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争执的本源，上帝之掠过与人之历史之间的争执的本源。
一切存在者，无论它们多么纠缠不休地、独一无二地、独立而持久地向失却神性的和非人性的计算和活动显现出来，它们都只不过是向本有的进入和站立，而在其中（在这种进入和站立中），最后之神的掠过的场所与人类的守护要寻求一种持存化，旨在持续地为本有过程做好准备，并且不至于阻止存有——而这实际上是以往的存在者，即这个在以往的真理中的存在者，唯一地不得不从事的活动。
唯当在上帝之掠过中授权给人类、使之达到上帝之必然性的过程变得敞然显明了，因而在人类的归属状态与神性的需要之间那种转向的过渡中，本－有过程得以进入到敞开者中了，为的是要证明这种本－有过程的自行遮蔽乃是中心，为的是使这种本－有过程证明自己是自行遮蔽的中心，并且迫使那种深深的颤动出现，因此使自由一跃成为存有（作为“此”之建基）的基础——这时候，对存有之真理的启思才能获得成功。
最后之神乃是那种处于其最短轨道中的最长久历史的开端。为了最后之神的掠过的伟大时机，需要长久的准备。而且为了这种准备，民族和国家都太渺小了，也就是说，都过于强烈地已经被剥夺了一切生长，只还被交付给谋制了。
唯有那些伟大而隐蔽的个体，将为上帝之掠过创造寂静之境，并且在他们自身中间为做好准备的人们的默然齐奏创造寂静之境。
作为相对于虚无而言最独一和最稀罕的东西，存有将已经抽离于存在者之大量状态了，而且，在一切历史下降到它们本己本质之中的地方，它们将仅仅效力于这样一种进入其丰富真理之中的存在之隐匿。但一切公开的东西都将纷纷去追逐自己的成功和失败，从而——合乎自己的种类特性——对要发生的事件毫无所知。唯在这种大众本质（Massenwesen）与真正被牺牲者之间，少数者及其同盟才能够找到自己，从而才能够猜度：某种遮蔽之物（即那种掠过）对他们发生出来，尽管一切“发生事件”（Geschehen）都被拉扯出来，被强行纳入快速的、同时完全可把握的并且能够无休止地消耗的东西之中。对要求和要求领域的颠倒和混淆将不再可能，因为存有之真理本身以其开裂的最鲜明的脱落状态（Ausfälligkeit）已经把本质性的可能性带向决断。
这个历史性的时机并不是一个“理想状态”，因为理想状态总是与历史的本质背道而驰的；而毋宁说，这个历史性的时机乃是那种转向的本有过程，在此转向中，存有之真理达乎真理之存有—而这是由于上帝需要存有，作为此－在的人必定已经为那种归属于存有的状态建基了。于是乎，对这个时机而言，作为最亲密的“之间”，存有就类似于虚无，上帝压倒人类，而人类超过上帝，仿佛直接地，但两者都只是在本有中，在存有之真理本身所是的那个本有中。
然而，一直到这个不可计算的时机（它也绝不可能像某个“目标”那样的肤浅的东西），都将有一种漫长的、一再复发而又十分隐蔽的历史。只不过时时刻刻地，创造者必须怀着烦忧（Sorge）之抑制状态，为在那种掠过的时间－空间中的守护做好准备。还有，对这个唯一者（即存有之真理）的思想沉思，只可能有这样一条小路，在此路上，不可预先思考的东西却能得到思考了，也就是说，人与存有之真理的关联的转变得以开始了。
存有问题已然克服了关于存在者的问题，并且因而克服了一切“形而上学”。藉着这一存有问题，火炬已经点燃了，并且为长跑做了最初的助跑。接过火炬并且把火炬送到它的先行者那里的这个跑者在哪里呢？一切跑者都必定是先－驱；而且他们来得越迟，就越是更强大的先－驱——不是任何追随者，那些充其量只是“改善”和背逆最初之尝试的追随者。先－驱必定是开端性的，越来越比那些跑在“前面”（现在也即在他们后面）的人们更原始地是具有开端作用，必定要更质朴、更丰富、无条件地和唯一地思考有待追问的东西的一体性和同一性。他们通过抓住火炬而承担的东西，不可能是被言说的东西，作为“学说”和“体系”以及诸如此类的被言说之物，而是必要之物，它只向那些本身具有离基深渊般起源的、归属于被强制者的人们开启自己。
但具有强制作用的东西只不过是本有的不可计算性和不可制作性，是存有之真理。谁若得以归属于存有之开裂的不幸，从而成为一个聆听者（Höriger），去聆听那些孤独者的始终开端性的对话，那他就有福了——最后之神对这些孤独者发出暗示，因为它在自己的掠过中正是通过这种人而得到召唤的。
最后之神不是一种终结，而是开端于自身中的回荡，因此是拒予的最高形态，因为开端性的东西逃避一切抓握，唯本质性地现身于所有那些东西的耸突（Überragen）中——这些东西已然作为未来之物而被捕捉入它之中，并且已然被托付给它那决定性的力量了。
只有当存在者挣脱了存有之真理，否定了每一种值得追问性，也即否定了每一种区分，从而得以在无穷的时间中、在如此这般被释放的无穷可能性中表现出来，这时候，终结才存在（ist）。终结乃是无休止的延续，是最后者作为最开端性的东西自始而且最久地逃避了的“无尽继续”。终结从来就看不到自己，而是把自身看做一种完成，并且因此将最少做好准备，既不能期待也不能经验这个最后者。
起于一种由“形而上学”规定的对存在者的态度，我们将只可能艰难而缓慢地知道另一点，即：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群体的”“体验”中，上帝都还不会显现，相反地，上帝唯一地只显现于存有本身的离基深渊般的“空间”中。所有迄今为止的“礼拜”和“教堂”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根本不可能成为对于上帝与人在存有之中心中的碰撞的根本性准备。因为存有之真理本身必须首先得到建基，而且为了这样一项任务，一切创造都必须取得另一开端。
上帝等待着存有之真理的建基，因而等待着人进入此－在之中的跳跃——知道这一点的人是多么少啊。相反，看起来情形仿佛是，人必须等待上帝，并且会等待上帝。而且也许，这一点乃是最深刻的无神状态的最棘手的形式，也是昏聩无能之麻醉，即无能于忍受存有的那种“此”之穿插到来的本有过程；正是存有才为存在者进入真理之中并且在其中的站立提供一个场所，并且分配给存在者那种优先权，即置身于对上帝之掠过的最远的遥远之境中的优先权，而这种优先权的分配乃只有作为历史才发生出来：在那种对存在者的改造中，即把存在者改造为它的规定性的本质状态，并且使之摆脱谋制的滥用——那种在颠倒一切之际耗尽了存在者的益处的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