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知识理论批评
对交换抽象的分析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作者: [德]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 谢永康 / 侯振武
出版年: 2015-3
A. 问题的提出
交换抽象在其时空实在性(raumzeitliche Realität)中的意义与历史必然性在于，在商品生产社会中，交换抽象是社会化的载体。个人生活于其中的使用行为，无论是消费性的还是生产性的，一旦离开商品交换的中介，就不能在商品生产的分工关系中得到实现。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告诉我们，交换的社会体系陷入停滞或者崩溃的范围和待续的程度，就是生产和使用受到阻碍的范即和持续的程度。我们有意避免探讨经济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要研究经济学。确保以下论断已经足够了：商品生产的社会的综合，要到商品交换中，更确切地来说要在交换抽象中去寻找。与之相应，我们要着手进行交换抽象的形式分析(Formanalyse)，以回答这个问题：采取商品交换形式的社会综合何以可能？
提问的表述采取这样一种初级的、简单的形式，让人更多地想到的是康德，而后才是马克思。但是，它却相当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这里所隐含的比较，不是在康德与马克思之间，而是在康德与亚当·斯密之间，或者不如说是在知识理论(Erkenntnistheorie)与政治经济学之间一一提及的这些人物都可以视为这些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亚当·斯密 1776 年的《国富论》与康德 1781 年的《纯粹理性批判》（第 1 版）是领先于其他著作的两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当中，两个概念上没有联系的领域中完全独立的体系实现了同一个目标：证明资产阶级社会合规范的(normgerechten)本性。
人类劳动的本性要求将劳动产品作为价值生产出来，基于这一假设，亚当·斯密论证出，社会所能采取的只有一个最好的方针，即给予每一商品占有者以对其私人所有物的不受限制的支配自由。这一点对于社会来说，无论是幸运，如亚当·斯密所证明的那样，还是不幸，如李嘉图所开始怀疑的那样，都是在社会自身的本质之中建立起来的合规范的道路。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商品分析正是要致力于拆除这个支撑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假设，并由此出发揭开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的内在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情。
康德的著作没有做出这个假设，而是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精神在其本性中要求其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区分，独立于体力劳动来完成。当然，在康德那里，极少具名地谈论手工劳动与“劳动阶层“，尽管他们的不可或缺的社会作用自然从来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作用恰恰并未延伸到精确的自然知识的可能性上。关于“纯粹数学” 与“纯粹自然科学”的理论因为根本没有论及体力劳动而获胜。这种理论是在纯粹精神基础上的知识，并且这种理论需要解释的是：这个知识是如何可能的。休谟的经验主义观点对于康德来说是个麻烦事，因为在这种观点中，纯粹知性概念无可争辩的判断品质被动摇了，而且只有这一品质才能为知识的先天原理与后天原理(Prinzipen a posteriori)的区分做辩护，从而就是为筛选出我们的存在中不能从身体和感官的属性中派生出的部分做辩护；同时，这个部分借助理论的自然知识的可能性为精神人格的自律奠定了基础。按照这种自律，需要确保这样一种社会构序(gesellschaftliche Ordnung) ，一方面没有任何特权僭越于其外，另一方面则对这种“成熟“不做任何人为限制。“理性的公开运用“越是不受阻碍地提供给人们，它就越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必需之物，即道德、法权以及精神的进步。①这是唯一建立在我们精神能力自身的本性中的道路，因而是合规范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社会才能被赋予一种与这个本性相符的秩序。康德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启蒙哲学家所掩盖的是， 这一秩序自身包含着针对劳动阶层的阶级分离。马克思之所以将康德哲学称为“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假象。但是，在 “有教养阶层”与“劳动阶层”之间的区分这样一个概念下，经济欠发达的德国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形成了的；这不同于西方关于资本和劳动的概念，在那里，政治经济学统治着资产阶级的思想。一—此时此地，我们打算要完成的“知识理论批判＂的主题在哪里呢？
