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转换的经济学背景*
——马克思 《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 研究
作者：张一兵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第12期
摘要：在马克思第二阶段经济学研究中，他第一次具体遭遇近代资产阶级工业生产实际和机器化大生产的现实，这促使他彻底放弃抽象的哲学话语，而从哲学意味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直接进入到工业文明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构序和塑形活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赋型和动态的生产方式筑模。由此，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科学方法，历史地、现实地全面分析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生和现实统治。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获得比传统哲学话语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东西，这就是人们现实生产资料的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活动是比物质实践中阶级斗争一类政治活动更基始性的方面。这既可能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物质实践概念的基础，也会是马克思后来从实践的哲学概念走向社会历史深处的基始性的物质生产之思的缘起。
关键词：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1845年2月，马克思开始了第二阶段经济学研究，写下《布鲁塞尔笔记》A（第1－2笔记），3月完成《评李斯特》一文后，在春天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马克思构序出自己科学世界观的最初萌芽后，他与恩格斯取得了共识并开始共同完成这种新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工程。可见的事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再去阅读哲学的文献，而在同年的5－7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继续从事他已经开始获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B（第3－6笔记）[1]。同年7－8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出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一起访问资产阶级的工业（制造业）王国——英国的曼彻斯特。在此期间，马克思在曼彻斯特还写下一批经济学摘录笔记，即《曼彻斯特笔记》（Manchester-Hefte，9册）。（Vgl. Marx，1988；Marx，2015）
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也记有三个笔记本的经济学摘录[2]。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写作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笔者推测，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构境生成的思想构序和话语塑形的重要学术背景，也是他们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思考缘起处。这里，我们将《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作为一个马克思思想实验的整体，有选择地讨论一些经济学家那里有可能生成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构序和塑形的原初思想情境。
一、改变世界的物质实践向生产话语的根本转换
在《布鲁塞尔笔记》A和《评李斯特》之后，马克思通过复杂的哲学思想实验，生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在方法论上获得了改变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与关系场境存在论，这使他能够进入观察整个世界的非物相化批判透视。这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构境的关键性一步。然而，我们看到，《提纲》中的实践范畴，却在1845年秋天之后他与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文本中，与所有传统哲学话语一样，被大大边缘化了。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构境，是以第一层级非物相化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生产力－交往关系－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全新生产话语实践。那么，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思想史上的逻辑转换，即从哲学的实践范畴向经济学中的生产话语的过渡。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笔者的判断为，这正是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其实，在马克思写作《提纲》的时候，也正处于《布鲁塞尔笔记》A的写作过程中，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则是在《布鲁塞尔笔记》B和《曼彻斯特笔记》完成之后进行的。笔者有理由推断：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过程中，彻底告别传统哲学话语，进入到非物相化的生产话语实践，能够以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客体向度中的历史和实证的方式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其主要原因是受到他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当然，这里面也一定有来自资产阶级工业生产现实和工人劳动者现实生活中的恩格斯的强力推动作用。
