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研究冲击与旧哲学的崩坏—哲学变革中异化概念的消失原因
刘晓龙1
（陕西省委党校）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
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异化概念曾消失长达十年之久。现实的社会革命与经济学研究促使马克思远离哲学的异化概念，更关键的是，“类”这一旧哲学概念的破碎，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个人与真实的历史反而是这种哲学概念的基础。所以马克思一同放弃了旧哲学中思辨的“类”与“异化”等概念，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再吸收的基础上，脱掉了意识的抽象外衣，形成了以真实生产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探索人“类”抽象总体之下真实的历史发展过程
1846年之后的十年间，在马克思的公开著作中并未出现异化一词。显然这一期间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放弃了从旧哲学的角度以异化理论阐述和批判经济学的观点。异化概念的突然消失成了学术上的一桩公案，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研究的理论焦点，研究这一变化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转变，也是我们接近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经之路。后世关于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矛盾的各种讨论，根基就在于如何理解劳动异化理论消失这一转变。所以通过研究马克思并未使用异化概念期间的思想，可以厘清异化理论消失的前因后果，从而理解唯物史观的形成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历史科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明显的发展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后，马克思将目光转向共产主义的实现，关注现实的市民社会领域，所以他迫切地用自己已经建立的劳动异化理论对市民社会中的诸多意识形态及其现实进行批判。正是这种关于现实的研究，使他逐渐发现了市民社会中的唯物主义现实。在对经济学继续研习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经济学家所言之经济概念恰恰是市民社会中这种唯物主义的现实，这不禁让他产生了新的反思，并逐渐理解了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以及近代历史的思辨，诸多新哲学的萌芽使马克思开始逐渐远离自己前不久所创造的劳动异化理论。
一、社会主义现实研究的助推
对经济学的研究始终要服务于共产主义现实革命。马克思的《神圣家族》比《1844年手稿》更加贴近于现实社会研究，这也赋予了新唯物主义从现实社会中诞生的可能。不同于《1844年手稿》中以无产阶级解放为指向而展开的经济学、哲学理论研究，《神圣家族》在对之前各类观点进行批判时，更加注重现实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社会革命力量。他将《1844年手稿》中的哲学理论运用于现实，在现实中寻求变革的力量，这样一来，对当下无产阶级运动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的分析就会使其更加注重客观的社会历史进程。所以马克思很少在《神圣家族》使用劳动异化的概念，因为劳动异化是哲学的理论，而能够作用于现实的则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与无产阶级革命，现在重要的不是揭示异化产生的现实根源，而是要寻找能够改变现实、消灭异化的可行路径。“在群众之外的进步的敌人，恰恰是独立存在的,被赋予自己生命的群众的自卑自贱、自我排斥的和自我异化的产物。但是群众的这种自我异化的实际后果既然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之中，所以群众也就不得已以外在的方式和这种结果进行斗争，群众绝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异化，这些后果仅仅看作观念的幻影，看作自我意识单纯的异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伪理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异化。”2马克思直接使用了劳动异化的结论，并且在此结论之上，提出自己基于唯物主义立场的现实的革命。而现实的革命必然要以客观的社会事物为前提，当青年马克思讨论起社会中的客观存在时，他就愈发接近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客观规律性的内在要求。所以在对社会主义分析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再度表述了基于客观社会实存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巴黎笔记》与《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虽然对经济学所阐述的客观社会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持批判态度，但是其中已经孕育了对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描述。所以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自己反对异化的革命是现实的，并且需要群众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工人阶级的本质力量。此时在马克思的异化批判中，人的哲学类本质在革命性的现实中逐渐打开，转化为客观事物，比如此处的群众概念，而群众利益的实质则同样在于现实中的事物而并非观念。这些均是以前包含在劳动理论中的客观部分，而对于这种客观的倾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发挥了基础作用。这些批判与之前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样，在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基础上批判经济学，进而推理出哲学的共产主义。英、法等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也不约而同地瞄准社会革命（改革）的现实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唯物主义成为他们之间共同的理论地平。
