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有而来

节选自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26页。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本“论稿”乃在一条轨道上追问，此轨道通过向西方思想现在进驻其中的另一开端的过渡才得以开辟出来。此轨道把那个过渡带入历史之敞开域中，并且把那个过渡建立为一种也许十分漫长的逗留；而在这种逗留的实行中，思想的另一开端始终只还是一种被猜度的、但已然决定了的东西。

因此，尽管本“论稿”始终仅仅道说存有之本质现身，亦即道说“本－有”，但还不能根据存有本身把存有之真理的自由关节接合起来。如若将来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则存有之本质现身的颤动就将规定思想作品本身的结构。进而，这种颤动会得到加强，变成那种释放出来的柔和性（Milde）之权力，即那种诸神之神的神化的亲密性（Innigkeit）的柔和性之权力；而正是基于这种神化，把此－在作为存有之真理的建基指派（Zuweisung）给存有的过程才得以发生出来。

不过，即便在这里，已然像在一种预备练习当中，哲学的那种思想道说也必须在另一开端中得到试验。对于这种道说来说，事关宏旨的不是描写和说明，不是宣告和传授；在这里，道说并不是有待道说者的对立面，而毋宁就是作为存有之本现（Wesung）的有待道说者本身。这种道说把存有聚集到其本质现身（Wesen）的第一次回响中，但它本身只有从这种本质现身而来才能鸣响。

在预备性的练习中，所道说的乃一种追问，它不是某个个体的有目的的行为，也不是某个群体的有限计算，而不如说，它首先是一种暗示（Winke）的继续传递，这种暗示来自最值得追问者，而且总是被指派给这个最值得追问者了。

从任何一种“个人的”制品中摆脱出来，这事唯有基于那种最早的归属之亲密性才能成功。无法给出任何一种建基，它在这样一种摆脱中或许是未经确保的。

“体系”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根据存有之真理来建造存在者之本质形态的时代尚未到来。在此期间，在向另一开端的过渡中，哲学必须已经完成了一件关键性的事，那就是：开抛，亦即对存有之真理的时间－游戏－空间的建基性开启。这件独一无二的事体该如何来完成呢？在这方面我们依然既无先驱亦无依靠。对以往事物的单纯改变，即便这种改变是借助于对历史上有名的思想方式所做的可能最伟大的混合来进行的，那也是动不了什么的。而且，尤其是任何一种世界观的烦琐阔论都置身于哲学之外，因为它们唯有根据对存有之可疑问性的否定才可能持存。在对这个值得追问者的评估方面，哲学自有其不可推导、也不可清算的尊严。关于哲学行为的全部决断，都是基于对这种尊严的维持、并且都是作为对这种尊严的维持而做出的。然则在这个最值得追问者的领域内，哲学行为只可能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追问。如若是在哲学的某个隐蔽时代里，那么，在向另一开端的过渡中，哲学必须已经根据自己的知识的光亮，对自身的本质做出了决断。

思想的另一开端之所以如是得到命名，并不是因为它仅仅在形态上另类，有异于以往任何其他哲学，而倒是因为，根据与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开端的关联，它必须是唯一的另一开端。基于一个开端与另一开端的这样一种相互指派的状态，也就已经规定了过渡中的有所运思的沉思（Besinnung）的方式。过渡性的思想，作为历史性的沉思，要完成对存有之真理的有所建基的开抛。在这里，历史并不是一种考察工作的对象和区域，而是那样一个东西，它首先唤起和促成了有所运思的追问，成了这种追问的种种决断的场所。过渡中的思想把真理之存有的最初曾在与存有之真理的极端将来置入对话中，并且在此对话中把迄今未经探问的存有之本质现身带向词语。在过渡性思想的知晓中，第一开端之为第一开端依然是决定性的，但作为开端已经被克服掉了。对于这种思想来说，对于第一开端的敬畏，那最清晰的、首先把第一开端的唯一性揭示出来的对于第一开端的敬畏，必定是与背弃另一种追问和道说的冷酷态度结伴而行的。

海德格尔（1889-1976）

存在问题乃是存有之真理的问题。历史地来实行和把握，相对于以往哲学关于存在者的问题（主导问题），存在问题就成为基础问题。

诚然，关于存有之真理的问题是向某个被保存者的突入（Eindrängnis）；因为存有之真理——作为运思性的东西，它乃是关于存有如何本质性地现身的内立性知晓——也许连诸神也无权享有，相反，它唯一地属于那种连诸神都得臣服的命运安排的离基深渊般的东西。