笔者的具体看法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A中已经开始接触到欧洲历史上资产阶级工业生产活动和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存在的现实，特别是在《布鲁塞尔笔记》B中，马克思第一次具体遭遇到近代资产阶级工业生产实际和机器化大生产的现实，这促使他彻底放弃抽象的哲学话语，而从哲学意味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直接进入到工业文明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构序和塑形活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赋型以及动态的生产方式筑模。由此，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科学方法，历史地、现实地全面分析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生和现实统治。
这里，我们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所摘录的内容中来进行一些初步的文本分析。关于这两个笔记群文本的文献情况，笔者已经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3]中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此不赘述。[4]
张一兵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一卷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A中遭遇的经济学问题，虽然其中的一些摘录，时间上可能开始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但马克思对其中内容的思考却是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创立之前的整体支援背景。
笔者的基本判断：纵观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摘录全程，马克思一改《巴黎笔记》后期那种用高调的哲学话语批判和证伪经济学的态度，再一次变得沉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关注和摘录自己需要了解的经济学观点，但却很少发表直接的评论。与《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种“跳出经济学”的超拔态度不同，这里，马克思选择了回到经济学语境中的社会历史现实的态度。
显然，马克思的沉默，不是《巴黎笔记》前期中的那种“失语”而主动的“不说”。特别是在《布鲁塞尔笔记》A和《评李斯特》之后起始于《提纲》的新世界观征程中，马克思必须知道欧洲社会历史的经济发展现实中物质实践改变世界的真实过程。这种研究态度上的转变，会使马克思得到更多的科学话语馈赠。
首先，传统哲学话语在经济学语境中向物质生产话语转换的可能性背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1笔记的开始，首先遇到了自己熟悉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Louis Say）。因为在前述《巴黎笔记》中，马克思也是从萨伊的经济学开始的。在萨伊的《财富的主要原因》（Principa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et de la misère des peoples et desparticuliers，1818）第1章中，马克思读到这样的表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大多数事物或多或少地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或欲望”，即一种特定的“有用性”（l’utilité）的非物相化关系存在。这意味着，有用性并非物品自身的对象性属性，而是一种for us（面对我们）的需要关系的赋型存在。于是，萨伊认为，“具有有用性的所有事物的集合（l’assemblage de toutes les choses ayant de l’utilité）……构成一个国家的财富”。（Marx，1998，S.116）[5]这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事物，是通过一种对人有用的重新构序关系获得自身的社会负熵定在的，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对人的生命存在有用事物的“集合”。这很接近海德格尔所指认的上手性功效联结的环顾世界。
萨伊，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古典自由主义者
在这个关系性的“有用”构序尺度下，原先在哲学话语中出现的“物质”和“自然存在”的概念，在经济学语境中变成了十分具体的不同“肥力”的可耕种土地、工业构序物性模板的劳动工具、有明确生产用途的工场的厂房和生产中的原料，由此，抽象的物质概念为历史性的社会场境定在所替代，自然世界变成了人的生活周围的有用的关系性世界。这明显会不同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外化于自然那样一种抽象哲学表述，并且有可能是马克思后来第一层级非物相透视的强有力的赋型语境。这也会是认识对象的深刻改变，因为我们在观看自己塑形和创造的历史故事。
当然，所有物品的有用性负熵关系是由工人的劳动活动塑形和构序的，哪怕是树上的果实和山中的矿石，都必然由劳动之手来获得。
马克思注意到，萨伊在第2章中强调说，只有“完成的劳动才有用（l’ouvrage fait qui est utile）”。所谓完成的劳动，即是“从主体出发”的劳动活动成为具体到改变和塑形物质对象为我所用的物质生产构序过程，这样，“有用性存在于生产中（L’utilité existe dans la production），而不存在于生产资料（le moyen de production）”（ibid.）之中。这样，萨伊就完成了一种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赋型。
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笔者已经指认过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构境中的这种重要的构式前提，社会唯物主义不同于传统的素朴实在论，它恰恰是以非直观的客观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为社会基础的。在后面《布鲁塞尔笔记》第5笔记中对罗西（Pellegrino Rossi）[6]的《政治经济学教程》（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的摘录中，马克思记下了这样一段表述：“人对物质生产（la production matérielle）有什么贡献？归根结底，它只贡献一件事，就是运动（le mouvement）。因此，归根结底，生产是力量的应用，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人类需求的东西”。（Marx，1998，S.366）这也就是说，物质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改变外部对象的劳动活动，但是劳动必须实现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罗西甚至十分具体地谈到物质生产运动的内部构式：“在生产现象中包含三个要素：l）力（eine Kraft），2）应用方式（eine Weise der Applikation）和3）结果。或1）原因，2）效果和3）从原因到结果的转换，通过原因必须发挥的作用才能产生效果。”（ibid.）第一个作为生产动因的“力”，当然是人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它造成了改变外部对象（生产资料）的结果，而“怎样生产”的“应用方式”则是“从原因到结果的转换”。