虽然马克思此时的唯物主义最终来源是费尔巴哈——将理性收回于主体之内的哲学唯物主义，对人性的考察是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角度进行的，但在对社会主义革命现实的探讨中，马克思逐渐看到社会感性存在的力量与作用，进而提出具有过渡性质的实践唯物主义，即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批判根基的唯物主义，当然这里的实践活动概念仍未被打开，依然是总体生产实践活动的哲学抽象。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也对社会有了不同的认识：“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他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3相比于之前对于这种弱肉强食的社会的强烈批判，马克思此时则客观地描述：这个社会是由人自己的特性自然形成利益关系的市民社会。承认这种客观实在的实存是马克思隐藏在这些批判中的科学的观点，对革命的探讨激发了马克思当前人本唯物主义中的客观的一面。他将社会主义中的唯物主义思想挖掘出来，进行梳理，从而逐渐远离了自己的异化理论。
二、来自经济学的客观冲击：从概念到具体活动
在研究社会现实革命的同时，马克思也对经济学做了进一步研究，其中，他详细评述了对当时德国经济学代表人物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
李斯特是德国近代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着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他所持的观点是，相对于英国、法国等其他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德国当时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德国内部各个联邦国之间的地主阶级斗争促使它们建立了各自的关税壁垒，这就阻碍了德国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所以他要求取消关税。同时，他反对英法经济学家提倡的所谓世界性的自由贸易，认为德国形成一致的整体需要进行关税保护，建立德国自己的关税同盟。这就造成了李斯特理论的复杂性：一方面它当然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资产阶级主张通过统一关税获得更大市场，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呼声。另一方面，李斯特持有的国家概念使他看到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对于本国的利益，因此他提倡关税保护政策。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有其历史的，资本主义并非天然存在的社会形态。毫无疑问，这一点极大刺激了马克思对客观现实的研究。
李斯特上述思想理论的基础在于他发现比财富更重要的是生产财富的能力，即客观的生产力，这是超越其他经济学家理论水平的一个本质观点。他将外在的财富经过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转化为客观的生产能力，总结出自价值背后的生产本质，这其实间接地肯定了社会生活的前提是物质生产。“生产力是树木自身，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4所以如果说马克思是走向个体的劳动的生产过程，进而肯定个体的人的劳动类本质，那么李斯特在这里就是走向客观的、总体的社会生产本质。不同的是马克思由类本质这一概念批判整个国民经济学，而李斯特则是作为经济学家中的一员充分肯定了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他甚至提出“国家的状况主要决定于生产力的总和”5。所以马克思在此时并没有直接肯定李斯特的这种社会本质学说，而是依然持批判的态度。
但是按道理来说，马克思此时对李斯特批判的基础是劳动异化理论。从整个文本来看，马克思也的确是依照着原本的劳动异化逻辑来对李斯特进行批判，但是他在对劳动的评判中却没有直接使用异化概念。“劳动是私有财产活生生的基础”，“私有财产是对象化的劳动”6——这是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理论中劳动客观性的重提。在《穆勒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不少地方都直接陈述了这种事实，但是他对经济学的批判掩盖了这种事实。此时马克思并没有使用异化概念对此再加以批判，极有可能他在对社会主义的研究过程之中发现了革命的现实性，所以此时的劳动概念有了客观的性质。因为社会的革命需要是消除异化劳动的现实。“他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毋宁说是他把自己的力量售卖给资本，把他的片面发展的能力让渡（售卖）给资本，一句话，他的活动就是‘劳动’。”7很明显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社会现实中，从感性活动出发的这种劳动，已然现实地被售卖给了资本，所以劳动者让渡了自己生命的自由。虽然此时马克思还是在劳动异化这种人本学的理论逻辑之中批判这种劳动，但是他已经找到了现实中这种劳动与人自身活动的嫁接之处。所以发生在现实之中是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而这种劳动是他现实的活动。“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8马克思逐渐地从社会的现实层面理解劳动，重释劳动活动必然客观地变成私有财产这一结论。这又是马克思谈论经济学话语中客观性的凸显，但是这并不能确认马克思已经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在谈论纯粹劳动——类本质劳动时的缺陷，这或许仅仅是针对李斯特的理论提出的自己关于现实劳动在社会中客观发展的看法。因此最终马克思又将矛头指向了私有财产的交换价值，甚至是工业与生产能力，他将这些经济现实视作对人自身的否定。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马克思是在这种人本学的基本方法之中批判经济现实，但是他已经逐渐意识到劳动所代表的社会现实活动与现象。如果说原来他是将纯粹的类本质当作基点，那么他现在逐渐将对现实的异化劳动的扬弃与对工业乃至生产力的否定当作基点，最起码这是对现实进行探讨。这样一来，他的理论就有可能建立在现实的历史的逻辑之上。
