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 | 西方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就国内研究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开始，一直到今天，一个有趣的问题始终占据着争论的中心，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算不算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相关争论中，类似的问题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基础性问题的长期存在，既见证了思想史研究的某些普遍性问题，例如相关人物、学派、思潮之间的内在连续性及其逻辑标准问题，也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的独特性，例如由恩格斯开辟而由列宁强化的阶级立场和哲学党性问题，并且这两类问题都因为具体人物、学派和思潮内部之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张力而复杂化。在传统研究中，消除这些张力曾经构成思想史叙事的基本目标之一，而在今天，尊重甚至维持这种张力似乎成为思想史研究的独特价值之一。甚至，这也使得黑格尔—马克思传统的辩证法以及福柯的知识（思想）考古学大放异彩，例如，以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著称的海登·怀特就基于此不仅提出了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19世纪欧洲史学的再评估，而且提出一种具有宏大抱负的“元史学”视角。[1][2]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研究来说，这不只是从外部提出一种研究参照问题，而是从内部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提出了处于其核心的“意识形态”及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即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关系问题。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叙事（即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不仅面临着自身与其现实基础之间的关系，而且就是对这种关系的协调和干预。不理解这一点就试图说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在20世纪的曲折发展，这几乎不可能。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同样特别重要。

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东西方研究中的长期存在，这个事实不只是见证了在思想史叙事中长期对绝对的或同质性思想标准（即已经完成的既定正统观点）的依赖，而且说明这种依赖本身对思想（理论、话语）历史性质的误解。从资本主义批判角度来观察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时，我们将更加直接地面对这类问题。这是因为，这一角度更加强烈地突出了对象对话语的制约作用。如果说马克思早已强调意识形态本身“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它的变化所折射的正是“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物，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p.73)那么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之后形成东西方历史分野——“十月革命”道路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化和西方化，这种分野不正是改变着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实践的产物吗？[4]这并不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纷呈及其与东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的差异都可以直接还原成它们的形成条件，而是说，这一不断变化着的条件始终是那种差异的中轴：它不仅实质地性催化了第二国际内部的分裂以及修正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精神的背叛，推动了前苏东和中国道路的历史形成，而且确实造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和代际差异。在此，首先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批判确实可以成为在理论上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界定、逻辑变迁厘定和基本价值判定等基本难题的有效视角。在本书中，我们实际涉及的理论范围便是在此视角中规定的，因此既与安德森的经典定义也与国内流行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实际上，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的理解，基本原则一直遵循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的思想。在那本书中，张一兵和胡大平指出，作为一种哲学文化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承袭了马克思之资本主义批判立场和关键性理论资源，汲取了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所提供的思想财富，包含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甚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独特理解，“正是在这些资源的互动、接合和冲突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内在逻辑极为紧张而外在表现十分庞杂的理论思潮”。这种外部特征与其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诉求“革命”极其困难是直接相关的，正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替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道路”，这种“新道路”：虽然带有时代变化的要求，但总体上却也并非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或方法逻辑对时代的把握，而是其基本理论依赖转移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例如，从布洛赫(Ernst Bloch)到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从科学到乌托邦”，即是以颠覆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为背景的。正是在他们的理论逻辑上，我们将看到，无论是因为文本依赖而带来的马克思哲学解释问题，如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发表而带来的“两个马克思”论战或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还是因为现实变化而带来的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问题，如“苏共二十大”引发的西方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变化和广泛的争论，这些问题都超出了马克思哲学理论本身，而和不同代表人物的政治态度直接联系起来，更进一步，政治态度的变化又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所涉及到的诸如自然、历史、实践、社会、人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只是问题的线索之一。[5](pp..7-8)在那一本书中，由于哲学这个主题的限制，我们没有直接把资本主义批判作为其主题，而是作为叙述的两个基本中轴之一（另一个是哲学观念的内在史线索）。我们将这两个中轴看做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6]那本书例证的文本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支持，这种支持将产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性。由此，我们可以摆脱那种惯常的话语表象的诱惑而深入其原初语境，在原初语境中分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在时代的断裂之中考量它们的文化内涵和实质。在近几年中，张一兵教授不仅提供了大量此类研究的范例，例如《无调式的辩证幻想——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文本的深度耕犁》（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而且在理论上更清晰地描述了其历史叙事的基本特征和意义。正是基于这种方法论，我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许多基础问题上形成了比较独特的理解，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既深化了对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研究，又拓展了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动态的分析。

在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特征时，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7](p.117)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须的阶级斗争战略。”[7](pp..60-61)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形式的转移”，也就是说，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等人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他亦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密切关注上层建筑，注意的焦点转向了文化、美学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这种转向相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说促成了“主题的创新”。但是，当安德森把“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作为焦点的时候——这既构成其同情这一“创新”理论动态的基本原因，又是其批评它的前提——并没有实质性地理解战后（实际上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变迁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意义。这也造成两个问题。