佩勒格里诺·罗西，1787-1848，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剖析。笔者认为，在这里马克思显然会在观察社会历史现实的起点上，获得比传统哲学话语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东西，这就是人们现实生产资料的物质生产。物质生产过程，当然是劳动通过生产资料对象化到现实的改变世界的物质实践，可是，物质生产活动是比物质实践中阶级斗争一类政治活动更基始性的方面。笔者认为，这既可能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物质实践概念的基础，也会是马克思后来从实践的哲学概念走向社会历史深处的基始性的物质生产之思的缘起。
还有，在《布鲁塞尔笔记》第3笔记本对弗朗西斯·费里埃（François Louis Auguste Ferrier）的《政府在贸易关系问题上的考虑》（Exzerpte aus：Du gouvernement considér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的摘录中，马克思注意到了“通过交换倍增而扩大的再生产（reproduction）”（ibid.，S.210）问题。这也就是说，人们为了生活资料本身新的需求，会通过再生产使物质生产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负熵创化活动过程。并且，在不同经济学家关于消费与生产关系的讨论中，马克思都看到由新的需求引起的“再生产性消费”（les consommations reproductives）（ibid.，S.241）问题。
笔者推测，这应该会是历史唯物主义中那个作为逻辑起点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问题的经济学背景。这也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突现的生产话语可能并不是传统哲学观念本身的更新或发展，而是一种来自学术异域的话语挪移。更准确地说，是来自社会生活现实的哲学话语重塑。
弗朗西斯·费里埃，1777-1861
也是在对费里埃的摘录中，马克思进一步看到了作为物质生产现代构序形式的工业生产的重要作用。其实，在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工业生产，总是与超出农耕文明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出场密切关联的。这可能也是马克思在同期写下的《评李斯特》一文中，干脆简单地将“工业”比作资产阶级社会的代名词的缘故。
费里埃认为，斯密已经指认出“欧洲工业的进步为土地的改善做出了有力的贡献。这种构序（ordre）与事物的本性（la nature des choses）非常吻合，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对工业发展的贡献”。（ibid.，S.213）这是因为，与农业生产活动中人的劳动无力地屈从自然的构序不同，工业生产中发生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是根本改变自然物质存在方式的，可它更符合为我性的“事物的本性”（forus的有用）。在这一点上，有可能生成马克思后来重要的历史认识论的观念，因为，农耕文明的农业生产劳动与自然对象的二元对置，将被工业生产中重新构序的人工产品所替代，在认识论尺度上，工业产品已经是内嵌着主体构序的结果，这种为我性事物会彻底解构二元认知构架，以生成完全不同于农耕时代制约人们观念的惯性经验传统的全新社会历史先验构架。
在《布鲁塞尔笔记》第3笔记本对亨利·斯托奇（Henri Storch）的《〈政治经济学教程〉附萨伊的评论》（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avec des notes etc par J. B. Say）的摘录中，马克思进一步看到，工业生产的本质是“基于程序和机器（les proceeds et les machines）”（ibid.，S.271）的。这是一个精准的指认，工业生产改造对象的塑形与构序方式，不再仅仅基于手艺，而开始依托机器化生产中的客观技术程序。在认识论构境中，人的劳动主体构序作为负熵源现在转化为机器的客观工序，一种客观技术抽象基础之上的先验工艺构架，社会负熵的根本性构序直接转化为科学－技术构序，它也将成为制约个体认知先天观念综合构架的关键性因素。
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手稿，该页为马克思对拜比吉的摘录
当然，马克思还注意到，在费里埃看来，工业生产活动不仅在事物的构序本质上大大深化了，而且在人的生存空间塑形上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工业不仅涉及本地生产，而且涉及全世界（monde entier）的生产，其价值可以增加十倍、一百倍，其发展和完善手段均不受限制。它的领域随着需求的增长而增长，并且像想象力一样广阔，富于变化、富有成果，它的创造力（puissance créatrice）没有限制。”（Marx，1998，S.213）这会让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工业生产，是作为社会定在基础的物质生产在今天最重要的狭义生产方式，它使物质生产的创造能力增加十倍、百倍，甚至生成没有任何限制的构序能力，并且创造出遍及全球的世界性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时，曾经使用了相近的表述。
笔者注意到发生在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语事件，在《布鲁塞尔笔记》第6笔记本对约瑟夫·佩奇奥（Joseph Pecchio）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Italie）的摘录中，马克思专门用了一个二栏分立的方式，比较了意大利经济学和英国经济学的差异，他特别关注了英国作为“国家科学”（Wissenschaft die Nationen）的国民经济学体系。