立足于历史现象，李斯特对于经济的理解此时是超越马克思的，所以能够提出生产能力这样的概念。不同于其他关注交换、分配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已经进入了对生产的历史的探讨。因为德国和英法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所以他才主张建立关税同盟来抹平经济现实上的不公。那么在李斯特的思想中，历史的因素就显而易见，这是他探察到历史中的生产带来了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而引起的理论效应，这种对资本主义内部历史性的把握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是难能可贵的。虽然马克思此时是在批判李斯特的经济学，但是李斯特对英法经济的批判一定会引发马克思的思考，使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甚至意识到资本主义现实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性。
三、探究黑格尔异化理论背后的历史活动
除了在经济学的持续研究中对李斯特进行批判，马克思没有放弃继续反思自身的哲学方法，作为对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根基，其哲学理论的变化也值得我们关注。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将黑格尔的哲学来源归结为斯宾诺莎的实体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两者的统一。的确，黑格尔的哲学大体看来是将意识与精神作为自然存在物和人的本原，其推动着自然与人的发生与发展，似乎每一个自然存在物都有了自我意识。这的确是一种关于自然神论的宗教学说。但是黑格尔哲学的内容并不同于谢林的同一哲学，而是内在有着丰富的辩证发展过程。物质与意识的颠倒作为唯心主义的基本外衣，当然是日益蓬勃的唯物主义所批判的对象。马克思举草莓、苹果等具体果实的这个例子进行了说明，果实显然是一个概念，而黑格尔将这一个概念作为具体的草莓、苹果等现实中的果实的内在本质。“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9这显然是黑格尔基于唯心主义立场的结论，而马克思则认为，从概念的形成过程来说，现实中的水果才是它们的本原。黑格尔则是从认识的角度，在观念上把握这些水果，导致他把这些实体都作为主体，仿佛它们的分化有了绝对的人格，而实际上这都是观念在头脑中的活动。这样来看，马克思的批判的确是命中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的要害，但是黑格尔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事物的本质是唯心主义的抽象的、理性的概念，是理性作为感性之后的本质。所以果实在除去外在差别之后，剩下的是这种唯心主义中的概念。但实际上这是具体的认知过程，即从感性的、有差别的、具体的实在上升到概念的抽象，再从概念的抽象回到感性的定在。那么感性的实存就有了丰富的内涵，这就说明了果实这一概念的具体的科学性。马克思从文本中似乎并没有直接读出这种唯心主义式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而是直接否定了抽象的概念作为本源，而将感性实存还原为感性，也就是说现象背后不再存在精神的本质。这就自然存在物而言当然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人们自我创造出的社会存在来说，其现象之后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规律。即这些社会现象的本质比如资本，它会以社会存在物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但是奇怪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不知不觉地吸取了黑格尔这种辩证法的结构与过程，他从劳动的本质出发分析资本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的异化史观。之所以发生这种理论错位，是因为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批判方法，也就是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类本质异化的学说，被马克思用来批判的确存在唯物主义错误的国民经济学。很有可能是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劳动概念是真实的社会历史存在，所以在进一步对经济学现实与社会现实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后，他很快就意识自己在《神圣家族》中对黑格尔的批判是正确但浅薄的，这就体现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反思——《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之中。短短的四条总结就体现出，马克思此时意识到自己在《1844年手稿》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事物的差别并不重要，因为实体被看作自我区别，或者说，因为自我区别、区别、悟性的活动被看作本质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提供了真正的把握事物实质的区别。”10这明显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所确立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肯定。