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以前梁赞诺夫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梁赞诺夫（N. bzw. D. Rjazanov），原名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戈尔登达赫（David Borisovič Gol'dendach），1917月才加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1921年内战期间，他被任命为建于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Institut, MEI）院长。身为院长的他，启用了许多有才能的研究员和海外学者，派作通信员（Korrespondent），收集为数庞大的有关国际工人运动史的文献、原始资料以及文件。对于无法直接获取的原始资料，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便通过拷贝来确保资料的获得。为了收集资料，他不惜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他将如此收集而来的资料，和才华出众的学者汇集在一处，开始从事最早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 Hi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MEGA1）的正式出版事业。

梁赞诺夫于十月革命前不久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但为何能被任命为成立于1921年1月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2]院长？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正如罗延所指出的，梁赞诺夫于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后，西方极少有人关注过他；而20世纪30年代后，他被冠以具有孟什维克倾向，成为斯大林政权的牺牲品，即便是在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圈内，他也是被完全遗忘的“非人”（Un-Person）。[3]因此直到90年代，有关其生平与活动的文献或研究成果才开始逐渐浮出水面。[4]

布尔什维克

梁赞诺夫20岁之前就曾参加革命运动，他在轮番的入狱与流亡生涯中，不断开拓着自己的命运。[5]从1900年1月开始的近6年里，他辗转于日内瓦、巴黎、柏林、苏黎世等地，从事教师及报人活动。1901年起，他为流亡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机关刊物《火星报》（Iskra）和《前进报》（Vorwärts）撰稿，同时通过《两个真相：大众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俄国知识阶级史的一面》（Zwei  Wahrheiten. Volkstümlerbewegung und Marxismus. Ein Abschnitt aus der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Intelligenz, 1902）、《破灭的幻想：关于党的危机原因的提问》（Zerstörte Illusionen. Zur Frage der Ursachen der Krise unserer Partei, 1904）等宣传册，表达了在流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展开的激烈的组织问题论争中，他自己所持的与列宁相反的独立派态度，即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1909年，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作了如下回顾：“我绝不是反对孟什维克。革命之前的1901-1905年间，我是‘大众性的罢主论者（Massenstreiker）’之一。这是因为，我原则上反对恐怖主义、‘有准备的’武装起义以及‘所有种类’的斗争组织。”[6] 

1905年秋，梁赞诺夫回到掀起革命的俄国，开展了近两年的政治活动。1907年5月，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spartei Russlands）大会上被捕入狱，但随即被释，同年夏又再次回到柏林。这一年11月，他在彼得堡稍作停留[7]，之后就开始了长达10年的第二期流亡生涯。较之政治论争，他把精力集中在国际工人运动史和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学术研究上。因此，较之流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革命理论论争，这一时期的梁赞诺夫因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卓越专业知识，受到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广泛关注。

据柏林警察局报告，梁赞诺夫生活在柏林时主事写作，在皇家图书馆（Die Konigliche Bibliothek zu Berlin）里度过许多时光。[8]实际上，1907年后梁赞诺夫的生活与其第一流亡期一样，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刊物以及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撰稿[9]，同时，因考茨基的文章对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很有影响力，梁赞诺夫将其翻译成俄文，他与考茨基的友谊也由此变得笃厚。[10]

柏林皇家图书馆

梁赞诺夫连同阿克塞尔罗德（Pavel Borisovid Axelrod）和卡尔卡夫（D. Kol’cov，或名Boris Abramovič Ginzburg），作为编者，参与了梅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1902）俄文译本的编辑工作。[11]在编辑该俄文译本时，梁赞诺夫借助倍倍尔的帮助，得以进出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12]而在这一过程中，梁赞诺夫痛切地感到，1848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已经为梅林充分利用，因此自己只能致力于19世纪50年代著作的编纂。[13]此外，俄国在欧洲的作用成为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梁赞诺夫也想将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明确地揭示出来。他的这些想法最后归结为《卡尔·马克思对俄国在欧洲的机制起源的见解：批判性考察》一文，于1909年3月作为《新时代》的补卷出版。[14]

