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强：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问题域及其历史定位
2011-05-20
摘 要：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是意大利知识分子德拉-沃尔佩和卢西奥•科莱蒂等人把新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一次理论尝试，它兴起于苏共20大之后，衰落于1965年，它的主要问题域是反对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力图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一学派的出现弥补了党内许多知识分子心灵的空缺，把他们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信仰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帮助意大利共产党克服了当前的理论危机，因而，在意大利政治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自身的方法论缺陷，注定它不可能成为意大利政治改革的最终指导思想，而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般的灿烂，成为一种令人心酸的孤鸿哀鸣，最终为历史的洪流所扬弃，这是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法逃脱的悲剧性命运。
关键词：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反黑格尔主义；抽象人道主义；
关键词：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反黑格尔主义；抽象人道主义；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是意大利知识分子德拉-沃尔佩和卢西奥•科莱蒂等人把新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一次理论尝试，它兴起于苏共20大之后，衰落于1965年。然而，国内学界对这一流派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本文试图对这一流派的内在逻辑作出一个清晰地梳理，点明这一流派独特的方法论和问题域，从总体上对这一流派及其理论困境作出历史定位。
一、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新”在何处？
黑格尔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西方整个形而上学的传统。他的哲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表明西方哲学传统已走到了尽头，于是当代各种哲学流派开始批判性地反思西方整个哲学传统，而这种反思主要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开始的。
这主要体现为四种路径：第一种以马克思为代表，他立足于历史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现实历史本身蕴涵的真实的客观矛盾，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自明性本质的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论，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颠覆了一切形而上学。第二种路径则以拉克劳、莫菲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反对一切“本质主义”、本体论，反对一切必然性，认为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代名词，最终抛弃了历史辩证法，走向了以偶然性和碎片化为特征的激进话语政治学。第三种路向主要以尼采和海德格尔为代表，他们以非理性主义（尼采的酒神，海德格尔的神秘体悟的存在哲学）反叛黑格尔哲学和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力图瓦解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虽然他们的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反叛形而上学上却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跳出形而上学这块土地，仍然滞留于形而上学的迷宫之中。第四种路向则以孔德为代表的老实证主义和维也纳学派（又称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孔德认为，经验是所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只有得到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命题，相反，一切无法得到证实的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他提出要抛弃一切“本质”概念，把现象作为科学命题的出发点，特别强调用伽利略以来的物理学方法（实验）来研究一切社会科学，进而来反叛整个形而上学。到了20世纪30-40年代，莫里茨•石里克和鲁道夫•卡尔那普把这种实证主义和数学原理嫁接起来，创立了逻辑实证主义，又称为新实证主义。与前者一样，这个学派拒斥一切形而上学，强调经验实证的重要性。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一学派在强调经验证实的同时，更突出逻辑分析的重要性，并把所有命题区分为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两种类型：所谓综合命题指的是可以通过经验证实真伪的命题，而分析命题指的是可以根据逻辑规则判断真假的命题（数学和逻辑学命题）。据此，他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可证实性原则，并把这种原则看作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以此来瓦解传统的一切形而上学。可以说，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它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看作是一切真理的标尺，把自然科学知识看作是一切知识的典型范式。
逻辑实证主义对其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具体投射，是用实证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一次尝试。它的主要创始人为意大利学者德拉-沃尔佩和他的学生卢西奥•科莱蒂。从总体上来看，这一学派的方法论根植于逻辑实证主义。与后者一样，这一学派主张，一切无法得到经验和逻辑证实的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哲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清除一切形而上学的谬论，恢复逻辑实证的科学方法论，结果，他们在抛弃黑格尔形而上学本质时，也把马克思的历史本质论一同抛弃了。第二，他们认为，所谓科学只能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即符合逻辑思维规律或经过经验证明为真，主张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第三，既然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因此，如何揭示马克思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同质性，就成为他们理论研究的核心任务。于是，在他们的视域中，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更多地被局限于方法论和认识论之中。第四，这也是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地方，逻辑实证主义更多地强调对句子的语法结构的语义学分析，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它会过分放大了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的适用范围，忽视掉逻辑与经验内容之间的互动。基于此，德拉-沃尔佩重新引入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原理和伽利略的实验方法，力图恢复形式与内容、理性与事实之间的均衡关系，建立一种逻辑认知学。[1]因此，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最终落脚到亚里士多德无矛盾原理（即逻辑同一律）和伽利略的实验方法（科莱蒂又引入康德“真正对立”的方法），以此与黑格尔的矛盾观相对抗，最终阉割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精髓，把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斥之为一种形而上学，把马克思“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扭曲为一种“具体-抽象-具体”（假设-实验）实证理性的循环。最后，在对人道主义的态度上也与逻辑实证主义出现了较大差异，他们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否定一切人本主义，而是力图反对抽象的、形而上学化的人本主义，比如卢卡奇、布洛赫等人的人本主义，倡导一种实证化的人道主义。
