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中恩格斯“另一条道路”的思想嬗变——兼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具体研究中的合作

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8辑）》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提要

《曼彻斯特笔记》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社会现象具体的、历史的研究成果。《曼彻斯特笔记》中恩格斯的摘录部分涉及英国经济与政治史、工业发展史、世界市场、工人阶级发生史、资本主义各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等领域，展现了恩格斯对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持续关注，是恩格斯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条道路”之形成、发展、转变的重要坐标，填补了恩格斯研究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文献学缺失和思想发展情况。相较于正面论述性的著作，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写作的《曼彻斯特笔记》是两人在具体研究中合作的典范，因此是不可忽视的一次“隐性”合作。通过对该笔记的分析，能更清晰地描述马克思与恩格斯通往历史唯物主义道路的异同点，进而确定恩格斯“另一条道路”的科学内涵和思想史地位。

作者简介

史文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恩格斯通过“另一条道路”得出了与他相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对“另一条道路”的解读是关涉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重要命题。以往学术界认为，青年恩格斯对英国社会的现实考察是其实现思想转变的关键，即“恩格斯通过英国的经济现实和他的政治实践取得了马克思通过哲学和历史的推理所得到的成就”。似乎“实证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对恩格斯“另一条道路”的准确概括，然而实证分析仅仅是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基础，其具体脉络需依靠文献考证作进一步分析。随着文献学最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对恩格斯早期文献尤其是摘录笔记的细致梳理成为可能。《曼彻斯特笔记》作为恩格斯对英国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直接理论延续，记录了恩格斯思想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重要阶段。《曼彻斯特笔记》反映了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思想细节，补充了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之间的文献空白，提供了破解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联的理论锁钥。与此同时，正如MEGA2编辑指出的，《曼彻斯特笔记》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成果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通过这次“隐性”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逐渐趋于一致，两人最终在《形态》中正面阐述了唯物史观。

一、贫困问题与工人阶级的历史考察

《曼彻斯特笔记》包括马克思的九本摘录笔记和恩格斯的三本摘录笔记，分别是马克思为撰写《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为撰写《英国社会史》所摘录的准备材料。早在撰写《大纲》期间，恩格斯就意识到要全面讨论工厂制度：“考虑到机器的作用，我有了另一个比较远的题目即工厂制度。”随后在《英国状况》的系列文章中，恩格斯将英国看作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并明确对英国社会的全面考察于欧洲其他国家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状况》正式揭露了恩格斯这一研究计划：“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最初我是打算仅仅作为一部内容比较广泛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中的一章来论述的。”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恩格斯首先摘录的是弗·摩·伊登（F.M.Eden）的《贫民的状况》一书。该书由三卷组成，考察了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至当代的历史，回顾了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如宗教改革和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彼时，由于连年战争与农业歉收，英国贫民的生活状态急剧恶化并威胁到了整个英国社会。伊登对贫困如何在富裕的英国产生并迅速蔓延以及如何消除贫困的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通过大量的济贫法规详细描述了英国政府和当权者遏制贫困的措施，对许多旨在消除或减轻贫困的项目进行分析。同时，伊登也对贫民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笔记》中并不是简单地摘抄，而是有意识地对阅读材料进行了分析和筛选，并以注释的方式呈现了诸多自己的观点，即将书中内容的再现与他自己的思想联系起来，正如MEGA2编辑所言：“可以类比为马克思所谓的第二阶段加工的笔记本”。具体来看，恩格斯着重摘录了以下几个方面：