梁赞诺夫的这一论文使他一跃成为“诚挚的马克思学者”，奠定了他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地位。他从这一研究出发，将1897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夫妇出版的《东方问题》中马克思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文章翻译成德文，并尝试对马克思的见解进行准确的分析。[15]1909年5月初，梁赞诺夫为将以前《东方问题》中收录的马克思的文章与原本进行对照而赶赴伦敦，途径布鲁塞尔和巴黎。他借此机会，造访了巴黎近郊达拉维耶的劳拉·拉法格家。在那里，梁赞诺夫详尽地考察了爱琳娜收录马克思的文章时所采用的底本——梅耶（Hermann Meyer）的《纽约每日论坛报》选粹本，从而对爱琳娜编辑的版本产生了怀疑，认为其不过是“无批判的、皮相的文集”（kritiklos und oberflächlich zusammengeklebt）。当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对照了《纽约每日论坛报》后，他更坚定了先前的看法，并最终下了结论：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夫妇编纂的《东方问题》是没有什么价值（nichts wert）的版本。[16]

梁赞诺夫通过详尽的对照，发现艾威林版《东方问题》中，收录有既非马克思也非恩格斯的第三者的文章。同时，他还发现了马克思至今不为人所知的很多文章，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梁赞诺夫在对《纽约每日论坛报》进行周密考察的过程中认识到，有望出版的不仅有“东方问题”，还有1851-1860年的英国经济史、1857的危机、法奥战争等各种专题文集，从而对这些文章的拷贝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请考茨基告诉倍倍尔和迪茨．他正在“为了完备地收集今后出版马克思著作集所必需的文章”而进行拷贝工作。他还劝告负责翻译《东方问题》的路易丝·考茨基，基于他在大英博物馆的考察成果，《东方问题》有可能增至两卷、三卷，所以希望他暂停以不完整的艾威林版为底本的翻译工作。[17]

大英博物馆阅览室

综上所述，梁赞诺夫在大英博物馆进行的资料收集与拷贝工作当初虽仅限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但随即扩大到宪章派的刊物《人民报》（People’s Paper）、月刊《普特南评论》（Putnam’s Review）、《美国新百科全书》（New American Cyclopaedia）、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Volk）等报刊，收集其中所刊载的马克思的文章。[18]然而，到了1909年6月下旬，因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第50版（纪念版）[19]修订工作十分紧迫，再加上《东方问题》原定于7月出版，因此他只能集中进行与《东方问题》有关的资料收集工作。[20]

除此之外，梁赞诺夫的马克思研究前传中还有一件事，这就是1909年6月，他与维也纳的门格尔基金会（Wiener Menger-Stiftung）[21]签订了有关出版《第一国际文件集》（Urkundenbuch der Internationale）的合同。这原是国际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 IAA）的出版项目，想要出版有关人运动的原典著作，该基金会的评审员布劳恩委托考茨基进行编纂。而考茨基予以推辞，并将梁赞诺夫作为合适人选推荐给布劳恩。

“第一国际”成员证书

为考茨基所说服的梁赞诺夫并没有思前想后的余地，作为条件，他答应等把手中正在进行的紧迫工作——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的修改以及《东方问题》的编辑与翻译——如期完成，即到10月以后，再着手从事这一新的工作。那么，梁赞诺夫为何会这样急急忙忙地将编纂国际工人联盟（IAA）议事录一事答应下来呢？他之所以对IAA的议事录编纂有浓厚兴趣，首先是因为这一新的课题针对的是1864至1878年，正好相当于当时他所从事的项目时间的后续期，从而有可能对这一时期再次加以彻底的研究；其次是因为他相信，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的评论文章为考察第一国际在英国的准备期提供了新的思路。[23] 

似乎是对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兴趣，使得梁赞诺夫对编纂第一国际议事录感到了无法拒绝的诱惑。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保管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赫赫有名”的箱子并不陌生。1906年曼海姆大会前，社会民主党组织中曾就群众罢工论（Massenstreik-Debatte）展开了有关党和工会关系的各种讨论。这一过程中，在汉堡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会上，埃尔姆（Adolf Elm，德国烟草工会委员长）宣称，马克思在1866年的国际工人联盟日内瓦总会上对工会运动的评价要比政治运动更高。由此，基于不同源出的各种决议案纷纷出台。倍倍尔为《德国工会总评议会通讯》撰稿，详细介绍了这次大会上提交的各种决议案；同时提到，对于这些讨论，“将通过下一阶段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稿，揭示出真实所在”[24]。然而，这里所提到的恩格斯遗稿，即能够揭示出真实所在的遗稿，却定于两年之后，即1909年3月启封。而这个时间跟他与门格尔签订的项目协议不相符合。也就是说，倍倍尔的希望是，如果社会民主党以其执委会的名义，将这一有关第一国际的项目委托给他，那么以往那些基于“已出版的资料”的研究就会更进一步，阅读到党档案馆所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25]