①参看1784年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Aufklärung?)。
精确的科学实际上是脑力劳动(Geistesarbeit) 这种劳动是在与生产场所中的手工劳动的彻底区分和独立中发生的——任务，就此而言，康德知识理论的假设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早先已表明了这一点。脑力劳动与手工劳动的区分，特别是在涉及自然科学与技术时的区分，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制来说有着类似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在当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中就能够看出这一真理：人们能够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但却依然不能摆脱阶级对立。一方面是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是脑力劳动与手工劳动的区分，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关联。但是，这关联是一种纯粹原因性的和历史的关联。从概念上来说，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 说，无论就整体还是就局部而言，在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可以从一方出发推到另一方的横向联系。因此，知识理论批判的进行也就必须完全在体系上独立于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开始的问题当然也可以说得更为简单：借助商品交换的社会化是如何可能的？但是，”综合”这一术语的使用带来了三重优势。首先，便于谈论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的功能。其次，“综合的社会”的表述以更为恰当的方式将商品生产与原始共产主义或一 般初级共同体(primitiver Gemeinwesen)的朴素的秩序(naturwüchsige Ordnung)对照起来，正如人们将Buna① 称为合成橡胶，而相对地，将树胶(kautschuk)称为自然产品。实际上，在交换的社会化结果所依赖的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中，的确“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在此，社会化纯粹是人的事情(Menschlicher faktur)，是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脱离出来的，并且有更好的理由推测：最终，今天的整个综合性生产的可能性的历史先验(geschichtstranszendentale)条件就隐藏在这里。因而我所使用的“综合的社会”这一表述，在意义上与概念范圉上不同于“社会的综合”。前者仅适用于商品社会，而后者则被用作人类存在方式的一般基本条件，而没有历史的限制。在这后者的意义上，“综合”这一表述获得了其第三个意义，即它是我针对康德将出自精神自发性的先天综合实体化而提问的论战芒刺，因而是对先验唯心主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对于本研究的目的来说，综合的这三重意义没有一个是绝对必要的。不借用任何反－唯心主义的东西也能将这一点陈述出来，即从交换抽象中推导出纯粹知性。但是，论战式地涉及唯心主义也带来了优势，即借此使得马克思的方法在本质上的批判性特征得到了应有的强调。并且，相较于当今得到权威支持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来说，这具有不可小觑的优势。只有通过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从僵化中解放出来；在这种僵化中，马克思主义被错误地标榜、滥用在不负责任的统治关系的合法化上。
①Buna即丁纳橡胶，发明于二战期间的德国，由于合成用丁二烯作催化剂而得名。Buna现在还是美国陶氏化学公司的一个注册商标，是一种合成橡胶的标 志。——译者注
作为一种比较尺度，我们同康德在本质上的一致为与康德的批判－论战式对立奠定了基础。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同康德一致的：承载着量化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原理不属于个人的身体和生理的能力。精确的自然科学属于这样一种生产资源，这种生产最终抛弃了前资本主义通行的个别生产的个体局限。在康德那里，源自后天原理的知识与源自先天原理的知识之间的二元组合，是和个体的感官内容的份额与直接的普遍内容的份额的组合相应的，前者的范围通常仅限于一双眼睛、一对耳朵等的感受性” ，而后者则是借助与数学相关联的概念而实现的。在实验方法的实践中，个体感官所完成的份额降低为从科学设计出的测量仪器上“读取“数据。感官证据只有对于每次在场的人来说才具有准确性，而对于所有其他人来说，它不过是可相信的(glaubwürdig)而已。在不能根本上排除它的地方，它被降低到最低限度，并且这一最低限度是操作人员残留在实验中的，因为正是它的人格形成了“主观的因素”，科学的客观性程度依照对这种因素的消除程度来排列。逻辑的必然性唯独内在于数学所表达出的假设，以及由这个假设推出的结论之中。