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辩证法
刘怀玉 刘必好
文章原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3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内容提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空间化发展、螺旋式上升过程，体现为地方城市化尺度、国家—区域化尺度和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尺度的空间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间这三个尺度的发展空间的探索过程总体表现为，城乡融合规划、区域均衡发展空间战略和“三个世界”的国际空间博弈的“三位一体”辩证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核心逻辑是：（1）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进行城乡关系的空间布局探索，确立“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2）按照“全国一盘棋”思想实施的发展空间均衡战略，重点是处理好沿海空间和内地空间的辩证关系；（3）基于“三个世界”的新地缘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世界“两极”矛盾格局的破解，提出“中间地带论”、形成“三个世界论”，将中国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并支持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两霸。这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空间辩证法 全国一盘棋 “三个世界”
［作者简介］ 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必好，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论辩证法与螺旋式上升的空间生产辩证法
凡事皆有其“道”其“理”，亦自有其“轨”其“迹”。中国式现代化之道路自信既有其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观上的“道理”，随之也有其践行—实现的“轨迹”。毛泽东曾针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探索与表达问题而指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其实，马克思早把这个方法称为从关于现代社会关系结构最本质的科学抽象上升为对既定社会现实总体的辩证具体把握的辩证法。但他又特别强调掌握这个方法的难度：“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式革命与现代化道路就是“抽象的一般性”历史发展规律经由特殊的实现形式，而转化成带有“具体的普遍性”特点的现实社会历史运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底蕴，从本质上讲固然是一个历史观问题，但也是一个辩证地再现社会现实的、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论问题，而贯穿于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扬弃抽象的一般性历史逻辑规定的过程中形成反思性、合目的性意义上的具体普遍性的历史空间辩证法”视野。
百年中国所走过的且正在走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道路，内含深刻的历史空间辩证法。它首先是一个合乎历史辩证法的必然过程，也就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逐步迈进的征程；而中国正在实现的由被动式赶超型发展向主动式高质量发展、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多重转变，也是一个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和中国化两个空间相互重构的过程。因此，该过程包含深刻的历史空间辩证法。照此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历史与地理辩证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进程，包含了地方城市化、国家区域化和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多尺度的空间生产。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中国社会自身在不断地进行变革和重组的总体空间生产过程，生发出了一片适应中国自身发展的社会主义空间。它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的逻辑和事实批判且正在建构与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有本质差异的空间生产道路，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空间规模空前巨大的、区域空间发展日趋协调、天人生态关系空间日益完善、从而具有鲜明文化主体性标识的社会现代化，也是成功实现自我空间革命、社会空间结构优化重组的世界典范。
限于篇幅，本文专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历史空间辩证法。这就是以国际国内交织互动的空间—结构关系为视野，分析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间发展空间的探索过程，研究国内城乡融合、区域均衡发展空间战略和“三个世界”的国际发展空间辩证法理论，反思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自信”经验及其启示。
应当说，这头30年虽然其中有难如人意的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局限性甚至曲折性，但它毕竟推动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尔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使得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享有了一系列的独特的、为他国所无法复制的条件，包括“一个超大体量的经济，一个具有强大执行力的政权，以及一支素质优良的劳动力大军。正是这些特殊条件的结合，构成了中国所独有的大国竞争优势，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使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成为可能”。
二、从“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空间生产到“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空间建构
1.中国革命空间生产的哲学意义
中国革命道路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体，在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三座大山统治包围下生产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军事空间的过程。而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经验高度抽象概括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则是德勒兹所形容的那一种“哲学在概念上重建领土”的活动。欧洲思想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哲学地”开拓理论空间或领土事件。一是希腊式的，二是近现代欧洲的，三是未来领土与公民的。“在现代世界里，哲学每一次重建领土都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及其对权利的观念相契合。”比如法国的“我思”哲学是一种“地租生产”，英国经验哲学是“游牧活动”，德国思辨哲学是“奠基行为”。仿此说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则是以农村为空间、以农民为主体的空间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结晶，是一种革命的地理学。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机械照搬苏联与西方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行不通的情况下，绝地反击、急中生智的一种战略重心转换。正是客观条件的恶劣与革命道路的曲折，才导致中国革命从“时间—阶段维度”向“空间维度”的转型。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还确信一场未来革命即将来临，大革命的失败使毛泽东对于革命的时间维度的看法遭受了严重打击，而迫使他确立了革命根据地建设方式，即“空间维度”。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献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革命的空间辩证法思想以及“革命的空间地图测绘”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性起点是形成一种不同于当时共产国际与陈独秀以城市革命为中心的政治空间想象，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的辩证想象与认知图绘。