这种把新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的做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具有原创意义的。但从它的方法论来看，只不过是对新老实证主义的一次理论借用，是旧瓶装新酒。当他们以这种方法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必然会扭曲后者的科学内涵，把建立在历史辩证法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为以实证理性为基础的一般唯物主义，最终将马克思的科学抽象的方法论扭曲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抽象（归纳与演绎的实证循环），陷入到逻辑和实证拜物教的窠臼之中，为后面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谬误埋下了祸根。
这主要体现为四种路径：第一种以马克思为代表，他立足于历史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现实历史本身蕴涵的真实的客观矛盾，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自明性本质的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论，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颠覆了一切形而上学。第二种路径则以拉克劳、莫菲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反对一切“本质主义”、本体论，反对一切必然性，认为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代名词，最终抛弃了历史辩证法，走向了以偶然性和碎片化为特征的激进话语政治学。第三种路向主要以尼采和海德格尔为代表，他们以非理性主义（尼采的酒神，海德格尔的神秘体悟的存在哲学）反叛黑格尔哲学和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力图瓦解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虽然他们的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反叛形而上学上却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跳出形而上学这块土地，仍然滞留于形而上学的迷宫之中。第四种路向则以孔德为代表的老实证主义和维也纳学派（又称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孔德认为，经验是所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只有得到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命题，相反，一切无法得到证实的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他提出要抛弃一切“本质”概念，把现象作为科学命题的出发点，特别强调用伽利略以来的物理学方法（实验）来研究一切社会科学，进而来反叛整个形而上学。到了20世纪30-40年代，莫里茨•石里克和鲁道夫•卡尔那普把这种实证主义和数学原理嫁接起来，创立了逻辑实证主义，又称为新实证主义。与前者一样，这个学派拒斥一切形而上学，强调经验实证的重要性。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一学派在强调经验证实的同时，更突出逻辑分析的重要性，并把所有命题区分为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两种类型：所谓综合命题指的是可以通过经验证实真伪的命题，而分析命题指的是可以根据逻辑规则判断真假的命题（数学和逻辑学命题）。据此，他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可证实性原则，并把这种原则看作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以此来瓦解传统的一切形而上学。可以说，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它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看作是一切真理的标尺，把自然科学知识看作是一切知识的典型范式。
逻辑实证主义对其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具体投射，是用实证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一次尝试。它的主要创始人为意大利学者德拉-沃尔佩和他的学生卢西奥•科莱蒂。从总体上来看，这一学派的方法论根植于逻辑实证主义。与后者一样，这一学派主张，一切无法得到经验和逻辑证实的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哲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清除一切形而上学的谬论，恢复逻辑实证的科学方法论，结果，他们在抛弃黑格尔形而上学本质时，也把马克思的历史本质论一同抛弃了。第二，他们认为，所谓科学只能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即符合逻辑思维规律或经过经验证明为真，主张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第三，既然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因此，如何揭示马克思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同质性，就成为他们理论研究的核心任务。于是，在他们的视域中，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更多地被局限于方法论和认识论之中。第四，这也是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地方，逻辑实证主义更多地强调对句子的语法结构的语义学分析，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它会过分放大了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的适用范围，忽视掉逻辑与经验内容之间的互动。基于此，德拉-沃尔佩重新引入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原理和伽利略的实验方法，力图恢复形式与内容、理性与事实之间的均衡关系，建立一种逻辑认知学。[1]因此，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最终落脚到亚里士多德无矛盾原理（即逻辑同一律）和伽利略的实验方法（科莱蒂又引入康德“真正对立”的方法），以此与黑格尔的矛盾观相对抗，最终阉割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精髓，把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斥之为一种形而上学，把马克思“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扭曲为一种“具体-抽象-具体”（假设-实验）实证理性的循环。最后，在对人道主义的态度上也与逻辑实证主义出现了较大差异，他们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否定一切人本主义，而是力图反对抽象的、形而上学化的人本主义，比如卢卡奇、布洛赫等人的人本主义，倡导一种实证化的人道主义。
这种把新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的做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具有原创意义的。但从它的方法论来看，只不过是对新老实证主义的一次理论借用，是旧瓶装新酒。当他们以这种方法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必然会扭曲后者的科学内涵，把建立在历史辩证法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为以实证理性为基础的一般唯物主义，最终将马克思的科学抽象的方法论扭曲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抽象（归纳与演绎的实证循环），陷入到逻辑和实证拜物教的窠臼之中，为后面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谬误埋下了祸根。
