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笔记》：马克思透视剩余价值的开端
张义修，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文发表于《河北学刊》2024年第1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初步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并在后续的手稿中不断加以完善。那么，他是经过怎样的理论准备才实现对剩余价值的科学透视的呢？这就要回溯到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的《伦敦笔记》。在这批笔记中，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入经济学语境，开启了破解剩余价值之谜的理论道路。
一、《伦敦笔记》的方法论前提：透视“货币制度”背后的生产关系
《伦敦笔记》首先研究的是货币与信用问题。在完成这一专题研究后，马克思从第七笔记本开始转向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整体性反思。换言之，马克思首先形成了对“货币制度”的基本看法，然后透过货币关系的表层，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
在《伦敦笔记》之前，马克思已经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变革，不再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简单理解为私有制导致的收入分配竞争。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初步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双重关系：（一）首先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特殊商品交换关系，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以换取工人出卖的“劳动”。此时，马克思在李嘉图的影响下认为，工资是工人劳动的价格，它取决于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二）基于劳资交换，形成一种新的关系，这就是生产过程中资本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工人将自己的活劳动“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使之成为资本“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由此，马克思确立了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
在《伦敦笔记》阶段，马克思进一步提出，货币制度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核心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在第七笔记本接近结尾处写下的“反思”手稿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货币危机并非危机的全部，“货币制度（Geldsystem）”“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货币制度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的”。从表面上看，工人和资本家都获得了货币，大家都是市场上平等独立的人。实际上，这里包含两层前提：第一，每个人都必须获得货币，必须有办法赚到钱，才能生活下去；第二，为了赚钱，“每个人必须劳动，并且使他的能力（Vermögen）像施蒂纳说的那样，发挥出作用”。换言之，“货币制度”的前提是存在大批劳动者，他们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发挥自己的能力来赚钱谋生。这就从货币交换走向了生产关系。这里，工人劳动的“能力（Vermögen）”是一个指标性概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这就是“劳动力”概念的雏形。
在此基础上，从第八笔记本开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加以整体性梳理，回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他以李嘉图为核心，系统阅读了李嘉图学派及其反对者的著作，同时对比性地回顾了斯图亚特、斯密等人的观点。马克思从“价值”问题出发，迈出了通往剩余价值理论的关键一步。
二、“劳动的价值”与“劳动创造的价值”：对劳动力二重性的初步认识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八笔记本中以专题形式重新整合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中关于价值、地租、工资、利润等问题的论述，区分了“劳动的价值”与“劳动创造的价值”，形成了他对劳动力商品二重性的初步认识。
马克思注意到，李嘉图明确区分了劳动投入与劳动报酬，批判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的不彻底性。斯密提出，产品的价值取决于投入生产中的劳动量，但又提出，产品价值等于产品所能交换到的劳动量。如果交换双方都是自产自销的小生产者，一件产品中投入的劳动量（价值标准1）也就等于它所能交换到的劳动量（价值标准2），他们的交换所得，既是作为生产者的报酬，也是作为交换者的收益。但是，李嘉图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自产自销的“小贩社会”。他必然想到：如果产品的生产者和交换者不一致呢？在现代工厂中，工人是生产者，资本家则是产品的所有者、交换者。他认为，只有工人付出的劳动量决定产品的价值（价值标准1），至于工人从资本家那里换得的劳动量（所谓价值标准2）即工人的劳动报酬（工资），并不等于其付出的劳动量，也不决定产品价值。马克思概括道：“劳动的价值，不等于能够买到一定量劳动的商品量。因为工人的产品或这种产品的等价物，不等于工人的报酬。因此，劳动的价值不像耗费在那一商品量中的劳动那样是价值的尺度。”在这里，“工人的报酬”对应于“劳动的价值”，而“能够买到一定量劳动的商品量”对应于“工人的产品”，它的价值取决于其中耗费的劳动。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回顾了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指出斯密混淆了价值的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这也证明了《伦敦笔记》对于马克思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支撑作用。
李嘉图的分析促使马克思从客观上承认“本身是商品的劳动”与“创造商品的劳动”之间的差异。李嘉图想强调的是工资的涨跌同劳动创造的价值无关，马克思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是，马克思更加关注工资本身的特殊性。如果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换只是一般的商品交换，那么，劳动创造的价值就应等于工人获得的报酬。但事实是，商品价值“不取决于得到报酬的劳动，而取决于生产的劳动，不取决于本身是商品的劳动，而取决于创造商品的劳动”。这就是说，资本家用工资购买的是“本身是商品的劳动”，商品的价值则取决于工人“创造商品的劳动”。在这里，资本换得的劳动（商品1）是一回事，劳动创造的价值（商品2）是另一回事。前者的价值是劳动的“成本”，表现为工资；后者是属于资本家的商品，其价值取决于劳动。显然，马克思不是从量的角度，而是从质的角度区分二者的。