这是一种在坚定而明确的历史信念与历史意志指引下的、知行合一的空间实践本体论哲学。以一种内在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的天命—天理—天下之超验信念为支撑，以科学社会主义蓝图为指南，中华民族在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虚假普遍性、殖民化命运的殊死抗争过程中，成就了一种新的历史空间想象。这是一种从旧世界罗网中冲决出来，一种瓦解旧世界、在分裂着的世界缝隙中扩大与提升自己“内在性”的空间的革命想象。可以说，中国革命与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在这样一种裂缝中形成的壮大的成功的。
1938年春，毛泽东在延安撰写《论持久战》。
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空间政治哲学家，是一位善于在偶然性历史机遇、复杂的地缘政治情势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既精通宏观战略又深谙微观战术与管理艺术的哲学家。毛泽东的革命事业及其政治本体论开始于对中国革命的一种内在空间建构，这就是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新旧世界相互冲突、充满着矛盾分裂与混沌过程中发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这就是白色包围中小块红色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壮大。虽然红色割据一度失败，但为毛泽东后来在更为灵活的山地游击战中形成更具有弹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哲学准备了经验，而伟大的解放战争更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能动的革命空间生成为标志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就成了毛泽东的最核心的政治哲学逻辑，它让革命从遥远的历史未来，变成当下的具体的地理的治理现实。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们则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所开辟的军事政治空间辩证法，即充分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在不断突破客观条件局限与地缘空间包围过程中，寻找到新的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形式，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智慧一次次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空间辩证法，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真正变成了“立足于地上”、不可抗拒的滚滚洪流般的现实。
2.现代化建设初期中国道路的空间辩证法探索
中国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成了中国道路形成的第一个历史逻辑环节——“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古老的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繁荣与近代屈辱之后，终于又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但由于受西方帝国主义体系的包围以及东西方冷战格局的严重制约，新中国实际上被排除在全球性和大多数地区性国际制度之外。在被迫自我封闭的国际大空间背景影响下，在一个一穷二白、积贫积弱、资源相对匮乏且地理分布极其不平衡的内陆大国，如何有效规划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从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
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工作重心“从乡村地方向城市空间转移”的重大判断，同时意味着中国革命向建设的战略性转移。毛泽东很形象地称之为“入城赶考”！这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新考验，也是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新考验。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会革命，还要会建设，但如何建设新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空间道路？如何有效规划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从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都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苏联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和解决。诚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常自我批判与自我革命，它“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局就是一幕曲折而精彩的“空间辩证法舞蹈”。
从以往的历史变迁与治国理政的经验来看，“每一个国家都是出身于暴力，并且国家的权力的延续只能依靠直指空间的暴力……它向整个自然发起进攻，向自然强行立法，按照一种迥异于土地和其他居民的原始特性的准则，以行政手段分割自然。又与此同时，暴力推崇一种特殊的合理性，一种积累的合理性、官僚等级制的以及军事的合理性——一种整体的、逻辑的、操作性的和定量的合理性，它可以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并且从那种增长中汲取力量，用以扩张，直至占有整个星球……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孤立地来看待国家的暴力：它不可能和资本相分离，也不可能与统一理性和政治的原则相分离——这些原则服从于并且总体化了把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立法、文化、知识和教育……每个国家都声称要生产出这样一个空间，在那里，很多事情都已经实现，甚至都已尽善尽美：这是一个一体化的、因而是同质的社会”。结合到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说战争时的空间是战斗空间，是一种战略战术的运用，旨在提高的是军事战绩；那么建设时期的空间则是生产空间，是生产要素的一个元素，旨在提高的是生产力水平”。
3.“城市领导农村”的基本生产空间取向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工业化开始的，而工业化从空间表现上讲就是城市化。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现代化发展实质就在于，它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的空间化过程。全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说到底就是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及工业建设与城市建设。不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怎么变动、政权如何频繁更迭，但城市工业化与工业城市化之间“已有不可分离之趋势”，城市化是工业化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侧面。