不同于《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直接否定整个思辨唯心主义，这次他明确地提出了黑格尔的思辨的合理性，也是其辩证法的合理性，也理解了黑格尔为什么走向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因为他将外在的感性的差别看作自我思辨的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是外在事物的本质，所以他在思辨的范围内能够把握事物。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这层思辨外壳的直接批判，马克思意识到把握事情的实质就在于对象性的活动，在于自我和客体之间的实践联系。当马克思提取出黑格尔辩证法中被倒置的事物的本质——自我意识后，他必然将其改造为唯物主义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就是一般的实践。
黑格尔
马克思在《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中继续写道：“你扬弃想象中的对象、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就等于真正的对象的扬弃，等于和思维有差别的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还需要发挥。）”11可以看到，他马上意识到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之后，需要进一步阐明的就是这种活动，即自我意识的唯物主义本质，也是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是进一步打开了黑格尔现象学真正的、本质的内容，也就是作为自我意识生成与发展过程的辩证法。而抽象的意识则作为《精神现象学》的核心，内在构成了黑格尔唯心主义颠倒的科学性。而马克思此时意识到了黑格尔思辨过程中的历史活动，肯定了在唯心主义内这种思辨过程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历史过程，而在脱去唯心主义的思辨外衣以后，马克思就相应地远离了哲学的异化概念，提出了客观的实践概念。
四、从“类”概念破解形而上学
客观地说，实践概念的提出并不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关键，因为虽然这一概念中具有了实质客观的内容，但是这种内容依然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只是从一般的哲学抽象发展到社会感性的抽象。但当社会与实践相融合时，马克思看到了这种社会感性抽象中的具体内容，他迫切自觉地去寻找这种活动的具体现实。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提到实践的问题。这说明马克思是主动的要在这种具体的活动上面寻求理论突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哩。……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12从他的语气可以看出，他也是非常得意地找到了这种实践的具体内涵，这极大程度上促使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哲学质变。那这种哲学质变来源于什么呢？这种来源不是旧哲学中的哲学概念，而是对人的本质的探讨过程中社会现实的定在与哲学概念的翻转。由于实践概念本身就是源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他是为了说明人在哲学思辨中的本质，从而逐渐注意到了这种客观的活动，所以对人的探讨也会刺激马克思完成这种翻转。
“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13恩格斯在1844年11月19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提及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这里恩格斯认为施蒂纳用个人，也就是利己主义的现实个人代替费尔巴哈的人类是重要并且正确的，并且恩格斯提出，要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翻转过来，在上面继续进行建设。这本书出版后，马克思、恩格斯所要面对的就是人的类本质概念问题。因为他们一开始也觉得自己从现实的人出发得到了人的类本质概念。但是现在施蒂纳却说从现实的利己主义与感性的实证来看，费尔巴哈的人类概念是有问题的，它依然是哲学的抽象，并非现实的、真正的个人。施蒂纳一下抓住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他批判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一种新的宗教，就像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宗教一样，两者都是哲学概念的宗教。显然费尔巴哈是从人的普遍存在理性地抽象出人的类概念，施蒂纳指出他虽然颠倒了人与神，但是却让人站上了神的位置，这其实是说他失去了人的感性的具体的现实。所以费尔巴哈言之凿凿的人类概念，恰恰是非现实的哲学抽象，这也是后来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的看法的先导。
施蒂纳对类概念的批判就像在河堤上开了一个口子，理论家们从人出发的各类理论又一次冲破了类这个总体，演绎出不同的哲学诠释路径。比如施蒂纳本人就用“无”来规定最后的本质，成了后来非理性哲学的先导。因为他的“无”是纯粹的否定，否定所有对于人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是依据理性的，所以关于人的哲学思辨到施蒂纳这儿的确是终止了，只是他又开辟了一条非理性的路线。而马克思也同样地放弃了对人的哲学思辨，因为正是哲学思辨从对个体的人的思考中，抽象出了人的普遍的类本质，施蒂纳关于类本质的诘难同样抓住了马克思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同时马克思一直自认为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研究现实的人，但经施蒂纳的分析，这种看法就被彻底瓦解了，马克思进一步意识到即使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最终还是回到了抽象的哲学概念，所以抛弃这种思辨就成了马克思当前最主要的工作。
