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伦敦笔记》的研究综述
吴婷 南京大学哲学系
原文发表于《国外理论与动态》2023年第4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提要］德国学界对马克思《伦敦笔记》的探索始于1970年代，并且随着该笔记的出版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首先是以沃尔夫冈·雅恩为核心的哈勒研究小组对MEGA2第四部分第7—9卷的《伦敦笔记》的编辑出版；其次是德国学者对《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历史逻辑的总体性把握，以及对其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的分析；最后是对《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等问题的讨论。由此可见，德国对《伦敦笔记》的研究呈现出了较为成体系的理论成果。但遗憾的是，这股研究热潮在1990年代逐渐消退，我们期待MEGA2第四部分第10卷（《伦敦笔记》第XV—XVIII笔记本）的最新出版能够唤起国内外学术界新的研究兴趣。
［关键词］《伦敦笔记》；哈勒研究小组；政治经济学；前资本主义社会
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伦敦笔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70至1990年代，而此时亦是马克思学的研究之风在西方盛行的时期，这意味着他们对《伦敦笔记》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需要有一定的理论针对性：批判割裂和孤立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的解释方法。因而，总的来看，当时的德国学界不论是对《伦敦笔记》的编辑出版还是对其进行的理论分析，都着重突出了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一个内在环节，特别是它构成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哈勒研究小组与作为马克思“六册计划”前史的《伦敦笔记》
1969年，马丁路德·哈勒－维滕贝格大学（亦称哈勒－维腾贝格大学）接受了一份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合作协议，内容包括：第一，负责编辑MEGA2第二部分第3．3和3．4卷（《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部分文本）；第二，为负责这部分MEGA2编辑工作的编委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列主义研究院培养15名学术接班人和潜在的合作者；第三，集中研究马克思1850—1863年的政治经济学。这份合同为哈勒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小组（简称“哈勒研究小组”）开启了系统研究《伦敦笔记》的黄金时期。在此后的20多年里，该小组在小组负责人沃尔夫冈·雅恩（Wolfgang Jahn）等人的领导下完成了MEGA2第四部分第7—9卷，即《伦敦笔记》第Ⅰ—XIV笔记本的编辑工作。伴随着可喜的编辑成绩，哈勒研究小组在关于《伦敦笔记》的文本研究方面也收获了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大都收录在小组的内部学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哈勒论文集》（Hallesche Arbeitsblätter zur Marx－Engels－Forschung）中。
哈勒研究小组的全部研究工作，包括对《伦敦笔记》的编辑和研究，都是在雅恩制定的理论基调下展开的。这一理论基调是他在《1850至1863年期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一文中为呈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而拟定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案。当然，这首先要考虑到当时复杂的学术环境。雅恩指出，在1968年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Kapital“）一书出版之后，马克思在1850—1863年期间写作的笔记和手稿不断地遭到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的修正和曲解。他们把马克思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过程肢解为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孤立的科学方法论问题，而这已经成为一种学术时尚。面对被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裹挟的理论困境，重申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成为哈勒研究小组迫在眉睫的任务。不过，这个学术背景只是构成哈勒研究小组的研究基调的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马克思在1858年为其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的著名的“六册计划”。雅恩及其哈勒研究小组坚持认为，没有迹象和证据表明马克思曾经放弃过这一计划，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客观分析是基于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规律进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此一来，重建马克思的“六册计划”自然而然地成为哈勒研究小组的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核心。但雅恩同时也意识到，如果要着手开展这项极其艰难的理论工作，首先就需要对马克思的历史遗产进行全面、复杂的考证与研究。这意味着《伦敦笔记》至关紧要，因为该文献构成了马克思“六册计划”的前史，整理和研究《伦敦笔记》将是重新确立这一“计划”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上。
第一，雅恩认为，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货币、银行和金融、危机、技术、世界历史等问题的考察为其理论框架的构建提供了许多新的见解，即使这一时期的研究并不完整，有些内容也并未体现在《资本论》中，但我们仍能从《资本论》中窥见这些理论影响的痕迹。
第二，马克思对狭义上的研究方法的把握也是通过《伦敦笔记》形成的。雅恩指出：“摘录笔记本清楚地表明，对于马克思来说，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在研究一个对象时，只有客观现实、社会实践才能成为出发点。毫无疑问，研究起点的问题和从抽象到具体的问题，是研究方式与表述方式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如果像某些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那样，把这种关系限制在这一点上，那就是片面的，而且会变得非常错误。”因此，雅恩强调，马克思并不是孤立地、在没有预设的情况下从“零点”开始展开研究，而是利用“历史—集体主义的和实践的经验概念”来阐述他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自1850年代以来的所有摘录笔记和札记。MEGA2出版的这些幸存的笔记和文献将“见证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掌握的事实、材料、统计、文献摘录等的‘勃朗峰’”，同时也将呈现马克思是如何在自身理论的积累中一步一步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秘的。