不过：如果存在者存在（ist），那么，存有就必定本现（wesen）。然则存有如何本现呢？然则存在者存在吗？在这里，要不是根据存有之真理，思想从哪里做出决断呢？所以，存有是不再能从存在者而来得到思考的，它必须从它自身而来才得启思。不时地，离基深渊的那些建基者必定在被保存者的火焰中被耗尽，方使得此－在对人而言成为可能的，因而在存在者中间的持存状态得以被挽救，方使得存在者本身在大地与世界的争执的敞开域中得以回归。

相应地，存在者通过存有之真理的建基者的没落（Untergang）而被移置入自身的持存状态之中。存有本身要求这样。它需要没落者，而且在存在者显现之际，已经居－有这些没落者，已经把这些没落者指派给自身了。这就是存有本身的本现，我们称之为本有。存有与为之所居有的此－在的转向性关联的丰富性乃是不可测量的，本有过程之全幅是不可计算的。在这里，在这种开端性的思想中，“从本有而来”所能道说的只是一丁点儿。所道说者乃是在第一开端与另一开端的相互“传送”中被追问和被思想的东西，而此所谓“传送”，则是根据在存在离弃状态的急难中的存有之“回响”，为的是向存有的“跳跃”，以便为存有之真理“建基”，以之作为一种对“最后之神”的“将来者”的准备。

这种运思性的道说乃是一种指引（Weisung）。它把存有之真理的庇护之自由指示到作为某个必然之物的存在者之中，而又没有成为一种命令。这样一种思想绝不能把自己弄成一种学说，它完全避开公共意见的偶然性；但如果说要紧之事在于，把人从非存在者的纷乱中召回来，使之进入一种有所抑制的场所之创造的温顺（Fügsamkeit）之中（此所谓场所乃是为最后之神的掠过而设定的），那么，这种思想就能给予少数人及其知晓以指引。

可是，如果说本有构成存有之本现，则下面这样一种危险就会多么切近，也即：存有拒不给予、并且必定拒不给予本－有过程（Er-eignung），因为人已经变得无力应对此－在了，而这又是由于，以“伟大”为假象，在硕大之物中迸发出来的咆哮力量已经把人征服了。

但如果本有变成拒绝和拒予，那么，难道这只不过是存有之隐匿和存在者之放弃（存在者被交给非存在者），抑或，这种拒予（即存有之不性）在极端的情形下可能成为最遥远的本－有过程——假定人把握住这种本有，并且畏惧之惊恐把人置回到抑制的基本情调中，因而已经把人置出去，使之进入此-在（Da-sein）中了？

知晓作为本有的存有之本质现身，意味着不仅要了解拒予的危险，而且要为克服做好准备。远远先行的是，这里第一位的东西依然只能是：要把存有置入问题之中。

无人能理解“我”在这里思考的东西，那就是：从存有之真理而来（而且也即从真理之本现而来）让此－在得以出现，为的是把存在者整体以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建基于其中，而把人建基于存在者整体中间。

无人能把握这一点，因为人人都力求仅仅在历史学上说明“我的”尝试，并且援引过去之物——这个过去之物是他们自以为要把握的，因为它似乎已经落在他们身后了。

而且，将在今后把握住这一点的人，是不需要“我的”尝试的；因为他必须已经亲自为自己开辟了通向那儿的道路。人们必须能够如此这般地来思考所尝试的东西，即他要以为，所尝试的东西远远而来接近于他，但却是它的最本己之物，他已经转本于这个最本己之物而成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被需要，因此没有兴趣和机会去意指“自身”。

根据本质性思想的一种简单推移，存有之真理的发生必须被移置，从第一开端移置入另一开端，以便在传送中奏响完全不同的存有之歌。

因此，在这里处处现实地存在的乃是历史，它拒绝委身于历史学上的东西，因为它不是让过去之物出现，相反，它在所有方面都是向将来之物的溢流。

存有之回响之为拒予之回响。

存有之追问的传送。传送首先是第一开端的传送，以便这第一开端把另一开端带入游戏之中，并且根据这种相互传送而形成跳跃之准备。

进入存有的跳跃。跳跃使开裂之离基深渊跳动起来，并且因而才有对从存有而来被指定的此－在的建基的必然性。

对真理（作为存有之真理）的建基（此－在）。

在这里，一切皆投向关于存有之真理的独一问题：投向追问。为了使这种尝试变成一种推动力，实行中的追问的奇迹（Wunder）必须得到经验，并且必须为唤醒和加强追问力量而发挥效力。