一方面，在描述出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主题的创新”时，并没有更深地揭示这种创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旨趣之间的关系，从而亦没有阐明它们在资本主义理解方面的实质意义。然而，就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精神和核心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是它定位新时代理论运动方向（即批判理论）的基础，而且正是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入决定着批判理论的每一步深入，不仅在其早期以德国为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批判与以工具理性批判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之间、在其以美国消费社会为中心的观察与新人本主义的启蒙辩证法之间、在其对战后资本主义的整体理解与反人本主义的否定辩证法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而且其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格罗斯曼与波洛克之间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观点的分歧（当然，在战后这些分歧已经由于现实的检验而具有了不同理论价值）实质性地影响了早期霍克海默、阿多诺这些第一代成员与哈贝马斯这些第二代成员之间的立场差异，可以说，波洛克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生命力的看法构成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国家资本主义批判和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规范分析之间差异的核心。可以说，正是这一维度的缺失不仅形成了基于纯粹哲学逻辑（概念史）视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意蕴和理论价值的一些误判和难解的争论，例如，早期卢卡奇之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启蒙辩证法与海格德尔哲学之间的某种“亲缘性”等，而且实际上贬低了诸如此类论点的理论价值与实际社会影响，这些影响不只是局限于在理论和思想上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而且更深地影响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及更进一步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决定视野。在这一点上，不仅正如卢卡奇早就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的计划视野甚至成为资产阶级精英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通过霍克海默、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杜威等人批评性的一致性清晰地看到，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亦成为纠正资本主义“单向度”发展的必要思想前提，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就不难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左派之间有关对方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共谋指责的普遍性。虽然说并不是批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改良，但是如果不注意到它们之间的潜在关系，我们就不能在今天正确地提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及其价值。由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我们在此提出两个重要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霍克海默提供的。1968年4月，即在后来史称“红五月”的前夕，批判理论接生婆霍克海默留下了这段话：

这段话实际上解释了阿多诺等人既然作为造反青年的思想导师又为什么直接作出反对大学生运动这种反常举动。另一个例子是鲍德里亚，他在左派中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激烈批判。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接近它的完美性，这种完美性使得历史地出现过的最激进批判——马克思和精神分析等——无一例外地成为体系自我繁衍的资源。[9](pp..3-4)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通过用象征交换来替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使资本主义批判再激进化的思路。

另一方面，涉及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问题。安德森在这个主题上亦留下了重要的指南性论著，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0]但是，我们也看到，安德森以及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流于对现象的罗列，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内在逻辑的把握。实际上，无须强调马克思主义，我们亦能够坚持，理论逻辑的变迁与理论所指向的现实对象变迁是内在相关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问题，即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经历1968年运动的检验便失败了。也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生长和扩散，其多元化和碎片化特征，都与这种失败联系在一起。为适应当代研究的需要，在（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我们界划出后马克思思潮、后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新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5](pp..409-425)这些思潮与马克思的理论之间存在着难以沟通的距离，但是它们都能够而且必须构成今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参照。这是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之资本主义批判的旨趣，并且基于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为我们在今天评估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提供了重要参照。在本书中，我们区分出四大模式来叙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之资本主义批判，这种区分的含蓄意义之一便在于，面对资本主义的不同方面或者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实际上产生了不同的资本主义话语，而这些话语之间的内在沟通便在于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连续性和断裂。这一分析立场提出更广泛的方法论要求，也能够大大地拓展既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路。这与安德森研究的路径便有了很明显的差异。实际上，基于我们的思路，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理解安德森本人的有趣变化。在2000年，他领导的《新左派评论》在四十余年宗旨不变之后作出了引起左派批评的重大调整，产生了所谓“第二系列”。然而，这种变迁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安德森政治立场的易弦更帜，而是一种更现实的努力，并且正是从这里更清晰地看到他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结中仍然保留那种“立场优先”的影子，而没有真正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资本主义批判的潜在意义。当然，这并不是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唯一具有发言权的话语，而是说，通过这一视角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当代理论的状况及其趋势，从而对自身发展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有更加自觉的认识。

总体上，我们讨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政治上有别于西方共产党组织和非西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资本主义批判思潮。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运动，它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播散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现实发展及其冲突性和压迫性社会后果的直接征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可能合理地理解萨特这样的思想家，为什么大谈马克思主义而不管其性质和基本精神究竟如何，才可能合理地理解为什么德里达这样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关系的思想家却大谈“马克思的幽灵”）。在这样的视角中，尽管我们出于规范学术研究需要而区分出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多种新型的与马克思相关的思潮，但实际上采取了更为广泛的理解。例如，直接在安德森之外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即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范围。我们应该注意到，安德森在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并没有包括他本人所在的英国理论动向，然而包括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等一批重要的英国思想家在全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话语的发展无疑具有显著的地位。

当然，这种理解也将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并且由于实际目标限制，本书所选择的讨论对象也并非完全与这种理解一致。正如已经在国内学界产生的争论所表明的那样，有人担心，这种定义可能排除了一些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学者。实际上，这个问题影响极小。因为，极少存在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一方面努力经营一种现实可行的（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无视这种理论与资本主义现实批判之间的关系。相反，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表述和发展无不受到其对资本主义现实理解的影响，并且多数都形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理论著述。例如，在我们把柯亨、埃尔斯特和罗默等人所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纳入讨论框架时，绝不是因为它们仅仅基于某种规范理论（分析哲学或功能分析）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独特理解，而是因为他们确实在这种理解与资本主义批判分析之间作出了重要沟通。例如，罗默就长期致力于以实证经济学思路对资本主义不道德性进行批判，亦试图沟通马克思本人经济学与伦理学立场。[11]柯亨则推动了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运动，这一运动长期致力于平等和自我所有制问题。[12](p.725)因此，在此，这一理解视角真正排除的是我们称之为“西方马克思学”的那一类研究，它们或囿于纯粹的学理或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无视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前提和历史使命的规定，试图在逻辑上描述出一种与社会主义运动自我理解不一样的马克思形象。[13]