对于我们来说，知识来源的这种双重性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所要追问的，是假设的逻辑能力的历史和时空的起源，更确切地说，这种能力所根据的形式要素的起源。但无论是康德还是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要么没有能够在这一起源问题上取得成功，甚至都不能将之仅作为问题来坚待。《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导言”的开始几行触碰到了这个问题，但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它便消失了。康德将成问题的概念形式与一个最终的基本原则—— “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一聚合在一起，但是他知道，对于这一原则自身来说，除了说它是凭借其独有的“先验自发性”而存在之外，没有其他的解释了。解释在有待解释之物的拜物教 (Fetischismus)中消散了。从此以后，所有的坚待都适用于这一信念：不可能有“纯粹知性能力”的发生意义上的，亦即时空的起源解释。借助哲学思维传统的最神圣的禁忌之一，这个问题被禁闭起来了。尼采的嘲笑——康德问，“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 ，并回答道：“通过一种能力”——是完全有根据的。只不过，尼采自己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回答。禁忌意味着，脑力劳动与手工劳动之间现存的区分并没有什么时空上的根据，按其本性而言它乃是永恒的，以至于资产阶级秩序会永远维护它的合规范性。
现在，我们提出的问题与康德的问题相对立：社会化是如何通过商品交换而可能的？这个问题是在整个知识理论的概念圈子之外的，因而任何一种现行的知识理论的前提都不会以任何方式牵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与康德说法相对照，那么我们就能选择一个同样好的提问方式：货币的抽象性源自何处？这两种提问方式都处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时空框架(Raumzeitlicher Rahmen)之中，并指向形式抽象性，经济领域中的形式抽象与纯粹知识原理中的形式抽象是同类型的(gleichartig)。以下这一点似乎是被排除了：如果以前者为基础的话，不能发现二者之间的真正的连接。
B. 实践的唯我论
初看起来，这一点绝不是显而易见的：商品交换应当如何使个体间的社会综合成为可能？这些个体以私人的因而是分散的所有物的方式占有商品。商品交换的的确确就是以商品占有者之间这样的关系为根据的，这关系只按照他们的私人所有的原则来调节，再无其他。
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需默默地彼此当作被让渡的物的私有者(Privateigentümer)，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①
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的存在以商品交换为基础。在这基础上，所有的商品使用，无论是消费还是生产，都无一例外地在商品占有者的私人领域中发生。与此相反，从形式上看，社会化的贯彻只在商品占有者方面的交换中发生，从而是在这样的行为中发生，这种行为的进行不掺杂商品使用，并在时间上与商品使用明确地分离。因此，商品抽象及其所服务的社会综合的形式主义(Formalismus)，必须是在交换关系的范围之内，在它的如此精确地划定的活动空间中才能找到。
商品交换包含在私人所有之中，与此相应的是，它作为遵循私人所有规则的交往形式，在每一个单独的事件中都从属于双方所有物领域的私人②对立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我的——因而不是你的；你的——因而不是我的；这个原则统治着关系的逻辑。当某个个别部分获得对交易而言的重大意义时，它就会被这一原则所掌握。这一原则也使得每一个订约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交换的对象。他只对他的利益本身，而非其他的什么感兴趣，他对利益的表象就是对他自己的表象，处于这个游戏中的需要、感觉和思想在它们属于谁这一问题上分化为两极。这是有效的，而对于相互对立的交换伙伴来说，这些内容则变成了原子论的或者唯我论的、不可比较的现实。因此，所有存在者之中的任何一个自为的唯一者(solus ipse)都是唯我论，据此，还有占据了事实性的数据，都是他私人所有的③——唯我论是对商品交换的参与者相互之间所持的立场的精确描述。更准确地说，他们在商品交换中相互之间的事实上的举止，都是一种实践的唯我论(praktischer Solipsismus)④，无论他们关于自己以及自己的举止是如何想的。用国民经济学家的概念方式来说，商品占有者在交换中这样相遇了，就好像每个人都是一个在其私人所有的孤岛上的鲁滨逊，也就是说，他们所为之谈判的占有状态 (Besitzstand)的改变，不会使他们的所有物领域发生改变。交互性 (Reziprozität)所要求的是，每一个改变都要由另一个改变来抵消。交互性根本没有通过一 条相反的原则来抵消所有物排他性(Eigentumsexklusion)，相反却将它普遍化了。由于订约双方相互承认对方为私人所有者，所以在其中一个方向上发生的任何所有物排他性都得到另一方向上同样的排他性的回应。交互性的根据恰恰是主宰着所有者(Eigentümem)之间关系的私人所有的排他性，这个排他性由作为“交换”的交易完整保留下来。同意交换所表达的是，承认达成共识的占有改变不会损害彼此对立存在着的所有物领域。因此，商品交换被明确地表达为泾渭分明的所有物领域之间的 种社会交往形式。
