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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经典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如何看待与回答历史代表问题的？在当代中国特殊的语境下，重新研究与反思这一话题，肯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整整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所写出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下文均简称《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8-7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以下凡引此文均只注页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代表思想最主要的经典文本。今撰此文，以资纪念。
本文首先对《雾月十八日》一文形成的复合语境进行历史追溯，特别是强调马克思在同期的《伦敦笔记》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该文形成的决定性影响，这是以往研究中所普遍忽略的语境；二是对该文所带有转型特点的复调叙事逻辑进行深入透视与揭示——这部著作表明了，马克思此时正处在从以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批判为主体的理论框架到以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理论视野的过渡。第三，本文主要想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证明《雾月十八日》一文的核心贡献是回答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究竟代表“谁的”和由“谁”来代表的问题。文章认为，马克思历史代表理论是由三个基本层次所构成的方法论体系，即（1）表层的：基于重大历史事件分析而形成的、作为“历史能指论”批判的历史代表论思想；（2）中层的：扎根于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分析之上的、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代表论思想；（3）深层的：立足于现代最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析制高点上的、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功能象征批判的历史代表论思想。
二、多重语境复合而成的崭新的现代社会历史认知图景
《雾月十八日》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而是有明显历史承继关系的、以纪念法国革命历史事件为主线的文本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从形成背景来看，它是三个基本线索的交汇点。一是马克思从《克罗茨纳赫笔记》就开始的（贯穿于《德法年鉴》、《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到《神圣家族》等著作）法国历史特别是革命史研究的结晶；二是对1848年欧洲革命历史经验的一系列总结；三是同期马克思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特别是《伦敦笔记》），它们共同激发了马克思现代历史观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新转向。
在相当一段时期，马克思心目中的未来社会与社会革命其实是以激进的法国革命理想为圭臬或蓝本的。但马克思毕竟从很早就逐渐认识到，革命一旦脱离开自己的经济基础与当时生产力发展要求，膨胀为“彻底”、“纯粹”、“美好”的理想和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就必然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历史的倒退。这也是马克思心目中最悲壮的历史悲剧。从革命失败中发现其现实的物质条件的局限性制约性，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来源之一。早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便认识到，革命的结果导致了现代国家的“完备”，而国家越“完备”便越不能发展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0页）从那时开始到《神圣家族》与《布鲁塞尔笔记》，经过《法兰西阶级斗争》，最后至《雾月十八日》，我们捕捉到马克思某个隐性的思想线索。在《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中，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1844年11月）中写道：“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政治制度的自我颂扬——同古代国家混为一谈”，因此“为消灭或者扬弃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全集》第42卷第238页）在同一笔记本中，马克思写道：“革命时期关于古代国家的误解”。“革命——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全集》第42卷第273页）。作为一种详细注解，《神圣家族》写道：“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从而“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牺牲”，而不去放手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这是多么巨大的悲剧性的错误!（《全集》，第2卷，第156-157页。）1851年8月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专门讨论了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马克思转引著作第二部分“十九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理由吗？”的观点：1789年的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是它忘记了建立一个新社会或者使这个社会变成新的社会。它只考虑到政治，而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学。（参看《全集》第27卷第316-317页）蒲鲁东这些观点无疑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的观点。因而在几个月后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似乎不再为由于革命失败导致了更加专制而完备的第二帝国这种倒退现象而扼腕叹息，倒是深刻地认识到，现代集权制民族国家形态的出现，一方面的确与自由主义理想实践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悖的，但另一方面却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发展所要求的集中管理的社会制度功能要求相一致的。