马克思精细地观察到，英国经济学更直接的目的就是将人的需求（Bedürfnisses）投入到实践中的物质生产。这是一个理论逻辑起点的确认。然后，“1）人们主动去做；2）扩大整个世界的生产；3）使个人和民族文明开化”。（ibid.，S.403）这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个“从主体出发”在物质生产中的落地，以及工业生产塑形和构序出全新变革世界的文明前景。马克思格外留意到，在这门关于物质生产的学科中，出现了“财产，收入净额，用于制造，机器；工人，生产机器”一类的实证性的经济学话语，于是，马克思突然有了一个话语实践中的质性判断：这是“准确的科学语言”。（ibid.）显然，这里的“准确”是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描述他所面对的复杂经济生活中的不精准，“科学语言”是从现实出发的实证科学话语。依笔者的推测，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传统哲学话语可能无法描述在经济学中遭遇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笔者不能确定，这是否是马克思决意采用生产话语的历史缘起。
19世纪40年代的布鲁塞尔
必须指出，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注意到，虽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社会唯物主义的直觉中，承认物质生产活动的基始性地位，可一旦他们步入商品－市场交换的复杂经济关系时，却无一例外地落入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社会关系颠倒为物的第二层级经济物相化的陷阱。这是一个悖论。解构了人本学异化构式的马克思，并没有发现解决这一问题的科学构式，这一点，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之后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中，通过在历史现象学构境中重新启用科学的劳动异化构式III来实现的。
二、现实个人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基础
实际上，马克思1844年《巴黎笔记》时期生成的人本主义话语中的抽象的人及其类本质的最后解构，注定发生于他第二次以全新的态度进入经济学话语之中时。因为，一旦马克思从哲学话语回到经济学文献，他决不会遭遇非历史的抽象的“人”“主体”和“类本质”，而只有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出现的封建统治者与农奴、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甚至具象为劳动分工下制作别针的工人、纺织机前的女工、追逐私利的面包师、贪婪的商人与银行家等现实的个人。依《提纲》中第一层级非物相化的新观点，所有社会历史情境中的现实的个人，其本质都会是他在生活中发生的现实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于是我们就不难看到，这种现实的个人社会定在的关系性本质，在此时马克思所摘录的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经济学文献中更精细地展现出来。这当然也会成为一种新的认知对象和制约个人认知发生的新的社会历史先验构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一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共同活动”的合作关系成为必然。这应该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那种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的生产，只能发生在人与人的“共同活动”关系的重要经济学背景。在马克思对罗西的摘录中，可以看到，罗西称在远古时代，人有过一种孤独的生存状态，之后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下，人们在暴君和主人皮鞭的高压下，形成过一种被迫的协作关系，他认为，“最高程度的孤立就是野蛮状态；最高程度的强迫、压制，就是野蛮行为”。这并非是有历史事实依据的观点，但它却生成一个历史性的比较参照系，因为罗西认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过程中，是“用自愿、公平的协作（associations volontaires et équitables）取代过去强迫、压迫的协作（l’ association forcée，oppressive）”。（Marx，1998，S.378）这是一个历史认识论的构序点。
其实，从配第和斯密讨论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出现的劳动分工开始，传统农耕生产中那种一个人可以从事犁地浇水收割的劳作就成为历史，资产阶级工场手工业中发生的生产活动，手中只有片面生产操作的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性前提，否则，工业生产活动就无法实现。在后来的《曼彻斯特笔记》第1笔记本中，马克思在对配第（William Petty）《政治算术论文》（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k）一书摘录中，记下了这样的表述：制造业（Manufacturen）将彼此生产，并且每个制造业将被划分为尽可能多的部分，因此每个工匠的工作都将变得简单和容易。比如，制作手表（怀表）时，如果一个人做轮子，另一个人做弹簧，另一个人雕刻表盘，再做一个表壳，则要比由一个人完成整个工作更便宜，更好。（cf. ibid.，S.11）
威廉-配第，1623-1687，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
这里配第是以手表生产中的劳动分工为例，来说明“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斯密在《国富论》中那个生产别针中的分工（协作）故事，更是众所周知。罗西这里，只是将这种工业生产中“自愿”的协作，区别于皮鞭下的奴隶劳动的强迫性协作。如果非物相化的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定在的基础，那么这种物质生产在进入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业生产之后，它就成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关系性场境活动。