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雅恩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案：收集和编辑摘录、手稿、信件以及尚未被《资本论》使用的文献（尤其是《伦敦笔记》，他从1970年起一直在争取该笔记的编辑权）。“这不仅包括收集和评估这些材料（例如摘录笔记本），还涉及根据原有的结构计划对它们进行重建和阐述。”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这一方案一直引导着哈勒研究小组的研究方向。1989年，哈勒研究小组的新任负责人埃伦弗里德·加兰德（Ehrenfried Galander）为马克思的“六册计划”提出了更具体的“专著”概念，并在该小组中形成理论共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两年后（即1991年），哈勒研究小组被迫解散，《伦敦笔记》的编辑出版工作也自此搁浅。但总的来讲，哈勒研究小组对《伦敦笔记》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这不仅表现为小组成员对《伦敦笔记》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和整理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据马克思的某些摘录、特别是尚未出版的笔记反思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历史线索，这为我们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思路。
二、《伦敦笔记》的总体性探析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德国，雅恩是研习《伦敦笔记》最为系统和深入的学者。如上所述，雅恩领导和参与了《伦敦笔记》的编辑，因而他对《伦敦笔记》的研究在德国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代表成果有：《卡尔·马克思1850—1853年〈伦敦笔记〉的启发性价值》、《论马克思1851年的“反思”》、与克劳斯·弗里克（Klaus Fricke）合著的《马克思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以及与迪特尔·诺斯克（Dieter Noske）合著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在〈伦敦笔记〉（1850—1853）中的某些发展》和《关于卡尔·马克思在1850—1853年〈伦敦笔记〉中的研究方式发展的问题》Z10。笔者在此主要分析的是雅恩和诺斯克合著的《关于卡尔·马克思在1850—1853年〈伦敦笔记〉中的研究方式发展的问题》。在这本于1979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哈勒论文集》第7期中以完整独立的形式刊载的著作中，雅恩和诺斯克从思想史角度对马克思《伦敦笔记》的24个笔记本进行了文本梳理，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线索剖析了他在伦敦期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逻辑，进而严厉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
这本著作包括八个部分，雅恩和诺斯克在前两个部分批判了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思想的错误解读方式。他们认为，马克思学主要从两个方面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首先，针对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提到自己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上存在一定的不同，马克思学主张二者间的区别是绝对的，即研究方法是唯物主义的，表述方式则是黑格尔式的理想主义。雅恩和诺斯克坚持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表述方式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个主要统一体中的差异，并非绝对的异质。其次，马克思学对“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划分将政治经济学从科学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分离出来，成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对此，雅恩和诺斯克反驳道，马克思理论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既是统一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
进而，他们在书中的第三部分指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马克思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很明显地体现在《伦敦笔记》摘录中。在雅恩和诺斯克看来，马克思并不像马克思学声称的那样无条件地开始其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他的研究出发点是由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践要求决定的。他们认为，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很有可能让马克思意识到，革命的高涨“只有在现代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这两个因素产生冲突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由于马克思预见到经济危机的爆发会带来新的革命高潮，因此其最初的研究才完全集中在危机理论方面。马克思在1850年9月至1851年2月期间撰写的《伦敦笔记》第I—Ⅶ笔记本主要关注了货币理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联系；并且，马克思在研究和阐述的所有阶段都强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将“批判”一词列为其计划中的六册《资本论》的标题以及后来的副标题。
在该书的第四部分，雅恩和诺斯克对《伦敦笔记》第I—Ⅶ笔记本进行了文本梳理。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这七本笔记里对詹姆斯·吉尔巴特（James Gilbart）、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等经济史学家的著作的摘录，为其后来对货币、信贷、价值和商品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来源，例如，马克思从中认识到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货币数量论的缺陷。
接着在该书的第五部分，雅恩和诺斯克专门分析了马克思的《反思》和《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认为这两个文本不仅揭示了隐藏在表面假象背后的流通的本质，也反映了马克思在1851年的经济学研究中达到了短暂的理论平衡，即经验与理论的辩证统一，尤其是《反思》。雅恩和诺斯克认为，马克思在《反思》中充分认识到：“仅仅停留于定量研究和社会客观分析是不够的。研究的主要任务反而是深入到隐藏在社会—客观关系背后的基本社会关系中”。
随着研究的深入，雅恩和诺斯克在该书的第六部分断言，马克思在第Ⅶ—Ⅷ笔记本（即“李嘉图笔记”）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整合阶段。马克思不但同时研究了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李嘉图这三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而且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对每一个新范畴的研究都是解决前面范畴的矛盾的结果，就像他遭遇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之后，必然会碰到形成使用价值的劳动与形成价值的劳动之间的矛盾问题一样。雅恩和诺斯克指出，《伦敦笔记》第Ⅶ—Ⅷ笔记本是马克思在理论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这亦是他们在该书的第七部分分析的重点。