恩格斯晚年（1895）在其身后颇引歧解的《卡•马克思〈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深刻反省了他与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那批关于革命历史的政论著作的功过是非，这无疑是带领我们进入马克思创作真实意图与深层语境的最可靠的指南。请注意，恩格斯在此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之初还残留着对革命的盲目乐观情绪，《雾月十八日》一文则永远抛弃了幻想。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与进程还受着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全集》第22卷，第594页）“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同上书，第595页）以往的革命都是归结为一个阶级的统治由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所取代；以往革命都是少数的革命。也正因为如此，就造成了一个假象，即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同上书，第596页）而革命失败的“原因”往往是人民不知道历史前进方向。由此，马克思恩格斯便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社会革命不是少数人有意发动的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的起义，而是多数人无意识地参与其中的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真正的历史代表不是那仿佛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少数历史人物，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握住了历史前进方向的、并能够逐渐地或多或少地促进绝大多数人利益实现的社会变革者。“在这里，革命不是少数人的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同上书，第597页）路易•拿破仑1851年12月2日借助于军队结束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的内部安宁，同时又赐予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随之而来的则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同上，第599页）耐人寻味的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反倒不是通过经济基础革命而促进上层革命，而是用试图用政治手段来变革经济社会的表层革命，而“自上而下”的革命却是保守的国家组织社会去进行深刻的经济革命。
恩格斯以上观点的深刻意义，会在文章中进一步展开。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雾月十八日》一书与其说主要是马克思对欧洲革命经验的总结，不如说是剩余价值学说研究“暂时中断”的产物，或者说是运用初步经济学研究的产物。换言之，《雾月十八日》一书主要是置身于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哲学话语。MEGA2最新的资料显示，进入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全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建构的新阶段，这也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的开启时期。1849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流亡到伦敦之后，开始还在力图总结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的工人运动的经验。以后他们注意力逐渐转向经济学研究。马克思通过实际斗争发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确实还不够成熟，以至于先前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所以从1850年9月开始，马克思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场，即对政治经济学再进行一次系统的研究。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少量手稿，其中标有序号的有24本，约有1250页。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这一笔记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创立自己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原始资料群。
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直接阅读到《伦敦笔记》的全部内容（部分译文参看《全集》第44卷）但我们注意到，《伦敦笔记》的大量内容与后来的《剩余价值理论》一书是高度重合的。《剩余价值理论》一书（特别是第二十章“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明显是充分利用了《伦敦笔记》对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莱文斯顿的《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霍吉斯金的《通俗政治经济学》等重要著作的摘录成果），反过来又成为我们理解《雾月十八日》形成的重要历史文本。通过《剩余价值理论》一书的重合部分，我们可以反向推断出，马克思《伦敦笔记》所关注的是焦点不仅仅是李嘉图，而且包括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们，“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即“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批判者们”，如莱文斯顿、霍吉斯金等，他们的思想恰恰是马克思写作《雾月十八日》所要批判的最重要的对象与背景之一，它们促使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观念的重要变化。李嘉图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兴趣仅仅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把它说成生产的绝对形式，而社会主义批判者们则是要掌握李嘉图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以便从工业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全集》第26卷（III），第261页）。西斯蒙第等代表小生产的利益和愿望，而李嘉图则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坚定代言人。前者则是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带来的失业与贫困寄予深切的同情，进而主张回到小生产的状态去。后者则主张不顾一切发展生产力，只要符合资本的利益，就应当排除封建势力的阻挠，即便是损害了无产阶级与小生产者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它们面对同样的历史课题，但一个代表着必然的趋势和先进思想，另一个代表着空想与反动。西斯蒙第等抽象地认为，政治经济学家们只看到了财富与生产而忘了“人”。其实李嘉图们并没有忘记资产阶级，而只是忘记了无产阶级与小生产者。古典经济学家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资本进行无限的生产，这本身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致命的，但对于当时的生产力与社会发展客观趋势来说则是进步必然的。而西斯蒙第等的观点则站在抽象的人类利益上，以“人类利益”为自居，其实是站在被时代遗忘的那部分阶级利益基础上，而他们企图走回头路的学说所能代表的只是已经落在历史潮流之后、不再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那一部分社会势力。（以上观点参看晏智杰1998，第254-258页）