马克思
这促使马克思重新反思自己对人的类本质的阐释。这样一来，马克思极有可能认识到自己的类本质概念是一种哲学思辨，在社会现实面前是必须抛弃的旧哲学。但是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是人的感性的活动吗？但是不能再从感性活动中思辨地得出人的类本质，而应该客观地叙述这种感性具体的活动。马克思当时接触最多的就是类本质的反面——异化劳动所代表的经济学现象。抛开对这种现象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批判不谈，那么这些现实是人的活动的本来面目吗？在批判之后，马克思客观科学的一个理论地平就出现了，那就是肯定现实中的经济活动，甚至是肯定世俗的利己主义！他渐渐地意识到利己主义虽然是值得批判的，但它更是客观的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会因为类本质的出现及其对利己主义的批判而失去这种客观性。出于对社会革命现实等等一系列现实客观的活动也就是实践的研究，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的态度发生了彻头彻尾的转变，甚至承认犹太人卑微的唯物主义。他在《提纲》中就以此为武器，抨击费尔巴哈并不懂真正的唯物主义。这种在唯物主义立场之中深层次的反转，客观肯定了经济活动，使马克思不再以道德悬设的眼光来看待和批判现实中的利益争夺的行为。这就为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最根本的前提。
马克思并没有走与施蒂纳相同的道路，后者继续在哲学思辨中将人规定为一切的否定，从自我的感性意识及情感中否定所有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在对施蒂纳的批判中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人的、现实的、具体的生产与经济活动。从现实出发，那么看到的事实就是人为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不断地进行具体的劳动活动，就要承认人的生存活动的优先性与现实性。相应地，类本质概念被打倒了，压根儿就不存在人的类本质也不存在类的概念，只有在生存发展中进行的现实的、具体的活动。那么以此为基石，人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交往活动，就犹如崭新的事物重新在马克思眼前打开，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
小结：旧哲学解构、现实革命与经济学研究的双重作用
改造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使马克思能够历史地看到人的对象性行为与活动是产生一切社会意识的基础。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意识到，在历史中，市民社会中的现实生活决定了其上层的观念。这种正确的但不历史的唯物主义经过马克思哲学方法的复杂重构，在肯定了客观经济现实活动之后，取得了新的发展，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逐渐肯定其中的生产活动，将实践活动聚焦在历史中每一刻的生产之中。之前马克思是在对历史的独立研究中发现了唯物主义立场，并自觉地站在这种所谓现实的立场之上，而此时他又发现过去这种看似现实的立场不够彻底现实——它对于人的具体活动采用抽象的哲学方式加以概括与评判。所以对经济学的肯定也就使所谓的哲学语境中的现实有了实际的内容，甚至使马克思发现生产活动原本就是哲学思维的基础。而有了对经济学态度的反转之后，马克思很快地就能够意识到生产生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之前所有制决定意识形态的观点被改造为客观的生产活动决定社会意识形态，那么这样一来，意识形态的本源就被找到了。这主要得益于马克思自觉地翻转自己的人本学话语，这种翻转一下子打破了之前唯物主义立场中的双重唯心主义谜障，一是总体批判的唯心主义观念倒置；二是具体思辨中自我意识与现实活动的倒置。这样马克思从最深层的思辨本身突破了唯心主义。由于类本质概念的瓦解以及与之相应的对国民经济学的思辨式批判被马克思放弃，劳动异化理论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作为前提的类本质这一概念被德国思想界的发展所攻破了，对主体的批判以及关于主体异化的讨论自然也就退出理论场域，所以马克思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像曾经批判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概念一样批判起自己之前劳动类本质的学说。当然这期间也少不了对费尔巴哈的指责，就像他之前将其他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自我意识概念视为外在的意识形态加以斥责。他现在要对自己这种深层次的唯心主义加以批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与恩格斯两人第一次全面阐述历史科学观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就是新的历史科学中的客观生产的辩证法的理论前奏，这种完全不同于人本主义劳动辩证法的辩证法源于马克思主体性批判哲学的消解，从类的劳动本质的崩溃到肯定现实对象性活动的客观历史，马克思重构了历史的辩证法，这是真实存在于历史具体现实生产活动之中的哲学，那么在原来劳动辩证法之上的劳动异化理论的消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1.刘晓龙，陕西省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与当代资本批判。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3.同上书，第154页。
4.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47页。
5.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9页。
6.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页。
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