阿道夫·冯·埃尔姆（Adolph von Elm），德国烟草工会委员长，也是1913年成立的人民福利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保管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箱子于1909年3月启封。此时重要的问题是，谁对遗稿拥有权限？恩格斯原本是将之委托给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的，但恩格斯逝世后，倍倍尔将遗稿的出版权委托给了伯恩施坦。而当伯恩施坦提出了修正主义论争，倍倍尔对于“自己将该遗稿的出版权委托给伯恩施坦”一事，深感后悔。[26]因此，对于想要出版第一国际文献的门格尔基金会的布劳恩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伯恩施坦对哪些遗稿感兴趣。所幸的是，较之第一国际的历史文献，伯恩施坦更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因此门格尔基金会得以接触到装有第一国际相关文献的两只箱子。1909年11月1日，梁赞诺夫前往维也纳考察这些文献，一直到这一年的圣诞。他决定明确了其中可收入第一国际文献集的文献后，再返回柏林，重新考察党档案馆的遗稿。[27]但是，当维也纳的考察工作结束之时，梁赞诺夫对结果并不满意。他感叹道：“在那里发现了很多残损处，遗稿的缺损达到无法复原的程度，其状惨不忍睹。”[28]

门格尔基金会所筹划的这一“第一国际的正式文件集”，原想编纂成国际工人联盟议事录（Kongreßprotokolle）注释版。因决定由梁赞诺夫来编辑后，该计划有了很大的扩充。梁赞诺夫于1910年1月返回柏林之前，拟定了将要递交给门格尔基金会评审委员会的报告书，并在1909年圣诞节之前，将摘要告知考茨基。梁赞诺夫在信中说，该文献集的标题“命名为《第一国际文件集/年表、目录、文献》（Das Urkundenbuch der Internationale/Annalen, Regesta, Bibliographie），原先想将现存的所有资料都付梓，同时撰写绪论部分（Einleitungsband）另册出版，但后来打消了撰写绪论的想法”[29]。他还说：“我想通过文件、议事录、布告文等，来叙述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这些，加上注和解释，在不同的文件之间，添加上我的‘客观的’插入语。为此，我想完整地，或以摘录形式来利用所有的书信、总评议会议事录等。该文件集将以1864年9月28日的会议为出发点，一直到1876年海牙会议正式宣告解散，附上短篇附录加以叙述。”[30]他所编订的这一“文件集有望对资本主义学术界或无政府主义等言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他“将所有记录向学术界公开，使之得以利用，并最终对他自己的主观表达加以制约”。这一态度不失为一个代表性的例子，体现出“梁赞诺夫本人对出版原始资料的认识”（seine Auffassung vom Sinn einer Quellenpublikation）[31]。

对恩格斯有关第一国际的遗稿加以利用的过程中，梁赞诺夫的研究活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的研究不仅获得了新的深度，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出版上，获得了最高的权威。他所推进的各个项目只不过是出版全集所必需的手段和副产品，用于获得全面的知识。他起初对利用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感到十分不安，但借助倍倍尔超乎预想的好意，他不仅接触到恩格斯遗稿中的各种文件，还阅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往来的书信。[32]

他还尽可能创造机会，赴巴黎的达拉维耶、伦敦、苏黎世等地，寻找和收集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史的资料。1910年5月，他造访了布鲁塞尔、巴黎的达拉维耶、伦敦，在这一期间，他在达拉维耶的马克思二女婿拉法格家停留了8天，对爱琳娜离世后由劳拉保管的马克思遗稿，一一加以考察，还编写了目录。上文中讲到的维也纳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计划，是1910年秋梁赞诺夫结束此次收集资料之旅，回到柏林之后的事情。10月初，他来到维也纳，见到了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之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计划，以应对即将到来的1913年马克思著作权的失效问题。他大力游说，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应担负起这一出版重任。[33]