笔者还注意到，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3笔记本对亚历山大·德·拉博德（Le comte Alexandre de Laborde）的《共同体全部利益中的协作精神》（De l’esprit d’association dans tous les intérêts de la communauté）一书摘录中，同样看到了人与人的协作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赋型作用。在后者看来，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工业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使产品增长的工业协作”（des associations industrielles pour l’ accroissement des produits）。其原因在于，工业生产的前提之一是劳动分工，所以，工业生产的基本构序和塑形活动的要求就是associations（协作），在这里，“任何一种职业是几个人在同一份工作中联合，他们互相分担职能，一个负责对外事务，另一个负责内部工作”。（Marx，1998，S.223）
在前述斯托奇《政治经济学教程》摘录中，马克思看到资产阶级社会中“机械技术的活动假定城市的存在。工匠总是需要其他工匠。没有在某个地方的大量工艺技术的联合（réunion d’un grandnombre de métiers），制造业就无法进行”。（ibid.，S.271）这实际上是从社会空间维度上对协作关系的认定，工业生产的实践空间存在区别于耕地周围的乡村散居，城市中的工厂是物质生产聚集和关系协作的客观场境前提，没有工人与工人的合作，没有技术工艺的联合，就没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发生的制造业生产。
恐怕，这也会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说明中，强调实现人对自然能动关系的生产活动，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为前提的生成背景。
在一定的意义，这种越来越突显出来的关系场境会成为全部社会定在的根本性基础，或者说，关系场境本身就是社会负熵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当然会造成认知对象上的改变，也可能生成不同于人对自然关系（工艺抽象）的人与人关系构成的社会先验构架。
二是资产阶级商品－市场交换建立起来的巨大经济物相化关系赋型系统。这应该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的场境关系存在论中那个“商业和交往关系”的重要背景。
在马克思对罗西的摘录中，已经看到这样的表述：“使用价值（la valeur en usage）是属于所有时间与所有地点的关系（rapport）的表达”，而“对使用价值的研究是对人类需求与经济事实的关系（rapport avec les faits économiques）的研究。价值，就是关系（la valeur，c’est le rapport）；财富是这种关系实现自身的所有对象的集合（l’ensemble de tous les objets où ce rapport）”。（Marx，1998，S.356）这是一段十分重要的经济学话语。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那种非物相化的社会唯物主义关系存在论直觉。价值就是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说法，可罗西对这个关系赋型的解说却是无比混乱的。在《布鲁塞尔笔记》第2笔记本对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政治经济学基础》（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économie politique）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他所指认的资产阶级经济活动中的贸易交换中，包含着复杂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赋型使不同的事物获得区别于一般有用性的“稀有性”价值。（cf.ibid.，S.159）而金钱，正是这种价值关系赋型的物性结晶。（ibid.，S.160）萨伊说，“当人有金钱时，你能想象自己以某种方式拥有这些有用的东西”。（Marx，1998，S.118）有了金钱，则有了一切。
请注意，这正是经济物相化的神秘入口。此时，马克思既没有指责金钱是劳动类本质的异化，也没有仔细分析这种颠倒的经济关系是如何历史形成的。因为，此时刻意去除了现象学武器的马克思，还无法真正地科学透视经济物相化现象。
在同一笔记本对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二卷（Exzerpte aus 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de Sismondi：Etudes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 2）的摘录中，马克思也看到相近的观点，“价值，即所有人的需求与所有人的生产之间的关系（Verhältniß）”，“价值不是由有用性而是由整个社会的需求与工作量之间的关系（Verhältniß zwischen）所产生”。（ibid.，S.191）这种关系赋型建构起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商品交换系统，“形成了每个人互相的依赖关系；它无所不能地占有市场的一切财富”。（ibid.，S.132）这正是前述斯密－黑格尔那个市民社会II的本质。
西斯蒙第，1773-1842，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研究》等
遗憾的是，几乎马克思在整个《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遭遇的经济学家，都没有直接透视这个市民社会II发生的无序经济熵增状况，也没有透视斯密已经看到的“看不见的手”的自发构序。虽然，马克思还不能完整地说明价值的本质，但经济交往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基础性赋型作用必然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布鲁塞尔笔记》第4笔记本对伊萨克·德·平托（Isaac de Pinto）的《论流通与信用》（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欧洲：“欧洲是一家（L’Europe étant une famille），是由不同成员组成的整体，一国被摧毁，其他国家必然受到牵连”。（ibid.，S.287）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交换的法则，已成为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关系的基础（la loi des échanges，devenue la base des rapports entre les peoples de l’Europe）”。（ibid.，S.414）这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6笔记本中摘录查尔斯·加尼尔（Charles Ganilh）的《政治经济学体系》（Des systems d’économie politique）时看到的一句话。
