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顺良 | 马克思研究： “历史科学”化，还是“马克思学”化？

一

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的反思已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围绕这一问题，包括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一些同仁在内，国内许多学者都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超越从前苏联学界继承下来的“神学叙事”的传统解读模式，实现马克思研究的科学化，已成为学者们的一种共识。这无疑是近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的最大收获。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为，套用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话，大家尽管对于“从何处来”即在对原苏东解读模式的弊端的看法上已经比较清楚和一致了，但对于“向何处去”即在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化问题上却存在着迷惘和分歧。

二

我认为，在“向何处去”问题上出现的种种误解和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学”。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解读模式中，战后影响最大、堪称“显学”的主要是三大模式：

·“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

·“西方马克思学解读模式”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60年代造反运动的失败和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上台，“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就其特定逻辑来说已经终结；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又进一步宣告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的破产。这就在国际上客观上形成了似乎只有西方“马克思学”“硕果仅存”。特别是伴随着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人们开始大谈什么“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这种情况反映到国内学界，已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也跟着提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的口号。

我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化等同于“马克思学”化的主张是不正确的，某些学者提出这一主张是由其认识上存在着一系列的误区造成的。

必须承认，这种误解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国际背景。首先是确实有一些原来主要从事马克思文献整理和考证工作的前“苏东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巴加图利亚和英格·陶伯特），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告别意识形态”，将文献学考证“独立化”；其次是几乎与此同时在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中也出现了“去西方化”与“文献学化”的新动向，即在充分肯定前苏东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前提下，主动将自己的研究由“文本学解读”和“思想史诠释”转向“文献学考证”。于是乎，两者在MEGA2的新编委会中会聚了，形成了一种似乎“马克思学”已经“全球化”与“文献学化”的表象。

正是上述情况在中国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造成了思想混乱：他们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马克思学”与MEGA2的合流代表了马克思研究的“大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必须跟在前苏联东欧学者屁股后面，转向“马克思学”和单纯的“文献学考证”。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人们忘记了对前述表象必须进行一点批判的考察：“马克思学”是否等于单纯的文献学考证，而“文献学考证”又是否只能采取“马克思学”的范式呢？

同样，“马克思学”也不等于“文献学”，它本质上不是文献考证，而是一种解释范式或解读模式。西方马克思学从未将自己局限于文献学考证的范围在内。尽管在“马克思学”一词的创始者吕贝尔那里，对建构马克思研究的文献学基础具有高度的自觉，也确实作出了一定成绩，但从根本上说，他的这种努力是为了与“苏东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相抗衡，为自己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解读模式作论证。即使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美国杜克大学的汤姆·洛克莫尔教授2000年的《论在马克思主义之后恢复马克思》的论文，尽管被国内某些学者盛赞为代表了“一种旨在从学术层面上避开先定‘框架’、情绪化‘评判’和中间的‘环节’，‘直接而全方位’地面对原始文本，回到马克思当年的历史语境，重新阐释其思想的研究趋向”，实际上不仅没有作任何文献考证工作，甚至连文本解读都谈不上，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史叙事”！

诚然，西方“马克思学”一开始就标榜自己是中立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并且我们丝毫也不怀疑确实有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主观意图上“专门以马克思的生平和著述作为研究和阐释对象，力图不抱意识形态的偏见”。但是，“标榜”不等于真实，“主观意图”不等于客观结果，如果把人们的“声明”当作“现实”，那就真是过于天真了！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从费切尔的“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到莱文“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西方“马克思学”不仅研究的论题本身来自意识形态斗争，而且其研究的结论也与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毫无二致。

其实，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因为吕贝尔提出的“马克思学”本身，就是以马克思同“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分离为前提的。“马克思学”这一概念本身，就预设了马克思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前判断”，隐含着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陷阱，西方“马克思学”得出的许多明显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科学结论”，其实正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解释学循环”。因此，与国内某些学者的断言恰恰相反，西方“马克思学”与“苏东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真实存在的，不过是“隐性意识形态”与“显性意识形态”的区别，而不是什么“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学”的这种在“非意识形态化”形式下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状况，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自觉了。新MEGA2的编者英格·陶伯特等人不再延续以往《德意志意识形态》各个版本（包括MEGA2试编本在内）“把留传下来的各篇手稿编辑和解释成一部著作的传统”，而是要将其“作为独立成篇的文稿加以收录和编辑”的“新思路”，集中反映了这一倾向。陶伯特直言不讳地声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往的版本大多打下了政治意图的烙印，试图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形成”，其实它不过是“《神圣家族》的回声”，这实际上是企图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史事实！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的编者看来，陶伯特等人的编辑新思路不仅适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也适用于《资本论》，它“具有纲领性意义，表明在意识形态时代终结之后能够重新对马克思进行哲学的解构”。