二、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反黑格尔主义和反抽象的人道主义
由于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方法论和目标，决定了这一学派自创立起就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域：反对黑格尔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
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点。众所周知，苏俄辩证唯物主义者都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才创立自己的哲学的，在这里，马克思被看作是黑格尔的嫡系传人。同样，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卢卡奇，为了反对梅林-普列汉诺夫的第二国际的解释正统，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也试图把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将思辨的主-客体同一当作理论布展的基础，不可避免地使马克思主义沦落为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如果说在第一种解释那里，黑格尔还是以中介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卢卡奇这里，黑格尔则被奉为鼻祖。
然而，在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两种做法都是非法的。他们指出，既然黑格尔哲学代表了整个形而上学的传统，因此，要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必须要宣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彻底决裂，从马克思主义中彻底清除掉一切黑格尔的杂质。如果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继承关系，就会把马克思重新拉入黑格尔哲学的框架之中，这样就会玷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纯洁性，不仅不能突出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质，反而会把这种革命淹没在形而上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可以说，这一观点构成了整个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出发点。立足于此，他们分别对上述两种模式作出了尖锐批评。他们指出，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虽然力图强调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突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但由于他们过分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继承关系，这就使他们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结果，所有苏俄马克思主义者都引以为豪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机械的手抄本”，[2]“是一种没有意识到其自身性质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又指出，卢卡奇的研究虽然激活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黑格尔传统，但这种激活是在黑格尔的反光镜中实现的。其整个论述的根基是以黑格尔的主-客体的同一为基础，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并没有给出一个科学的明确的解释，直接以黑格尔哲学为视域来统摄马克思哲学研究，这样必然会将马克思哲学重新拉回到了纯粹哲学的建构之中，进而沦为一种思辨的理性推演。在这里，马克思成为了黑格尔的一个幻象。
于是，他们认为，为了真正的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真谛，就必须要正本清源，清除掉苏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的思想中拿过来附加给马克思的东西，既要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又要反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于是他们倡导一种新的解释模式，提出“第三条道路”，彻底否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任何继承关系，反对任何黑格尔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构成了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独特的问题域。
而第二个问题域是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众所周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认为，“主体”、“人”等所有这些范畴都是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恰恰是对一切人本主义的颠覆，立足于此，阿尔都塞喊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口号，同一切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做法作坚决斗争，坚实捍卫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与阿尔都塞相比，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那么彻底，他们并不像前者那样力图否定一切人本主义，而只是反对那种以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追寻人道主义的行为。这点可以从他们对第二国际和卢卡奇的批判中得到明确的指认。他们指出，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完全变成了一种离开人的、物体客观运动的自然规律，成为了一种“人学的空场”，这是完全错误的。而卢卡奇又走向了反面，他以黑格尔思辨的主客同一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装扮成人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宣扬空洞的人本主义，又阉割掉了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一面。
由此可见，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人道主义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们并不反对人道主义本身，而是反对以虚假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方法论证人道主义。但他们这种论证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而是单纯地立足于经验方法，力图建立一种与抽象人道主义相对的实证的人道主义学说。在他们看来，只要从实证方法来论证人道主义，那么，人道主义就不再是思辨的、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实证的、科学的人道主义。这点显然与马克思的理解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
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点。众所周知，苏俄辩证唯物主义者都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才创立自己的哲学的，在这里，马克思被看作是黑格尔的嫡系传人。同样，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卢卡奇，为了反对梅林-普列汉诺夫的第二国际的解释正统，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也试图把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将思辨的主-客体同一当作理论布展的基础，不可避免地使马克思主义沦落为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如果说在第一种解释那里，黑格尔还是以中介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卢卡奇这里，黑格尔则被奉为鼻祖。