但中国社会主义的前提与基础却是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程度非常之低、且空间分布非常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近代我国所能依赖与继承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要根除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问题，就必须“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现代工业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职是之故，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中心引领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空间的生产的最大战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判断，同时预示着城市和农村两个生产空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毛泽东在开国典礼上发言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当时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城市对乡村、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作用。周恩来1949年12月在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国民经济基本投资集中于城市。“一五”计划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原则，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轻、重工业投资的比例为1:7.3。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于建设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农村发展过分落后于城市的矛盾，1955年，国家用于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投资为32.6亿元，仅占基本建设投资的7.6%，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城市建设中，仅公用事业一项的支出就接近前者半数，为16亿元。
其二，劳动力人口向城市流动。在“一五”计划推动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企业工作。据统计，这一时期农村年均迁入大中城市约300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增加了2786万人，至1959年达到了994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4%。
其三，农村对国家建设提供基本保障。为了服务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战略，特别是支持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国家采取了高强度的积累分配政策。比如，1953年实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稳定了市场、稳定了物价、稳定了人心。毛泽东肯定地说：“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新中国建设时期，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城市化、工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可否认，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工业建设快速发展撕裂了乡村与城市空间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乡村与城市面貌在与旧中国时期相比有了巨大改观的同时，两者的发展水平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农民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城乡协调发展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既是基于中国建设初期薄弱物质基础的时代性选择，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现象。如何处理好农村和城市发展空间的“失衡”现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和探索处理好的历史课题。
三、中国式现代化初期的区域——国家空间均衡发展战略
在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复杂的文明古国搞建设，不能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不能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和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特殊的空间辩证法。这种空间辩证法，换个说法就是“国家的空间形式、国家空间工程与国家的空间战略”。其中，国家形态涉及的是国家主权问题，它是由形式上等价的、不重叠的和领域上自我封闭的政治权威单位构成的；国家工程代表着将国家领域划分为分区的、功能协调的与组织上一致的监管地理举措；国家空间战略是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来阐明的，国家制度只有通过成功启动国家战略，才能成功地促进特殊形式的经济干预与维持社会合法性的能力。
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前夜，社会主义中国走过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采取了一种“东西南北中”“均衡发展”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战略”，也就是以“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为指导，最大限度地改变半封建半殖民旧中国所造成的东部沿海和西部内地严重不平衡发展的空间格局，实现东西部与南北方区域相对平衡发展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在以重工业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蓝图指引下，国家统筹安排全国工业空间布局，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为更有力量支持和发展内地工业做准备；另一方面，提出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把生产力落后的内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新的工业大部分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其经济社会战略目标与结构安排上就是以工业现代化为主导与引领，协调工农业发展步伐，缩小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中小城镇与大城市在发展水平上的明显差距，缓解工农业、城乡社会空间结构上明显的“中心—边缘”两极分化的不平衡关系，分步骤有计划地实现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四个现代化”。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初期区域－国家空间均衡发展战略实践蕴含或预示着这样一种深刻的辩证哲理：这种空间定位与战略立足于小型与中型企业，立足于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城镇，致力于推动全领域与全部人口共同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不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脱节。这条路可以“构想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它不仅包括财富生产与经济增长，也包括社会关系的丰富与发展——表现为既在空间中生产各种各样的商品，也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空间生产甚至可以更加有效地取用”社会必不可少的城市化将不会以牺牲全体人民利益为代价，也不会在发展与增长过程中进一步加剧不平衡；相反，不平衡发展将会消失，或者至少趋向消失。它会成功地超越城乡对立，降低城乡差别程度，并使它们融为一体。当然，也要看到，当时所谓的“空间发展均衡”战略，毕竟是建立在总体生产力水平并不高的基础之上，这曲空间辩证法舞蹈也是缘于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而形成的。
1.“全国一盘棋”：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空间战略