02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深化与资本主义批判的关系 

在前文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的分析中，我们实际上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断裂，即以1968年为界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结。这只是一个显著的历史标志，就实际理论逻辑来看，在1973年左右，断裂后的新动向才明显地突出出来。例如，在1973 这一年，鲍德里亚发表《生产之镜》，哈贝马斯出版《合法性危机》，这两本著作从不同的方面不约而同地攻击了生产方式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从而彻底释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张力，同时也充分打开了从生产理论转向文化理论转变的道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思潮终结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呈现出社会理论或文化理论的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发展作出了四个阶段的划分。[5](pp..17-19)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新的更具综合性的划分。在这种划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转移、逻辑深化、形态变迁与资本主义批判之间的关系更加显著地呈现出来。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这种划分，一方面注解了卢卡奇曾经作出过的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判断——“任何想对社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尝试，必须与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经济分析联系起来。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结构中的科学与哲学所具有的不可分割性也绝对要求这样做”，[14](p.295)从而强调了资本主义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意义；另一方面，亦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整个20世纪从革命美学到话语政治学的转向，在终点上说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总体特征及其理论价值。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突出资本主义批判意义的时候，我们不只是重复强调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全部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原动力和历史使命，而且旨在重申从生产方式变迁来理解历史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视角对于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意义。我们确知，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理论成果（如恩格斯所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发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前提和基础。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理论不是某种一般哲学（如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资本主义研究而产生的理论成果，相反，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一般性哲学，那么它恰恰是资本主义研究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一种独特的经验见证了上述问题。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20世纪70年代各种各样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尽管它们一直受到某种一般的或特殊的历史哲学纠缠，但其理论始终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或局部表述，因此受他们对资本主义判断的严格限制。我们看到，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物化的焦虑决定了其对黑格尔主客体辩证法的依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是围绕整个学派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同一性暴力这个中心运转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确切地说是其有关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认识的回响，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包括高兹、鲍德里亚、拉克劳和墨菲、齐泽克等等在内的各种比马克思本人还“激进的”后马克思理论动向，无不清晰地表明：今天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理论表述对当代资本主义之阶级结构、媒体（技术）、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实际上，也正是这些方面的变化改变着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甚至，也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今天各种版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价值与意义。因此，如果离开这一维度，我们就会流于那些激进学者的惊世骇俗的话语，在追逐新的理论表述过程中丢弃自己的立场，自满于一些“新的”理论“发现”，甚至动不动就宣称“补白性”研究成果。今天，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历史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整合阶段，我国相关研究也大大深入。在这一背景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大大加强了。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不理解西方激进左派对当代权力机制分析的失败，不理解他们在寻求政治动员过程中主体和手段的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抽象权利和抽象革命的依赖，我们就不能理解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及其产生的明星效应。

实际上，从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在起点上的相近思考，到今天甚至不能相互沟通的群口辩论，其实质性转向是从反资本主义政治学到抗议资本权力的话语。这种变迁，不只是表面上的政治旨趣、理论主题甚至论域的差异，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理论前提出现的历史认识论变化。后一方面的变化也包括多个方面和层面的问题，例如其批判逻辑从客体到主体、从历史性向共时性、从内容到形式等变化，而核心则表现为从主客体同一性辩证法向差异逻辑的变迁，前者试图为反资本主义政治策略中不能协调的主客体矛盾提供一种理论的解决方案，而后者则是在不能解决那种矛盾的背景下对问题本身的悬置，即在理论上将问题取消（按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的说法，即虚假地克服矛盾。这正是为什么今天多数激进理论仅仅是一种抗议话语的原因）。一旦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历程中呈现的与西方主流思潮一致的多种“话语转向”，例如“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文化转向”等，各式各样的“转向”并不只是形式上发展的面貌变化，而是骨子里的历史认识论变迁。离开这种历史认识论的变迁，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究竟应该是从生产出发还是应该从消费出发，最好从生产力出发还是从生产关系出发，从实在（商品）出发还是从景观（影像）和符号出发更有力度，从价值入手还是从使用价值入手更为可行等等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和回答。所有这些变化，都并非思想家们在书房里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与不同的思想家关于现实资本主义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提一下伯恩斯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直接关系，而是说他为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供了某种重要的参照。可以说，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直接预示了《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这不仅是这两本书标题语法结构的一致性，实际上，在逻辑上，它们是完全同构的，即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前提和现实战略的再探讨，当然这种再探讨的对象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亦与这两本书同构，如果它没有那个“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副标题限制的话。我们强调这种一致性，也不是为了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伯恩斯坦一样，都处在“修正主义”的处境之中，而是为了揭示：在脱掉意识形态帽子的“修正”或“发展”语境中，理论的转向并非如其表现的那样，仅仅是思想史的内在逻辑，而是外在史的环境变迁结果。在总体采取哲学姿态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显著的话语力量压抑了后一方面，但是伯恩斯坦的例子帮助我们重视这一点。尽管他的实际理论结论和政治策略选择，在可以检验的水平上明显地是错误的，无论当时还是今天都不会具有其自我评价的那种价值和意义，但我们却不能因为其失败而忽视如下事实：在明显变化了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需要新的理论表述，社会主义运动需要更新自己的指导方针和具体策略。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千面”（华勒斯坦语）的程度，并且“在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所有那些自称或被称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可能达成一致或同质性的了”。[15](p.507)在此处，德里达指的是伊格尔顿、詹姆逊、斯皮伐克、艾哈迈德、路易斯、奈格里等在今天西方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说，他们以显著例子说明了那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征。也正是那一事实，为我们理解这一状态和识别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转向及其内在同一性，提供了基本前提。正如德里达的例子所表征的那样，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与挑战一切话语霸权的激进“解构”理论之间，如果存在着某种联系，那么这种联系绝非是理论逻辑上的，而是19世纪末以来的全部世界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人类解放形势。正是这种形势的不断变化，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被迫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无产阶级解放撤退到抽象的人类解放或者进攻至具体的微观领域（如种族、性别等少数族群），并且，在分析战略上从生产方式转移到消费、符号和话语，与之并行的便是更为深层的历史认识论变化：黑格尔—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那种历史性、总体性、本质主义的逻辑逐步被各种共时性、差异性和反本质主义逻辑所替代，揭示历史内在矛盾的科学被反抗话语霸权的“知识考古学”所替代。这第三个方面，既是前两个方面带来的自然诉求，又是进一步促成前两个方面的根据。如果对这三个方面加以完整的考察，我们亦能够更清晰地描述卢卡奇以降的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及其理论转向的核心。