马克思由此认识到，资本家用“工资”换来的“本身是商品的劳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不同于一般商品的价值，这表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商品交换关系，而是更为复杂：先是“劳动的价值”的交换，然后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生产。在逻辑上，这两个层面已经对应于劳动力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价值”对应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劳动创造的价值”对应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同工资相交换的是劳动能力，劳动能力在生产中根本不出现，在生产中出现的仅仅是它的使用——劳动。”“他换来的活劳动时间，不是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而是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资本家换得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就获得了对活劳动的支配权。《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明确了这种特殊交换关系的实质：“不是货币和劳动之间的交换，而是货币和活的劳动能力的交换。……占有使用劳动能力的要求权，自然就使买者和卖者在使用劳动能力的行为中所发生的关系不同于购买对象化劳动时所发生的关系。”这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辩证法：平等的交换关系衍生出不平等的生产关系。
在这里，虽然马克思还没有形成“劳动力”概念，也没有用（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这对范畴来阐释上述两个方面，但已不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那样，幻想构建一套资本和劳动等价交换的方案，而是正视这一特殊关系的客观性。那么，工资的价值量与劳动创造的价值量之间何以存在差异？这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意味着什么？
三、劳动所创造的“余额”：剩余价值的真实诞生地
以往不被注意的是，《伦敦笔记》中已经出现了“剩余价值”的德文词“Mehrwerth”。在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斯密著作的法文译者加尔涅的一部货币史著作，他在其中看到加尔涅对劳动价值论的明确支持：“人们会相信，价值的比例关系（rapport der Werthe）取决于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劳动是一般和恒久的价值尺度（Maaß der Werthe）。”因此，开采金银的劳动投入也决定了金银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资本（mehr Kapital）被投入银矿；旧矿被开采得更彻底。其结果是：生产成本增多（Vermehrte），新生产的白银的价值增多，多出来的价值（Mehrwerth）超过了各国一般贸易中存在的白银的总值，最终使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乍看起来，这里已经提及资本投入、劳动生产和“多出来的价值（Mehrw⁃erth）”。但仔细分辨，这里“多出来的价值”是对应于前期投入的更多资本和劳动，而不是指劳动创造了超出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
至此，马克思对科学的剩余价值概念的逼近还是集中于他对李嘉图的专题摘录中。他在区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创造的价值”之后，没有直接探讨二者之间的差额，而是围绕地租、工资、利润分别进行专题摘录。在“工资”专题中，马克思偶尔评论几句，指出李嘉图论述的前后矛盾，突出李嘉图的理论所反映的残酷现实。在“利润”专题中，他摘录了李嘉图关于利润和工资此消彼长的基本观点。李嘉图认为，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物价格和工资上涨，资本家的利润被地主和工人侵占。工人的工资只在名义上增长，唯一真正的得利者是地主。总之，马克思已经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互动关系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但还无法评论李嘉图的观点，也不满足于李嘉图式的数量分析，而是想要探索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内在本质。
因此，马克思在上述摘录之后写下小标题“利润与工资的关系”，并很快跳出对李嘉图的具体摘录，留下了几段长篇论述。他直入主题地指出：“李嘉图的大多数论敌，例如威克菲尔德，都认为他无法阐明余额（surplus）。”这个“surplus”正是“剩余价值（英文为surplus value）”概念中的“剩余”，在《伦敦笔记》中大量出现。在第六笔记本中，马克思记录了其他人对李嘉图的类似批评：“商品的价格或价值，与投入其中的劳动的价格或价值之间，存在的差额构成利润或余额（surplus），这是李嘉图根据他的理论无法阐明的。”也就是说，李嘉图指出，利润来自产品价值超出生产费用的余额，但他没有对这一余额本身作出明确阐释。这正是马克思想要努力突破的方向。
马克思举例说，一个工厂主在原料、机器和工资上总共花了100镑，最终将产品以110镑出售。那么，这10镑余额究竟是怎么来的？在表面上，这10镑是工厂主从商品买家那里获得的，是通过商品交易实现的。但追本溯源，“他能在交易中得到100镑之外的10镑，只是因为他或另一个工厂主当初在工厂中已经生产出了这10镑。这是清楚的”。马克思不认为余额来自个别商家在交易中的欺诈，这样即便可以使个别商家获利，也不足以使整个资本家阶级持续获利。因此，“要进行分配，就必须存在用于分配的东西：利润预先存在，才会有利润的不平等”。简言之，利润来自生产中创造的价值。“每个有产阶级的预先存在的收入必然来自生产，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它就必然是利润或工资中的一个扣除额。”是他对“余额”来源的基本定位。