“事实上，每一个国家的新形式，每一种政治力量的新形式，都引进了分割空间的特殊方式，引进了它对关于空间的话语、关于空间中的事物和人的话语的特殊的管理分类。”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工程所提出的第一个空间话语就是“全国一盘棋”思想。首见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这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空间关系的集中性思考，反映出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新形势，党从“全国一盘棋”的视野出发，出于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考虑，已经把经济建设中的矛盾摆在了首要的中心位置。《论十大关系》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路逐步清晰化、系统化，“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由于历史原因，旧中国工业设施70%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种不合理工业布局状况。生产力分布畸形，不利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共同发展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从空间上追求全国的平衡性，就是“全国一盘棋”思想的体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一五”计划为了实现我国工业地区布局合理化，以经济均衡发展为出发点进行了工业布局战略性调整。
根据《论十大关系》和“一五”计划的经验，“二五”计划对上海、天津等老工业基地的发展规模进行了调整。但是，由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打乱了全国工业发展的空间优化布局，就连一些“一五”计划时期开工的新项目也受到了影响。应该说，全国发展平衡性是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战略性问题。在如何实现全国平衡的问题上，他强调要坚持地方的独立性和国家的统一性相结合：“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1958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把全国划分为七个协作区，就是要发挥地方独立性，让各区尽快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企业和经济中心，达到全国平衡的目的。可惜的是，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只有地方独立性、缺乏国家统一性，各地各自为政、自成一统，盲目追求生产要素的区域内封闭式组合，全国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失去了控制，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生产的破坏。虽然如此，“二五”计划期间，内地经济发展速度依然快于沿海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中比重上升为53.9%，沿海地区比重为42.3%；至1962年，内地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为37.1%，比1957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这样的增速促进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了。
2.工业和农业关系的认知
“十大关系”中第一对关系就是工业和农业关系。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后，党和人民需要完成新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先进的现代工业国。毛泽东在论述工业和农业关系时，开宗明义地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同时他又强调：“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毛泽东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方面的前车之鉴，他指出，我们国家一直抓农业生产、发展农业，“要在保证重工业投资重点的前提下，适当调整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可见，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指出要着力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结构的不平衡，而且从辩证法的视角，指出农业、轻工业生产对发展重工业的积极作用。
1955年底，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达到预期，毛泽东把对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提上了议事日程。1955年11月，他在与天津、浙江、内蒙古等地党委负责人分别商定的“农业十七条”，是第一个全面描绘我国农业发展的远景蓝图，后又扩充为四十条，经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后正式下发。“四十条”重点是突出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工业的基础作用。1957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再次从农业与工业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四十条”的意义：“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既有现代化工业又有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强国。近几年来，我们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建设现代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是绝对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可是，为了更迅速、更顺利地发展工业，在目前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四十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中长期发展的纲领性规划，反映了在城市统领农村的大思路下，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更加重视、更加务实，尽管其中绝大多数具体指标因超越实际可能而未能实现，但对于促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均衡性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积极作用。
1957年《人民日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
“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了，农村粮食高产的假象促使党内产生盲目乐观思想，淡化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误导了党的工农业方针制定，一场严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即将开始。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已经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对工农业形势的误判，导致八大认定的工农业并举方针不再能够继续，而是偏向了工业。与1957年相比，1960年我国工农业增长由5.7∶4.3变成约4∶1的失衡状态。能够在发现问题中不断纠正偏差、改进不足，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保持自我革命、自我完善的良好传统。农业“大跃进”带来的直接现实问题就是严重的粮食危机，进入60年代，我们党认识到我国农业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为首要任务，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仅是发展生产、还要满足人民的需求，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十多年经济建设经验、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重大认识成果。
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阐明了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规划，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即分两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民吃饱肚子是个天大的事情。由于历史原因，在农业建设问题上，我们国家走过弯路，而此次会议把农业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之首，充分体现农业和工业以及其他产业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周恩来还提出把农业放在优先的、基础性的地位，各行各业都应该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但是，这些对农业的新认知和新政策却因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农村经济呈现出缓慢发展态势。据统计，“1967年到1977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速只有2%，而同期工业年均增速为12.52%”，工农业增长比例又一次从比较协调的轨道上游离了出去。