追问立即就会唤起一种怀疑，以为我们在此是空洞地寄望于不可靠之物、未决定之物和不可决断之物。它看起来就仿佛把“知识”（Wissen）扯回到一种停滞的沉思之中了。它具有收缩、阻碍甚至于否定的假象。

不过：在追问的推动性冲锋中，乃有对未被解决者的肯定，向尚未称量的有待考量者的扩展。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乃是向那种把我们提高起来的东西的越出自身之外的运行。追问是向着隐蔽的强制者的解放。

在其难得经验的本质中，追问全然不同于其非本质（Unwesen）之假象，假装经常剥夺了丧失勇气者（die Unmutigen）的最终勇气。但即便这样，他们也并不属于那不可见的圆环，这圆环包围着那些在追问中应答存有之暗示的人们。

对存有之真理的追问不能根据以往之物计算出来。而且，如果这种追问应当为另一种历史的开端做准备，那么其实行就必须是原始的。正如与思想之历史的第一开端的争辩是无可回避的，同样确凿无疑地，追问本身只需思量其急难形势，忘掉自己周边的一切。

唯在对“历史学上的东西”的直接跳越中，才生成历史。

关于“意义”的问题，根据《存在与时间》的解说，亦即关于开抛之领域的建基问题，简言之就是关于存有之真理的问题，依然是我的问题，而且是我的独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关乎那个最独一无二者。在一切皆完全无可疑问的时代里，首先来追问一下一切问题中的这个问题就足矣。

在起于无急难状态之隐蔽急难的无尽需要的时代里，这个问题必定表现为最无用的闲谈——关于这种闲谈，人们也已经及时地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

而任务依然是：从存有之真理而来把存在者带回来。

关于“存有之意义”的问题乃是一切问题中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之展开的实行中，在此所谓“意义”（Sinn）的本质得到了规定，也就是这个问题作为沉思持留之处，也就是这个问题本身所开启出来的东西：对于自行遮蔽而言的敞开状态，即真理。

存在问题乃是这种进入存有的跳跃，人作为存有之寻求者来实行这种跳跃，因为人是一个思想中的创造者。存有的寻求者，在最本己的寻求力量的充沛溢出中，乃是“创建”存有的诗人。

而我们今人只有这一个义务：通过一种远远抢先的建基，也就是对一种为最值得追问者而备的更可靠的期备状态的建基，为那个思想家做好准备。

《存在与时间》（德文版）

对于少数人，他们有时候重又发起追问，亦即对真理之本质现身重新进行决断。对于稀罕者，他们携带着那种对于孤独的最高勇气，要去思考存有的高贵，要去道说存有的唯一性。以一种唯一的方式，另一开端中的思想原始地是历史性的：对存有之本现的自行接合的支配。

我们必须冒险一试一种开抛，即对作为本有的存有之本现的开抛，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的使命。但愿我们能够彻底地经验这个在其自行遮蔽中的未知者的本现。

或许我们其实是想要把这种知晓展开出来，使得这个未知的使命让我们获得孤独状态中的意志，因而强制此－在之持存达乎对自行遮蔽者的最高抑制。

对最后之神的切近乃是隐瞒（Verschweigung）。这种隐瞒必须具有抑制的风格，必须被置入作品和词语之中。

在神之切近处存在——而且哪怕这种切近是关于诸神之逃遁或到达的不可决断性的最遥远的遥远—，这不能被清算为一种“幸福”或者一种“不幸”。存有本身的持存性于自身中带着自己的尺度——如果它竟还需要一种尺度的话。