因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具备客观条件，所以维也纳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计划未能实现，但梁赞诺夫并未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产生丝毫的动摇。1911年5月底到11月底，梁赞诺夫花了6个月的时间，再次踏上资料收集之旅，行程经由巴黎的达拉维耶、伦敦、巴黎、日内瓦、苏黎世，到达意大利。[34]11月底，梁赞诺夫来到维也纳。他首先撰写了关于马克思和俄国人交游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科瓦列夫斯基（Maxim Maximowitsche Kovalevskij, 1851-1916）、安年科夫（Pavel Vasil’evič Annenkov, 1812-1887）、赫尔岑（Alexander lwanowitsch Herzen, 1812-1870）等。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梁赞诺夫对其所发现的19世纪40年代的资料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对相当于第一国际前身的正义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以及同盟的工人教育协会的历史进行了整理，并揭示了以下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只是在书房里读书的学者，早在1848年之前，他们就已积极参与了革命性的工人运动。[35]如上所述，梁赞诺夫的研究始于对马克思论东方问题的关注，从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为报纸杂志撰写的文章出发，因编纂第一国际议事录，其关注的范围扩大至60年代和70年代。他坚持不懈地搜寻，终于溯及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料，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生涯的资料。这样，他所具有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渊博知识，已在出版有《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的梅林之上，也超越了恩格斯遗稿继承人——伯恩施坦。正如前文所讲，梁赞诺夫访问了达拉维耶的拉法格家，对劳拉·拉法格从爱琳娜那里继承的马克思遗稿作了细致的考察，编订了目录；在编纂第一国际文件集的同时，仔细调查了恩格斯的遗稿，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因此，拉法格夫妇去世后，在考茨基的举荐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还派遣梁赞诺夫赴达拉维耶，整理拉法格夫妇所藏的马克思遗稿。但当1912年11月底梁赞诺夫到达达拉维耶时，已距拉法格夫妇去世有一年之久，关于马克思遗稿的整理，他未有收获，只好在这一年12月15日，经由巴黎返回柏林。[36]

拉法格夫妇

12月19日，梁赞诺夫向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报告了此次出差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他出示了他所拟定的“党档案馆所藏马克思·拉法格遗稿的内容目录”（Inhalts-Verzeichnis der im Archiv befindlichen Sachen aus dem Marx-Lafargueschen Nachlaß），并建议将有关资料汇集起来，另设“‘马克思的笔记和手稿’类”（Abteilung ‘Marx’s Hefte und Manuskripte’），用耐燃箱来存放这些资料，并保管在《新时代》编辑部。他的这一提议经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全场一致的表决而通过，“马克思遗稿的使用和使用权授予《新时代》编辑部的考茨基和古斯塔夫·埃克施坦（Gustav Eckstein）以及梁赞诺夫”[37]。我们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20世纪10年代初，虽然梁赞诺夫作为马克思论东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第一国际著作的编者，还未取得辉煌的具体成果，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问题上，梁赞诺夫作为当时的头号专家，深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信赖。[38]

当时的梁赞诺夫为收集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等各类遗稿而东奔西走。他与迪茨签订出版合同，出版以《纽约每日论坛报》评论为中心的《东方问题》；同时也与门格尔基金会签约，收集并编纂有关第一国际的资料，时间非常紧张。因此，1913年1月，他首先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抓紧撰写《东方问题》的绪论和注释；同时，对于针对学者和研究者的第一国际相关资料，则先将截至洛桑总会（Lausanner Kongreß）的资料交付给迪茨出版社。但是，梁赞诺夫的这一工作方式——固执地要将欠完备的资料收集齐全——使得计划好的出版日期被迫推迟，从而招致出版商迪茨的不满。[39]

晚年梁赞诺夫

此外，为了完成上述两部著述，梁赞诺夫需要不时地参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计划于1912年出版的四卷本通信集中，第一卷于1910年出版，其余三卷则于1911年出版，因此倍倍尔决定将这些书信的原件封存至1935年。然而梁赞诺夫发现，已出版的通信集中删除了许多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方，这使得利害当事人之间产生新的不和。尤其值得提到的是，1912至1913年间，梁赞诺夫在其《马克思的俄国友人》一文中，引用了当时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中删节的部分，从而刺激了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和书信集编纂者的神经。[40]当初梁赞诺夫认为，删除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特定部分，有可能会导致对书信的歪曲与捏造，他对党执委会以经费问题为借口停止书信的拷贝，甚至禁止他阅览书信原件，表示强烈反对。1913年8月13日，倍倍尔去世。这一年12月，经党执委会许可，他接受了妥协条件，得以阅览有关《东方问题》和第一国际的通信原件，由此在最小限度上恢复了名誉。[41]

这一时期，梁赞诺夫除上述两部著作外，还于1911年2月，与迪茨签订了《资本论》普及本的出版合同。他不仅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性著作集，还欲在针对普通大众的《资本论》普及本中，刊载考茨基的序，阐明该书对工人运动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同时撰写并收入他本人的长篇绪论、事项及人名索引（Sach-und Personenregister），并在1914年初结束这一工作。[42]至于第一国际文件集，则至少在1914年9月维也纳大会之前出版第一卷。然而，由于他在工作方式上追求完美，所以经常超出原定的期限，或者以未完成的状态一再拖延。[43] 