在该书的第八部分，雅恩和诺斯克介绍了马克思对其他特殊领域的研究，例如，第XI笔记本中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第XII—XIII笔记本中关于农业和地租理论发展的研究，第XIII笔记本中关于人口理论的研究，第XV笔记本中关于历史学和工艺学的研究，第XVI笔记本中关于女性历史问题和之后关于殖民地的研究，以及第XX—XXIV笔记本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等等。总体来看，雅恩和诺斯克对《伦敦笔记》的评价非常高，甚至将其置于马克思“六册计划”中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认为它不仅是马克思的“知识仓库”，更是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以及1861—1863年实现理论飞跃（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创造了条件。
除了雅恩和诺斯克等学者对《伦敦笔记》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总体性把握之外，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尝试对这一主题进行理论深耕，基于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和兴趣点来阐述他们对马克思1850—1853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见解。鉴于这些分析所涉及的文本基本上是我们已熟知的MEGA2第四部分第7—9卷，又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只做简要概述。
一是德国学者关于《伦敦笔记》前七个笔记本中的货币理论、信贷问题、流通原则和银行理论的分析。例如，柳德米拉·瓦西娜（Lyudmila Vasina）在《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货币理论的阐述（1850—1851）》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学不仅伪造了马克思关于货币的观点，还将马克思的理论降低到了李嘉图的观点的水平，因此，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进行澄清是十分必要的理论任务。瓦西娜认为，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第一次科学地把捉了货币的起源、性质、功能以及流通规律，这一研究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流通理论是不可分割的。同时，前七个笔记本关于货币问题的摘录，一方面显示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来源在其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马克思在货币问题上的观点同前人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之间的差异，特别是他与李嘉图在货币理论上的区别。这让人们第一次有可能从理论史的角度认识马克思的货币问题。沃尔夫冈·米勒（Wolfgang Müller）则关注了《伦敦笔记》中的信贷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信用体系中出现的诸多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及其与经济危机的相互作用，进而指出马克思对信贷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创立其信用理论的重要基础。弗兰克·谢尔哈特（Frank Schellhardt）同样注意到了马克思在1850—1851年间提出的货币和信贷问题，谈到马克思通过前六个笔记本的经济史研究形成了对货币的实际运动的全面认识。另外，布里吉特·阿恩霍尔德（Brigitte Arnhold）讨论了《伦敦笔记》中的流通原则和银行理论。
二是德国学者对《伦敦笔记》中的《反思》《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以及“李嘉图笔记”等文本的研究。德国学者对《伦敦笔记》中的这三个文本几乎持相同的态度，认为它们是马克思在1850—1853年经济学研究阶段的理论高峰。雅恩对1851年的《反思》进行了详细的文本解读。他指出，尽管这份手稿的原文曾在1977年单独发表过，但并不意味着它具有独立的性质，相反，它与《伦敦笔记》第Ⅰ—Ⅶ笔记本有着密切的联系。雅恩认为：“‘反思’是对在货币原则与银行理论之间的争论中所获得的知识进行理论表述的第一次尝试，并且也是一部关于自我反思（zur Selbstverständigung）的小专著。”它反映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本进展，有必要将其置于《伦敦笔记》的理论背景中进行重新研究，并编辑MEGA2新的版本。众所周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他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接受以及与庸俗经济学的对抗是分不开的。海拉·克里斯（Hella Christ）和马里昂·齐默尔曼（Marion Zimmermann）分析了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的上述三个文本中从货币数量论和地租理论出发对斯密、李嘉图的研究和评价。除此之外，吉塞拉·温克勒（Gisela Winkler）和克劳斯·施图德（Klaus Stude）（两人均是MEGA2《伦敦笔记》的编委会成员）将《伦敦笔记》中的工资理论、人口和地租理论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相结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三、《伦敦笔记》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亚细亚所有制问题
除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把握和具体性分析外，德国学界也较为关注《伦敦笔记》中涉及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古代历史、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等问题，这些研究因涉及目前尚未出版完的第XV—XXIV笔记本的内容而未被我国学者所熟知。事实上，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等问题的研究，对他最后形成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极为重要。
