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权启蒙到经济启蒙：马克思对欧洲启蒙思想的批判与超越
刘冰菁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马克思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问题。青年马克思受到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肯定启蒙提出的理性、自由等原则及实现人类权利的法权方案。但斯密、李嘉图等提供了不同的经济启蒙路径，揭示了构成法权启蒙、落实启蒙目标的动力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在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后，马克思不仅批判了启蒙的资本主义现实前提与历史限度，而且当他不再直接批驳启蒙时才真正形成了超越启蒙的方案。因为启蒙作为与资本主义并生的历史产物，对它的超越只能在资本批判的根本视域中才能完成。马克思同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是“结束”基础上的“重新开启”。
关键词：马克思；欧洲启蒙思想；政治经济学；法权启蒙；经济启蒙
马克思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问题。毋庸置疑的是，欧洲启蒙传统特别是它强化的自由、平等等理念，客观上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精神底色，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生长的时代背景。可以说，从思想来源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从欧洲启蒙思想中破土而出的。但如今，马克思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问题，更是一个受社会历史变迁影响的现实问题。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界兴起一股研究潮流，它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启蒙传统的衍生产物，缩小甚至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价值。在此背景下，必须仔细梳理马克思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问题，这不仅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更能够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论价值。
一、启蒙的继承或启蒙的“陷阱”？
黑格尔曾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1]毫无疑问，18世纪的欧洲启蒙时代是马克思主义诞生所承接的思想文化背景，青年马克思也由于所处的家庭和教育环境亲近启蒙思想。比如，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特里尔城市的律师，长年浸润在法国启蒙思想中，家中摆放着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伏尔泰、卢梭熟稔于心'”[2]。马克思就读的威廉中学，也在教学中引入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内容，马克思交好的历史老师胡果·维滕巴赫还偏爱自由主义、无神论等启蒙思想，“宣传依靠理性，而不是依靠宗教信仰的教学原则”[3]。
在这样的环境下，青年马克思拥抱了启蒙的自由理性原则，一度将其视为改变世界的准则。比如在《神圣家族》中，他肯定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包含导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键因素。因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其中的唯物主义潮流，肯定了人人平等、具有自由发展的权利，这意味着人们理应按照合乎人性的方式组织世界。“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4]334即使后期认识到启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产物后，马克思恩格斯也肯定法国启蒙运动在思想解放上的作用：“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5]205。
可见，欧洲启蒙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理论背景，从思想来源的角度可能会得出“马克思是启蒙之子”的判断。但是，如果仅凭欧洲启蒙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理论背景就判定“马克思是启蒙之子”，那么同样受启蒙影响的黑格尔、圣西门皆是启蒙之子。换言之，“马克思是启蒙之子”的论断太过空泛，容易忽视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论价值，忽视它独立于欧洲启蒙思想和区别于黑格尔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的理论价值。
与此同时，“马克思是启蒙之子”的抽象论断在落脚于现实时易引发争议。自20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学界兴起了一股研究潮流，它在理论内容上加深“马克思是启蒙之子”的论断，强调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启蒙思想的继承，但在理论立场上倾向于缩小和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价值，放大以欧洲启蒙思想为主的西方文明传统。比如，伯尔基便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属于欧洲主流传统的分支，因为其最关键的政治革命规划继承了欧洲启蒙传统的革命基因。因此，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欧洲中心主义，强调透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棱镜是为了传承西方文明传统。“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综合，也意味着把它当成一个巨大的棱镜来使用，由此以获得对我们所传承之文化、文明中某些有趣特征的惊鸿一瞥。”[6]霍松也是如此，不过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启蒙传统衍生的失败案例：虽然马克思继承且试图实现启蒙传统的自由平等理念，但他提出的替代资本主义方案具有明显缺陷。“这是一次理论失败……马克思想象的并为之奋斗的那类社会，更可能在某些社会里想象出来，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经历过马克思认为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7]托塞尔也认为，虽然马克思在解放理论、人的行动学说上继承了启蒙，但马克思主义是尝试克服启蒙局限性的失败规划，留下了线性历史观、生产一元论等缺陷[8]。
因此，对这批西方学者而言，马克思是启蒙之子，但这个论断背后的潜台词却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规划，无论成功失败，都隶属于西方文明传统，都证明了欧洲启蒙思想及其社会蓝图的源远流长。这提醒我们，马克思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不是一句“马克思是启蒙之子”就能充分涵盖的，过于简单的论断易于引发理论阐释与现实投射上的争议。我们理应进一步强调，青年马克思受到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它并非内在地驱动着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仅改变了对欧洲启蒙思想的态度，最终更批判超越了启蒙及其依附的资本主义现实。