再来看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方面的建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梁赞诺夫所尝试过的计划中，有一项特别值得提及，这就是撰写马克思传记的计划。在收集与整理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书信，故计划将这些书信归并到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通信中，在此基础上撰写马克思的传记。作为该计划的一个步骤，他决定在《新时代》上发表篇独立的文章。1914年6月26日的《新时代》刊载了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二人传记考》，相当于该计划的绪论。[44]关于这篇绪论后将要连载的马克思传记内容，可从他给考茨基的信中略见一斑，信中所列的目录是这样的。

然而，还没等第一回的文稿送至斯图加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梁赞诺夫撰写《马克思传》计划化为泡影。1914年9月，梁赞诺夫想继续先前被迫中断的连载，但似乎又觉得文献作应该先要有所进展。因此从1914年下半年至1916年间，他主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战争的文献，或在此基础上为《新时代》撰写史学论文。这段时期他发表的论文有《英国工人阶级和反雅各宾战争》、《马克思恩格斯论普法战争》、《第一国际的对外政策和对战争的立场》、《普法战争初期的拜兰与李卜克内西》，这些文章与当时的战争不无关系。[46] 

此外，这段时期是梁赞诺夫滞留西欧的最后时期，他要在这段时期里最终完成他与出版社签约出版的资料集。1915年2月，出版商迪茨通过考茨基，要求整理《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登的马克思的文章，而此时第一国际文件集也比当初预计的进度要慢。梁赞诺夫还计划编纂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47]；而在1916年夏，他又急着准备已跟迪茨讨论过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48]。由于新的资料不断被发现，而且他秉持着自己严谨的立场——至少决不能再出版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梅林编）或《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那样的极其不完整的著作集了，所以他的这些庞大计划被一再耽搁。

事实上，这些计划中只有以《东方问题》为中心的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得以部分出版，对于该著作集的绪论和注释，梁赞诺夫当初预计用数月就能完成，而实际上却花了两年的漫长时间。这当然使年迈的迪茨坐卧不安，而在中间转达的考茨基虽然施以强大的心理压迫，却别无所用。[49]梁赞诺夫的完美主义虽然使出版商迪茨等烦恼不已，但拿这一时期尝试编纂的第一国际文件集——虽然只收集了第一卷的资料，而翻译、注释以及索引还都原封未动，处于未完成状态——来说，梁赞诺夫在编辑时将阅读对象限定为学者和研究者，这一典型态度体现出他所计划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面貌。因此，他对编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这一态度，被20世纪20年代后期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筹划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1）继承并延续下来。

J.H.W. Dietz（1843-1922）

当初，梁赞诺夫是作为“俄国”研究者来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出现的有关俄国的问题，是他研究的起点。而他渐渐对马克思恩格斯资料的收集着迷起来，最终崛起为当时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文献的头号权威。他通过长文和短论，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并在此基础上，与当时的理论家展开论争。[50]因此，虽然对他的评价并不都是肯定的．但考茨基作为对其研究最为了解的同时代人，在伯恩施坦面前对他赞不绝口，称赞他是“我们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有能力的才士（Talente）之一”，是“不拘小节，不失高瞻远瞩目光”的学者。[51]考茨基的这些溢美之辞，让我们想起1885年恩格斯向倍倍尔称赞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才能时用的言辞。[52]

[1]荷兰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藏有的考茨基遗稿（Kautsky-Nachlaß）中，包含有梁赞诺夫在1907-1917年（第二流亡期）里写给考茨基的信件（D XIX），本章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下面的这篇论文，该论文围绕这些信件，考察了这一时期中梁赞诺夫的研究经过。Jürgen Rojahn, Aus der Frühzeit des Marx-Engels-Forschung: 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 MEGA-Studien, 1996/1, S.63~65.

[2]根据1920年12月8日列宁主持的布共KPR（B）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该研究院原计划建“全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博物馆”。但次年，即192年1月，博物馆变更为研究院体制。Stern und Wolf，见前书，S. 80页。关于MEI，后文中将有更详细的讨论。

[3]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3页。

[4]20世纪90年代以前，提及梁赞诺夫的只有下面这个出版于70年代的文献。Stern und Wolf, 见前书（Berlin [DDR], 1972）, S. 80~90页; Dirk J. Struik, Introduction, David Riazanov,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ves and Work, New York, 1973, pp.3~10; Bernd Rabehl, Uber den Marxisten und Marxismusforscher Rjazanov, D. Rjazanov, Marx und Engels nicht nur für Anfänger, Berlin, 1973, S. 181~190.