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大致从1920年到1964年，前一年份是卢卡奇在理论上实际开始一种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不同于列宁的道路的起点，而后一年份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公开出版。这是一个从阶级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圆圈，卢卡奇的《阶级意识》一文写于1920年，该文构成《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题。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副标题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在这一圆圈中，革命主体从由历史的经济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转变成在“被管理的社会”中的“保守的大众”之中的某些“亚阶层”（如失业者、在政治上边缘化的人以及有色人种等），因此意识形态问题亦从直接源自工业生产的物化转移到全面社会控制的技术合理性。尽管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等多种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影响，但总体却是第二国际失败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响。因此，在理论焦点上，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是否是以及是怎样的一个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的界限以及革命策略是其重心，物化（异化）及其克服这一显著的理论中轴正是在政治上无望的革命在理论上的曲折表达。安德森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转向哲学（美学），指涉的便是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定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逻辑的转向上，因为可以观察到的后一转向恰恰是一个结果。必须肯定，尽管卢卡奇、萨特以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论起源，但在资本主义分析（以及更深的历史认识）上还是主要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姿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依赖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他们在历史辩证法（主客体同一性辩证法）上的复杂甚至矛盾的探索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正是后一方面决定着他们普遍地把生产（实践、劳动）作为分析的入口，例如，萨特后期的《辩证理性批判》仍然围绕劳动实践这个中轴来展开自己的讨论，即使远离了马克思的弗洛姆也都把雇佣劳动（劳动力）作为自己社会性格理论的基础。构成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基调的批判理论，如霍克海默所强调的那样，正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前提的，因此即使他们把自己理论研究的直接对象投放到远离工厂的领域，他们也不会忘记作这样的强调：“办公室和工厂以外的生活被当做是为了恢复精力再到办公室和工厂的生活；因而是一种纯粹的附属物，是一种劳动的彗星之尾，像劳动一样用时间来衡量，而且被称为‘自由’。”[16](p.214)如果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激进理论对比，我们将发现，不必说鲍德里亚这种极端论者，大多批判理论家早已把这种深刻的洞察抛到了脑后。当然，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一声叹息——“到了20世纪，工厂像铁幕一样，消解了一切文化”[17](p.5)——所传递出的矛盾那样，我们在面对这一实际情况时，仅仅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够的，毕竟马克思没有遭遇到这种情况。

因此，在推进、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这一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始终面临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然而，这个问题又始终晦暗不明或充满矛盾。例如，他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已经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也明确使用源自第二国际的“垄断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提法，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有趣的是，晚年的卢卡奇非常明确地强调了当下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他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恢复，反而更加明显地从资本主义一般这个抽象水平来进行资本主义批判。[14]与之对照，我们发现，当萨特和法兰克福学派以更充分展开的资本主义这个“人体”作为参照来发展资本主义批判时，同样是向更抽象水平的理论恢复，“辩证理性批判”和“启蒙辩证法”无疑都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可以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历史认识论并没有超出黑格尔—马克思，尽管也正是他们率先揭开了对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现代性的批判。所以我们看到，尽管他们的现代人本主义逻辑（特别是启蒙辩证法）开始直接把启蒙本身作为批判对象，但它们实际并没有超越启蒙，或者更精确地说，他们把启蒙逻辑推到了制高点，从而也最充分地表征了启蒙思想本身的矛盾。

我们把这一阶段的终点定位在《单向度的人》，原因也因于此。这一文本扩展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的工具理性批判等核心创见。尽管其仍然强调“至关紧要的不是心理学或美学问题，而是统治的物质基础”，[18](p.207)但恰恰也正是在这里，解放政治倒转成美学、心理学或伦理学。在这之后，不仅美学的维度成为压倒一切的批判中心，而且立即产生了《否定的辩证法》和《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两类从不同的方向宣布那种思路破产的著作。前者是内部爆破，其灰烬仍然是一种美学，只不过是一种伪浪漫主义的伪美学，例如大量围绕审美现代性而诞生的各种叽叽歪歪的美学话语。后两者是外部的攻击，它借助了在反对萨特过程中诞生的结构主义理论并使这种理论成为其后马克思主义论域中弥漫性的幽灵。从这一角度来说，1968年5月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实践检验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套用霍克海默的一句话来说，“理论与时间的相关性在于理论家的社会存在判断的不断变化，因为这种判断取决于它与社会历史实践的有意识的关系”，[16](p.204)如果理论家本人已经在理论上作出自我裁决，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实践的裁决已经无所谓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阿多诺等“五月革命”的思想领袖却以冷漠的姿态来对等这场革命本身。

第二个阶段是一个漫长的整合阶段，它从1965年一直延续到1984年。在后一年份中，多种不同风格和主题的著作直接揭开一个更新的阶段。先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判官佩里·安德森出版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肯定了一个更加多元化阶段的到来。吉登斯出版了《社会的构成》，尽管不能将之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本书却是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阐明的那个历史认识原则——“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对话[18](pp..40-41)，并且其综合性视角和挑衅性理论姿态对其后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批判被加强；另一方面它的某些核心原则又更明显地融入宏大社会理论建构中，这使得在不少人看来吉登斯本人就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确实，在下一年（1985年），他推出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三部曲之二《民族国家与暴力》时，不再直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而全面转入自己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构建。詹姆逊发表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在文化批评上清晰地描述了“晚期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并且把自己从《政治无意识》（1981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确切地置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中，从而亦推动了一种影响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大卫·哈维在这一年出版《资本的界限》，以显著的方式呈现了从空间角度重构《资本论》的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空间化道路上设置了一个重要的标志。差不多同一时期，哈贝马斯出版了《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初版于1981年，第二卷初版于1985年），从而基本完成了自己对批判理论的重构，这意味着他以一个独特的案例再度说明了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出走而可能达及的理论范式。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出版并引起争论，这个局部的范例尽管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追随者，但它却见证了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阿尔都塞—葛兰西转向，在霸权成为左派行话这一背景中，他们的言说无疑又代表着一种无法用传统概括的路向。还有，1985年，埃尔斯特与柯亨、罗默共同主编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理论研究丛书》，并且出版了自己的《理解马克思》，这使得柯亨1978年出版《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后开始形成的具有严格意义学派特征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潮，这一思潮在今天的英国仍然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导地位。林林总总，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子。在总体上，这见证着先前的多样化探索开始凝结成多个竞争性的理论版块，意味着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那种（接近自发性质的）无意识竞争最终变成由几种新的话语引领的派系竞争（套用经济学术语即垄断竞争，这与当前的经验全球化十分相像）。