青年恩格斯

第一，英国贫民与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根源。恩格斯首先对《贫民的状况》的序言，即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内容进行了摘录。伊登关注到工业工人的收入远高于农业工人，并指出圈地运动导致农民失去了赖以维生的土地，无数的土地被荒废。这种土地的荒废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因圈地运动而失去土地的人民也并未获得议院承诺的好处，这一切都成为造成农民贫穷的罪魁祸首。同时，伊登认为宗教与虔诚主义加剧了贫困问题。恩格斯一方面对伊登由日常经验出发对土地问题的分析表示认可：“伊登先生解释了为什么从日常经验来看，农民的收入总是比工厂工人的收入低”；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伊登的肤浅之处：“这一事实不应解释为地主对农业工人的不公正待遇，应从问题的实质与国家对商业的偏袒中理解”。恩格斯明确提到，在圈地运动中，土地所有者正是动用立法权从农民手中夺走了土地，并在法律的保护下取得了财产。圈地运动绝不是伊登设想的“田园诗般”，而是国家法权的一次巧妙利用，“要想利用自己的财产毕竟需要有一项法令！问题在于将封建的法变成现代的法，要变一场戏法，不过这与伊登先生无关”。可以看出，恩格斯已然将贫困这一普遍问题置于政治与社会中考察，驳斥了伊登没有理解宗教、土地问题与贫困的内在关联，更不能完整地认识到圈地运动对英国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的重大影响。紧接着恩格斯对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根源进行了详细摘录。恩格斯简明扼要地对英国征服时期之前的农奴制进行了描述：“无论生来就是农奴还是后来变成了农奴，都不能获得对任何财产的绝对权利。农奴不能通过自己的财产换取自由，因为其财产都被认为是其主人的，而非自己所有。”15世纪后，“贸易和金钱越来越破坏农奴制”，要求废除奴隶制和城市贸易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农奴制最终走向解体，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从农民获得自由之日起，贫困本身也开始了”。不劳动的阶层开始形成，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不劳而获的阶层通过占有他人劳动的方式来创造财富，区分富人和穷人的不是土地或拥有的金钱，而是对劳动的掌控。另外，贸易开始兴盛，英国的纺织品大量出口，城市中毛纺织业也蓬勃发展，由此带来十余种职业分工。手工业的繁荣使大量被解放的农奴向城市涌入，人口流动也逐渐增加。此时恩格斯已经十分敏锐地意识到，土地所有者动用立法权将农民驱赶出土地是强迫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重要历史事件，圈地运动导致农民变成短工、手工学徒、流浪者或者乞丐，佃农制度替代农奴制则把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变为自由民，他们对于方兴未艾的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成了绝佳的劳动人口。在这种状况下，雇佣劳动成了普遍现象，即“雇佣的劳动者构成了工人阶级的庞大群体”。这一系列对人民群众的暴力掠夺成了人民贫困的根源，恩格斯认同了伊登的结论，即“我丝毫无意贬低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给国家带来的无数利益，这次研究似乎导致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是我国贫民的真正父母”。

第二，英国解决贫穷问题的尝试。恩格斯摘录了英国解决贫困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对贫民的单方面救济演变为对贫民的劳动督促。第一阶段是济贫阶段。为了应对贫困问题的蔓延，英国试图通过济贫的方式帮助贫民，并加强了对乞丐等流民的管理。最早的慈善组织由教会组织，他们向民众募捐，并规定每周对贫民的捐赠额度。然而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由修道院供养的许多贫民被赶了出来，社会中的贫民大量增加。教会遭到了王室、地主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掠夺，贵族的垄断及对大众的剥削变本加厉，许多人借助王室的名义以增加赋税的形式对人民敲骨吸髓。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评价道：“资产阶级漠视法律并把任意的价格强加给他们。可见革命是多么必要。”由于自愿捐款无法满足需要，英国社会制定了更多方法来筹集基金：一方面，对违反规定的手工业学徒增加赋税、强制适龄未婚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另一方面，对乞丐和罪犯施加重刑以增加收入。随着“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崛起”，英国社会逐渐认为对贫民的救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不是积极作用，反而使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其原因就在于济贫造就了无所事事的闲散人口以至阻碍了工业和劳动。对此，英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对贫民进行简单救济，并主张加强对贫民的劳动管理。恩格斯对此评论道：“即使在那时，资产阶级也对济贫法怀有反感。”第二阶段是反对简单救济及实行劳动监督阶段。传统的济贫方式逐渐受到质疑，许多人认为贫民收到的资助实在是太多了，甚至达到了某些工人的三倍，因此有人提议对贫民收取贫困税，甚至提出在强制贫民参与劳动后才发放补助。彼时英国社会普遍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懒惰，为了打击懒惰，应该在法律上采取强制措施，使贫民参加劳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立法机构需要为贫民找到就业岗位，相反，立法机构要做的只是强迫他们去找工作。恩格斯认为当时的济贫法“实际上是为了利益而雇用贫民从事牟利的工作，以减轻行政负担”。习艺所承担起了接收贫民的责任，然而在习艺所中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对劳动的管理也近乎苛刻，在《状况》中恩格斯就将习艺所评价为“穷人的巴士底狱”。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摘录中尤为重视对济贫法律细节的考察，这说明恩格斯已然注意到法权的运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实践中，贫困无法真正被解决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既没有认识到贫困的真正起源，又只是伪善地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贫困始终与资产阶级如影随形，可以说正是资产阶级制度本身在不断地制造贫民，正如恩格斯所言：人民的贫困是“资产阶级的尴尬”。

