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论文学
[美]伊翁•乔治乌 著
王立秋 试译
伊翁•乔治乌 解释一个热爱语词的人的文学理论。
“一个作家很大程度上是为被阅读而写作的（至于那些说他们不是的那些作家，让我们钦佩但不要相信他们吧）。”阿尔贝尔•加缪
据说，关于萨特先生——至今这依然毫无疑问地是真实的——人们在对他的任何一部作品的初始性的介绍上遭遇的主要问题，源于他对语词的爱。确实，《语词》正是他为自己的自传选择的标题。但一个热爱语词的人也欣赏语词的力量。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太用得太多或用得太少，问题在于更加复杂的，选择中的质量问题。
萨特是一名哲学家，他的多才多艺设计了所有形式的问题，从小说到戏剧，从新闻到文学批评。我们必然会预期，这样的一个人写过某种关于语词的小册子，也许，甚至是宣言。带着令人愉快的可预见性，萨特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是文学？》。
一个作家要吸引他的读者的注意，除介绍早期作品中的矛盾外，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了。这种战略是用来吸引作为批评者，为作者是否会承认过失之谜所吸引的读者的。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匠心独运地使用了这种战略，其中，他为它穿上了爱的告白的外衣。因此，让我们和萨特一样，从这个矛盾的发展开始分析吧。
命题很简单：当代作家需要承担义务。但与引起来自义务的乏味的生产——就像，比如说，在苏联官方艺术家的作品中那样——远远相反，他把我们引入了一种支持文学中的意义的论证。而尽管萨特说“无疑一个时期的艺术相互影响并以相同的社会因素为条件”，他还是警告我们不要推广到其他艺术形式上去。因此萨特的问题在于区别各种文学的形式——其中他的命题要么适用，要么不适用。“为清晰起见”他选择在诗与散文之间做出区分。
“诗站在绘画、雕塑和音乐那边”，他说；而如果批评者们说这确切来说正是为什么我们甚至不能梦想通过它来表达义务的理由的话，萨特会做出这样的回应：“确实。为什么我们应该想去（这么做呢）？”为义务人必须利用语言。诗，另一方面，则侍奉（服务于）语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仰慕诗，把它感知为几乎不受来自那些动机不那么高尚的人的攻击影响的原因。
诗不是功利的。它不抛弃被认为是无用的语词。诗人，与散文作家相反，不需要从语言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在它外部行动，看进语言的内部。从一开始，诗人与世界的“沉默的接触”就允许他把世界看作它所是的那个样子，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尝试去描述它。与此同时他同时受到了美学和事实的影响，寻求那些响亮程度和灵魂反映世界而不是为世界提供信息的语词。在反思中，他们以丁托莱托(Tintoretto)的《各各他》(Golgtha)反映而非简单地在它黄色的天空中感到痛苦的同样的方式拥抱世界的丰盈。
如果诗与反映相关的话，那么，在萨特看来，散文就与选择精确地“指示某种特定的东西或某个特定的观念”的语词相关。现在，语词被用来“指定、证明、命令、拒绝、篡改、乞求、冒犯、说服、暗示”。我们已经进入了承担义务的写作的世界。我们已经进入了语言本身。诗人的观点，站在语言外向语言内凝视，已经变成了一个从语言内部出发的视点，以及随之而来的打破语言的欲望。萨特这样描述道：
“散文首先是一种心灵的态度。正如瓦莱里会说的那样，当词像玻璃穿过阳光一样穿过我们的凝视的时候也就有了散文。当人们处在危险或困难中的时候他会抓住任何的工具。当危险过去，人们甚至不记得那件工具是一把锤子还是一根棍子；而且，人们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种对我们的身体的一场，一种对我们的手的延展，使它能够到更高的树枝。它是第六个手指，第三条腿，简言之，它是我们同化吸收的一种纯粹的虚构。因此，考虑到语言，它是我们感觉的眼神，是要从看进我们邻人的心的眼睛。我们都在语言之内，就像我们都在我们的身体之内那样。在超越它走向其他目标的时候我们自发地感觉到它，就像我们感觉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那样；我们在在别人使用它的时候感知它，就像我们感知他人的肢体那样。存在被生活（经历）的词和被遇见的词。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处在一种进行的过程之中，要么就是我对他者采取行动，要么就是他者对我采取行动。”