在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无意识竞争不仅由这样一种过渡性所标志——卢卡奇、阿多诺等大师的谢世，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在学院获得生长，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引领性的原创思想却还都未能确立自己的地位，这在许多个体思想家身上表征出来，例如，哈贝马斯、鲍德里亚、詹姆逊等等。这些人都是在这一阶段成长起来的，并且都直接受惠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并且在确切的意义上，其最初探索都是受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所限（当然，他们独特之处也在于同时挪用了在这些框架之外的思想资源）。哈贝马斯受卢卡奇和霍克海默等人影响，在60年代末采取了一种进化论框架，经由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支持，逐步过渡到以结构为焦点的建构主义交往行动框架。鲍德里亚最初两本著作——《物体系》和《消费社会》——明显在物品生产和关系、差异生产之间动摇，前者来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后者则源于巴特等人的结构主义，直到《象征之镜》才克服了这种动摇，毅然转向象征交换理论并同时告别马克思主义。在这两个人的理论中，我们看到，借由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异化的批判，马克思曾经基于人—自然/人—人关系内在一致性而将之作为历史前提的生产被重新剥开，在哈贝马斯那里成为劳动（生产）—交往，在鲍德里亚那里则成为商品生产—象征交换，并且他们同时抬高后者而否定前者，并把重建后者的理解环境作为解放话语的目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生产方式理论被否定。

尽管包括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人在内的许多新颖话语具有异常的复杂性，但是在更大的理论氛围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仍然是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总体转向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占据更显著的地位，并且直接引领着这种转向。转向本身，在理论焦点上，不仅把无产阶级当成一个“伪问题”——因此就会把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当成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作为回答上述问题的资本主义历史动态问题亦不复存在，为批判当下社会状态（这总是不合理的）而建立一种不受时间干扰的纯粹理论模型成为其潜在目标，直接的目标便是维持理论的批判性本身。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批判理论可以为不同立场的人们拿来共同讨论甚至得到他们认同的基本原因。就分析的入口来说，马克思的商品生产显然被取消了，在一般意义上，通过消费、媒体、意识形态、理性等这些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开辟出来的入口，最终汇集成以意识形态或权力话语或霸权为内核的文化。这一点进一步产生了重大而复杂的理论和政治影响，因为在下一阶段上，我们将看到，由此出发的许多有影响的重要左派话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现实（生产方式）已经没有关联。说到历史认识论这个层次，借由象征、语言（意义）规则、心理（认知）结构等等而客观化的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即主体间性）成为社会（历史）认识的前提和中心，建构主义开始占据历史叙事的中轴位置。

如前所述，总体上，这一阶段只是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在基本的历史叙事上，通过结构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开始普遍地受到来自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受第三世界经验支持的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依附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世界体系论等等也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研究方面，包括法国调节学派等新理论在内的许多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一些新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处在一种多样性整合之中。从理论上看，这种特征多表现为一种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特别是经过60年代末文化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不断寻求突破的结果。确实，我们也很难在那种隐约开始的历史认识论转向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建立某种直接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已经强调，在多种哲学或文化理论中，我们也很少见到这些理论自身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判断。因此，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在理论发展与现实发展之间画出某种近似的等号。不过，理论上的这种无意识竞争，难道不正是先前理论失败而对当下分析的无能的标志？在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等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对更高抽象水平的一般理论的诉求，难道不正是逃避具体困境的直接征兆？我们将看到，新的阶段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正面肯定而开始的。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我们把起点定在1984年左右，前面已经从理论表象上说明了理由。实际上，从全球社会经济政治的宏观变迁情况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受到普遍质疑，随后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思想获得了胜利；“进口替代”的经济独立道路并没有把拉美带入预期的美好图景；以苏联为代表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在谋求新的发展思路，特别是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等等。这些宏观历史条件并不会在多数社会理论论著得到详细研究，或者它们泛泛地构成80年代之后全球化话题的背景。尽管以大尺度长时段为基本特征的世界体系理论逐渐成为在社会科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主导范式，但多数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愈来愈走入微观层面，这在表面上是普遍地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