但在我们今人当中，谁被赐予了这种持存性呢？我们几乎不能为这种持存性的必然性做好期备，或者哪怕只是暗示这种期备，作为另一种历史轨道的开始。

倒退到形而上学停滞不前的思想方式和要求中去，这件事还将继续起扰乱作用，并且还将阻碍道路的清晰性和道说的确定性。不过，过渡的历史性瞬间的实行必须基于以下知识，即：一切形而上学（建基于“存在者是什么？”这个主导问题之上）依然不能把人挪移入那种与存在者的基本关联之中。形而上学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只要存有之真理以及存有之唯一性没有变成急难，则甚至连要求做到这一点的意志，也是找不到任何支持的。然则思想应当如何成功地获得先前一直拒绝诗人（荷尔德林）的东西呢？抑或，我们只是必须以存有之真理为指向，从掩埋中夺取诗人的轨道和作品？我们为此做好准备了吗？

存有之真理唯有通过那些追问者才能变成急难。他们是本真的信仰者，因为他们在开启真理之本质之际持守着基础。

追问者——孤独地，并且没有任何蛊惑魔力的帮助——把内立状态的全新的和至高的等级设置起来，即在存有之中心、在作为中心的存有之本现（即本有）当中的内立状态。追问者抛弃了所有的好奇心；他们的寻求热爱那离基深渊，而在此离基深渊中，他们知道最古老的基础。

如若一种历史还能再次被赐予我们，也就是说，如若我们还能基于那种与存在的归属状态而创造性地遭受存在者，那么，我们就不能避开这种使命，即：为那最后之决断的时间－空间做准备——此所谓最后之决断是要决定，我们是否以及如何经验这种归属状态并且为之建基。这其中也包括：通过对作为此－在的真理之本质现身的建基，在思想上为关于本有的知晓建基。

无论人们能够如何做出关于历史性和无历史性的决断，追问者，即在思想上为那种决断做准备者，都必须存在（sein）；每个人都把孤独带入自己最伟大的时刻。何种道说来完成那最高的思想上的静默（Erschweigung）呢？何种做法最能获取关于存有的沉思呢？是关于真理的道说；因为真理乃是对存有之本现与存在者之存在状态而言的“之间”。这个“之间”把存在者之存在状态建基于存有之中。然则存有不是某个“更早先的东西”——自为地、自在地持存着——，而毋宁说，本有乃是对存有和存在者而言的时空上的同时性。

在哲学中，命题绝不能得到固定证明；而且情形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什么最高的命题，从中可以推出其他命题，而倒是因为在这里真实的东西根本不是“命题”，也不简单地是“命题”所陈述的那个东西。一切“证明”皆有前提，都预设了一点：理解者，如他在表象之际面对命题内涵一样，在对具有证明作用的表象联系的理解中依然毫无变化地保持为同一个人。而且，唯有证明过程的“结果”才能要求一种改变了的表象方式，或者不如说对迄今为止未被注意到的东西的表象。

相反，在哲学认识中，从第一步就开始了理解之人的一种转变，而且并不是在道德的“实存的”意义上，而是以此－在为尺度。这就是说：与存有的关联，而且首先始终是与存有之真理的关联，通过向此－在本身的移置而发生了转变。因为在哲学认识中，一切每每同时地——持立于真理之中的人，真理本身，从而还有与存有的关联——进入移置之中，因而绝不可能有一种关于某个现成之物的直接表象，所以，哲学的思想依然是令人诧异的。

尤其是在另一开端中——依照对存有之真理的追问——向那个“之间”的跳跃是必须立即得到实行的。此－在的“之间”克服掉“分离”，并不是由于它在存有（存在状态）与存在者（作为仿佛现成的河岸）之间架起了一座桥，而是由于它把存有与存在者同时转变入它们的同时性之中。向“之间”的跳跃首先让此－在跳起来，而且并不占有一个已经确立的立足点。

另一开端中的思想的基本情调回荡于下列情调中，它们还只能隐约地得到命名。这些情调的内在关联要得到经验，只有通过彻底地思考具体的关节，即对存有之真理和真理之本现的建基必须适应的那些关节。还没有一个词语来表示这些情调的统一性，而且实际上，或许必须找到这个词语，以防止那种轻易的误解，就仿佛在这里，一切都被投向一种胆怯的虚弱了。吵吵嚷嚷的“英雄主义”可能会如此判断。

惊恐（das Erschrecken）：在与第一开端的基本情调即惊奇（Erstaunen）的对照中，惊恐是最容易解说清楚的。但对于一种情调的解说绝不能担保这种情调真的相称，而不是仅仅得到了表象。