第三，对贫民犯罪和受教育情况的考察。恩格斯在分析英国法律的基础上摘录了关于英国历史上贫民的犯罪情况以及教育水平的材料。恩格斯认为，英国对有劳动能力的贫民的惩罚十分严格，甚至是血腥的，那些乞丐总是像牲口一样受折磨。在严酷的刑罚下，人身伤害的犯罪率有所下降，但是非暴力犯罪率上升得很快。恩格斯由此认识到，日益残酷的惩罚既不能根除犯罪又无益于消除贫困。同时，恩格斯还摘录了一些关于人民教育情况的统计，如文盲率、儿童受教育情况等，指出孩子们在教会学校中除了那一套宗教的说辞外几乎学不到任何额外的东西。贫民儿童的受教育水平并没有如资产阶级预想的那样提高，而资产阶级也拒斥对贫民尤其是工人进行任何教育，因为这只会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不满。总的来说，恩格斯对英国贫困史的考察，构成了其对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状况以及工人阶级发展历史的专门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以贫困的发生为切入点，探讨了工人阶级如何登上历史舞台及其贫困根源。恩格斯在考察英国济贫史时，尤其重视资产阶级对暴力与法权的运用，这恰好佐证了他早年所提出的观点，“这种对富人的庇护也明显地表现在法律中”。恩格斯围绕贫困问题与如何消除贫困所摘录的种种资料与他在《状况》中得出的结论相互印证，即“贫困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

二、工业生产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解剖

在对《贫民的状况》摘录的最后部分，恩格斯摘录了当时的工业发展情况，包括机器数量、珍妮纺纱机的使用情况等。他注意到英国制造业与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机器的使用，导致穷人的比率大幅增加了，同时经济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愈发明显。随后，恩格斯在第二笔记本和第三笔记本中又以此为主题，摘录了另外几位作家的著作，分别是：艾金（Aikin）的《对曼彻斯特农村的描述》、巴特沃斯（J.Butterworth）的《曼彻斯特贸易史》、吉尔巴特（J.Gilbart）的《银行业的历史与原则》、库珀（Cooper）的《政治经济学要素讲演集》、波特（Porter）的《民族的进步》和图克（Tooke）的《价格史》，以及匿名著作《论贸易组合》的节选。对这些书的摘录组成恩格斯对英国社会考察的第二块拼图，即从英国工业发展史和经济史的角度对英国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解剖，主要聚焦于以下几点：