尽可能简短地说，这就是对交换中商品占有者之间关系的描述。在如下的意义上我认为这个描述是适当的，即它没有陷入这一领域中那几乎无限的诡辩。人们也可能会采取这种诡辩，但我们不会以此来干扰读者。换言之，这一描述给出了交换中存在于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关系的实情。因为这实情是时常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所以只有为了能阐明这一实情，才需要烦琐的分析；这一点是按照这个逻辑得到说明的．即我们呼吸的空气的味道是我们感觉不到的。通常的商品流通越是运行在其习惯的轨道上，越是陷入激烈的利益斗争(lnteressenkämpfe)中，哲学思考的位置就越少，以至于不可能当场意识到奠基性结构。只有在远离市场时，它的结构才变成抽象的反映，但它之后所经历的系统化，将会成为使得其历史性起源变得不可识别的原因。
①Das Kapital, MEW (Dietz, Bd. 23-25), I. Bd., S. 102. 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5一106页。——照此看来，与我们对交换抽象的唯物主义见解相矛盾的是，所有（与占有相反）的规范性概念似乎是交换抽象在观念上的先天之物。但事实上，前后关系恰恰是颠倒了的。所有的概念(Eigenrumsbegriff)本身是交换抽象的结果。借助为交换而准备的对象来停止使用行为，这种强制是一个简单的经验事实：如果它被忽视，交换关系就终止了。但由于这种经验的内容是一种否定，由此便产生了一种使用禁令。这禁令覆盖了所有参与者，并获得了对其他所有领域有效 的、同一类型的规范性一般特征，除非交换保持为一个孤立的单个事件。只有归摄于交换之下，所有规范(Eigentumsnormen)才能从占有事实(Besitzfakten)中产生出来。交换的这一后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交换的本性紧密相连。在交换开始的地方，即“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MEW23, 102. 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6页。）“以下变成必不可少的：他们不是像对自然那样相互对待，即不是相互残杀、相互劫掠，就像他们对动物所做的那样，而是相互交谈一一通过言语或符号，即相互将对方承认为人。这还是一个事实问题，但却是一 个规范由之产生的事实问题，因为它破坏了自然关系，并以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取而代之，这些群体本身已然成为了社会性的产物。［这后一过程的进路见于乔治· 汤普森《第一哲学家》(George Thomson, Die ersten Philosophen) 一书第一章中所做出的令人信服的重构(Rekonstruktion)。]马克思也表达了完全一致的见解，他说：“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即实际的占有关系——作者）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MEW 23, 99. 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页。）”
②这一表述是从私人－对抗式对立的逻辑形态中提取出来的。
③……意思是说所有我的资料(data，原文译为”与件”——译者注），就它们是事实而论．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 , Bertrand Russell, Human Knowledge,Solipsism. S. 191. 1966. 参考罗素：《人类的知识》，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2 页。在这里，罗素称为数据(datum)的东西，在康德那里被称为＂统觉” 。
④这种实践的唯我论不需要与自我利益恰好相重合。每个受他人之托或为了他人利益而行事的人，恰恰都必须遵守这同一个原则。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所活动于其中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商品交换．而会过渡为另一种不同的关系。我们这里讨论的原则，属于商品交换的交往形式，不属于参与其中的人们的心理学。毋宁说，交换的交往形式反过来铸就了其生活为交换所控制的人们的心理机制。人们认为这些机制是其与生俱来的人类本性。与这一事实情况相应的是，被统治者经常受统治者的委托或为了其利益而行动。但是，尽管他们实际上只是听从于交换关联的规律，他们还是主观认为是在为自我利益而行动。这里不能对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的上层建筑结构做特别的探究。但是，借助交换抽象与思维抽象之间的奠基性关联来扩展赖希(W • Reich）、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人的理论．以夯实其唯物主义基础，这对一种未来的唯物主义社会心理学来说，肯定是富有成效的。
C.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