惊恐乃是那种回行，也就是从处于亲熟者当中的行为的流俗状态，返回到自行遮蔽者之涌迫（Andrang）的敞开状态之中，而在这种敞开状态中，迄今为止流俗的东西同时证明自身为令人诧异的和起束缚作用的。但最流俗的、并且因此最不熟知的东西乃是存在之离弃状态。惊恐使人回行，使之直面以下事实：存在者存在（ist），而先前对人来说存在者恰好就是一个存在者，即是说：存在者存在，这个——存有——已经离弃和避开了所有“存在者”以及似乎是存在者的东西。

然则这种惊恐绝不是一种单纯的退缩，也不是束手无策地放弃“意志”，而毋宁说，因为在这种惊恐中恰恰开启出存有之自行遮蔽，因为存在者本身以及与存在者的关联想要得到保存，所以与这种从其本身而来的惊恐相伴的，乃是它最本己的“意志”，而且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谓的抑制了。

抑制（die Verhaltenheit），乃是对作为赠予的拒予的期备状态的先行－情调（Vor-stimmung）。在抑制中——并没有消除那种回行——起支配作用的乃是转向作为存有之本现的有所踌躇的自行弃绝。对惊恐和畏惧而言，抑制乃是中心（die Mitte）。这些只是更明确地标示原始地归属于抑制的东西是什么。抑制规定着另一开端中的开端性思想的风格。

但根据上述，畏惧（die Scheu）是断不能与胆怯混为一谈的，或者哪怕仅仅在此方向上来理解也是不行的。这是完全不容许的，以至于可以说，这里所指的畏惧甚至还超过抑制之“意志”而生长起来，而且，这是起于那统一性的基本情调的基础深处。从这种统一性的基本情调中，特别是从畏惧中，产生出隐瞒的必然性，而且，这种隐瞒就是让作为本有的存有本质性地现身，这种“让本现”彻底地调校着一切在存在者中间的态度和一切对存在者的行为。

畏惧乃是接近于最遥远者本身并且保持这种切近的方式，而这个最遥远者在其暗示中——如若它被保持在畏惧中——仍然会变成最切近者，并且于自身中把一切与存有的关联聚集起来。

然则谁能够奏响这样一种在本质性的人身上既惊恐又畏惧的抑制的基本情调呢？并且，还有多少人会去估量，这种通过存有的情调并不能为任何对存在者的逃避做出论证，而倒是相反？因为它构成对存在者之质朴性和伟大性的开启，以及那种原始地必需的必然性，即必须把存有之真理庇护在存在者中，从而再度赋予历史性的人以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存有之真理的建基者和保存者，成为那个“此”（das Da），后者乃作为为存有本身之本质现身所使用的基础：即成为这样一种烦忧，并非作为对某个任意之物的小小忧虑，也不是作为对欢腾和力量的否定，而倒是比所有这一切都更原始，因为这种烦忧乃唯一地“为存有的缘故”，并非只为人之存有，而是为存在者整体之存有。

这是我们已然经常重复提示过的，我们指出：“烦忧”只能在存在问题的开端性区域里才能得到思考，而不是作为一个任意的、人格上偶然的“世界观的”或“人类学的”关于人的观点。只消那些仅仅“书写”一种对存在问题的“批判”的人们还没有经验、也不愿经验存在之离弃状态的急难，那么，上述提示也还将是毫无作用的。因为在一种十分糟糕地被炫耀和张扬的“乐观主义”时代里，光是“烦忧”和“存在之离弃状态”之类的说辞，听起来就已然是“悲观主义的”了。但现在，恰恰是由这些名称所指示的情调，连同它们的对立面，在开端性的追问区域里已经彻底地变得不可能的了，因为它们是以价值思想、以往的存在者解释以及关于人的流俗理解为前提的——谁还能如此深远地思索，使得这一点至少成为一个问题呢？

尤其在开端性的思想中，存有之真理的区域是必须被穿越的，为的是随后——当存在者得以闪亮之时——重又回到遮蔽状态之中。这种越位本质上乃归属于一切哲学的“作用”的间接性。

荷尔德林（1770-1843）

在哲学中，本质性的东西——在它几乎隐蔽地获得冲力之后——必须回到不可通达的东西（对许多人来说）之中，因为这种本质性的东西是不可赶超的，并且因此必须隐匿于使开端可能的过程之中。因为存有及其真理是必须一再重新开始的。