第一，英国工业崛起与机器使用。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特征逐渐明显。在庞大的工业有机体上，各工业城市充当了工业发展的“细胞”，其中曼彻斯特作为典型的英国贸易城市，是整个英国工业、贸易发展的具象化缩影，对它的考察也是对英国贸易整体的细节审思。因此，恩格斯首先将目光集中于对曼彻斯特的微观解剖，并以曼彻斯特为例对英国整个社会的工业发展进行了描绘。恩格斯摘录了大量事实材料，包括曼彻斯特工业区的地理、自然、历史、人口、主要产业、运河、建筑、商业和工业等，并以这一地区为例，追溯了整个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和过程。恩格斯按照艾金的提示将曼彻斯特的贸易分为了四个历史时期：起初，手工业者只是为自己的生机而工作，谈不上积累任何财富，逐渐地，他们开始积累很少的财富，但依然过着像以前一样朴素的生活，进而，奢侈品贸易开始产生，运输业逐步形成，最后，奢侈品的贸易陡然攀升，交通运输的手段扩大也足以支撑其到达欧洲各地。另外，恩格斯摘录了曼彻斯特地区的人口和各行业的具体情况，他发现妇女和童工在工业中被广泛使用，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远比不上资产阶级那般舒适。笔记本中插入的两张曼彻斯特旧地图上清晰绘制了工业发展区域及工人生活区域，这极大程度上延续了《状况》中对城市空间的考察方式，直观地呈现了曼彻斯特在空间上如何发展为英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

恩格斯在考察曼彻斯特的贸易情况时发现，曼彻斯特的工业与贸易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贸易需求量的增大要求与之配套的工业生产，机器的发明与使用便成了促进工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这些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如果没有机器的到来，一切都将化为乌有”。随后，恩格斯对机器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机器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极大兴趣。恩格斯在对贫民人口的考察中写道，“机器一经出现，有些人就认为这里穷人的比率大大增加了”，这与他在《状况》中的判断一致，即“机器的使用如何引起了无产阶级的诞生”。从珍妮纺纱机到梳棉机和浆料机，机器的改良十分迅猛地发生着。也正是由于纺织业的繁荣，蒸汽机的改良得以实现，紧接着其他产业也借助机器迅速繁荣起来。接着，恩格斯摘录了一些发明家的传记性质的文字，主要关注某些发明物的诞生及其产生的影响，同时叙述了因机器广泛应用而出现的三次工人捣毁机器的事件。这部分摘录恰恰证明了恩格斯在《状况》中的观点：“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让给了机器”。

第二，英国的银行发展史。在对英国工业与经济史进行研究后，恩格斯认识到了工业革命后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即贸易增长引发的银行业快速崛起。基于此，恩格斯回顾了英国银行业发展的多个历史阶段，即从银行业的起源到国家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的兴起过程。最初，英国银行业起源于犹太人和伦巴第人的高利贷商业活动，英国大部分贸易都被其垄断，且由于内战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人们无法妥善保存钱款，不得不将钱交给银行家。工业革命后，银行业愈发变为有利可图的行业，恩格斯发现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发展与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英国政府在法律上予以金融业某些“特权”，试图通过成立英格兰银行并制定利息来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恩格斯将其称为“和政府共同进行的肮脏交易”。19世纪，通货膨胀引发了商业危机，英格兰银行“由于利率下降和国债利率降低导致资本被转移”，许多公司由于缺乏资金而破产。在此背景下，地方银行、股票公司、保险公司逐渐组成新的银行体系，促使分散的资本实现有效流通，资本由此在银行家手里实现集中。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并不同意原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银行业美化的论调，认为这是“一本有害的书”，于是便隐去了其对不同银行体系的概述和评论，只是准确地记下了英国议会关于建立银行的法案的日期。