由于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所以马克思无疑是将古典经济学家（而不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当作当时社会历史的真正思想代表。亚当•斯密特别是李嘉图他们虽然站在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的，但由于他们赞成不顾一切地发展现代生产力，所以能够代表与把握历史的前进方向与先进文明。而西斯蒙第、霍吉斯金他们虽然代表着先进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但他们因为反对资产阶级利益而拒绝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文明，所以不可能代表先进的历史方向而被历史所抛弃。《雾月十八日》及其相关的文本批评了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方案：“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细小的手法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一切必然表现；这种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第1版第479页）直接以“民主”“正义”“人道”的方法来改造社会，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第632页）一句话，站在先进阶级的利益立场上反对先进的现代社会生产力，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而站在先进的现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科学社会主义。
《雾月十八日》的转向意义不仅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新理解上，更重要的是，它处在从对西欧的市民社会政治法理批判转向对更为广阔深刻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位置上。《雾月十八日》的现代意义就在于，它从波拿巴政变的成功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软弱无能的现实中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必然王国的世界历史性盲目发展并不排斥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作用，相反，是以强化民族国家集权统治功能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种自然的“自由扩张秩序”，而是一种强制的制度设计、安排与控制。《德法年鉴》时期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分化”的现代社会政治解放理想图景，终于被一种新的现代社会理想视野所取代。马克思不再诉诸于超越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自私狭隘性”的国家政治解放道路，而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必然王国”充分发展的历史基础上寻找人类通向“自由王国”的现实道路。《雾月十八日》中的马克思已经看到，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与其说是保障资产阶级个人的财产与自由的代表机构，不如说是适应现代社会大生产发展与资本主义市场价值交换要求的历史功能代表（正是在此意义上，吉登斯才说，国家作为一个巨大的、无所不管的监督机制而非常高效率地使用暴力手段，这不是古代的而是“现代性”的现象）。《雾月十八日》超越了启蒙思想家对现代社会的那种市民社会自由主义式的狭隘理解，当然也超出了近代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种种道德化浪漫化的理想视域。它自觉不自觉地回答了甚至是20世纪才正式提出的问题——资本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本质统一关系、现代社会生产力与国家制度形式之间的功能互动关系。
三、一个颠倒的、伪魅化与多义性的现象世界：解开现代社会历史代表问题之谜。
《雾月十八日》以令人心服的事实与逻辑，解释清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但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的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政治历史画面，一个传统文化符号狂舞、历史的幽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近代政治神话世界。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而又纷纷落下尘埃。首先是1848年革命、短暂的第二共和国以及路易•拿波仑•波拿巴的政变先后标志着君主立宪的覆灭与共和国政体的建立，然后又是共和国政体的覆灭与专制政权的建立。在1848至1851年这一时期里，先后出现过一个社会党人影响很大的临时政府的短暂统治、制宪议会与巴黎人民之间的斗争，以及君主主义者占多数的立法议会捍卫共和国政体与想建立一个专制王朝的普选总统之间的斗争。马克思追问的核心问题不仅是：为什么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先后都失败了，而且是：为什么历史的胜利者却是这么一个政治流氓人物，为什么一个平庸可笑、龌龊下流的冒险家一夜间充当了法国的历史代表或者代言人，成了革命成果的继承者？这里的问题不是历史为什么是“恶”的，而是历史为什么是“假”的，为什么“政治形式的外表”与“社会生活的深层”之间有如此巨大的矛盾与反差？所以，如本文开头所说，《雾月十八日》的核心问题是科学回答现代历史代表问题，其核心任务是要“祛伪澄真”，祛除笼罩在现代社会历史上空的各种“伪魅化”迷雾，祛除历史的“政治形式的外表”，即作为历史表层的符号与象征的那些无限滑动着的“能指”幽灵，批判性地重建作为历史深层的“所指”结构。
作为现代汉语“代表”一词的英语对应词，Representation一词在英语中具有如下复杂的含义：表示、描绘、依照、象征、说明、告诉、主张、表演、代替、代理、代表、再现等。事实上，马克思于《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表述的历史代表思想也不是单义的而是复合多义的，而要理解这一点，只有循着马克思的文本结构与思路的顺序走下去。
《雾月十八日》一文共分七个部分，而实际上有三个问题域或者意义群：该文的第一部分其实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序言，中间的五个部分是对历史事件发展过程及其三个阶段的详细分析与叙述，第七部分作为一个结论则是对波拿巴政变性质、成功的原因及其深刻的社会后果的理论反思与总结。与这三大部分大致相对应，马克思其实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为什么以往重大的历史事件与革命，包括1848年革命，都自觉不自觉地以传统文化为符号象征或合法性外衣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与意图？二是为什么在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人与资产阶级的共和派、秩序党、保皇党，作为历史代言人，都想以本阶级的名义冒充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与普遍意志，都想代表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最终都不仅代表不了历史，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利益都失去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革命导致了更加集权专制的波拿巴第二帝国，为什么“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代表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0页）而通过分析马克思著作中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如本文开头所示，我们能够从中看到马克思对历史代表问题的三个层次的理解。