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诸范式简评
来源: 高校理论战线
吴家华
自从恩格斯逝世以后，把恩格斯与马克思进行比较，研究二人的思想关系、文本关系和生平交往关系，就开始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动向。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中心课题。 在一百来年的比较研究中，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五种基本范式，这就是“一致论”、“修正论”、“误解论”、“对立论”和“同质论”。考察这些范式及其特点，分析它们的得失，揭示其实质，对于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推进新世纪 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一致论”是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 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其基本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创始人，他们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分工合作，优势互补，每一个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都是经过两人充分讨论的，因而表达了他们的“共同见解”。考茨基说：“我们 讲马克思的时候，也一定要讲恩格斯。他们二人是高度合作的，因而这一位的著作也就是那一位的著作。”[1](P1)基于这种认识，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反驳了伯恩斯坦关于 恩格斯晚年著作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历史观的论调，认为晚年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他所阐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观点不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否定，而是进一步的完善；他关于工人阶级政党要善于利用议会和宣传教 育手段的思想也不是对马克思暴力革命思想的否定，而是针对当时德国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一种斗争策略。
“修正论”是伯恩斯坦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基本观点。其要义是：恩格斯修 正了马克思，应该回到恩格斯。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使用的是“独断的措辞”，把意识与存在截然对立了起来，“以致于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 的任务”[2](P51)。恩格斯在晚年著作和书信中对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修正。在《反杜林论》中，“人对生产关系的从属性显得更为有条件得多。”在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恩格斯更是承认了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对生 产关系的决定力作了限制”。结果，唯物史观被扩大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2](P59)伯恩斯坦强调，通过恩格斯的修正， 唯物史观从马克思的不成熟的“最初的形态”提高到了“成熟的形态”；社会民主党制定革命政策不应该从马克思的不成熟的唯物史观出发，而应该以恩格斯晚年成熟形态的唯物史观为根据。
“误解论”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性质的基本定位 。其要旨是：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应该回归马克思。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整体上肯定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然对恩格斯提出了有时直率、有时含蓄的批评。卢卡奇批评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错误地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 界，忽视了最重要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柯尔施责备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轻率地承认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意识形态的发展同经济、政治的发展之间所谓的相互作用，认为这种承认给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革命原理的基础“ 造成了完全不必要的混乱”。[3](P248)卢卡奇和柯尔施都强调，只有坚持总体性原则，才能发现和纠正恩格斯的失误，恢复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对立论”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和一些晚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与恩 格斯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其核心观点是：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应该回归到马克思。利希特海姆196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从比较恩格斯 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定稿的《共产党宣言》的差别开始，指出他们二人从自然到历史到共产主义等所有领域的对立，这本书也因此被看作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正式确立并成为西方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主导性观点的标志。同年出版的罗伯特 •塔克尔的《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指责“恩格斯晚年著作提出了一种脱离人类历史的关于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4](P23)。次年出版的施米特的《马克思 的自然概念》专门研究了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和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差异，认为恩格斯把自然看作脱离人而存在的独立领域，并认为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不是生产力，这“意味着倒退成素朴的实在论”[5](P50-51)。上述三部著作勾勒了“对立论”者的大部分主题和理论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经过伊林•费切尔、吕贝尔、本得尔、亨德森到诺曼•莱文，上世纪发展为恩格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对立。到了上世纪80 年代，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政治理论教授、著名的“马克思学”学者卡维尔进一步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问题归结为“解释学问题”，[6](P17)进而用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 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为关于恩格斯晚年著作系统化地歪曲了马克思思想的观点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保护”。[7](P162)