然而，在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两种做法都是非法的。他们指出，既然黑格尔哲学代表了整个形而上学的传统，因此，要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必须要宣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彻底决裂，从马克思主义中彻底清除掉一切黑格尔的杂质。如果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继承关系，就会把马克思重新拉入黑格尔哲学的框架之中，这样就会玷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纯洁性，不仅不能突出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质，反而会把这种革命淹没在形而上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可以说，这一观点构成了整个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出发点。立足于此，他们分别对上述两种模式作出了尖锐批评。他们指出，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虽然力图强调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突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但由于他们过分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继承关系，这就使他们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结果，所有苏俄马克思主义者都引以为豪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机械的手抄本”，[2]“是一种没有意识到其自身性质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又指出，卢卡奇的研究虽然激活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黑格尔传统，但这种激活是在黑格尔的反光镜中实现的。其整个论述的根基是以黑格尔的主-客体的同一为基础，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并没有给出一个科学的明确的解释，直接以黑格尔哲学为视域来统摄马克思哲学研究，这样必然会将马克思哲学重新拉回到了纯粹哲学的建构之中，进而沦为一种思辨的理性推演。在这里，马克思成为了黑格尔的一个幻象。
于是，他们认为，为了真正的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真谛，就必须要正本清源，清除掉苏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的思想中拿过来附加给马克思的东西，既要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又要反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于是他们倡导一种新的解释模式，提出“第三条道路”，彻底否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任何继承关系，反对任何黑格尔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构成了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独特的问题域。
而第二个问题域是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众所周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认为，“主体”、“人”等所有这些范畴都是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恰恰是对一切人本主义的颠覆，立足于此，阿尔都塞喊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口号，同一切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做法作坚决斗争，坚实捍卫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与阿尔都塞相比，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那么彻底，他们并不像前者那样力图否定一切人本主义，而只是反对那种以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追寻人道主义的行为。这点可以从他们对第二国际和卢卡奇的批判中得到明确的指认。他们指出，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完全变成了一种离开人的、物体客观运动的自然规律，成为了一种“人学的空场”，这是完全错误的。而卢卡奇又走向了反面，他以黑格尔思辨的主客同一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装扮成人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宣扬空洞的人本主义，又阉割掉了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一面。
由此可见，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人道主义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们并不反对人道主义本身，而是反对以虚假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方法论证人道主义。但他们这种论证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而是单纯地立足于经验方法，力图建立一种与抽象人道主义相对的实证的人道主义学说。在他们看来，只要从实证方法来论证人道主义，那么，人道主义就不再是思辨的、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实证的、科学的人道主义。这点显然与马克思的理解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
三、秀才的反叛：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辉煌与惆怅
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知识分子们在政治事件的无情的压抑之下，在理论上所作出的一种无奈和辛酸的旧式反叛。这种哲学在当时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他们提出一种不受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的模式所污染的新的研读方式，为意大利共产党走出辩证唯物主义危机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就像科莱蒂所说的那样，斯大林的逝世以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演变为一场理论和政治的大灾难，是“他们本身信仰和自信的破灭”。而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样一个理论混乱、迷茫的情况下出现了，成为了党以及众多知识分子的救命稻草，逐渐地弥补了知识分子心灵上的空缺，把他们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信仰危机中解救了出来，也使得意大利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危机关头存活了下来，一步一步地从危机中走了出来。可以说，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取得辉煌的成就，达到了其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意大利共产党感觉到党“已经成功地从1956年的骚乱中恢复了过来，已经赢得了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并且也已经同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正统划清了界限”[3]，在理论上也已经日趋成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于1962年召开了一次党内的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清算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于是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地丧失了在党内的理论优先权，慢慢地衰落了。