马克思进一步的重要发现是，“余额”表面上是产品总值扣除生产费用的差额，实际上只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其工资价值量的差额。在这里，马克思超越了李嘉图无法突破的“利润”的表面形式，锁定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诞生地。“也许有人说，总产品增加了。资本家投入100，得到一个110的产品。于是，他在抵偿了一切之后留下了10。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价值，而价值是相对的：它不是量，而是量对于一个第三方的关系。这个第三方只能是工人阶级。”⑨显然，马克思并不赞同将这10镑看作产品总额扣除生产费用的差额。问题的本质是价值，而价值不是一个数量问题，必须要回到价值关系的来源，即工人的劳动创造，这也就是所谓“量对于一个第三方的关系”。假如100镑的投入中有50镑用于原料和机器，还有50镑是付给工人的工资，那么，前50镑只是等价转移到最终产品中，而决定性的是，工人在50镑工资的支撑下，创造出60镑的价值。10镑的来源是这60镑和50镑的差额！假如资本家“不得不为工资支出60镑，那他就根本得不到任何利润。”可见，工人的劳动创造了超出其工资价值量的价值，这一余额不是工资的一部分。这样，马克思就将资本价值增殖的秘密锁定于工人投入的劳动这唯一的变量，点明了“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劳动本身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基于此，马克思后来更明确地说：“价值只是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价值只来自劳动，而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价值量的“多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
可见，李嘉图之所以无法阐明“余额”，是因为他始终停留在总量的分配层面，把利润理解为资本扣除工资和地租后的所得。而马克思发现，只有劳动创造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才是利润的源泉。马克思后来进一步区分了不变与可变资本，并明确提到：“看来李嘉图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否则他就不会只用谷物价格的提高（从而用地租的提高）引起工资的上涨来说明利润的周期下降了。但是，剩余价值——就它虽然是利润的基础，但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利润这一点来说——实质上从来没有被阐明过。”可见，马克思针对的正是此时他摘录的李嘉图的论点，而李嘉图的失误在于，未能区分开剩余价值与利润。
四、“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客观形成机制
既然工资和工人投入的劳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值，后者高于前者就会产生价值“余额”，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个“余额”的产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马克思接下来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形成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客观机制。
第一，生产力的提高给资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工人仅凭价值较低的工资就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余额产生在这里：工人在花费20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值10个等工作日的产品。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工资的价值按同一比例降低。”乍看起来，好像是工人只得到10个工作日的价值，却劳动了20个工作日。但仔细分辨，马克思的意思是这样的：工人拿的正是20天的工资，但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工资的价值（劳动力成本）降低了，只相当于10天劳动产出的价值量。这就使工人创造出来的价值可以高于其工资。这就说明，工人可以凭借价值量较低的生活资料，支撑自己创造更高的价值。而如果不存在价值差额，工人维持1天劳动的工资等于他1天劳动创造的价值，那么，资本家就不会雇佣他。可见，剩余价值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要求。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必然要求工人投入超出其工资价值量的劳动，这部分多出来的劳动就是“剩余劳动”。对于工人的自身需求而言，这一部分是不必要的劳动，但对于资本而言，这一部分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引用了李嘉图的批评者迪尔克的“surplus labour（剩余劳动）”概念。后者提出，假如劳动刚好只够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就不会存在剩余劳动，资本就无法借助其实现自身的积累。然而，剩余劳动成了资本增殖的要素和源泉，一个国家社会生产的丰裕不仅表现为“本国居民的剩余劳动（surpluslabour）”，而且会导致“资本家的破坏性力量的增强”。资本家要增加自己的收益，就必然会压缩工人的必要劳动，因为“他只能得到工人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也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马克思后来在梳理剩余价值学说史时，再次提到这里摘录的“剩余劳动”，并将其意义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是一样重要的。”马克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剩余劳动”揭示了生产过程内部看不见的强制和剥削。在表面上，工人付出特定时间的劳动，据此获得相应的工资。只要履行契约，似乎既不存在强制劳动，也不存在克扣和剥削。李嘉图就是这样看待工资的，他总是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当作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在一段完整的劳动时间中，永远只有一部分用于再生产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另一部分则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剩余劳动，就没有剩余价值，也就没有资本。因此，“资本迫使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来做剩余劳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透视，也是李嘉图的实证性思路无法达到的层面。
《伦敦笔记》中对劳动力特殊性的初步认识、对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初步分析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对于马克思后来提出“剩余价值”和“劳动力”概念、阐明劳资双方的辩证关系发挥了直接作用。可以说，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接近于剩余价值理论中最关键的事实，但是，想要形成一套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还需要此后多年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