在第一点中我已指出，尽管研究的侧重点可能各不相同，但任何马克思研究都是“文献考证－文本解读－思想诠释”的统一，归根结底都是要对马克思的思想及其意义作出自己的诠释。绝对意义上的“唯文献而文献”、“唯文本而文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对于一个主张“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人，不但单纯的学问家无法真正读懂，就是单纯的思想家也无法完全读懂。在文献学考证与文本学解读、思想史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当然应有分工，但决不是什么“要学问家，不要思想家”。

离开文本学解读，文献学考证只能是死的、纯技术的、警察意义上的技术鉴定；离开马克思对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巨大影响，又如何能科学地评价其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呢？

事实上，20世纪西方“马克思学”的产生，恰恰是由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引发的。一个对当代不再具有意义的人是不会受到当代人特别是学界关注的，更不能成为一种“显学”。资本是最现实的，它不会出于单纯游戏或鉴赏的目的去出钱资助“马克思学”的。同样，资本主义只有仍然感到马克思“幽灵”的威胁，才会想方设法去驱逐他的“幽灵”。令国内某些学者欢呼雀跃的“在马克思主义之后恢复马克思”的“马克思学”新动向，实际上是要将马克思同化为黑格尔，“在马克思主义之后恢复”的并不是马克思，而是黑格尔！撇开洛克莫尔等人的主观愿望，仅从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归属于黑格尔这一点来说，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倾向客观上构成了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共谋。

国内某些学者对“马克思学”在上述对象（“纯客观”）、方法（“纯科学”）、目的（“纯学术”）三个方面的误解合到一起，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化、实证化、学院化。如果说这种倾向在理论上主要是受到已被后来的历史主义特别是费耶阿本德所颠覆了的西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

那么在实践上则是“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反映。要知道，“非意识形态化”恰恰是所谓“意识形态终结之后的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所谓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主张，实际上正是适应了西方马克思学的“去西方化”和“全球化”的潮流，陷入了西方资产阶级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全球化陷阱，不自觉地成为资本主义全球话语霸权的共谋。

因此，走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苏联模式”的“神学叙事”或显性意识形态，决不能走入“马克思学”的隐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化，只能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历史科学”化。

三

当然，我们不赞成在走出“苏联模式”之后走进“马克思学”模式，并不等于全盘否定“马克思学”，更不等于不要加强“文献学”的研究，特别是吸收MEGA2的研究成果。这里需要正确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

迄今为止，我国在马克思研究中文献学基础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是刚刚起步，不仅无法企及前苏联的MEGA编辑成果，就是同原西方“马克思学”相比也差距甚远。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这一工作，这里包括必须充分关注和吸收新MEGA2的一切研究成果，也包括亟需培养和造就自己的文献学研究专家，建构自己的文献学研究基础。

但是，同时不应忘记，在马克思研究中，文献学考证是前提和基础，文本学解读是中介和核心，思想史诠释则是结果和目的。马克思研究要真正成为一门“历史科学”，关键在于文本学解读。我们只有抓住文本学解读这个关键环节，才能真正把我国的马克思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这里的关键是要在推动马克思研究科学化的同时，充分注意到历史科学的特殊性。历史科学本身不可能完全摆脱叙事性质。我们可以走出“神学”叙事，但永远不能摆脱历史科学的“叙事”性质。

费耶阿本德就曾指出，自然科学史本身就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异质混杂的过程。哲学史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如此。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恰恰不能避免意识形态，而是堕入最坏的“意识形态”即鲍德里亚所说的“零度化的意识形态”陷阱。当然，这并不是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首先信仰它为前提，象宗教信徒所说的那样“诚则灵”。

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是一种基于科学的信念，它包含着非理性的因素，但不是反理性的。马克思研究范式的性质只能是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科学”，它不是神学，也不是西方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它要求我们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科学精神和批判态度统一起来。在当前，我们必须在充分吸收“马克思学”和新MEGA2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其范式和结论中可能带有的意识形态偏见保持应有的警惕和审慎的批判态度。

三是思想史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的科学化，并不等于学术化、学院化。片面地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固然是一种低劣的实用主义，但“任何思想史总是当代视野中的思想史”却是无可争议的。企图通过“回到学术层面”，把马克思变成“书斋里的学者”，恰恰无法使思想史由“神学叙事”转变为“历史科学”。

我们必须把思想史的研究与创建具有当代水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功能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结合起来。苏联历史上强调“理论为现实服务”确实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沦为官方意识形态，但那并不是应用研究本身的“原罪”，而是由于专制主义的文化管理体制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的本质，把马克思变成了现行体制的“辩护士”。这只能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坚持科学态度和批判精神的统一，才能得到纠正，而不是通过“回到学术层面”“退回书斋”就能够解决的。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