3.三线建设布局：考虑备战空间
发展空间均衡战略同时也是出于备战空间的考虑。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为保护沿海工业免受战争破坏，就有相当一部分工厂迁往内地。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插手中国新疆地区民族分裂事件，在中国边境地区陈兵百万，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加之中印边境，局势紧张、台湾当局在台海地区小动作不断，战争因素急剧增长，国防安全已经成为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指出，要把“三线建设”当作一件很重要、很紧迫的战略任务来看待，防备敌人的入侵。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一线”是指东北及沿海各省市；“三线”是指、云、贵、川、陕、甘、宁，青、豫西、晋西、鄂西、湘西等11个省区；一、三线之间为二线。“三线”又分为大三线、小三线，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毛泽东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越南战争升级后，为了防范敌人突然袭击，党中央、国务院加快了在三线建设的部署。“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各省都要搬家……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三线建设从20世纪60年代初延续到70年代中期，其间有三次投资高潮。第一次是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即三线建设初期，主要对重大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考察选点，拟定三线建设项目总体布局。同时，也开始建设了一批项目，涉及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化肥、森林、建材、铁道、交通、民航、纺织、轻工、水利以及农业、林业、商业、邮电、广播、教育各个方面。第二次是1965年至1966年，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主战场在大西南，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三线建设的投资。第三次是1969年至1972年，三线建设全面展开。建设的重点区域由原来西南、西北逐步向湖南、湖北和河南延展，一大批重大项目上马兴建。
三线建设布局历经近10年，根据“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国家把经济建设重点放在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64年至1978年，我国共在三线投资了2000多亿元，兴建了占全国工业四分之一左右生产能力的各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200多个，并建立了45个专业生产科研基地、30个新兴工业城市，基本形成部门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大大地改善了工业布局在我国的东西部空间的不平衡状况，为以后进行西部大开发奠定了较好基础。
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按照“全国一盘棋”思想实施的发展空间均衡战略，重点是处理好沿海空间和内地空间的辩证关系。这其实坚持的是“两点论”：一方面强调沿海工业，即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求更有力量支持和发展内地工业；另一方面强调内地工业，即把生产力落后的内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新的工业大部分落户内地，使工业布局平衡化，不断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应当承认，这一战略对于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实现新中国生产要素空间布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地推动了内陆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特别是为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四、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发展空间突围
独立自主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建设与发展改革的必然结论。中国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从国际地缘政治角度来讲，新中国成立并不等于中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核心成员。中国历史自从被迫式地卷入世界历史进程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中国共产党必须让新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1.在两大国际阵营的对峙中做出自主选择
“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管子·霸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并不是静态的，它随着世界各国的实力变化而嬗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50年间，欧洲始终是世界权力的中心。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之时，美国和苏联分别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成为超级大国。战后，美苏分别成为世界两大强国，世界政治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出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同帝国主义与和平民主两大阵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相互对抗交织的局面。许多国家在这样一个极端两极化的世界地缘政治中，不得不做出“站队”的选择。新中国也不例外。进而言之，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从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一直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在战争时期赢得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和帮助、如何在国内外战争结束后争取到国际承认、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如何得到国外经济援助等。
其一，与美国阵营：从寄以希望到放弃幻想。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帝国主义作为革命的对象，但直到1945年卷入中国内战之前，美国一直被看作相对其他西方列强而言，对中国和共产党威胁是最小的，因为“美国是唯一没有占据中国领土的国家。”1945年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明确了中共外交政策的变化，要重视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区别，加强外交策略中的阶级观念，对外国主要是联合苏联，对美、英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固然也要联合，但应不放松警戒。在蒋介石大肆为假和平、真内战做准备时期，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也更加明朗。中共中央也开始明显觉察到，对美国所谓持中立的立场不再有任何幻想。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对新中国抱着敌对态度。新中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第三条道路，坚定地站在了苏东集团一边。朝鲜战争加深了中美之间的敌意，美国将中国视为等同于苏联的最危险的共产主义国家，对华采取遏制政策；中国也将美国视为“既针对中国革命，也针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反美运动。中美这种关系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改善。