第三，危机的特征与工人运动。早在《大纲》中恩格斯就注意到英国经济的周期性发展规律，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恩格斯将工业危机概括为“周期性饥荒”，并对英国社会多次发生危机的原因与影响进行了思考和摘录。在危机发生的原因方面，恩格斯摘录了英国具有代表性的四次危机，分别是1816年、1819年、1825年和1837年危机，他按照危机发生的范围将其划分为局部危机和全局危机。依据图克引用的数据，恩格斯考察了1814年到1818年谷物价格的波动，认为欧洲大陆的粮食价格受谷物法和战争影响而上涨，随之而来的是矿物和英国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由此引发了英国的投机热潮，忽视市场和需求的盲目进出口最终造成了1816年和1819年危机。恩格斯认为这两次危机只是由商业投机和市场波动引发的，未牵涉工业和农业，因此称之为“游动危机”。随着经济的复苏，社会普遍认为“消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是大于供应的”，货币大量发行，工业和矿业发展势头迅猛，企业主即使没有钱也尽可能地扩大生产。然而，伴随经济泡沫的破碎，1825年危机如约而至。恩格斯特别注意到1825年危机的不同之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历史上第一次因普遍性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同时，危机通过世界市场传播给其他国家，这次严格意义上的全局危机甚至波及了美国纽约，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展自此逐渐显露。最后，1837年再次爆发的危机进一步证明英国经济的周期性特征，恩格斯明确指出这次危机集中在资产阶级的部门，“1837年的危机……主要是发生在那些已经开化的、不受天然产品制约的部门，即货币投机业、证券投机业和工业生产中”。在危机造成的影响方面，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一方面，大量银行破产导致社会只能靠客户的信贷和国家银行发行的债券来维持运转；在工业中，失业和工资下降成为普遍现象，工厂的生产陷入停滞。另一方面，危机的到来使粮食价格上涨，贫民的生活雪上加霜，进一步导致暴力和犯罪事件频发。然而，图克宣称“在危机中，工人的状况非常好”，为此恩格斯反问道，“怎么可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言以蔽之，危机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周期性顽疾，更进一步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兴起。

在对《论贸易组合》这本小册子的摘录中，恩格斯关注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况。英国工人运动从对机器的反抗开始，正如恩格斯在《状况》中所说：“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由于机器消除了工人技能的独特性，工作不再需要七年学徒的生涯，劳动力价格大幅度下降，因此出现了工人捣毁机器的事件。该小册子还描绘了工人组织的历史，即从工人“互助会”直到英国第一个工人组织－工联成立为止。恩格斯表示，虽然国家一开始不承认工人组织的合法性，然而随着工人反抗力量的加强，1824年工会从富人手中夺取了“结社权”，正式成为合法组织。然而，《论贸易组合》的作者因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完全看不到工会和工人运动的意义，反而通过计算向工人证明：“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造成的损失更多”。对此，恩格斯予以了坚决的驳斥：作者完全没有看到罢工背后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即“其实问题并不是为了每个星期得到十分可怜的三个便士，而完全是为了另外的东西”。恩格斯对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十分认可，并摘录了小册子的结论：“1829年末和整个1830年，除了不断的、广泛的罢工，什么也没有”。综上所言，通过对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恩格斯的思想相较《大纲》和《状况》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前进。这一切充分说明，《曼彻斯特笔记》是青年恩格斯对自己所开启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更是力图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佐证其早期著作中表述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历史、趋势、前景以及英国必然爆发社会革命的结论，即“这些结论是从英国历史发展中必然得出的”。

三、恩格斯“另一条道路”的思想内核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将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过程描述为与自己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即“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另一条道路”是恩格斯思维不断发展的过程，但这并不代表“另一条道路”特指某一时期或某一著作，更不代表《状况》是“另一条道路”的“终点”。有的学者（如Ｍ．吕贝尔）认为，恩格斯仅仅是通过社会调查，“偶然”地走上了与马克思一致的道路，因而他的思辨能力远远落在马克思之后。这种观点源自以往对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与转变的考察较多集中在《英国状况》《大纲》《状况》等著作上，而对恩格斯摘录笔记的研究却极其欠缺。随着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最新成果面世，研究者得以从细枝末节但有时却是根本性的历史嬗变中捕捉恩格斯的思想基因。《曼彻斯特笔记》所关注的内容是恩格斯前期研究成果的直接理论延续，也标志着其踏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阶段，自然是我们探寻“另一条道路”不可忽视的“驿站”。事实上，《曼彻斯特笔记》表明，恩格斯的“另一条道路”开辟于对社会的经验思索，发展于对工业与工人阶级的历史说明，完善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批判。一言以蔽之，《曼彻斯特笔记》从侧面揭示了恩格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条道路”，即“经验分析－历史考察－经济批判”的思维路径。具体来看：