一般来说，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历史认识论上也存在着一个“后现代转向”，那么这种转向正是1984年以来的事。这种转向从不同层面把传统的解放政治学作为一种宏大叙事给打发了。受这种转向影响，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微观”的斗争。当然，在我们把微观打上引号的时候，表明自己对它的基本性质的怀疑。这是因为，这种转向并不只是一个层面的影响。其中，它更深刻地包括把现实文本化的那种趋势，即在叙事的名义下，以对话语的研究替代了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因此，在那种“微观”的斗争中，奇特的是，“微观”本身并不具有我们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种具体的政治学属性。例如，女性主义在理论上失去了早期玛丽时代（《女权辩护》）那种争取广泛而具体的政治权利斗争的性质，它变成了一种关于女性在话语上表述自身主体性的权利问题（如斯皮伐克）以及其他什么问题，这使得它在文学作品研究中比在现实政治中更为重要，同时使理论家对讨论文学作品的重视更甚于讨论政治现实。同时，在诸如女权主义运动、环境运动等等这些新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本身即是激励那些微观叙事的源泉——越来越务实地落脚于那些微观事件，比如垃圾处理、家装材料的化学毒性等，为之辩护的理论却越来越集中于抽象和普遍性，即话语或文化的层面。在这一点上，詹姆逊是一个例子。他对波拿文彻宾馆、电影《热天午后》、康拉德的小说的分析等等，确实都是文化研究的精彩的微观案例。不过，这种案例与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目标之间的联系却是那样宏大，因为资本主义在这些案例中不再是一种具体生产方式，而是一种抽象的话语。所以，他的这句话很具代表性：“我们只能在世界本身已经变得抽象的情况下才能抽象地思考这个世界”。[19](p.55)确实，对于许多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来说，资本主义不再是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抽象的话语结构。或许正是这一原因，J．K．吉布森格雷汉姆的对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才成为今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类型。

当然，我们可以简单地拒斥这一种类型，因为它们与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一样，都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话语批判而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批判，当然也都是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过，我们不厌其烦地例证，是为了说明何以话语的批判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之一，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可以拿詹姆逊来举例，他对文化研究在今日的合理性留下了重要的论证，在这种论证中，左派批判的一切都具有政治性，因为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中，一切都是政治的。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詹姆逊的泛政治化理解成他为自己坚持文化定义权的斗争而进行的辩护，实际上，这是为全部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合理性的辩护。当然，詹姆逊本人试图借由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在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乌托邦的人本主义之间进行协调，并且确实证明了为什么文化问题在今天如此重要。但是，矛盾恰恰也在这里展开，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即詹姆逊所言的“跨国资本主义”阶段上，文化失去了其半自主性，那么，一方面，他所乐观地估计的这种丧失带来的对革命具有积极意义的“爆炸效应”如何能够产生对资本主义的颠覆呢？另一方面，他所言的批评距离又在哪里呢？他自身的理论实践不是恰好否定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吗？在前一个方面，与鲍德里亚一样，当他们成为理论或学术明星的时候，他们理论的破坏力恰恰是减弱到最小的时候，因为信息的“内爆”使他们的反抗姿态被体系吸收；在后一个方面，他那种把理想化的“第三世界”作为飞地的做法恰恰如许多评论者指出的那样是源自霸权中心的压抑性权力操作。

无论如何，20世纪80年代之后，从60年代开始诞生的对景观、符号、话语霸权的批判，借由更精致的话语理论和霸权理论，全面地支配了左派理论，产生数不胜数的变体。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中，“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成了问题，而《马克思的幽灵》则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言说。这个例子，以清晰的方式说明了今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类型与“债务国家”、“新国际”这些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种发展，就如莎士比亚的《哈雷姆特》一样，无论是否具有历史原型，它本身都只是一出戏剧。

当然，上述讨论只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显著倾向，它在历史认识论上以叙事替代了主客体之间的实际作用，其理论旨趣甚至和解放无关，只是对霸权的解构，而其分析的入口是话语（意识形态）。这种倾向，并不否定真实的资本主义环境，但它们把资本主义本身看成为一种权力话语。

与上述倾向并行的是以社会正义和个人平等权利为中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倾向中，“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占据显著的位置。这种以分析哲学为工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具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矛盾目标——“科学地”分析伦理、道德和正义问题，但作为一种思潮，它并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有着深刻的政治和道德关怀，这便是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等正义的真正实现。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英国柯亨所领导的学派自称“分析的社会主义”。当然，这也意味着，至少在柯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工作和约翰·罗默的绝大多数著作中，这种思潮的分析入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在历史认识论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主要采纳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中流行的那个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特征的理性选择模式。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一松散的学派（实际上包括部分代表和许多重要研究者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学派）并非从马克思主义政治旨趣出发，其分析的入口与历史认识论假设也都不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限制，这就像其在2005年不再自称“分析的社会主义”而把“平等理论和实践”作为自己的旗号这个行动所表征的那样。实际上，在今天，只是因为剥削、压迫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而非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才产生了许多与马克思主义高度相关的理论（无论它们是否自称“马克思主义”）。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即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也不能简单地将之看做为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辩护，就如他们以同样的力度宣称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那样。作为典型例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显著地说明了许多在今天致力于社会正义和个人权利的左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种关系。从这种关系出发，我主张重视这些思潮，但不提倡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它们提出要求。实际上，它们是一种理论参照，说明了今天西方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反对这些价值，但在根本上，马克思主义更不应该像这些思潮那样，在充分“尊重”资本主义权力的前提下通过与更加复杂化的资本力量的谈判来获得这种价值。作为一种参照，它们事实上也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已经彻底失败——在局部已经堕落成少数左派知识分子的行话，在总体上仅仅是在口头抗议资本权力的知识话语。

这个问题最为突出地反映在源自解构的幽灵化马克思主义言说上，德里达曾经为之作辩解：我以为，在对马克思的‘存在论’的这种解构之后得到的，正是一种去政治化或政治效应之幻灭的反面。毋宁说，在我看来，对‘马克思’、理论、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之前提的重新检验的关键，在于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为对种种灾难性、历史性的失败进行的考察提供（一个）开端，也在于实现对来自马克思的特殊遗产的一种不同种类的重新政治化。[15](p.501)德里达的这段陈述，不仅精彩地指出了诸如阿尔都塞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实际意义，而且极为生动和准确地阐明了一切“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政治学的界限。德里达、伊格尔顿、斯皮伐克，以及齐泽克、拉克劳、巴特勒等等不同组别之间的内部口角充分说明了这种界限是什么。这便是文字。这是因为，既然左派政治学的普遍性前提在“现实上”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并且由于世界本身总是逃避我们语言的控制而使得表述这种种前提成为一种不可能性，那么，剩下的事只有一件：在文字游戏中努力地追寻那个纯粹理论性的假定存在的前提。我们无须提出另外的例子，他们之间的争论已经足够精彩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德里达在《马克思和儿子们》中对斯皮伐克的反批评，在《偶然性、普遍性和霸权》中巴特勒、拉克劳和齐泽克之间的自说自话。