“同质论”是以古德纳尔、亨勒、利各比为代表的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马克 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的最新解读。其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具有同质性，都包含有内在矛盾，都应该被解构。美国学者阿尔温•古德纳尔在《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和异例》一书中批判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认为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思想虽然有重要差别，但他们在技术观、社会发展道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实践概念等重要方面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亨勒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一种再评价》一书中详细地考察了“对立论”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着重从理 论的性质与特征方面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诸如反映论、人道主义、实证主义、决定论等方面的根本一致性、同质性。英国学者利各比在《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辩证法和革命》一书和《马克思以后的恩格斯：历史》一文中，着重从理论的内容 方面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般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以及与黑格尔关系等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无论是古德纳尔还是亨勒和利各比，都把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共同性质归结为二人各自思想中包含的诸如科学性与批判性、决定性与 主体性、反映论与选择论、宿命论与意志论、革命与改良的内在矛盾性。
二
上述五种范式是国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主要理论立场。它们具有 不同的思想倾向、学术地位和方法论特征，所持的政治立场也庞杂多样，但彼此之间又有一定的共同点和思想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理论和政治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同见解”，并决定共同投身于共产主义事 业。19世纪中叶，他们正式确立了理论和实践分工，马克思主要研究经济与历史，恩格 斯则研究政治、军事和自然科学，并更多地承担起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指导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革命实践的重任。他们各人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不同，但又相互介绍、评论对方的研究成果；由于在思想历程、教育背景、语言风格和个性方面的差异，他 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又进行了12年的理论和实 践活动，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无产阶级革命条件和理论斗争形势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这决定了恩格斯关注的问题、研究的重点以及得出的理论结论和实践策略同以前相比有一定程度的变化；特别是恩格斯晚年整理、编辑、出版、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使其从零散的、不完全的、甚至仅仅是标题和提纲的手稿变成了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这无意间把自己的名字也刻在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上。所有这些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文本关系变得较为复杂，也是形成关于马克思与恩 格斯思想关系认识的五种不同范式的客观原因。
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着重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强调他们事 业上的分工合作关系，甚至把恩格斯看作马克思的“另一个我”。他们也看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别，但这种差别要么被归结为语言风格与个性的不同，要么被解释为事业上的分工的结果，要么被看作是晚年恩格斯根据时代的新特点、无产阶级实践的新 发展和理论斗争形势的新变化而对马克思思想的新阐述。应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遭到资产阶级的攻击和党内机会主义的歪曲的复杂的理论斗争形势下，为了维护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重点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强调他们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把“一致论”、把这种一致和 分工合作当作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根本准则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策略的不可置疑的前提，是必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强调，坚持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是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8](P94-95)和恩格斯的 贡献、科学理解和“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9](P88)
“一致论”从根本上反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本质，但第二国际“正统马克 思主义”理论上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和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的“学理主义”色彩决定了“一致论”思想前提的重大缺陷，这就是没有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批判本质与创新品格，没有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晚年恩格斯对时代的新特 点和无产阶级实践提出的新问题的理论思考，没有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思考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价值，更没有沿着恩格斯晚年开拓的理论研究路径创造出适合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需要的新思想和新理论。这种状况决定了第二 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专门关注、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坚持与修正、介绍与阐述、补充与完善的复杂关系，从而不仅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上的“一致论”立场，而且导致“修正论”的出现和“误解论”的产 生。