二、从肯定到批判：马克思对欧洲启蒙思想的认识转变过程
马克思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之所以易引发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除了早期肯定过之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很少正面讨论启蒙。相关文本的缺乏为探究成熟时期马克思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造成了困难，易于让人以为后期马克思保留了对启蒙的肯定。事实上，随着深入政治经济学隐含的经济启蒙话语，马克思改变了对启蒙的态度：青年马克思肯定了启蒙涉及人类解放的政治伦理因素，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认为欧洲启蒙思想不再是汲取灵感的思想母体，而是与资本主义现实密切相关的批判对象。
最初，青年马克思对欧洲启蒙运动特别对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为代表的反宗教反封建的思想政治运动持肯定态度，不仅是由于启蒙运动体现了“独立的理性、反对所有形式的传统权威的批判自由等原则”[9]，而且这包含着人类解放的时代主题。因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肯定了“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4]327，他一度认为法国启蒙从人的自然存在出发组织社会的唯物主义原则，将“直接汇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4]334。马克思也认可洛克、霍布斯等英国唯物主义者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他们的启蒙学说在法国变得更“机智”“文明化”[4]333。
值得辨析的是，此时马克思关注的欧洲启蒙运动极具特色：为了实现启蒙的根本目标，即落实《人权宣言》中人生来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实现人类解放，卢梭、洛克、霍布斯等都提倡诉诸以理性、法律为主的法权手段。他们认为人类最初处在自然状态中，无论是洛克说的人人平等独立、拥有财产的状态，还是霍布斯说的互相战争状态，人都会为了避免自身权利受到侵害，选择遵循理性原则、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公民社会。“创建一种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结合形式……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根本问题。”[10]因此，如何实现人类权利与解放，依赖于理性人依据社会契约组建的政府、法律等法权手段。比如，通过君主立宪的政体来限制国王和宗教权力，拥有财产的纳税人通过议会和代表制组成政府，人们在政府和法律的庇佑下享受财产权、人身自由等权利，“人类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享有种种权利，但是留在其中的情况既不良好……这就促使他们托庇于政府的既定的法律之下……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11]。
可见，卢梭、洛克、霍布斯等强调的是法权启蒙路径，人类解放是由政治层面上的法权方案来保障。面对欧洲启蒙运动中的法权路径，尚未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青年马克思是粗略接受的。他不仅认可了洛克、霍布斯等人对封建专制和宗教形而上学的批判，而且肯定了启蒙强调的法权原则，赞成通过理性、立法等方式消除催生恶的环境，使社会符合人性的发展。为此，马克思肯定了洛克、爱尔维修提出的“人的智力”“理性的进步”[4]333对社会生活的改善，也引证了爱尔维修、边沁等的论述：“道德家们迄今还没有获得任何成就，因为要拔除滋生恶行的根子，就必须到立法当中去挖掘”[4]337。
然而自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马克思很少提及启蒙，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中才开始论述，但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马克思直言，启蒙鼓吹的天赋人权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12]204实现的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权利。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前后对启蒙的态度会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同期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无疑，斯密、李嘉图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但也是突出的启蒙思想家。马克思不仅对斯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兴趣颇深，更很早认识到这是“启蒙国民经济学”[13]。对马克思而言，斯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经济学话语，也是具有社会政治效力的启蒙话语。正是政治经济学与启蒙思想的复调话语，为马克思提供了重新认识启蒙的契机。因为如果说洛克、霍布斯和法国启蒙运动提供的是法权启蒙路径，那么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提供了不同的经济启蒙路径。
首先，斯密、李嘉图打破了法权启蒙的基本假设，即人类作为理性人必然会订立契约组成法权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人类自由平等等权利的实现。相反，他们指出人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并且在人类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启蒙宣称的人类权利被客观实现了。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活法是他专门生产自己擅长的产品，将超出自己消费需要之外的剩余产品交换到别人手中、换取财富，并从别人那里购买自己需要但不生产的产品。“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14]正是在利己的经济活动中，个体成为自主决定生产交换的主体，获得支配自身劳动、平等占有私有财产、自由竞争交换等权利，“让各个人在平等自由与正义的公平计划下，按照各自的路线、追求各自的利益”[15]229。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现的劳动所有权、私有财产权、自由交换和竞争权，也是启蒙捍卫的人类核心权利。
其次，在斯密、李嘉图看来，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类权利实现所依赖的社会及法权体制，它的形成运转基于人们利己的商品经济活动。卢梭、洛克等认为社会是在理性人订立契约的法权基础上形成，斯密、李嘉图则判定社会归根到底是经济人由于利益、自发交往的结果，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16]。此外，在人们利益最大化的活动中，政治和法律制度随之建立起来，履行保障人类权利的功能。“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15]252这意味着，在斯密、李嘉图看来，不需要假设在某个历史原点上人类必然订立契约组建政府保障权利，因为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社会是在商品经济“看不见的手”的驱动下搭建起来，配合设立法律体系、司法机关等保障人类权利。