[5]梁赞诺夫于1870年3月10日出生于俄国的敖德萨（Odessa），弟兄姐妹13人。梁赞诺夫家是犹太血统，拥有俄国国籍。早在1887年，他就参加革命运动，开始时关注大众运动，后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1889年，他暂时离开俄国，1891年10月回国，在国境线上被逮捕，入狱后流放至摩尔达维亚。1900年流亡西欧，以巴黎和柏林为中心，和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起，进行出版和宣传活动，1905年革命时回国。之后，他帮助成立工会，并加入社民主义议会派，但1907年再次入狱，同年又流亡西欧，在辗转柏林、维也纳、苏黎世的10年生涯中，他收集国际工人运动史的相关资料并进行研究，专注于撰稿及翻译活动。1907年后其研究活动在其中有更详细的记叙。Jakov Rokitjanskij, 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d Rjazanov,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1993, S. 3;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Zu Leben und Werk David Rjasanows, David Rjasanow: Marx-Engels-Forscher, Humanist, Dissident, hrsg. von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Dietz Verlag, Berlin 1993, S. 10~14: 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3~4页等。

[6]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见前文，S. 11~12（IISG. Nachlaß-Kautsky D XIX 254）。Külow/Jaroslawski推测该信的写作日期是1909年，而罗延却认为是1914年1月19日之前，参考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61页。虽然梁赞诺夫是历史学家，但他的亲笔信上却经常不写日期，因而要确定其写作日期十分困难。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10页。

[7]Bericht des Kriminalschutzmannes Sobieki vom 5. Dezember 1907,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 Jaroslawski, 见前书，S. 214页。

[8]Külow und Jaroslawski, 见前书，参考S. 213~215页上刊载的“Acta den Schriftsteller David Goldendach betreffend”项的5篇柏林警察局报告。

[9]这一时期他刊载于《新时代》的论文列举如下。N. Rjasanoff, Die Aufhebung der Leibeigenschaft in Rußland, Neue Zeit, 23/1, 1904/1905, Nr. 20, 21, 22; N. Rjasanoff, Owen und Ricardo. Zum 50. Todestag Robert Owens （17. November）, Neue Zeit, Nr.7 （13. November 1908）, Nr. 8 （20. November 1908）.

[10]当时梁赞诺夫决定翻译成俄文的是考茨基的以下文章。Karl Kautsky, Die historishe Leistung Karl Marx. Zum 25. Todestage des Meisters, Berlin, 1908: ders., Friedrich Engels. Sein Leben, sein Wirken, seine Schriften, Berlin, 1908; ders.,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 Eine historische Untersuchung Stuttgart 1908. Jürgen Rojahn, 见前文，见S. 12~13页。

[11]当初计划出两卷的俄文版遗著集，结果只出版了下面的这一卷。Iz liter-aturnogo nasdeldija K. Marksa, F. Engel’sa I F. Lassalja. Izd. F. Meringom. I: Sobranies sočinenij K. Marksa i F. Engel’sa ot marta 1841 g. do marta 1844 g. Polnyj perevod pod red. P. Aksel’roda, D. Kol’cova I D. Rjazanova, Odessa 1908.

[12]Külow und Jaroslawski, 见前书，S. 13页。

[13]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le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XI. 1925, S. 391.

[14]N. Rjasanoff, Karl Marx über den Ursprung der Vorherrschaft Rußlands in Europa.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Deutsch von A. Stein, Ergänzungsheft zur Neuen Zeit, Nr. 5. Ausgegeben am 5. März 1909, Stuttgart.

[15]梁赞诺夫作为该书的德文译者，拉带上卡尔·考茨基的夫人路易丝（Luise Kautsky），从而能够保证考茨基对其项目的支持。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11~12页。

[16]艾威林夫妇在《东方问题》的序言中提到：“我们[……]借助在恩格斯的文件中发现的赫尔曼·梅耶的《纽约每日论坛报》选粹本，照此加以利用。”梁赞诺夫在拉法格家发现了该选粹本，并于滞留达拉维耶期间对之加以考察。Marx, The Eastern Question, London, 1897, S. V. Rjazanov an Kautsky, [London, 1909, vor d. 16. Mai]（D XIX 282）; Rjazanov an Kautsky, [London], [1909 vor d. 21. Mai]（D XIX 280）. 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14, 59页。

[17]Jürgen Rojahn, 同上文，S. 14~15页。

[18]Rjasanoff,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Gesammelte Shriften von K. Marx und F. Engels 1852-1862, hrsg. von N. Rjasanoff, die Übers. aus dem Engl. von L. Kautsky, BD. 1,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mbH, Stuttgart 1917, S. X~XI. 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lnstitut in Moskau,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XV, Jahrg., 1930, S. 419.