一是所谓“托古改制”式的“历史代表论”或“历史再现论”。请注意：在西语中，“代表”（Representation）一词从表面上便是“再现”（Re-presentation）或者“代理出场”、“再度出场”之意。自称是古代或者传统的合法的传人或者代理人，这本是历史代表一词最原初的含义。二是“自我镜像”式的或者“自我表象式”的历史代表论。这里的“自我镜像”一词显然是取自拉康的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比喻，它本来是指儿童通过镜中的自我形象而发现自我的、因而从此走向异化的决定性心理阶段，这里是指一种颠倒的意识形态，即任何历史主体都具有被自己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所支配与构成的一面，任何历史主体都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外在于自身的符号、象征、意义等代表代替自身，都以某种心理幻觉、理想境界来理解自身的真实处境，甚至“自欺式”地以符号象征来掩盖、压抑、代表自身的真实存在与欲望。在西语中，代表（Representation）一词本有对周围环境的表象之意。阿尔都塞正是在此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的：“意识形态是个人幻想同存在的实在条件之间的关系的‘表象’（Representation）。”（阿尔都塞1971，第192页）。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历史代表”往往是一种颠倒式的反映：历史代言人通常是要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的，但他们往往是以整个人类社会普遍代言人的面目出现；本来是世俗的物质利益之争，通常却表现为一些符号象征、理想信念之争。三是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功能象征的“历史代表论”。代表（Representation）一词在现代政治法律领域中被运用的最为广泛，它通常就是指某一机构、团体、法人的代理人、管理者、人格化象征等等。推而言之，现代社会历史代表便是能够自觉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保障社会各种群体利益实现的制度机构的代理人以及社会结构的功能性象征。耐人寻味的是，“历史代表”从字面上往往容易被理解为历史的主体，等同为历史的真正主人；但实际上，历史代表往往是非主体化的现代社会制度结构的一种功能符号。
四、作为“历史能指论”批判的历史代表论思想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作为“历史再现论”的“历史代表论”。《雾月十八日》的开头有一段著名的、向来被人们反复解释的经典论述：“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人们总是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越是在革命的年代，人们越迫切需要借助于传统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口号与服装，“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第603页）。请注意：我们通常认为这段文字最能够表达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思想，或者表达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立场。实际上，马克思这里想强调的是，作为真实的本来意义上的历史与作为文本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历史作为当下的有限的“在场”，决定了自身的永远不可“再出场性”、空缺性与必然被“增补性”命运。由于历史实在的“缺席”与匮乏，符号便应运而生、大行其道了。本真的原初的历史永远是不可重复与出场的，作为流传下来的历史或者传统总是已经被文本化的，总是对原初历史的一种替代与再现。所以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如果历史人物硬要让现代革命去完全复原古典的、早已经“不在场”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悲剧。如果资产阶级的政客与阴谋家们仅仅用传统的形式来包装自己，从而形式胜过了内容，这便是历史的笑剧。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即“运用历史来创造历史”，是一种现代性的独特现象，而不是某种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遍原理。历史性意味着运用过去以帮助构筑现在，但是它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尊重。相反，现代性意味着，运用过去的知识作为与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历史性事实主要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参看吉登斯2000，第44页）现代性是一个通过制造传统通过利用历史而创造历史的过程。现代性确实在毁灭着传统，但在现代早期现代与传统的合作却是非常关键的。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地方的解体导致了传统的抽象与普及。传统在现代社会的被能指化、象征化、符号化、抽象化即幽灵化、伪魅化，是与民族国家体系与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形成相一致的，也与抽象的货币体系、技术体系、市场体系、形式理性不断地“殖民”或“同化”具体的、地方的、实质性的风俗传统这种社会结构相一致。正因为“脱域化”（抽离化）的现代社会时空的延伸才抽空了传统文化的实质与灵魂，使传统文化作为种种抽象符号无根性地四处飘荡，活似幽灵。正因为传统文化已经丧失了实质性内容，变成一种功能符号，已经是无“所指”了，所以才会作为一种幽灵、一种不在场的“伪在场”，作为一种绝对自由的“能指”，无边地飘荡与无限地复制。
还是吉登斯说得好：所谓被证明是“合理的”传统，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具有着虚假外表的传统，它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才能得到认同。（吉登斯2000，第34页）其实，马克思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立场：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活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而在1848到1851年的革命中，只有旧的革命的幽灵在游荡，所得到的只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第605页）所以，马克思认为，必须破除历史能指的神秘幽灵般的外观，揭开历史的革命的本来的面目：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之前，不是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还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从未来汲取激情，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揭穿历史能指的幽灵，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能指）胜于内容（所指），现在是内容（所指）胜于辞藻（能指）（第606页）。