我认为，这种衰落首先是与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两面性紧密相关的。德拉-沃尔佩把理论活动看成是与现实政治活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这样一种信念也决定了德拉-沃尔佩的两面性：在理论上虽然反叛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在政治上又绝对的服从于“辩证唯物主义”当权者，在两者之间寻求中立。学术上的严谨性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之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也注定了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必然不能把其理论的主张推行到底。
另一方面，则是与这一学派本身的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理论的内在缺陷注定了这一客观逻辑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以及它所要走过的轨迹，在这样一种短暂辉煌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理论本身无法克服的困境与惆怅。
首先，对黑格尔的情绪化的“怨恨”心理，注定其不可能把黑格尔哲学看作为马克思的来源，也不会从辩证唯物主义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汲取资源，而只好另寻新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逻辑实证主义、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等人进入了他们的法眼，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与黑格尔思辨的神秘逻辑彻底决裂的“科学辩证法”，是来源于形式逻辑同一律和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的一种实证的逻辑，进而用这样一种同一律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概念来阐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装扮成“道德领域中的伽利略主义”。阿尔都塞把这种解释模式称为“实验实践的模式”。对这种模式，阿尔都塞提出自己的批评，认为，在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那里，“历史就像现实本身一样具有‘实验的结构’……既然现实历史被宣布为‘工业和实践’，一切科学实践被规定为实验的实践”，于是他们就断言，历史“就像实验科学的实践一样是假设并在行动得到证明。由于这种基本结构的同一性，理论实践可以直接、立即、恰当地等同于历史实践”。[4]这种实验实践模式的最终后果，只会把一切实践还原为实验的实践，历史的模式被直接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模式。对此，阿尔都塞嘲讽式地指出，如果历史真的是一种实验实践模式，那么，一切实践都将是黑暗的，真是一语中的！他们虽然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与黑格尔思辨的神秘逻辑彻底决裂的“科学辩证法”，但是他们在对“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理解上，却是模糊不清的，一会儿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同一律看作为科学的标准，一会儿又把伽利略的实验模式当作科学的标准，没有通过一种有效的方式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他们理论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另一方面，对黑格尔的情绪化的“怨恨”心理，也必然会带来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丑化。完全否认黑格尔内在矛盾观对马克思的影响，进而用一种形式同一律来诠释马克思历史观，必然会把马克思哲学侧重点停留在经验事实层面上，而不会深入地挖掘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深层本质。虽然他们哲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既超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又超越斯大林主义哲学模式，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的理论立足点却束缚了其庞大的理论努力的实现。仅仅立足于经验事实，即使把理论思路拓展到再深的层次，事实上也不可能达到只有真正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才能达成的上述目标。
其次，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悲剧则在于他们是在幼稚的理论下进行的一次慌乱的“反叛”，他们虽然在道德上、哲学上认识到并批判了斯大林体系的缺陷，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之所以产生这种缺陷的根源，而只能用一种充满经验的实证性概念来对峙那种罪恶的深渊，用一种充满怨恨的心理来对抗那种远离生命的形而上学，这是一种理论的幼稚，是一种读不懂现实哲学的映射。他们没有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精神来解读马克思思想，而是从哲学史上寻找到一系列的参照系：逻辑实证主义、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康德。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原则来架构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阉割掉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用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来诠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以此反对黑格尔的辩证矛盾观，把马克思打扮成亚里士多德徒弟；用伽利略的实验方法来诠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妖魔化为伽利略的“实验实践模式”，把马克思装扮为伽利略的嫡系传人；用康德的现象界与“物自体”异质性来阐述马克思的思维与存在异质性思想，以此来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如果说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马克思仅仅被肢解为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话，那么，在这里，马克思哲学则成了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和康德等人的机械堆积，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和原创性被损耗殆尽。
总起来讲，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书斋的革命”和秀才的反叛，是一种乌托邦的幻象，虽然在革命的信念和前途的崇敬之中充满了启蒙主义者的乐观精神，但这是一种盲目的乐观，在其背后隐藏的是血冷冷的凄凉和悲惨，这也注定它不可能成为意大利政治改革的最终指导思想，而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般的灿烂，成为一种令人心酸的孤鸿哀鸣。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意大利共产党感觉到党“已经成功地从1956年的骚乱中恢复了过来，已经赢得了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并且也已经同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正统划清了界限”[3]，在理论上也已经日趋成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于1962年召开了一次党内的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清算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于是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地丧失了在党内的理论优先权，慢慢地衰落了。
我认为，这种衰落首先是与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两面性紧密相关的。德拉-沃尔佩把理论活动看成是与现实政治活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这样一种信念也决定了德拉-沃尔佩的两面性：在理论上虽然反叛辩证唯物主义，但是在政治上又绝对的服从于“辩证唯物主义”当权者，在两者之间寻求中立。学术上的严谨性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之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也注定了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必然不能把其理论的主张推行到底。