[19]August Bebel, 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50. Aufl. Verbessert, vermehrt und neu bearbeitet. Jubiläums-Ausgabe, Stuttgart, 1910. 该纪念版于1909年11月刊行。

[20]Rojahn, 见前文，S. 16~17页；Götz Lankau, Marx-Gesamtausgabe, S. 107~108页。爱琳娜艾威林夫妇的《东方问题》汇编了马克思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文章，当初，梁赞诺夫计划以该本为底本，加以批判性的编纂，并翻译成德文出版，但1909年夏，他赴大英博物馆收集资料，出版计划因此而推迟，无法遵守他与迪茨原先约定的时间——1909年7月。此外，因梁赞诺夫对资料收集倾注了巨大热情，所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英文写作的大量文章，他改变计划，打算出版四卷。但1917年只出版了两卷。Gesammelte Shriften von K. Marx und F. Engels 1852-1862, hrsg. von N. Rjasanoff, Bd. 1 und 2, 该书的序言及计划中四卷（包括未出版的三、四卷）所收录的内容概要见“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同上书，1. Bd., S. XV~XVI。

[21]“安东·门格尔图书馆”（Anton Menger-Bibliothek）是用社会主义法学家安东·门格（Anton Menger, 1841-1906）的财产设立的。该机构的设置目的是，“以彻底的学术态度、批判性地重新出版元老作家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著作讨论的是关乎民众理解的案例”。该基金会的评审成员有格林伯格（Carl Grünberg，书记）、布劳恩、哈特曼（Ludo M. Hartmann）. Götz Lan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 Todestag. Briefe und Briefauszüge, Int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XXVIII/1, 1983, 见S. 108页的注15。

[22]Kautsky an Rjazanov, 24. Juni 1909. Jürgen Rojahn, 见前文，重引自S. 19页。黑体为原文所加。

[23]Rjanov an Kautsky, [London] [1909. nach d. 24. Juni] （D XIX 285）. Jürgen Rojahn, 见前文，重引自S.19, 59页。

[24][25]U [A Bebel], Die Gewerkschaftsfrage auf dem Genfer Kongreß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1866）, Correspondenzblatt der Generalkommission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 16（1906）, Nr. 39（29. September）, Nr. 41（13. Oktober）. 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17~18页。

[26]Bebel an Motteler, 26 November 1898,重引自Paul Maye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 Engel Nachlasse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I/VII. Band, 1966/1967, S. 41.

[27]Rjasanov an Kautsky, [Wien], [1909, nach d. 15. November]（D XIX 302）. 重引自Rojahn, 见前文，S. 22~23, 59页。

[28]Rjasanov an Kautsky, [Wien], [1909, nach d. 19. November]（D XIX 301）. 重引自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23, 59页。

[29]梁赞诺夫之所以放弃撰写绪论部分，其重要原因在于：第一，撰写工作耗时“至少在三年或四年”，而对于最终要返回俄国的他来说，这段时间太长了；第二，他想在资料集出版之后，撰写《国际工人联盟史》，不仅供专家使用，也让普通读者也能够阅读，而这一历史叙述需要有独立性。Rjazanov an Kautsky, [Wien], [1909, nach d. 19. Dezember]（D XIX 301）. 重引自Jürgen Rojahn, 见前论文，S. 24~25页。该绪论的一部分刊载于1926年莫斯科的MEI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第一卷中。D。Rjazanov, Zur Geschichte der ersten Internationale. I. Die Entstehung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Marx-Engels-Archiv, Bd. I, 1926, S. 119~202.

[30]见前信（D XlX 301）. 重引自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24页。参考Lankau，见前文，S. 108页的注17。

[31]见前信（D XlX 301）. 重引自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24页。参考Lankau，见前文，S. 108页的注17。

[32]Rjazanov an Kautsky, [Wien], [1913, Anfang Mai]（D XlX 248）. 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27, 60页。此外，梁赞诺夫于1923年11月20日在莫斯科的社会主义科学院发表演讲，他说：“在档案的使用上，倍倍尔极为友好，他对所有研究人员都很亲切。当时我与他全无交情，但正如后来那样，他待我十分友好。”1913年4月中旬，他在给出版商迪茨的信中写道：“在倍倍尔的介绍下，党执委会同意［我］自由阅览迥（Jung）、贝克尔、莫特勒等人的遗稿。”Rjasanoff, Neueste Mitteilungen 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 386；Rjazanov an Dietz, [Mitte April 1913], IISG, Dossier Marx-Engels-Briefwechsel, 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27, 18页。

[33]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27~29页。另见Lankau, 前文，S. 109~110页。