由于提问本身总是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我们似乎只能通过反反复复地“把问题置于质问中”来触摸问题本身，甚至，自觉地背叛原初的提问似乎成为达及问题真境（如果存在的话）的唯一正途。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在这种宿命中，许多当代“政治学”著作的作者，都矫情地模仿了海德格尔的那种叹息，使之成为左派的和抗议的政治恶习，他们的政治意图“仅仅是让人们听到一声呼唤”，[15](p.9)通过这声呼唤，他们自己占据那个据说被剥掉了弥塞亚主义外衣的弥塞亚位置。这似乎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西方理论中的状态。

在今天，就个案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是最为复杂的，即处在华勒斯坦称为“千面马克思”的状态中。但是，在全部复杂甚至不可理解的话语之中，这一点同样也是清晰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政治学，而是一种知识话语，它为反霸权的知识实践和争取权利的话语实践提供着思想动力，但显然亦不是现代性自我反思的核心思想资源。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但我们必须面对它。面对它，也即是面对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可能性。这个将把我们带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之中的重要缺失，即对具体的权力、它的产生机制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它的内在矛盾和界限的研究，也即是对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建立在其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最低限度地保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在最好的情况下写出后马克思时代的“后资本论”。如果需要强调本书研究主题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那么将是：如果不认真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如此类的教训，无论是否追随其理论逻辑，我们也将同样面临类似的失败。今天，我们的研究中理论的繁荣掩盖着其自身的匮乏，现实的透明造就着其自身的复杂。

0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类型或模式 

尽管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确定边界的思潮从而可能从上述阶段性发展来透视其逻辑的变迁，但是，如果按照传统思想史叙事方式以单质逻辑来展开这种变迁，也存在着巨大困难。我们已经强调，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所标识的，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思潮，而是多种并不同质的理论动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于它们都与马克思相关这个性质维持的。并且，尽管在这些不同的理论动向之间可能清晰地看到内在的逻辑相关性，例如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批判理论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之间，甚至哈贝马斯亦强调自己确定地受到了卢卡奇的影响，而在詹姆逊那里也会看到卢卡奇的某个方面影子，但是在这些思潮之间同样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总体和某种共同纲领或学派（如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多样性，构成其显著的特征。这一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理论气质直接相关，他们在整体无产阶级或革命主体“衰落”背景下关于这一背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山之作中已经十分显著地暗示了，而葛兰西在狱中思考无产阶级斗争时把霸权问题置于中心，也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状态。在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中，这成为突出的背景，他指出：“《共产党宣言》时代劳工和雇工的生活条件是赤裸裸压迫的结果。今天，它们则成了工联组织的主要课题，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集团之间讨论的话题。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动，早就变成了在社会框架内的现实主义行为。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已被融合到社会中去了。” [8](p.2)在20世纪70年代，“告别无产阶级”则似乎成为一个标准的左派口号。大多选择了精英主义的策略或个体体验式的理论表述（这一点即使在萨特这样热衷于大众运动的思想家那里也十分突出）。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西方主流哲学更崇尚个体话语。由于这种气质，他们在面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时候——实际上，这种现实与通过标准的经济学、政治学或历史学理论描述的作为某种社会构型的资本主义完全不一样——直接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生活体验。可以说，正是这一原因，伯曼挪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作为其论述现代性著作的标题极具代表性。在面对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之际，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其后的多种变体，都可以说是在马克思所描述的物化结构之上诞生的个体反抗话语而非阶级斗争话语，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大相径庭。在前文，我们从总体逻辑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存在着从革命美学到话语政治学的变迁，实际上就已经充分强调了用同一框架来叙述这些具有内在张力的激进话语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又避免传统的按照人头罗列的账本式叙事，我们在本书中采取了模式化思路。这一思路的具体构想是，尽管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间存在着沟通的困难，但是只要他们以同一种性质来描述自己批判的资本主义，那么在他们之间就存在着逻辑的同构性。这样，焦点问题就不在于描述理论家个体的独特性，而是理论类型之间的差异，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的基本意义所在。这样，我们把话语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本身作为一个需要理解的问题植入到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之中，围绕资本主义变迁以及对其批判的逻辑变换来把握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独特言说，从而亦为其评价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照。

在模式化讨论中，我们将首先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性质的定位，而对这个问题的澄清不仅可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而且直接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本人关于资本主义分析的理论特征，从而进一步判定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实质。实际上，在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无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一个被绝大多数研究者忽视的问题，即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存在着三个逻辑层次，并且这三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从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结构，而对于每一个层次的科学分析都有对应的独特的方法论要求。这三个层次分别是：第一个层次，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地出现的特殊生产方式。这个层次表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出发勾勒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般图式，它是具体的。第二个层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纯粹（理想）类型。这种纯粹类型，类似于物理学研究的那种“纯粹形态”，不仅排除了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假设其最发达的状态（或最后的形式）。韦伯的理想类型便是指这样一种理论假设。实际上，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出现的诸多理论模型亦是这种性质的理想工具。也如马克思“资本一般”这个概念那样，这种资本主义是抽象的。马克思自己也说，在他的时代，最接近这种理想类型的是英国。正是在这种模式中，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增殖过程，商品生产以其物化的形式把资本和劳动之对立的社会关系生产出来，从而为自己的扩大再生产产生出前提，并在这种对立构成的最后界限中瓦解。第三个层次才是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演进及其实际形态。在马克思那里，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从商业形态到工业形态再到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金融形态，从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到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再到东亚模式等，所有这些都是实际形态。必须承认，在马克思那里，第二个层次都没有真正完成，更不必说第三个层次了。值得强调的是，阿历克斯·卡利尼考斯非常重要地强调了《资本论》分析的后两个层次，并由此回应了包括调节学派在内的诸多理论。[20]然而，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因为马克思已经从方法论角度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一种历史科学，使之成为现代历史科学和社会理论之可检验的“科学研究纲领”（拉卡托斯语）。