客观地说，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条不同于法权启蒙的经济启蒙路径。其启示在于，如何实现启蒙宣告的人类权利与解放？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而非法权才是人类权利实现、社会运行的根基。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说明政治经济学与启蒙的内在关联，但他确实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逐渐明确，不仅他早期接受的法权原则无法实现启蒙目标，而且必须批判启蒙，因为启蒙提倡的天赋人权、政治组织的实现离不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现实。比如，面对法律国家、社会契约等法权启蒙路径，后期马克思一改过去的肯定立场，指出这是法学家们幻想法律“是以脱离现实基础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缔结契约这类事情……被他们看作……内容完全取决于缔约双方的个人意愿”[17]71-72。现代国家、法律也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然采取的政治组织形式，“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17]70。
同时，马克思认可了斯密、李嘉图等对启蒙思想的历史贡献，肯定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学说代表了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的英国理论成果，帮助扫除了封建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构筑现代社会等。“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提高生产力。”[18]
关键在于，马克思批判吸收了斯密、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中蕴含的经济启蒙的基本观点，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启蒙高扬的人类权利与解放提供了现实根基与实现动力，马克思将其改写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现实才是催生启蒙天赋人权的伊甸园。“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2]204也就是说，启蒙提倡的自由平等等人类权利，并非是永恒存续的天然权利，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的衍生物。显然，此时欧洲启蒙思想对马克思而言不再是汲取灵感的思想母体，而是必须批判与超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产物。
因此，马克思对欧洲启蒙思想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初马克思肯定的是启蒙的理性、自由等原则及其为人类解放提供的政治伦理因素，如洛克、霍布斯等诉诸的法权启蒙路径。但欧洲启蒙运动并不是一块整钢，“启蒙思想家团体并非观点一致的学术共同体”[19]，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揭示了构成法权启蒙、落实启蒙目标的源动力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于是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或者说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内在分歧，马克思转变了对启蒙思想的态度，因为他认识到启蒙思想赖以生存的根基来自资本主义现实。
三、资本批判视域中的启蒙批判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逐渐明确欧洲启蒙思想的有效性植根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这促使马克思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他从肯定转而批判启蒙，不再认可超历史的启蒙图景与可实现的启蒙方案。不仅如此，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虽不再专题讨论启蒙，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发现了批判超越启蒙的独特方案。他不仅批判启蒙的现实前提与历史限度，而且当他不再直接批驳启蒙时，才真正形成了超越启蒙的方案。因为启蒙作为与资本主义并生的历史产物，对它的超越只能在资本批判的根本视域中才能完成。这昭示着，马克思同启蒙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继承与超越，而是“结束”基础上的“重新开启”。
首先，在深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后，马克思批判了启蒙传统抽象地讨论自由、平等、人性等价值理念的方法，坚持在人类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研究它们的现实前提与历史规定。
在马克思之前，许多启蒙思想家习惯离开价值形成变化所依赖的社会历史语境，抽象地讨论自由、平等等理念，将其视为人普遍享有的永恒权利。比如，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那里，自由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利，主体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如何思考行动甚至如何信仰，免于被他人意志干涉。斯密、李嘉图等英国启蒙思想家也强调，人天然享有免于被外在权威强制的自由平等权利，特别是人身自由、财产权和劳动权等。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笔下，启蒙提倡的人类价值理念是没有历史前提的抽象范畴，是人类生来享有的自然权利，存在于个体的自由意志和平等地位中。
在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后，马克思不认为有脱离社会历史关系的抽象范畴。在他看来，抽象范畴是从事现实生产活动的人生产的观念，只有在特定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它才具备看似天然的理论有效性。因而马克思认为，启蒙的自由、平等等理念被认可为天赋人权，仅在理论上提出这些概念是不充分的，它的确立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为前提。只有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实现了人身自由、财产私有、平等竞争等现实条件，建构保障私有财产、自由等权利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在理论与观念中确立启蒙思想的普遍有效性。“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20]199
因此，马克思认为，启蒙的自由、平等等理念绝不是永恒存在的范畴，它们恰恰是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活动的衍生物，是在政治、法律和思想领域中再现了资本界限内的交换与流通现实。换言之，欧洲启蒙思想在其抽象理论形式下掩藏着它无法摆脱的社会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启蒙理念确立的现实基础，欧洲启蒙思想却把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权利抽象为永恒。