其实，不仅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关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从14世纪开始，荷兰、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老牌资产阶级社会还通过开辟殖民地的不平等贸易交换，实现自身残酷的原始积累和商品倾销市场。这是更大社会空间尺度中的密不可分的社会关系场境。
三、经济学语境中非物相化的生产力与社会赋型的复杂结构
首先，马克思也在这里看到了比赫斯和李斯特等人生产力概念更具体的经济学表述，从而强化了他关于物质生产内部的非直观的生产力发展的认识。
在上述萨伊《财富的主要原因》一书第8章的摘录中，马克思记下了这样一段表述：“非物相资本（Capitaux immatériels）有两种，即：人或自然的活跃力量（les forces actives），和智力能力，后者是在技艺领域（dans l’art）中最有效利用力量来产生效用的知识能力”，萨伊还专门说，“产生财富的是非物相资本对物质资本（les capitaux matériels）的作用”。（Marx，1998，S.120）先不说萨伊在资本概念上的混乱，他所说的人和自然的非实体性的“活跃力量”，都是表征具体塑形和改造对象世界的非直观的生产力，即让事物“产生效用”关系的创造社会负熵的能力，特别是以科学知识为主体的“非物相（immatériels）”构序能力，这些观点，都会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第一层级非物相化透视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实，从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劳动分工条件下的工业生产活动中不断提升的“劳动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始终为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方面。这里，一是斯密等人看到，不同于农业生产的工业生产力水平，主要缘起于劳动分工的作用，在上述工业生产中的协作关系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赫斯的抽象交往的“共同活动”深化为劳动分工中协作力量的“共同活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的背景。这也会是历史认识论的一个更深的构序点。二是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则进一步看到了科学技术、交通运输与机器化大生产等方面共同促进工业生产的作用，这是工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内因。
亚当·斯密，1723-1790，古典经济学之父
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笔记》第5笔记本对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摘录中，看到他在经济学学说史的角度曾经批评过重农学派的生产力观点，因为，“这些经济学家（die Physiokraten）从错误的原理开始，即认为除了土地、没有其他的生产力（force productive）”。（ibid.，S.170）然而，土地的生产力是一种“自然生产力”（ Produktive Puissance der Natur，斯托奇语），畜牧业中家禽的繁殖和农业生产中庄稼的生长，都是可见的自然物质构序和生产过程，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工业生产中，人通过劳动分工和利用机器系统改变对象的塑形和构序能力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负熵生产力，这种非物相化的工业生产力是人的劳动活动、机器的物化技术塑形能力和非及物科学构序本身的一个复杂的综合水平。
马克思看到，麦克库洛赫对“工业生产力（die Produktivkräfte der Industrie）普遍提高”的肯定，这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事各种不同行业的工人，用同样的努力，可以生产十倍于现在的货物”。（ibid.，S.271）这里的工业生产力，显然已经不是李斯特在国家总体实力意义上的“工业生产力”，而是现实工业生产中的具体实现出来的生产力水平。
麦克库洛赫，1789-1864，英国经济学家
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在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基础》一书的第171页上用斜体字标识出了“生产力的发展”（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rices）的字段，然后又比较仔细地摘录了威廉·配第对斯密以劳动分工来说明生产力提高的路径的观点，前者提出，“斯密将生产力的这种增长归因于劳动分工（la division du travail），其他经济学家认为，使用工具（instrumens）是主要原因”。（ibid.，S.170）这正好对应我们前面界划的两个方面：一是工场手工业生产中的斯密等人突出劳动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二是机器生产时期李嘉图等人对机器和技术的使用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强调。
当然，在后面对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的摘录中，马克思记下了这样一个观点：“工艺的合理分工（Eine rationelle Theilung der métiers），确定界限等，是适用于生产力综合（ensemble der produktiven Kräfte）的分工原则”。（Marx，1998，S.366）显然，西尼尔赞成斯密的观点，但他也认为，科学技术与劳动分工共同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科学技术与劳动分工是相互促进的，“力学（la mécanique）上的每一项伟大发明都伴随着更大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每一次增加反过来又带来了新的机械发明（( nouvelles inventions mécaniques）”。（ibid.，S.17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间接引述了西尼尔的这一观点。马克思可以体会到，西尼尔这里讨论的劳动分工和机械发明都不是直接可见的对象性实在，它们是人们在具体的生产活动中的相互合作关系存在和生产构序功能。在这里，马克思原来熟悉的赫斯、舒尔茨和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就变得更加感性和现实，有可能成为之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核心范畴。