[34]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32页。

[35]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S. 419；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34~35页。

[36]拉法格夫妇去世一年后，即1912年11月底，梁赞诺夫访问达拉维耶，他报告说，虽然想要对资料加以收集整理，但当时并未发现有价值的资料；并对1年前拉法格夫妇去世后未能立即派他前去表示遗憾。Rojahn, 见前文，S. 38页。早在拉法格夫妇去世之前，他们所藏的马克思遗稿就已到了考茨基梅林和梁赞诺夫等人手里，进行着整理和编纂，其余则都归属了党档案馆。Rjazanov an Kautsky, [Wien], [1911] 14. Dez[ember]（D XIX 295）. 重引自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38页。

[37]Rjazanov an Kautsky, [Wien] [1913 nach d. 20. Januar]（D XIX 269）；Rjazanov an Kautsky, [Wien] [1913, Anfang Februar]（D XIX 218）；Rjazanov an Kautsky, [Wien] [1913, nach d. 15. Mai]（D XIX 270）. 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38~39页。

[38]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36~37页。

[39]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39~42页。

[40]N. Rjasanoff, Marx und seine russischen Bekannten in den vierziger Jahren, Neue Ze1t, 31/1（1912/1913）, Nr. 20（14. Februar）, S. 715~721, Nr. 21（21. Februar）, S. 757~766. 对于梁赞诺夫引用《通信集》所删除的内容，德国社民党执委会表示疑虑，但梁赞诺夫反驳说，他未曾做任何“有负信任（Mala Fides）”的行动。实际上，马克思写给安年科夫的信（Karl Marx an Pavel Vasil evič Annenkov, 28. Dezember 1846）——其中马克思对蒲鲁东进行了批判已被安年科夫于1878年交给了斯塔秀列维奇（M. M. Stasjulevič）；1880年，斯塔秀列维奇将该信翻译成俄文出版。1912年，该信又被译为法文，梁赞诺夫对该信非常熟悉。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46~48, 34~35页的注释142, 145。

[41]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43~48页。

[42]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 Volksausgabe, hrsg. von Karl Kautsky, Stuttgart 1914, S. 701~768（Register）.

[43]梁赞诺夫指出，梅林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极其不完整，并公开表示他本人决不编纂梅林式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但在他滞留德国期间，要出版符合他本人愿望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却并非易事。

[44]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Beiträge zu ihrer Biographie, Neue Zeit, 32/2（1913/1914）, Nr. 13（26. Juni）, S. 564~571.

[45]Rjazanov an Kautsky, [Wien], [1914, vor d. 13. Mai]（D XIX 260）. 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54, 61页。

[46]N. Rjazanov, Die englische Arbeiterklasse und der Antijakobinerkrieg（Zur Vorgeschichte der lnternationale）, Neue Zeit, 33/1（1914/1915）, Nr. 13（1. Januar）；ders., Zur Stellungnahme von Marx und Engels während des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es. Neue Zeit, 33/2（1914/1915）, Nr. 6（7. Mai）；ders., Die auswärtige Politik der alten Internationale und ihre Stellungnahme zum Krieg, Neue Zeit, 33/2（1914/1915）, Nr. 11（11. Juni）, Nr.12（18. Juni）, Nr. 14（2. Juli）， Nr. 15（9. Juli）, Nr. 16（16. Juli）：N. Rjasanoff, Vaillant und Liebknecht im Anfang des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cs, Neue Zeit, 34/1（1915/1916）, Nr. 18（28. Januar）, 见前文，参考S. 54~55页。

[47]他表示，为了出版俄文版通信集，他很早就开始对书信进行拷贝，出版时与梅林的不同，将附上透辟的注释。见前文，S. 53页。

[48]当初该全集计划出10卷，但迪茨预计将扩大至13卷，见前文，S. 56~57页的注242。

[49]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56~58页。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 Marx und F. Engels 1852-1862, hrsg. von N. Rjasanoff. Die Übersetzung aus dem Englischen von Luise Kautsky, Bd. 1 und 2, Stuttgart 1917.

[50]20世纪10年代梁赞诺夫的论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梅林等拉萨尔主义者的强烈抨击。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49~52页；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lnstitut in Moskau, S. 418~419.

[51]Kautsky an Eduard Bernstein, 1. Juli 1914, RC 204/1/952. 重引自Jürgen Rojahn, 见前文，S. 12, 58页。

[52]与恩格斯的如下称赞相似：两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是党所属的众多青年文人中的真珠子。Engels an Bebel, 22. Juni 1885, MEW. Bd. 36, S.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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