为了给探寻通过商品交换的社会化的可能性的问题确立适当的基础，明确相互之间所有物的排他性和实践上的唯我论的诸条件——交换关系就处在这些条件之下——是必要的。在对商品抽象或交换抽象的分析中，第一步是最困难的，因为抽象渗透得比人们所能设想的还要深刻，比人们已经初步接受的还要深刻。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围绕着商品而谈判的唯我论世界之间，到底商品何以是可交换的，它有什么特性，采取何种形式；也就是说，交换本身是如何可能的？立足在其私人的、相互对立的私人所有的孤岛上的鲁滨逊们是在哪里相遇的？他们之间行为的交汇点(Kommunnikationspunkt)是什么？
显然，它是造成双方都对同一个物品主张所有权并导致私人对抗的那个点。我的——因而不是你的；你的——因而不是我的。这个原则假定了一种统一 ，由于这种统一 ，＂我的”和 “你的＂才相互剥离(privativ)开来。接下来就是要正确规定这种统一性，因为它显然是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Austauschbarkeitsform)，是社会综合的第一基本条件，这种综合是通过商品占有者之间私人所有物的排他性的途径来进行的。
显而易见，商品的这个成问题的统一并不是指其物质上的不可分割性。无论交换的是一吨还是50公斤钢铁，对于事情的本质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能用原子来交换的话，人们也许可以将物质还原为其不可再分的原子，而对于这其中的每一个原子来说，问题都将会以同样的方式提出米。而且，这也不能涉及商品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Unvertretbarkeit)，因为绝大多数商品是大量产销品，并且考虑到一个样本能为其他产品提供担保。但是，现在可以用来交换的个别样品，必然总是能够用来交换的；并且它就具有了这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使得它不能同时属于一个和另一个占有者，而只能作为分离的财产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占有者。现在，如果人们要对这个在此逐渐显露出来的统一做出恰当的评价，那么就会发现，这种统一并非商品在其物体的本性、质料或属性上的统一。这种统一使得一个既定的商品不能同时是两个商品占有者的各自的所有物，而必须是在他们之间用来与另一商品进行“交换＂ 。这种统一实际上是商品的定在的统一 (Einheit ihres Daseins)，即每一件商品都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唯一的定在这一事实。这是每一个物品的定在的唯一性，这个物之所以不能同时分属不同的私人所有者，是因为私人居有具有这样的意义，即当事人使物成为自己独特定在的一部分①。这样，我们就得出结论：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是其定在的唯一性。
人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表明，作为交往形式的交换迫使交换者彼此相互对立地采取了实践上的唯我论。但是，虽然每当交换者为了交换他们的商品而相遇时，任何人都会因其私人的数据资料（或统觉）的世界而与其他人及其定在世界对立起来，然而在他们之间的现实世界本身纯粹地是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交换者之间的世界，就其现实性而言，还原为什么呢？所有在世界中并可在物上被感知的东西，都被作为私人资料在他们之间以原子论的方式分割开了。因而，他们之间的世界，只有排除其属性才具有统一性。并且，不仅对物的统觉被用来在其占有者之间进行交换，就连物本身也是如此，而对这些物的统觉却将个别的东西留了下来。因而，商品按照其纯粹的定在本身在它的所有者之间运动，而构成其所有者的私人统觉的所有东西都被扣除了。单纯就其现实性而言，所有者之间的世界（他们参与其中）乃是一个世界，然而其参与的方式却导致他们在主观上对这个统一性的否认，并将交换的必要性作为客观事实的另一种强制来服从。交换本身导致了它的作为社会综合的交往形式的盲目性。交换的发生只凭借交换者在实践上的唯我论，唯我论使得交换者们不能洞察他们所造成的社会化。然而，是什么在交换者之间的唯我论对立中构成了世界的统一？它既不是世界在质料方面的不可分割性，或者是它由之构成的部分或者物的不可分割性，也不是单个样品就其本质而言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②。毋宁说，是每一个部分的定在的唯一性，才使得所有部分统一起来成为一个世界，其大小与人们为这个“世界”划定的范围也是一样的。从而就得出之前的结论：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是每一商品的定在的唯一性，更确切地说，是这种抽象的(in abstracto) 定在唯一性，即“扣除”了实现对商品物的统觉的所有东西，扣除了陷入交换者之间在实践上的唯我论的所有东西。
①实际上，在希腊语中，比如“ousia”这个词同时具有“定在“和“所有”的意义。