其次，在经济学家的文献中，马克思对这个从农业社会脱胎而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他不难体会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递升进程。在马克思对平托的摘录中，展现了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农业、商业、制造业（manufactures）、货币流通（circulation）、公共信贷（crédit public）、内部治安（police intérieure）、金融（finance）、战争状态、殖民地、航海、海军、适度的奢华”（ibid.，S.286）的复杂社会格局，这当然是原来传统农耕社会不可能具有的结构。
马克思看到，在众多经济学家那里，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具有一个复杂社会（complicated society，汤普逊语）的赋型结构。
从物质生产基础上看，简单的农业生产中的畜牧业和种植业已经转换为以机器化工业大生产为核心的制造业、普通生活资料生产、“道路、河运和航海”等运输业和建筑业等复杂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机器化大工业生产
从社会空间上看，人们的生活已经从围绕农田（不动产）的田园乡村生活转向了工业和商业资本（动产）为中心的城市生活，人口聚焦和迅速增加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新城市（die Commune）是现代社会和我们文明的真正发祥地”（罗西语）（ibid.，S.354）。
从经济活动上看，封建宗法式的直接掠夺已经变成充分劳动分工之上商品交换的巨大市场，“商业系统起源于制造业体系（Das Merkantilsystem gab Ursprung dem Manufactursystem，托马斯·库珀语）”（Marx，1988，S.72）[7]，日益扩展的商业领域、纸币－信贷流通的金融系统运转的银行机构和海外殖民－贸易活动，正在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中介关系总体，并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的构式基础。
从社会政治活动上看，金字塔式的等级权力结构为资产阶级的金钱政治所取代，法理型的权力系统规制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布鲁塞尔笔记》第2笔记本对毕莱的《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一书摘录中，马克思就看到毕莱指认资产阶级已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Organisation der Arbeit），这种“劳动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公司（Corporations）等等的本质，即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结构（der politischen Gliederung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的更广泛含义”。（ibid.，S.145）
从意识形态上看，“野蛮的”封建的专制主义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文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取代。这些重要的历史史实，会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对社会基本结构问题思考的直接背景。
有趣的是，在《曼彻斯特笔记》第6笔记本对布雷（John Francis Bray）的《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关于现代社会结构这样一种生动比喻。布雷认为，社会是一种人为的存在形态——即是用人类的思考，在只有大自然埋下的基础（Grundlage）之上，树立起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所以，人类行为的自然动力，必须靠着人力予以节制和指导，使它不是去破坏而是去助成伟大的社会设计。（cf.Marx，2015，S.35）
在《曼彻斯特笔记》第7笔记本中对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新道德世界书》（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的摘录中，马克思再一次看到了这个“上层建筑”概念。欧文是想说明，人的“原始本性和社会在其之上形成的品格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Marx，2015，S.183）这种将社会结构比喻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说法，有可能会成为马克思后来那个市民社会IV话语实践中，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社会的上层建筑的重要比喻的缘起。
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还关注到布雷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要分析资产阶级政府对无产阶级的压迫，“追根求源，我们就将发现任何政府行使，任何社会的和政治的迫害都产生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产生于仍然存在的私有制度”。（ibid.，S.10）这样，如果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那么就会存在非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这也意味着，在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有可能同时出现不同的社会制度，其中有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并且会生成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法律和观念的意识形态。
四、人的意识是对社会环境的关系
在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的摘录中，马克思注意到欧文的一些近似哲学话语的观点：