谢尔哈特考察了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情况。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不只是狭义意义上的经济学科，更是一门历史科学，所以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形式，还非常关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别是中世纪经济史——这也是他对《居利希笔记》中该问题研究的继续。谢尔哈特尤其关注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XVII笔记本中对卡尔·休耳曼（Karl Hüllmann）著作的摘录，且发现马克思研读并摘抄了这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关于中世纪城市史的四部著作，即《中世纪城市》《德国城市起源史》《德意志邦君起源史》《中世纪德国金融史》。其中，对休耳曼的成名之作《中世纪城市》的摘抄在第XVII笔记本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在第XVIII笔记本中仍有小段续篇。谢尔哈特谈到，马克思关注了《德国城市起源史》和《德意志邦君起源史》这两本书中关于中世纪的国家法律、财产划分等内容；在随后关于《中世纪德国金融史》一书的笔记中，马克思又将自己的考察领域扩大到了中世纪的金融体系，研究了截至13世纪末的金融史。他非常详细地研究了休耳曼有关劳动人民的“公共义务”的讨论，并将其分为贡品、军粮、战争服务、利息等形式的实物义务，以及流放与和平法庭案件的其他形式。同时，马克思还发现，中世纪全部的货币支付都是基于土地所有权所要求的支付，因此中世纪的所有货币支付都是土地税，它们在本质上与“公共义务”没有区别。谢尔哈特还指出，马克思通过《中世纪城市》一书全面认识了封建主义的发达时期，例如，手工业进步下的社会劳动分工和商业贸易发展（后者构成了新的经济关系发展的推动力），伴随着新的经济条件而逐渐出现的与旧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手工业的发展对农业的影响，以及有关行会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谢尔哈特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对该书中“货币”问题的摘录，认为这是《伦敦笔记》第Ⅲ—Ⅴ笔记本的理论重点。他指出，马克思除研究了中世纪货币交换出现的原因外，还意识到黄金和白银转化为铸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且“汇票”在中世纪时就已经出现。在谢尔哈特看来，这些笔记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带来了一定的理论启发，马克思在其中“了解了那些后来他将其总结为‘原始积累’一词的史实和事件。中世纪的特点是封建领主的物质和精神统治。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这虽然意味着黑暗的世纪，但也以自由城市的发展为特征。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将其描述为‘中世纪的辉煌’。在我看来，这种评价源于对休耳曼上述作品的研究”。
同样关注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学者还有希尔维亚·温克尔曼（Sylvia Winkelmann）。她认为，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把握，对他在《资本论》“六册计划”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历史起源进行全面科学的阐述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温克尔曼还注意到了马克思在第XIV笔记本中对威廉·普雷斯科特（WilliamPrescott）的《墨西哥征服史》和《秘鲁征服史》这两本著作的摘录，主要是关于西班牙对墨西哥和秘鲁的殖民征服史以及后者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摘录。希尔维亚认为，这些笔记有着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它们收集的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的社会经济关系史实，有助于考察资产阶级的贸易、商品生产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它们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准备过程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另一方面，这些摘录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摘录说明了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复杂性，不同生产方式的要素的长期共存和交替性的相互渗透），大大加深和拓宽了他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加兰德也认为，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XIV笔记本中对欧洲资产阶级殖民理论的概述以及在第XXI—XXIII笔记本中转向对亚洲殖民地的社会历史研究，已经超越了狭义的殖民主义问题，深入到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这为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和第25章“现代殖民理论”中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经验。
沃尔夫冈·赖因（WolfgangＲein）挖掘了《伦敦笔记》第XXII笔记本中提到的亚细亚土地所有制问题。他指出，不论是在第XIV笔记本中对拉丁美洲，还是在第XXI—XXIII笔记本中对印度、伊朗等亚洲国家的殖民主义、基本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调查，都成为马克思在1857—1859年研究印度和中国问题的重要知识储备。尤其是在第XXII笔记本中占主导的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研究。赖因发现，马克思在第XXII笔记本中对托马斯·斯坦福·拉弗尔斯（Thomas Stamford Raffles）的《爪哇史》、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的《印度的棉花和贸易》、乔治·坎伯尔（George Campbell）的《现代印度》等著作进行了摘录，并取得了以下收获。一是形成了对亚细亚土地所有权关系的一些具体见解。比如，拉弗尔斯强调在爪哇这个“‘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地租的’国家中，全部土地的绝对所有者是君主”——这段话是马克思在1853年6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及的亚细亚土地所有权特点的例证。二是在坎贝尔的著作里找到了关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线索。例如，坎贝尔提到，英国人在印度提出的各种土地所有权要求促成了作为最高政体代表的君主所有权和村社土地所有权（印度的村社制度）的解体，英国通过暴力对土地的强制占有露骨地彰显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被迫从属于资本的。基于这些摘录，赖因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认识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最外层形式’（äußerste Form）是通过资本实现的”。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描述了这一过程的矛盾性。“一方面是较低的生存劳动形式的解体，另一方面是直接生产者的幸福条件的解体。一方面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另一方面是生产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而存在的形式的解体……最后是公有制形式的解体，在其中，劳动者作为这种朴素自然的公有制的一个有机部分，同时被设定为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拥有者。”总之，在赖因看来，《伦敦笔记》可以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概念的形成以及世界范围内资本关系的发展和前资本主义结构从属于资本等问题提供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