第一，对社会结构的经验分析。在撰写《曼彻斯特笔记》时，恩格斯通过大量的资料及数据从两个方面对社会结构进行了经验分析。一方面，在现实层面上分析了贫民的生活状态。恩格斯全面考察了不同历史阶段上工人阶级的衣食住行、身体与精神状况、受教育水平、犯罪率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贫困生活由于歉收、战争、疾病以及贵族的掠夺而不断加剧。相较于《状况》中对无产阶级的实证研究，恩格斯已经不再孤立地看待工人所面临的困境，而是强调工人生活状况背后的社会原因。如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笔记》中已经意识到教育变成统治阶级的工具，在摘录所谓“正规教育”时，恩格斯指出：这种教育目的在于使工人懂得“糟糕的岁月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不幸，来自许多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原因，而不是来自某种有利于统治者阶级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分析了“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的产生基础”。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识到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然而却是以抽象的、人道主义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恩格斯将贫困问题看作当代社会的普遍问题，对物质利益的思考有了进一步提升。如前文所提，恩格斯已经注意到济贫法并非对贫民的同情与保护，而是资产阶级利用法权想尽办法让流浪汉和赤贫者参加劳动，这种“资产阶级的善意”完全是为了“利益着想”。同时，如果说恩格斯在《状况》中还在用“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即“原子式的个人”来对社会主体进行抽象的分析，到了《曼彻斯特笔记》中则是历史地审视了现实中的社会主体，即在工厂制度中由当代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现实的人”。

第二，对阶级结构的历史考察。在《状况》中，恩格斯凭借对英国工人的历史与现实考察，走上了通往唯物史观的“另一条道路”，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恩格斯已经达到或是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曼德尔（Ernest Mandel）认为的那样：“严格而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还算不上一部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其中的无产阶级概念和共产主义概念，与其说是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逻辑中产生的，不如说是从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逻辑推导出来的。”在《曼彻斯特笔记》中，经验和实证主义的“痕迹”被淡化，体现出恩格斯逐渐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处理诸多史料。这具体体现在：首先，阐释了工人阶级的历史演进，即工人阶级诞生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促成了农奴制的瓦解，农奴看似获得了解放，然而随着圈地运动和手工业的快速发展，生产者强制他们同生产资料脱离开来。被赶出土地的农民因贫困变成了短工、乞丐和流浪者，他们对正在蓬勃发展的英国工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新鲜“血液”，因此这些所谓的“自由民”便被抛向劳动市场，变为工人。其次，揭示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即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及其获得统治地位的历史轨迹。恩格斯关于宗教改革过程的摘录，描述了资产阶级掠夺教会地产、以欺骗性方式购买国有土地、用暴力将封建财产变为私人财产等行为，充分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无论是对土地还是对财产的占有都体现出巧取豪夺的特点。恩格斯评论道：“虽然也叫作购买，却是一种无耻的掠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形态》中依据这一历史事实所阐发的，“真正的私有财产到处都是因篡夺而产生的”。再次，论述了法权在历史中的作用，即国家政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早在《英国状况》系列文章中，恩格斯就抨击了统治阶级的“恶劣到极点的直接的社会立法”。如前文所言，恩格斯发现资产阶级利用法权赋予了掠夺和保护财产以正当性，济贫法的目的并不是救济穷人，而是资产阶级希望利用法律强迫乞丐、流浪汉和未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加入劳动大军。此外，恩格斯摘录了许多英国对工人进行劳动管理的法案，他戏谑地称之为“工资法”，这些法律“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额，却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额”。这些法律的制定进一步加剧了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法律以国家政权的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最后，探讨了贫困问题的根源以及资产阶级解决贫困时的伪善与无能。贫困问题是英国社会发展历史中难以回避的问题。一方面，资产阶级将贫困看作毒害机体的“瘟疫”，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消除贫困；另一方面，济贫法和“习艺所”等措施不过是为了满足阶级利益的伪善之举。恩格斯明确了贫困与现代工业是不可分离的，贫困就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在工厂制度下，任何消除贫困的尝试都是软弱无力的，并由此强调了革命的必要性，提出只有进行积极的斗争，消除贫困才成为可能。