毛泽东与基辛格博士交谈，预示着中美关系的新局面即将打开
其二，与苏联阵营：从“一边倒”到关系恶化。中国共产党生来就与苏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思想渊源上来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组织发展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受到了苏俄的帮助和支持。从中国民主革命进程来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完全背靠苏联、“以俄为师”，公开主张支持苏联、坚持世界革命，到逐步相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间，苏联无论是在政策上、物质上，还是在人才培养上都给予中国革命巨大帮助和支持。1947年12月，基于苏联方面已经做出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判断，毛泽东指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这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做出的必然选择，因为在“两个阵营”中选择中立是不可能的。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加速，新中国成立日益临近，毛泽东开始整体上考虑战后国际政治空间的问题。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他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对于与苏联的关系，毛泽东则指出：“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新中国外交的最大方略就是“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中苏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了分歧，到了1958年，中苏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这其中既有意识形态争执诱因，更是苏联霸权主义行径所致。1962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两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论战，不仅使双方分裂的局面无法挽回，而且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消极影响。中苏两党两国的交恶，虽然也加剧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曲折与困难，但也因此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此走自己现代化道路”的决心与信心。坏事也因此变成了好事。总之，“十月革命的风吹进来了，但我们的党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苏联式的党。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们仍然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才有今天”。
2.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相信中国革命道路具有特殊性，而且为自己生存与发展找到了一个具有特殊作用与地位的“中间地带”。
第一，“中间地带”问题的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大批民族国家走向独立，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准确把握国际政治空间变化，是制定中国革命、建设方针策略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以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觉悟、社会主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从1946年到1974年，适应复杂的国际战略环境变化，深刻分析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地位，运筹帷幄、未雨绸缪，深思熟虑，先是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进而形成了影响世界形势格局与走向的、让世界许多政治家们叹服的“三个世界”理论，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锚定了国际空间坐标，赢得了对于中国将来的发展壮大较为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
早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对战后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趋势提出了见解。他说：“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些重要论断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战后世界局势的基本论点，也是对未来世界趋势的一种全新判断，坚持由多国决定、坚持由人民决定，这“与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试图通过苏美两大国的妥协维持战后国际和平的构想有很大的不同”。
1946年8月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采访时，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样，毛泽东对全球存在的矛盾综合体进行了开创性地划分，在这个世界矛盾综合体中，主要矛盾是美苏之间的矛盾，次要矛盾是美国与“中间地带”国家的矛盾。“中间地带”国家起到了美苏矛盾缓冲地带的作用，有了这个缓冲地带，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不会爆发。“中间地带”理论重要意义在于：它构成了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该理论“标志着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初步形成”。
1946年8月，斯特朗对毛泽东进行采访。
20世纪50年代，国际政治关系风云变幻，各种大国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中美两国再次走到热战边缘。后斯大林时代中国与苏联关系不断恶化。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不断高涨之中。一方面中国处于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对抗格局，外部形势严峻；另一方面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更多的朋友和更广阔的空间。毛泽东认真思考这些重大事件，重新提出并丰富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
这种丰富和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打破二元论思维，突破国际社会“两大阵营”的划分，再次运用矛盾多样性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间地带”进行阐述。第二阶段是从矛盾特殊性出发，具体地开创性地阐发了“两个中间地带”思想。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首先，毛泽东区分了中间地带的三种类型：“在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是美国。中间地带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这个地带包括三种性质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了民族解放，有的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
其次，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间地带的“两类矛盾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和非洲。通过划分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更加明确了，完全可以充分有效地用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最大可能地争取被压迫民族力量。根据这样的认识和判断，中国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开展民族独立斗争和国家建设，扩大了在国际政治舞台的朋友圈，拓展了国际发展空间范围。