一般而言，“修正论”也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合作关系，承认他们思想的根本 一致性。这与“一致论”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同的是，“修正论”为了全面“革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方面强调理论要适应19世纪末变化了的实际而不断更新，另一方面 极力在恩格斯晚年思想中寻求理论根据。为此，伯恩斯坦特别强调了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差异，强调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修正，而这恰恰是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或重视不够的。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革命理论 ，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批判和自我修正的因素，因而根据时代和社会实践的新发展而自我修正、自我完善是必然的和必须的。伯恩斯坦敏锐地觉察到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看到了这种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提出的新问 题和新挑战，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并注意到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思想的一定程度的修正，这些都是合理的和宝贵的。问题是，他在谈论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修正时存在双重曲解：一方面把马克思历史观曲解为见物不见 人的具有宿命论倾向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把恩格斯晚年历史观曲解为承认思想因素独立作用的“因素论”。结果，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合理的修正和完善被伯恩斯坦错误解读为唯物史观性质的根本改变，即从“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转变为“因素论 ”的历史观。当然，伯恩斯坦认为晚年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修正并不彻底和明确，他自己的理论任务就是要说出恩格斯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这就是彻底地用新康德主义取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由此可见，伯恩斯坦提出恩格斯与马 克思思想关系的“修正论”观点既不表明对恩格斯的重视，也不是为了澄清和解决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而是为从根本上抛弃和背离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事实上，虽然伯恩斯坦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修正论”与后来的“对立论 ”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也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毕竟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第一次发出恩格斯不同于马克思的声音。这种声音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误解论”的放大，最终形成了西方“马克思学”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思潮。
“误解论”继续着“修正论”开辟的寻找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差异的研究路径。不同 的是，“修正论”认为恩格斯晚年发现了马克思思想的不足或缺陷，并自觉地加以纠正和克服，从而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修正为“因素论”的历史观；“误解论”则责备恩格斯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特别是错误地把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主体—客体辩证法理解为 世界观、宇宙观，从而倒退到素朴的自然主义和经验的实证主义。
然而，“误解论”者在批评恩格斯时，并没有在整体上否认恩格斯思想。他们所认为 的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误解，他们对恩格斯的批评，都还是有限的和局部的，并且始终与坚持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相伴而行，这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完全对立并全盘否定恩格斯有很大区别。正如亨勒所说 ，虽然卢卡奇思想中包含有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对立”论的倾向，但他“在著作的不少地方又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致与合作，甚至赞同性地引用恩格斯的话。很显然，他的目的不是要在整体上造成二人思想的分裂，而仅仅是指出有限领域的不一致。”[1 0](P48)至于柯尔施，既反对那种“把马克思与恩格斯根本对立起来”的做法，也不赞同“他们思想完全一致的教条式的正统立场”。[10](P48)正因为“误解论”没有把恩 格斯与马克思完全对立起来，遭到了“对立论”者的批评。莱文一方面肯定卢卡奇、柯尔施等人“意识到了恩格斯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另一方面又责怪他们“没有继续发展这些观点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立的这样一个合理的结 论，从而未能改变他们时代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流行看法”。[11](Pxiv)
“误解论”实质上是卢卡奇等人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与人本主义化的结果 ，它是反对第二国际与共产国际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理论工具。然而，它面临着双重难题：一方面，它始终不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具有强烈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不仅没有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的观点提出任何异议，甚至在许多地方更 是明确地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观点，如《资本论》中关于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论述；另一方面，它没有专门思考和解决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统一，陷入了“对立论”倾向和“一致论”倾向的内在矛盾。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为 了避免这种矛盾，干脆彻底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上的任何一致性，极力宣扬和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对立论”一方面是在反对和攻击“一致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也是把“修正论 ”和“误解论”所指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推向极端的结果。尽管不同学者的具体思想各有特点，但“对立论”具有自己一般的思想特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分开，鼓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观点、政治理想、思维方式以至实践策略上的根本区别 ，成为“对立论”的鲜明的学术立场；通过割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并用马克思打压恩格斯的方法，解构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成为“对立论”共同的政治目标；“马克思，好；恩格斯，坏”成为“对立论”一致的价值评价方式；坚持马克思思想是前后一贯 的“统一整体”，虚构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真正马克思”，在“回到真正马克思”的口号下，用歪曲了的马克思反对歪曲了的恩格斯，这是“对立论”共同的方法论特征。不过，诸多的共同性仍然掩盖不了不同“对立论”者的分歧甚至对立，以至于亨勒把“彼 此相互矛盾，有时自相矛盾”看作“对立论”者的重要特征和致命弱点。事实上，这一弱点为后来的“同质论”者反对和攻击“对立论”提供了靶子。