通过这种区分，我们将看到，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运行的。例如，卢卡奇谈到资本主义时，直接涉及的是第二个层次，他是直接从《资本论》及其手稿来描述资本主义一般逻辑的，所以他精彩地把握住了物化问题，但是他在逻辑上缺失了第一个层次，因此他并不能在自己强调的历史发展科学（在他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意义上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在社会与历史之间存在着理论的混用。后来，鲍德里亚批评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时，不仅把前两个层次都给废了，而且只是从当下的具体经验出发重新定义资本主义，并将之作为与象征交换相对立的社会关系构型。从这两个例子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突出强调社会批判理论之所以是个缺点，关键在于其社会发展理论的缺失（这是孙伯鍨教授的一个并没有详细展开的重要论点）。因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阐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分期理论的重要意义所在），才能够为真正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阐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我们也将看到，尽管哈贝马斯后来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但他确实更明显地突出了社会发展理论（尽管他实质上以社会进化理论代替了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研究更具规范性，也最容易证伪。

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进行资本主义批判时，不管其任一代表是站在何种层次上的，在他们的理论中确实也存在着某种具体的资本主义模式。而在总体上，我们将看到，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批判理论是围绕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建立的，格鲁斯曼和波洛克等经济学家沿袭第二国际传统所作的分析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其理论建构的方向则是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中拓展对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倾向中，以美国为原型的消费社会则构成了其资本主义的基本模式，与之并行，法国的列斐伏尔及受其影响的鲍德里亚亦是如此，他们都在以消费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批判上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20世纪70年代，曼德尔和哈贝马斯从不同的方向发展了两种不同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后来，前者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詹姆逊等人，当然这种晚期资本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模式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难以形成一种具有严格边界的理论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扩散和后福特制研究的兴起，全球资本主义分析开始较为广泛地成为左派的显著动向，在其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的理论。在这些直接指出或含蓄包含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的理论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重要而特别的研究，其中核心之一便是从卢卡奇开始便一直强劲地存在着的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因为意识形态现实的复杂化和分析的理论前提变迁而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从葛兰西对文化霸权问题的揭示到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问题的分析，再到拉克劳和墨菲基于霸权问题对社会主义战略的重新规划，以及以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实际旨趣的文化政治学的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洋洋洒洒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因为理论本身的复杂化，也产生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例如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多种模式，其中重要的有，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话语模式的研究，例如吉布森—格雷汉姆的女性主义视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资本主义模式为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话语之间的沟通提供了重要基础。不考虑这些模式在经验上的检验问题，我们可以围绕这些模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格式化。

当然，作为具有边界的资本主义批判模式，任何理论本身都不只是包括资本主义的理解。一种理论模式，特别是左派理论模式，它关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定位只是提供一种对自身进行定位的时空语境，在理论上，它的核心是理论框架，即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框架，以及政治期待——即基于历史可能性理解而得出的实际政治结论或革命策略。除此之外，在那些模式中，也包含着与马克思的关系等内容。在本书中讨论的四种模式，实际上，每种模式都是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展开的，因此它们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定位，也都是突出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某一核心特征，如国家调控、消费主义文化、全球化等。围绕这些主题，他们阐述了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性理解，也因此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特殊形态定位上直接挑战马克思的结论，并且进一步提出替代马克思分析的元理论之逻辑诉求。

当然，上述各种倾向并非完全各自独立的，由于源自马克思的政治期待（虽然不同学者实际上存在着复杂的立场）以及与马克思基本逻辑的关系，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并且，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为一种本质主义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全部的分析实际上是马克思基本分析范式在两个方向上的变迁：一方面是马克思之后新出现的内容所造成的主题创新，即理论内容的深化；另一方面便是由于主题创新而直接带来的元理论扩展，即分析模式的扩大。在这一点上，曼德尔与哈贝马斯虽然都谈论晚期资本主义，但恰恰代表着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论诉求。前者在具体的世界经济规模上（这与马克思的分析不同，马克思是在抽象的同质资本主义之理论层次上来推断同质化的世界市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多种生产方式的接合——从利润角度来阐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特征及其前景，但较严格地受制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诉求，采取从生产出发关注内在危机的分析思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因此可以说它扩大了分析的内容，但并没有直接带来分析模式的增加；后者则从改写危机概念开始，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把对资本主义的结构分析引入到文化之上，而在其自己的社会进化立场上直接提出了以交往为焦点的分析模式，这是逻辑框架上的突破。当然，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政治诉求亦因此变成一种（虚假的）人道主义的伦理诉求。从这一例子看，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坚持同时从任何一个可能成立的模式的时空经验、学理逻辑和政治诉求之统一性出发，来考量不同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进一步对比，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所直接面临的问题，从而亦因此形成各种不同评价的基本标准之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探索的全部历程再次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凝固的结构，而是一个流动的空间构型，只要资本主义不终结，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替代探索就不会停止。我认为，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因此，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对资本主义的多数理解都直接超越了马克思本人的框架，有一些还直接对马克思提出了尖锐和激烈的批评，但我们并不因此简单地拒斥和否定这些理论。在我们看来，将这些理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环境中的曲折发展更为可取，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曲折性，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远未完成，基于这种研究对资本主义进行实际替代的实践任务更是艰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