第三，经济结构的批判反思。恩格斯在《大纲》中就已经注意到机器的作用与工厂制度在国民经济学中的独特地位，《状况》进一步明确了工业革命、世界市场以及机器在经济结构中的作用。《曼彻斯特笔记》对相关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挖掘，将经济结构置于英国社会的发展中考察工业革命和机器的使用，并批判性地探讨了危机产生的原因。首先，恩格斯揭示了工业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以及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生产转变的过程。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极大地改造了英国社会，使得原本以小生产为主的封建制度逐渐解体，并用大量事实材料说明了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巨大工业城市的崛起、分工逐渐细化、童工和女工的使用增多等问题。同时，恩格斯也注意到这一变化不只发生在国内，英国凭借贸易和殖民地的建立，开创了世界市场，经济发展从此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这一切都更进一步印证了恩格斯在《状况》中得出的结论：“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其次，恩格斯认识到技术变革是机器使用与完善的结果。机器首先在手工业中取得了突破，并逐步在生产中取得了统治地位。机器的强大生产力造就了竞争优势，大资产阶级因此排挤小农、小资产者和小手工业者，进而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另外，恩格斯摘录了某些机器的发明与完善过程，并关注了改造后的机器生产效率提高了多少。显然，彼时的恩格斯已经认识到机器的使用极大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并成了工业发展的基础。最后，恩格斯探讨了经济周期性规律及其所引发的危机。在《状况》中，恩格斯认为商业竞争导致了危机，“工业和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这种性质所造成的商业危机”。到了《曼彻斯特笔记》时期，恩格斯研究了英国1816年到1837年发生的四次危机，尤其是1825年的危机使他认识到，危机的成因是普遍的生产过剩而非竞争或偶然的投机，而危机本身则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周期性饥荒与固有顽疾。危机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以及工人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最终必然导致革命的爆发。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虽然一直对工人运动保持关注，但在《曼彻斯特笔记》之前仅仅强调罢工运动的政治意义，直到他发现19世纪20至30年代罢工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反对降低工资，且当时成立工人联合会的目的就在于“可以维持工资”。这也标志着恩格斯通过对社会的经济学解剖，逐步认识到罢工运动的经济意义。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综上所言，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恩格斯对英国历史的分析相较之前更加接近历史唯物主义，这恰恰向我们展示了恩格斯“另一条道路”的思想内核。对社会结构的经验分析在恩格斯探索“另一条道路”中发挥基础作用，使得他将视野锁定在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类”上；对阶级结构的历史考察使恩格斯得以洞察无产阶级作为当代社会革命主体的生成过程；对经济结构的批判反思为恩格斯提供了社会发展的科学逻辑。在阶级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张力中，恩格斯明确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样态，并逐渐确立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路。

由此，“经验分析－历史考察－经济批判”的思想内核构成了恩格斯的“另一条道路”，正是这一道路弥合了哲学共产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天堑，实现了对“真正社会主义者”哲学公式的超越。也正是这一透视社会的“棱镜”，使得恩格斯能够同马克思一起，“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