由是观之，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的历史代表不满足于机械重复、再现历史或充当传统的代言人守护者，“继往”当然是“开来”的前提，但“与时俱进”或通过向未来的敞开来反思当代与传统的处境，更是为历史发展负责的能动选择。历史代表当然要通过继承历史来发展历史，或者用传统的外衣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但决不能将自己仅仅看作是传统的合法继承人，而是代表着未来的方向。历史代表不仅仅是从属于历史、再现历史而是要掌握历史。
五、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代表论思想
现在我们再来看作为“历史镜象论”的“历史代表论”，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作为阶级利益立场代言人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历史代表论。这是《雾月十八日》一书论述最为充分的部分。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加•查•斯皮瓦克认为，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所使用的representation一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再现”（马克思的德文原著对应词是darstellen）”，二是“代表”（马克思的德文对应词是vertreten）。作为“代言人”或“代表”（vertreten），主要用于政治领域，而作为‘重新表现’的再现（darstellen），主要运用于艺术或哲学领域。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这双重意义经常被混淆。当我们自以为是在“代表”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与阶级利益说话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过是对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生活环境的一种“表象”、“再现”。当我们自以为是代表下层阶级，作他们的代言人时，实际上只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罗纲、刘象愚2000，第105页）斯皮瓦克的这一发现无疑成为我们理解《雾月十八日》的历史代表论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如果更仔细地研究文本，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对作为意识形态问题的历史代表问题有以下诸多的具体分析：历史代表的无意识性，历史代表的错位性，历史的被代表性以及历史的伪代表性等。
从表面上看，从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2年12月的政变，法国社会各个阶层阶级，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像走马灯一样在历史舞台上轮番表演，并且每个阶级似乎都有自己的代言人、“思想代表者和维护者”，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天才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页）而那些历史代言人好象都很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七月革命与七月王朝是金融资产阶级的王朝；而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与观点来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改革报》，山岳党人，是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国民报》，三色旗共和国代表，制宪国民议会，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正统王朝（即波旁王朝）是地主世袭权力即大地产阶级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即奥尔良派）不过是金融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而“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同上书，第429页）
马克思以上对各种历史代表人物的阶级定性，与其说是当事人所自觉意识到的，不如说是他经过自觉反思之后才确认出来的。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阶级代言人，往往并不自觉（有时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什么阶级的代言人，是谁的代言人。正如在日常生活中要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与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分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第629页）他们往往本能地以自己所受的教育以及对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的直观为出发点，来表达自己的立场。通过传统与教育承受了这些感情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与观点就是他们的行为的真实动机与出发点。意识形态斗争或者不同阶级的历史代表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但意识形态的本质特点与其说是每个阶级代表都在追求自己的阶级利益同时掩盖自己的利益，不如说是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存条件当成整个社会的生存条件。“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够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说某个政党是一个阶级利益的代表，并不是说它出身于什么阶级，而是说它超越不了它所代表的阶级的想象范围。不应该认为，民主主义者或者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与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与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与做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与做出的决定。“一般来说，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与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第632页）这段精彩深刻的文字可说是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代表理论的全部精髓！