最后，基于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形势，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民族主义国家性质与作用作出了新的分析。他指出，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些民族主义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从数量分布上来看，这样的国家在拉丁美洲也有许多，将来还会更多。这类国家的政治上采取中立的立场，虽然不会永久存在，但“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
第二阶段。到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大阵营内部离心趋势高涨，独立自主的倾向明显发展。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中国既要反对苏联的国际修正主义，又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多次强调要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进一步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
第一个“中间地带”指的是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第二个“中间地带”指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分布在西欧、北美、大洋洲和日本。处在“中间地带”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可以争取的国际政治力量，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这一矛盾寻求更多更大的发展机会。
“两个中间地带”的划分拓展了中国地缘政治空间，即从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出发，“两个中间地带”都可以成为同盟军：第一个“中间地带”和民族民主运动是直接同盟军，我们应联合他们，给以最大的支持；第二个“中间地带”因其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可以成为间接同盟军，也应该充分加以利用。以“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为基础，我国采取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赢得了较好的国际战略空间回旋余地。1971年10月，在联大投票表决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议案时，以76票赞成压倒多数通过。毛泽东对此曾经非常感慨地说，这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第二，“三个世界”的国际政治空间维度。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呈现出了此消彼长趋势，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分化和重组。特别是1969年3月，中苏边境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国在对外同时以美苏两大国为对手的国际战略充分暴露出了问题。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酝酿对国际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并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从内容上来看，毛泽东彼时所提的两类“第三世界”，基本上等同于“两个中间地带”。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国际政治背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如何认识美苏两个大国国际战略的变化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当时苏联是对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应该在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打开外交新局面。美苏是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三国之间的关系，如三国时期孙刘联合抗曹一样，就是一种力量制衡关系。中国希望利用美国达到制衡苏联的目的，美国当时也有这样的迫切需要。1968年，尼克松参选总统获胜，刚刚上台的他认识到越南战争是一个历史性错误，希望早点结束这场战争，从而能有更多精力处理“西顾”的问题。因此，他也想打中国牌，以达到制衡苏联的目的。毛泽东以政治家、战略家的目光审时度势，作出打“美国牌”的重大决策，摆脱了腹背受敌、美苏两霸南北夹击的不利局势，“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给中国国际政治空间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另一方面，如何认识第三世界的力量和作用。第三世界国家许多原来是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这一支力量有130多个国家，人口约38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缘优势。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新兴政治力量推动民族解放走向高潮。第三世界的崛起，极大地冲击着战后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有力地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在外交战略上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全新概念，这是新中国版的“合纵连横”。“一条线”的思想，这是一种“连横”，着眼于东西向结合，“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形成国际统一战线。“一大片”的思想，这是一种“合纵”：“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呀。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共同抵御霸权主义思想日盛的苏联。这一战略思想，突出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要地位，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的思维方式，在国际战略问题上是一个重要突破。在随后与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从保证西方和东方的安全出发，多次表示希望欧洲能够强大和团结。这些论述和思考为此后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奠定了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毛泽东形成了世界政治格局上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中国只有跟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条战线上，才能有自己的国际地位。但是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同大国搞联盟。根据这样的战略思想，中国在拓展对外发展空间上坚持两条基本策略：一是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联合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迫；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与第一世界超级大国开展斗争时，注意联合危害较小的美国，集中力量反对更加危险的苏联霸权主义。邓小平在1974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阐明了这一思想。
毛泽东旧照
总之，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使世界多极化趋势明确起来。这是“一个持续反霸的斗争理论，一个通过不断增强弱国、穷国力量，不断削弱强国、富国力量的体系变革理论”。这一战略思想，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也为改革开放时期发展空间的拓展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