一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在欧文看来，人的本性是一种“社会本质”（sociales Wesen），理解“社会或人的社会状态（sociale Zustand）的科学的要素”，是通过“对最佳生产方式（Productionsweise）的原理和实践的了解”。（ibid.，S.193）人的本质是由社会状态决定的，而这个社会状态就是生产方式。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见解。这里，欧文像一个哲学家一样地说，“人是一个集成的本质（ein zusammengeseztes Wesen（Compound being）），他的性格是由他生下来的构成或组织（Constitution oder Organisation），以及外部环境（äussern Umstände）对其组织的作用（handeln）而形成的，这种作用会从他出生一直持续到死”。（ibid.，S.175）
在马克思对欧文的摘录中，我们看到他专门用英文原文Compound being标注了自己译成德文的欧文的概念，因为这有可能让马克思想到自己在《提纲》中那个“关系总和”的表述。
更重要的是，欧文深刻地看到了外部“社会状态”的环境对人的自身生存构成的持续作用。在这里，欧文明确指出，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在某些外部环境（äussern Umstände）中生存的，这些环境在他一生的早期对特定组织（besondre Organisation）起作用，从而嵌入他的一般性格（ihrenallgemeinen Charakter auf es eindrücken）。个人不自觉地形成本地的和民族的性格。外部环境的影响通过每个人的特定组织等以特定的方式（partikularen Weise）进行修改（modificirt）。这样就形成、延续了每个人的特色，并将延续终生。（cf. ibid.，S.35）这是非常深刻的一段表述。
马克思会发现，欧文的观点中，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现实的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这些特殊的外部环境（“最佳的生产方式”）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并成为塑形他个人和民族性格中特定的质性，并且，个人也可以在这种条件下改变环境。这种观点，无形中与马克思在《提纲》第三条中的见解是接近的，同时，也会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表征为现实的个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他也会历史性地改变这种关系。
二是欧文在这种观点之上提出的环境关系意识观。
可以看到，在整个经济学文献群中，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依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重视物质生产的朴素社会唯物主义观点，偶尔，也会谈及精神生产（舒尔茨）和机器化生产时代中的知识生产问题，但很少有人会去刻意讨论哲学意义上的意识和精神现象与现实的关系。欧文似乎成了一个例外。在这里，他明确反对抽象的唯心主义“自由意志”（freien Willens），并认为，“人的感受（Gefühle）和信念不是他的意志的产物（Willen producirt），而是环境行为对他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会产生必要影响（sondern sind nothwendige Effekte der Action der Umstände auf seine physische u. mentale Natur）”。（Marx，2015，S.178）
人的经验感受和信念，都不是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环境行为作用的结果，依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的观点，这里的Action der Umstände（环境的行为）当然不是抽象的物质对象，而是个人之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这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非物相化的透视感，这是很了不起的看法。
欧文进一步分析说，“通过人类的组织（Organisation des Menschen），感官首先产生对象的印象（Impression der Gegenstände）——它们的质量或对其他物的关系（Relationen zu andren Dingen），对称为我们的意识的属性或能力的印象”。（ibid.）人的感官并不是直接面对外部对象，而是通过对“人类的组织”的中介关系，才会塑形和构序事物质量和关系性存在的印象，意识的属性不是直接基于对象物，而是对外部环境的关系。“人们将认识到，人是共同存在的人（dass der Mensch zusanmmtist），其组织、感觉、思想、意志和行动是预先确定的，以便他通过外部环境的作用（äussern Umstände handelnd）而行使其原初的构成（originale Constitution）”。（ibid.，S.180）意识现象的原初构成，是在人们“共同存在”中发生的“组织”和“行动”的关系，这里来自社会组织和关系的“预先确定”，正是康德先天观念综合构架的现实基础。笔者认为，这种非物相化的社会唯物主义关系意识观，自然会对马克思产生影响，甚至会动摇全部传统认识论的基础。
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马藏工程”（编号18JJD710003）的阶段性成果。
[1]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6册）已经整理出版。（Vgl. Marx, 1998）
[2]恩格斯的《曼彻斯特笔记》，收录在MEGA2第四部分第4卷马克思的《曼彻斯特笔记》前5本笔记的后面。（Vgl. Marx, 1988, Ⅳ/4; Marx, 2015, Ⅳ/5）
[3]笔者已经完成《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第二稿。此书不久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4]根据1998年出版的MEGA2第四部分第3卷，《布鲁塞尔笔记》被重新确定为6本笔记，即从马克思于1845年2月3日移居布鲁塞尔之后，到同年7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前往英国之前这段时间在布鲁塞尔所摘录的6册摘录笔记。
[5]中译文参见刘冰菁、孔伟宇、付可祯译稿，下同。
[6]在萨伊去世后接替他在法兰西学院位置的意大利经济学家。
[7]中译文参见李乾坤、李亚熙、吴婷译稿。
参考文献
Marx，K. , 1988,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4, Berlin: Dietz Verlag.
1998, Brüsseler 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GmbH.
2015, Manchester-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5, Tex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