历史代表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不仅经常是无意识的，而且会出现历史角色的错位与自相矛盾，特别是经常会出现历史代表脱离所代表的阶级，历史代表不能代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有些阶级甚至没有自己的代表、无法代表自己，需要别的阶级来代表。马克思非常具体地描述了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干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阶级干的事情，工人执行着通常应该由小资产阶级去执行的任务；但工人的任务却没有人去完成。（同上书第468页）拿波仑三世却在执行着本该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历史任务。《国民报》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并不是他们阶级中具有经济基础的什么大集团的代表。”（同上书第446页）不可一世的秩序党与制宪共和国之所以拱手让位给第二帝国，就是因为“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狭小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 ；“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正是资产阶级本身。”（第679页）不仅议会政党分裂成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与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与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第675页）而农民甚至于不能从政治上自我组织起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第693页）
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具体揭示了阶级的四个类型：从完全自在的到半自觉的到完全自觉自为的阶级。首先是由经济结构塑造的阶级、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阶级、具有着各种倾向的阶级，最后是集体行动的阶级。应当说，在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政权的先后失败是与法国当时阶级分化的不明朗、阶级意识不自觉、政治组织不成熟的状况直接相关。从汤普森的阶级类型理论来看，当时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处于从半自觉到自觉的状态，即是一些具有政治立场与倾向的阶级，还没有上升到完全自觉的自为的集体行动的阶级，而占法国人数最多的农民，严格地讲，还只是一个处于自在状态的阶级，即只是由共同的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所塑造成的无政治意识、无政治组织、因而无政治代言人的涣散社会群体。
六、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功能象征批判的历史代表论思想
《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核心任务是回答：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第608页），从理论上说，这就是所谓历史的“伪代表性”问题，马克思面临着如何解释“波拿巴既是法国社会历史的伪代表者，同时又不能不是其真正的代表”这样一个十分矛盾而棘手的问题。确实，十二月二日政变是对整个革命与民族的一种彻底的欺骗与污辱。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与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与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从个人作用或者历史表面的政治形式回答问题，而是深入到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的历史中，从法国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深层的现实中。
正如恩格斯所精辟地概括的那样：“路易•拿波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最近四年来（即1848-1852年——引注）法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的公开的战争，使这些阶级精疲力竭，削弱了每个阶级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相互斗争的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同上书第708-709页）因此，马克思在后来的《法兰西内战》中认为：第二帝国或波拿巴主义 “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专制体制下，“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74页）
阶级斗争均势造就的历史人物，似乎要代表一切阶级权利的历史代表，“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式的恩人，”（第701页），必然会肩负着充满矛盾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历史的伪代表者的形象与命运！虽然如此，波拿巴这个历史代表毕竟有着真实的强大的阶级基础，必然有着真实的历史功能。他既是一个伪历史代表，也是一个不自觉的充当历史进步工具的真正的历史代表。波拿巴的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波拿巴代表着一个阶级，而且代表着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这印证了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观点：现代政治体系基本上是由前工业社会的贵族与农民塑造的。所以，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没有经济的社会化联系，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种自在状态的阶级必须通过别人才能代表自己。在小农汪洋大海中社会化的唯一方式就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波拿巴王朝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代表着一个落后的庞大的农民阶级的权力机构，而且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不自觉的继承者，更是进步的、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制度代理。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完全分离，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是国家政权力量的强大。这也是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历史笑剧（而不是悲剧！）得以出现的真实的历史基础与条件：“强有力的和不受限止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波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护这种‘物质的’制度。”（第697页）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这种国家中央集权制——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在第二帝国的集权整合下，土地所有者的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贵显人物转化为领取薪水的官吏；互相交错的中世纪领主权力的五彩缤纷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图案。现代民族国家机构的分工与集中管理方式与资本主义的工厂管理是同构的。