所有开端于自身中都是不可赶超的和被完成了的。它们为历史学所不逮，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超时间的和永恒的，而是因为它们比永恒更伟大：它们是时间的冲力，为存在设置了其自行遮蔽的敞开状态的空间。对这种时间－空间（Zeit-Raum）的本己建基，即是所谓：此－在（Da-sein）。

抑制，惊恐和畏惧的调校中心，亦即基本情调的基本特征，在其中此－在使自身相称于最后之神的掠过的寂静（Stille）。在这种此在之基本情调中进行创造之际，人就变成这种寂静的守护者。

于是，开端性的思想之沉思必然会成为真正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种设定目标的思想。所设定的并不是无论哪一个目标，也根本不是这个目标，而是我们的历史的唯一的、因而个别的目标。这个目标乃是寻求本身，即存有之寻求。当人成为存有之真理的保存者（Wahrer），成为那种寂静的守护者（Wächter），并且被裁定于之际，这种寻求就发生了，而且本身就成了最深的发现物。

成为寻求者、保存者、守护者——此即作为此在之基本特征的烦忧的意思。在这些名称中聚集了人的规定性，只要人是从其基础中、亦即从此－在而来被把握的；这个此－在在转向中为作为存有之本质现身的本有所居有，而且唯有借助于这个作为时间－空间（时间状态）之建基的本源才能成为内立的，为的是把存在之离弃状态的急难转变为那种创造（作为存在者之带回）的必然性。

而且，在顺应于存有之关节之际，我们便随时可为诸神效力。

寻求本身乃是目标。而且这意味着：“目标”还太过表层，总是还要置自身于存有面前——并且掩埋了必然的东西。

如若诸神是未经裁定的东西，因为神性化之敞开域首先依然拒不给出，那么，所谓为诸神效力是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是说：效力于那种被使用，即在这个敞开域的开启过程中的被使用。而且，最难以被使用的是那些人，他们必须首先通过对真理之本质现身的启思和发问，预先规定这个敞开域的敞开状态，完成针对这种敞开状态的情调。“为诸神效力”——这意味着：远离和在外面——置身于“存在者”之流俗状态及其解说之外；归属于那些最遥远者，而对于这些最遥远者来说，诸神之逃遁在其最远的隐匿中依然是最切近者。

虽然还是过渡性的，但我们已然活动于另一种真理中了（在“真实”和“正确”的更原始地转变了的本质中）。诚然，对这种本质的建基要求一种思想的用力，正如这种建基必定只有在西方思想的第一开端中得到实行一样。这种用力是令我们诧异的，因为我们丝毫没有猜度到对单一者的掌握所要求的东西。今天的人们——他们由于受到抛弃而几乎不值得一提——竟依然被排除在外，不可能知道思想的道路；他们逃遁入“新的”内容中，并且以“政治”和“种族”因素的安排，为自己提供一种一直不为人所知的学院哲学陈旧装饰品的盛装。

人们求助于“体验”的浅水，无能于估量思想空间的广大结构，无能于在这样一种开启中思考存有的深度和高度。而且，在人们相信自己优越于“体验”的地方，是能通过求助于一种空洞的机敏而来做这件事的。

但对本质性思想的教育当从何而来呢？来自一种对决定性路径的预先思考和行走。举例说，谁在一道行走存有之真理的建基的漫长路径呢？谁对于那种思想和追问的必然性——一种不需要何故的拐杖和为何的支撑的必然性——有所猜度呢？存有之思想道说愈是必然，则那种贯通追问之行进的关于存有之真理的静默就变得愈加不可避免。

诗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把真理掩蔽入形象之中，因而把真理赠学意义上得到把握的，因为公开的历史学上的“历史”早已与这种过渡擦肩而过了——如果这种过渡能够间接地向这种“历史”显示的话。所以，依然还要为这个时机贮备一个漫长的将来——假如存在者的存在之离弃状态要再度被打破的话。

在此－在中，并且作为此－在，存有居有真理，这种真理本身把存有揭示为那种拒予，那种暗示和隐匿之领域，亦即寂静之领域，而在其中，最后之神的到达和逃遁才首先得到了裁定。为此，人是做不了什么的——当人已经受命去为此－在之建基做准备，而且这种使命重又原初地规定了人的本质时，人能做的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