②通过所有部分的相互依赖而做出的对世界统一性的规定，是一个理论概念， 因而，在我们将“世界”仅作为定在之领域、行为之场、 交换行为之场(Feld des Daseins und Ort von Handlungen, Tatort der Tauschhandlungen)来对待的地方，它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依然有必要追问，是什么使得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的这一本性变成通过交换的社会化。社会化通过商品交换而赋予社会综合以统一性。当商品流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它成为了决定性的网络，“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①必然会发生；这种二重化也有可能反过来导致商品交换很快就变成了社会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媒介——这最初是发生在公元前700 年前后的希腊奥比斯的伊奥尼亚地区。之后，货币成了商品可交换性形式的物性载体，作为等价形式(Äquivalentsform)或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而活动。这个形式的本质作为商品之定在的唯一性，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货币按其功能性本质来说是“一”，换言之，只可能有一种货币②当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通货(Währungen)，但只要这些通货中的每一种都在流通领域中执行着相同的货币职能，那么下述假设对它们就都是适用的，即它们必须是可以按一种清晰的汇率相互兑换的，因而能在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普遍的货币体系中有效地交流。与此相应的是所有进行交流的交换社会之间的功能性统一。在地理上相互隔离的不同地方形成的交换流通(Tauschverkehr)，在自由联系的建立过程中，早晚都必将汇聚成商品价值的一个盲目的但却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的网络(Nexus)。所有通货的这种可导向一个货币体系的本质上可沟通的统一，也是通过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的统一，它所中介的是世界定在的统一本身；它是形式性和发生性的，因此我们说它是形式发生性的(formgenetisch)。世界的被抽象化了的统一，作为货币在人们之间流转，并使他们无意识地关联(Zusammenhang)成为一个社会。
①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5页。
② “因此，如果两种不同的商品，例如金和银，同时充当价值尺度， 一切商品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价格表现，即金价格和银价格；只要金和银的价值比例不变，例如总是1 : 15，那么这两种价格就可以安然并存。但是，这种价值比例的任何变动，都会扰乱商品的金价格和银价格之间的比例，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同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的。(Ibid., I. Bd．；S, lll. 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4页。） ”
为了确保我们迄今为止的分析，有必要重复一下：如果不考虑商品的物质属性，即扣除进入交换个体的统觉(Apperzeption)和实践上的唯我论的东西，可交换性形式是商品所独有的。因此，可交换性的抽象形式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唯我论的活动的产物，或者说，是商品占有的私人特征的产物。抽象源自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它不是产生在单个领域中的，不是产生在一个自为的所有者的统觉领域中的。它是以一种完全脱离经验主义的方式产生的，这种经验主义坚持个体统觉的立场。然而不是个体而是个体的行为导致了他们的社会综合。行为导致 一种社会化，在这个社会化发生之时，行为对它是一无所知的(nichts wissen)。商品交换是一种参与者在其中保持清醒的交往形式，是一种自然在其中停息下来的交往形式，因而是一种绝不掺杂人类之外的东西的交往形式，最终是一种被还原为单纯的形式主义的交往形式。这种形式主义具有“纯粹＂抽象的特征，但却具有时空上的现实性。在货币中，这种形式主义获得了一种特别的、物性的格式塔(dingliche Gestalt)。货币是抽象物，是一个内在于自身的悖论，并且这样一种物在人们对其所是全无所知的情况下造成了社会－综合的结果。虽然如此，货币的意义只有人（而不是动物）才能理解。现在，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描述这种形式主义①。
“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 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Ibid., I. Bd., S. 62. 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61页。）此外：“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Ibid., S. 107 /108. 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1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