“同质论”与“对立论”实质相同而形式不同。二者都是以反对社会主义、解构马克 思主义为己任，以维护西方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皈依。然而，“同质论”是在反思和批判“对立论”的不足和缺陷基础上提出来的，与“对立论”在形式上是正相反的。在 “同质论”者看来，“对立论”之所以没有完成理论上彻底解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一 个重要原因是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内在矛盾”转化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外在矛盾”，用马克思反对恩格斯这种“外在批判”的方法来达到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然而，“外在批判”不仅不能解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导致“对立论”者彼 此矛盾甚至自相矛盾。“同质论”的任务是，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外在批判”转变为“ 内在批判”，即深入发掘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内在矛盾，证明其不科学性，从而彻底颠覆马克思主义。
“同质论”与“一致论”形式相似而实质不同。从表面看，二者都反对马克思—恩格 斯“对立论”而主张“一致论”。然而，仔细分析便知，“同质论”与“一致论”在阶级基础、政治理念、理论立场上都迥然不同。前者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为解构马克思主义而提出来的理论主张，后者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和合法性而提出和强调；前者把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归结为二人思想中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后者则把这种一致理解为在基本问题上的观点的统 一性和互补性。
三
上述五种思想范式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主要理论认 识，概括地反映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水平，同时也为我们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进一步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 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仅表现在现实的实践领域，也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认识上。“对立论”与“同质论”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反对和解构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两个范式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有利于澄清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问题上制造的种种迷雾，回应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着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其一脉相承的统一性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集中 体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上。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有利于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性与多样性高度统一的理论特征和品格。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是 党中央在新世纪赋予马克思主义工作者的一项崇高的历史任务，进一步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则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坚持马克思思想与著作的研究与恩格斯思想与著作的研究两手抓，并以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为根据，以国际有关研究为参 照，以问题为中心，从思想、生平交往和文本关系的统一来梳理、思考、解决“马克思 —恩格斯问题”，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二，准确掌握和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革命的代数学”和工人阶级“最锐利武 器”。进行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要求人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作为一个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的统一整体，着重把握其精神实质和内在联系，防止片面性和简单化。国际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的五种范式 之所以都有其缺陷和不足，从方法论上说，关键是缺少辩证法。“一致论”夸大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统一性，以至于忽视了其差异性。“修正论”片面地把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当作马克思思想性质的根本改变，否认了二者质的统一性。“误解论”看不 到自然与历史的对立统一关系，片面地把恩格斯阐述的自然辩证法看作是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逾越。“对立论”则在绝对主义思想方法支配下，把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正确的部分属于马克思，错误的部分属于恩格斯。“同质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和全面性，应用主观主义方法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一思想片断与其他思想片断绝对对立起来，以便证明恩格斯的错误观点在马克思那里同样存在，人为地制造出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中的“内在矛盾”。理论研究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没有辩证 法，就没有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
第三，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原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研究的根本原则。在研究中既要防止和反对脱离实践的纯粹学理性研究，也要防止和反对离开唯物辩证法指导的实用主义研究，至于用一时一地一事的局部实践经验来裁剪和衡量理论的实用主义研究方法也是非科学的。国际马克思 恩格斯比较研究的五种范式的不足和缺陷的认识论根源，不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就是错误地理解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时代和实践的变化及其与理论的关系，没有关注、研究、回答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出的新问题， 没有从时代和实践的高度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最终不仅不能防止和克服“ 修正论”、“误解论”、“对立论”的蔓延，而且陷入经济决定论的泥潭。“修正论” 错误地理解了时代和实践的变化及其与理论的关系，把资本主义局部变化误当作根本变 化，用片面的实践经验来裁减理论，最终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否定和彻底抛弃。“ 误解论”不理解自然科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不理解工业和实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意义，错误地把恩格斯晚年总结自然科学成就而系统阐述的自然辩证法思想 理解为对马克思思想的背离。“对立论”和“同质论”由于从根本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不仅不能科学揭示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实质，反而会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导向错误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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