另一方面，则是与这一学派本身的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理论的内在缺陷注定了这一客观逻辑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以及它所要走过的轨迹，在这样一种短暂辉煌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理论本身无法克服的困境与惆怅。
首先，对黑格尔的情绪化的“怨恨”心理，注定其不可能把黑格尔哲学看作为马克思的来源，也不会从辩证唯物主义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汲取资源，而只好另寻新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逻辑实证主义、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等人进入了他们的法眼，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与黑格尔思辨的神秘逻辑彻底决裂的“科学辩证法”，是来源于形式逻辑同一律和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的一种实证的逻辑，进而用这样一种同一律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概念来阐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装扮成“道德领域中的伽利略主义”。阿尔都塞把这种解释模式称为“实验实践的模式”。对这种模式，阿尔都塞提出自己的批评，认为，在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那里，“历史就像现实本身一样具有‘实验的结构’……既然现实历史被宣布为‘工业和实践’，一切科学实践被规定为实验的实践”，于是他们就断言，历史“就像实验科学的实践一样是假设并在行动得到证明。由于这种基本结构的同一性，理论实践可以直接、立即、恰当地等同于历史实践”。[4]这种实验实践模式的最终后果，只会把一切实践还原为实验的实践，历史的模式被直接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模式。对此，阿尔都塞嘲讽式地指出，如果历史真的是一种实验实践模式，那么，一切实践都将是黑暗的，真是一语中的！他们虽然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与黑格尔思辨的神秘逻辑彻底决裂的“科学辩证法”，但是他们在对“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理解上，却是模糊不清的，一会儿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同一律看作为科学的标准，一会儿又把伽利略的实验模式当作科学的标准，没有通过一种有效的方式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他们理论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另一方面，对黑格尔的情绪化的“怨恨”心理，也必然会带来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丑化。完全否认黑格尔内在矛盾观对马克思的影响，进而用一种形式同一律来诠释马克思历史观，必然会把马克思哲学侧重点停留在经验事实层面上，而不会深入地挖掘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深层本质。虽然他们哲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既超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又超越斯大林主义哲学模式，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的理论立足点却束缚了其庞大的理论努力的实现。仅仅立足于经验事实，即使把理论思路拓展到再深的层次，事实上也不可能达到只有真正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才能达成的上述目标。
其次，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悲剧则在于他们是在幼稚的理论下进行的一次慌乱的“反叛”，他们虽然在道德上、哲学上认识到并批判了斯大林体系的缺陷，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之所以产生这种缺陷的根源，而只能用一种充满经验的实证性概念来对峙那种罪恶的深渊，用一种充满怨恨的心理来对抗那种远离生命的形而上学，这是一种理论的幼稚，是一种读不懂现实哲学的映射。他们没有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精神来解读马克思思想，而是从哲学史上寻找到一系列的参照系：逻辑实证主义、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康德。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原则来架构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阉割掉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用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来诠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以此反对黑格尔的辩证矛盾观，把马克思打扮成亚里士多德徒弟；用伽利略的实验方法来诠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妖魔化为伽利略的“实验实践模式”，把马克思装扮为伽利略的嫡系传人；用康德的现象界与“物自体”异质性来阐述马克思的思维与存在异质性思想，以此来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如果说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马克思仅仅被肢解为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话，那么，在这里，马克思哲学则成了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和康德等人的机械堆积，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和原创性被损耗殆尽。
总起来讲，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书斋的革命”和秀才的反叛，是一种乌托邦的幻象，虽然在革命的信念和前途的崇敬之中充满了启蒙主义者的乐观精神，但这是一种盲目的乐观，在其背后隐藏的是血冷冷的凄凉和悲惨，这也注定它不可能成为意大利政治改革的最终指导思想，而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般的灿烂，成为一种令人心酸的孤鸿哀鸣。
注释
[1] Della Volpe, “On Logical Positivism”, Logic as a Positive Science, trans. by Jon Rothschild, NLB, 1980, p.264.
[2]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NLB, 1973, p.22.
[3] John Fras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Galvano Della Volpe,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p.26.
[4] [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著：《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1] Della Volpe, “On Logical Positivism”, Logic as a Positive Science, trans. by Jon Rothschild, NLB, 1980, p.264.
[2]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NLB, 1973, p.22.
[3] John Fras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Galvano Della Volpe,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p.26.
[4] [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著：《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作者简介：孙乐强，男，1982年9月出生，安徽萧县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哲学系讲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