（第691页）用吉登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是现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现代“社会”是立存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的产物，作为集中控制的暴力工具，是现代性直接相关的最为基本的“独立变量”，是现代性的基本制度之一。资本主义并非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的力量。（参看吉登斯1998年，第2-6页、145、147页等处）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在两大阶级对立的理论框架里重点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他们不能代表现代大生产与大生产关系而局限于小生产的与小资产阶级的视野中进行社会改良。无产阶级并不当然的就是历史进步的主体，而只有代表与掌握先进生产力的工业无产阶级才是历史进步的真正主体。相比之下，《雾月十八日》的重点不在于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而是资产阶级革命与共和国失败的原因，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的失败与大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成功的原因。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得以成功，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封建专制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胜利，落后的愚昧的农民法国对激进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法国的胜利，“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胜利”，“不用语句掩饰的”枪托力量对一切阶级“词句力量”的胜利，一个人的专制对阶级专制的胜利，（第690-691页），其实质却是资本主义的“物体系”的专制逻辑对资产阶级的“人”的自由意志逻辑的胜利。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的确是历史的主体与代表。与之相对，现代社会历史的代表则是“非主体的”，非人格化的，而是抽象物体系或者技术体系的功能性抽象性的符号象征，是无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王国的人格化。而真正的历史的主体或者代表，则是被物体系所深深地掩盖的与压抑的、同样是非主体的边缘化的社会阶层——那些创造与掌握着现代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就此而言，文章开头所提出的历史代表之为“谁的”问题，可以解释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代表既不是一个“谁的”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为谁的”的问题，而是为了某个“无名的”即“什么的”物化社会制度服务的问题。波拿巴历史角色的滑稽与矛盾意义即在于此。他本来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历史骗子；他什么都不能代表所以能代表一切。他一方面确实是法国社会人口最多的落后阶级的权利代言人，但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肩负着发展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历史任务；他一方面确实是一个专制集权的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机器的象征，但另一方面确实又是资产阶级民主普选法律程序的产儿。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波拿巴是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普选式的民主产生出来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领袖”。他不是简单地运用军事暴力，而是采用蛊惑人心的宣传与公共关系的手法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不自觉地开辟了从“革命的年代”通向“资本的年代”的历史道路，促成欧洲资本主义历史从“双轮革命”向“独轮革命”的转折（霍布斯鲍姆1999，第28页）。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通过波拿巴的政变，欧洲的现代史从“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走向“自上而下”的深层社会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代表人物，路易•波拿巴及其“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合法性”意义就在于此。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一个阶级、政党，它的历史进步性合法性首先不是建立在某种善良的道德愿望与道德理想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对自己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能动把握上。革命的本质任务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革命进步的阶级与政党的历史表现也在于它们能够承担起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其当代性意义首先当然表现在，它既要自觉地批判地反映那些以盲目（客观）必然性为主导特征的现代社会先进文明成就，更要代表那些逐步从“自在”状态上升到“自为”境界的历史主体——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人的个性与能力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社会，但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充满风险与高度分化的社会。作为一个忠实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党，必须时时刻刻考虑到自己所领导的国家政权、所制定的政策与法规之重大的责任性：立足于建立一整套完善可行的、公正民主的社会分配福利制度与政治经济参与制度，以防止与缓解市场经济发展所可能导致的社会不良后果，而不是诉诸于善良的抽象的思想教育与道德理想说教，这才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保障与体现。
引用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1986年第1版。
[法]阿尔都塞（1971）《列宁与哲学及其他论文》，伦敦：新左派书社。
[英]吉登斯（2000）《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
[英]吉登斯（1998）《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
[英]霍布斯鲍姆（1999）《资本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
晏智杰（1998）《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罗纲、刘象愚主编（2000）《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此文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