在这里我们开始看到萨特的哲学倾向，也许，我们因至今仍未发现他的语言哲学而变得更弱。然而，从他的优点看出文学的本质，我们是幸运的，而为把握这点，我们并不需要欣赏他的哲学。简言之，写作散文是一种有目标的铸造，其目标在于尽可能精确地传达信息。与关注风格，几乎把词当做“一阵在事物表面轻盈地游戏的和风”来对待的诗相反，散文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力量：
“我们命名的一切都已经不再是一样；它已经失去了它的纯真……如果你命名一个个体的行为的话，你也就对它揭示了它；他看到了他自己。而由于你同时对他者命名它，他也就在他看到自己的同时知道自己被看到了。他在作出的同时忘掉的那个秘密的姿势，开始存在于一切尺度之外，为一切人而存在；它被整合进客观的心灵；它获得了新的维度；它被收回了。在此之后，你怎么能够期望他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呢？要么他会出于固执而坚持他的行为并完全认识到他正在做的是什么，要么他就会放弃它。因此，通过言说，我就凭我改变境遇的意向揭示了境遇；我为改变它而对我自己和他者揭示它。我在它的核心处斗争，我刺穿它，我完全地展现它；在当下我处置它；随着我说出的每一个词，我也就一点点地使我自己涉入了世界，并以同样的方式使自己一点点地从世界中浮现出来，因为我超越它而走向未来。”
正是在这种散文的积极主动的潜能（“语词就是行动”的潜力）中，萨特论证了承担义务的写作。以典型的存在主义的方式，他诉诸于极限的挑战：“无疑，承担义务的作家可以是平凡得；他甚至可能意识到他是平凡的；但由于人不可能在没有完满地成功的意向的情况下写作，他用来设想他的作品的那种谦虚就不一定会使他不会像即将取得巨大的成功那样建构他的作品。他永远不应当对自己说，“呸，我要有三千个读者就算幸运了”，相反，（他会对自己说）“如果所有人都读我写的东西会发生什么？””
甚至通过真诚地提出“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萨特也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承担义务的作家。他的任务是命名和改变，把我们带向未来。诗在这里没有位置。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被抛弃了。Giraudoux的公式——“唯一的关注在于找到一个人的风格；观念在后”——并不是承担义务的写作的模型。
但风格问题不可能被轻易地放朝一边。萨特建议，社会和形而上学的不断变化的本性要求新的表达风格的发展。因此甚至承担义务的原则也接受风格，作为一个次要的时刻。而构成我先前谈论的那个矛盾的，正是风格——《什么是文学？》的分割。在论证承担义务的写作的时候，萨特并没有以最纯粹的承担义务地写作的方式写作。他的风格并没有展示尽可能精确地传达一个信息这个独特的目的。他的散文融合了诗艺，然而他结构化的论证对它所呈现的东西的流变性来说又是那么地值得享受。比如说，想想，在论证承担义务的诗的不可能性的时候，他滑入了诗的散文（散文诗）：
“佛罗伦萨是城市、鲜花和女人。它同时是城市-鲜花，城市-女人，和女人-鲜花。而因此而出现的奇怪的客体/对象则有着河流的流动性，黄金的柔软、黄褐色的热烈，它最终适当地(with propriety)放弃自我并，通过沉默的持续的缩减，不确定地延长了它谦逊的开放。在那之上还要加上传记的潜伏的效果。对我来说，佛罗伦萨也是一个特定的女人，一个美国女演员，早我童年看的默片中表演，我忘记了关于她的一切，除了她和晚礼服手套一样长并总是有一些疲劳并总是朴素并总是结了婚被误解而我爱她她的名字是佛罗伦萨。”
一个“像晚礼服手套一样长”的女人突然把我们传输到了另一个维度，远离了“什么是文学？”这个迫切的问题，其间的距离长到足以允许我们享受一段时间的纯粹的愉悦，但又简单得足以防止我们偏离这个文本的主要的目的。也许就是在这里，在这种不经意的风格中，萨特才是最强大的。和织工一样，萨特拿起了不同颜色的线团，就像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那样，把它们结合成一张丰富得织锦，后者不仅介入了我们的心智更介入了我们的心灵。他是在沉默中完成这一切的，因为“沉默本身就是相对于于此而定义的，作为音乐中的停顿从它周围的那组音符中接受它的意义。这种沉默乃是语言的时刻；沉默并不是麻木；沉默是拒绝说话，并因此而继续保持说话的状态。”
©Ion Georgiou 2009 trans. Liqiu Wang
伊翁•乔治乌是《通过思想的系统来思想》(Thinking Through Systems Thinking, Routledge, 2007)的作者，这是对holism的认识论结构和伦理后果的哲学考察。
[注]译自Ion Georgiou, “Sartre on Literature”, in Philosophy 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