四、马克思恩格斯的一次“隐性”合作

《曼彻斯特笔记》所流传下来的12个笔记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在以往对该笔记的研究中，研究者都聚焦于对马克思思想的剖析，恩格斯往往处于被弱化或边缘化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的摘录笔记是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的准备性文献。摘录笔记不同于正面阐述观点的著作，由于两人关注与研究的领域并不完全一样，有些地方的表述体现出“泾渭分明”的特点，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各自的问题域。事实上，根据MEGA2的文献学考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熟悉对方研究的内容，还多次在关键的地方交换意见，马克思更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中多次利用恩格斯摘录的内容。《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更偏向于一种“隐性”合作，正如MEGA2编辑所指出的：《曼彻斯特笔记》“是唯一流传下来的，体现两位革命导师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进行合作的范例”。这种“隐性”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笔记写作方面的合作。对《曼彻斯特笔记》的文献学考据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时熟悉并利用了对方的笔记本，二人合作的痕迹十分明显。恩格斯的摘录原则是，若摘录内容与马克思相同，则直接略去该部分或注明该部分在马克思的笔记本中。如在恩格斯的第一笔记本中，略去了由马克思摘录的《自由贸易》和《纸币兑换黄金：英格兰银行的历史与谜团》两本书。又如在对17世纪英国家庭收入与税收情况的摘录中，缩略了“1688年英国几个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情况”的表格，并备注此内容“见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恩格斯对税收的说明中。同时，马克思的许多摘录内容也参考了恩格斯的笔记本内容。如在恩格斯关于乞丐被迫参与劳动的摘录材料中，马克思用铅笔做了许多标记、下划线和页边注。根据MEGA2的考证，这些标记充分说明，马克思在第五笔记本中所摘录的伊登《贫民的状况》的大部分内容是从恩格斯的笔记本中提炼总结的，甚至某些思考也是在阅读恩格斯的摘录后提出的。在恩格斯的笔记本中甚至直接出现了马克思补充的注释，如在第三笔记中，恩格斯摘录的英国为打击贫民而实行的严酷刑法引起了马克思的兴趣，马克思做了大量的下划线，并在边注中将这些政策评论为“资产阶级对贫穷的恐惧和仇恨”。类似的情况在文本中还有很多，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曼彻斯特笔记》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产物。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内容方面的合作。在《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深入分析了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尝试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弄清英国经济发展的方式与规律，其摘录的内容凸显为对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以及英国经济发展情况的考察。恩格斯则提供了关于英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翔实史料，其中涉及英国经济与政治史、手工业与工业发展史、贸易与世界市场等方面。此外，恩格斯用大量资本主义史前史说明了上述各个阶段的特征以及国家政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些内容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呼应与佐证，也是涉及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分期的原始材料。可以说，从《曼彻斯特笔记》的内容看，“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是同时进行的，两个维度相互补充而形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翼－社会的实际运动与理论考察，这一过程有助于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深入论证。离开曼彻斯特后，马克思在写作《评李斯特》时明确认识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十分重视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分析的史料与结果，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中仍多次加工使用。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认可并利用了恩格斯摘录并认可的“工业是贫困发生根源”这一结论；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利用了恩格斯关于工人生活状态、每日食谱和受教育情况的摘录。这侧面说明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摘录的数据是可靠的，对这些史料的整理与分析方法也是科学的，其思维方式也更为接近成熟时期。

《资本论》

另外，这次“隐性”合作也彰显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具体研究中的思维差异性。显然，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较多地从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联系中展开思考，而恩格斯则倾向于以大量资料为基础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差异同样体现在后期的研究中，即马克思着眼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则重视历史考察，如《马尔克》《爱尔兰史》等。需特别说明的是，这种差异并非本质性的差异，更多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不同侧面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研究的内容并非割裂的，而是互相构成一个有机体。有的学者如Ｔ．卡弗（Terrell Carver）认为：“1844年之后恩格斯似乎已经完全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交给了马克思，并且从未表示过遗憾或进一步独立研究的兴趣。……马克思接受了恩格斯的经验研究，而恩格斯却放弃了经验研究以回应马克思的理论影响。”这一判断是失之偏颇的，正如前文所提，恩格斯不再停留于对社会经验的一般研究，而是以历史研究的方式回应了马克思。《曼彻斯特笔记》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各自著作即《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和《英国社会史》准备的资料，然而随着写作计划的流产，马克思恩格斯再也没有回到各自的主题上。但是，这一研究过程却使马克思恩格斯更为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并从两条不同的路径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交汇点，最终在《形态》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