其次，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欧洲启蒙思想无法克服的历史限度。如恩格斯所言，18世纪启蒙思想家“没有能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的限制”[5]206，马克思也认为欧洲启蒙思想无法突破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而真正实现普遍自由与实质平等，启蒙话语的抽象性反而有助于掩盖资本主义现实的不自由与不平等。
对马克思来说，启蒙提倡的自由平等的抽象理念，与资本界限内的不平等与不自由的剥削机制互为表里，客观构成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特殊意识形态，使资本主义具有强烈迷惑性。因为如果停留在启蒙的抽象话语里，只会看到自由平等的表象，忽视“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20]202。归根到底启蒙依赖的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包含对个体的强制与否定。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起源中，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看似自由的劳动者为求生存只能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才能与生产资料结合进行物质生产、购买生活资料。这导致启蒙在理论上呼吁人身自由、平等交换等权利，但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劳动者唯一的“自由”“平等”是被迫进入到既不自由也不平等的商品生产中，为资本增殖创造更多不被支付的剩余价值。
当然，马克思并不反对启蒙呼吁的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他只是质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启蒙的价值理念无法真正落实。启蒙所谓的自由本质是商品买卖的自由与资本流转的自由，所谓的平等实质是资本对活劳动剩余价值生产的不平等支配，自由与平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现是不自由与不平等。言下之意，启蒙提出的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限度内得到实现；要想真正实现人类自由平等，必须“另起炉灶”，超越启蒙及其依赖的资本主义现实。
所以，我们会看到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再专题讨论启蒙，因为对他来说，要想真正超越启蒙，不能停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理论剖析，必须超出启蒙的理论视域，直击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现实。换言之，此时如何批判超越启蒙已是一个从属于资本批判的附属问题。后期马克思没有专题讨论启蒙，但只有当不再直接言说启蒙时，他才站在更根本的资本批判立场上，给出了超越启蒙的全新方案：只有在终结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才可能超越启蒙；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矛盾运动中，才孕育着超越启蒙的客观力量。因为资本主义必然依照资本增殖而非社会总体利益组织社会生产，导致社会生产的无组织化与产品过剩；同时，资本增殖要求不断降低雇佣劳动的成本，仅支付维系劳动者生存的基本费用。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将不可避免，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正是在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客观运动中，人类总体才会要求重新支配社会生产，要求自由人平等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真正实现自由个性与人类解放。
行文至此，不难解析马克思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复杂关系。青年马克思确实受到了欧洲启蒙传统的影响，他最初肯定的是启蒙提出的理性、自由等原则及其为人类解放提供的政治伦理因素。但在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后，特别是在法权启蒙与经济启蒙的客观分歧中，马克思逐渐明确欧洲启蒙思想的现实根基与历史前提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因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再专题论述启蒙，但在资本批判的根本视域中完成了对启蒙的批判与超越。因此，马克思同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继承与超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终结” (ausgang)一词更能道出两者关系的真谛。“终结”[21]不仅意味着“结束”，更象征着“出路”，马克思同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也是“结束”基础上的“重启”：马克思是在揭示欧洲启蒙思想的现实前提与历史限度后，彻底摒弃了启蒙提供的社会方案，在资本批判的根本视域中重新开启了迈向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2.
[2]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
[3]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M].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23.
[4]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与西方传统[M].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7]杰弗里·霍松．启蒙与绝望：一部社会理论史[M].潘建雷，王旭辉，向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56-57.
[8]ToselA.MarxetL'achèvementCritiqueduProjetdesLumières[J].Contretemps，2006，17(1)：67-79.
[9]斯蒂芬妮R.马克思主义与18世纪法国的思想遗产[J].潘滢，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4)：96.
[10]卢梭．社会契约论[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7-18.
[11]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8.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89.
[1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4.
[1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16]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13.
[17]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5.
[19]臧峰宇．苏格兰启蒙运动与青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2014(2)：29.
[20]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朱光潜．美学拾穗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4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