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 卡尔·施穆克勒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2辑）》
引言
本文将着力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早期历史的几个基本问题，准确地说是有关马克思主义本真的前史的问题。在马克思学（Marxche Lehre）形成发展之前，这些问题本身与仅在成熟理论光照之下对它们的理解同样必要。这些内在关联独有的伟大之处显示了，从最早的起源开始，这些问题在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发展过程中，越发显露出更丰富、更清晰、更确定的思想要素、原则以及洞察，而这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晚期的作品中获得了成熟的表达以及科学的论证。比如列宁总是一再强调（在他的对《神圣家族》的评论中）这一伟大历程：正是基于基本原则在早期的生动表达，整个马克思的世界观才得以建立——在完成于1844至1845年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差不多已经形成了对无产阶级革命地位的见解”。
马克思总是领先于所有的革命者。他一向如此，即便当他还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时候，即便当他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之中发现现代世界的革命阶级以及无阶级社会的未来创造者的时候。“通过历史行动的彻底性——见《神圣家族》——群众的规模将得以增长，他们的行动亦是如此。”群众的这一彻底的行动还在另一个时期呈现在马克思面前，在这一时期它以“雅各宾党的”、平民的和坚持不懈的民主革命为代表。
青年马克思的发展史无比清晰地展示出，共产主义立场的获得是先前思想发展的直接延续。
青年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市民革命前夕。但除了当时残余的部分地区之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自从1830年以来已经占据主流，阶级斗争运动自此成了决定性的对立。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发展史而言涉及一个特别重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通过法国古典革命而获得准备，即通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仿佛现实的中介为阶级斗争原则的新纪元带来了思想的概括与理论的外观。
而马克思这一天才的发展过程使得新世界观的首要基础及宏观轮廓得以产生。就此而言，青年马克思这一成就尤为重要的意义表现为无所顾忌的思想胆识，青年马克思凭此在社会历史世界的所有领域内努力探寻其内在动力，总是透过矛盾的和隐藏的形式看穿其内容。批判地瓦解了掩盖本质的、真实的关联的假象，发现虚假背后的真实的运动并且将欺骗性的表现方式颠倒为真实本质自身的成果——不断累进且逐层深入——来领会。
自从全部最重要的著作及未完稿首次公开问世以来，卡尔·马克思的早期发展史所具有的重要特征才显得十分清晰。
这些出版物中存在着有关马克思主义新材料或粗笨或“新颖”的恶意造假，其本质始终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曲解及伪造。始作俑者是奥拓·鲍威尔（Otto Bauer）先生，他试图根据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将作为革命者的马克思打上自由主义机会主义者的印记。而最近亚瑟·罗森伯格（Arthur Rosenberg）先生全然罔顾事实，仅因反布尔什维克的意图，故意将1848年之前整个阶段的青年马克思描述为一位资产阶级——即非无产阶级、非共产主义——革命者。何以如此?列宁曾批评“博学的”社会民主主义历史学家，称其自身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因而便鼓吹1848年之前“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注意这些仇视列宁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言人（以及共产主义的叛徒们）“向前”推进了哪些寡廉鲜耻的历史赝品。通过简单的比较便能知道，它们已然无限地超越了修正主义之父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的“基础”赝品。另两位“大有作为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并且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跟屁虫）正以哲学的方式从事着A.罗森伯格在历史及政治方面捣的鬼。S.朗兹胡特（S. Landshut）与L.P.迈耶尔（L. P. Mayer）在他们有名的（同时在哲学上毫无价值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中将卡尔·马克思径直变成了唯心主义牧师，变成了“人伦观念”及“人类的本真规定”等等的传道士。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庸俗理论家马克思——至少是青年马克思——在数十年前已经在为德国三月革命前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言说，那么朗兹胡特迈耶尔以及根据《时代的征兆》（Zeichen der Zeit）与他们类似的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 de Man）也远远超越了这一点：他们在1932年成功地将马克思——整个马克思——伪造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他们跪倒在法西斯主义祭坛之上进行献祭。
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保持着激烈“理论”斗争关系的青年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翻译家”先生们并非故意但却令人信服地表明的事实之一是，在我们这一时代，如果不成为列宁主义者就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些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社会民主主义代理人对待列宁主义越尖酸、越无耻、越愚蠢，他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伪造也就越拙劣、越粗俗。这只不过是这些先生们所处党派在当今阶级斗争中所扮演的实践的、政治的角色的必然结果。
只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才能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及其全部深远意义。
以下我们只关注马克思主义早期历史中的几个要点。我们以最新公开面世的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束。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认识到，市民社会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有关所有它的生存及运动形式、有关它的上层建筑领域、有关它的真实的整体格式塔的解释。
一
人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将市民社会看作是其历史表现及其内部上层建筑的总和，如此便展现出了最为混杂、充满矛盾又难以理解的景象，有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总是生产出这样的景象。它是历史的产物，在此之前从未如它这般具有如此丰富的表象形式。
不同于现代社会，早期社会结构中的人们不需要总是屈服于剧烈、多样而又迅疾的变化。它高速地发展了自身独特的基础，自最初阶段到其衰落和毁灭时期的运动都充满了对抗性特征。在其总是向更高等级发展自身原先充足的人力、产品、现象、生存及意识形式的过程中，它始终体现得杂乱无章、变动不居。其存在的所有主要领域内的冲突、危机、灾难的强制性——所有这些由更大的矛盾刺激驱动的、表面上无序的和非法的运动属于最为重要的活动，通过它们一眼就能将这一社会形式与所有之前的区分开来。最令人惊讶的是，具有必然性的市民社会的景象必然招致这些。
市民社会——这是非常具体而微的东西，是表象的表演及其对立面，是各式真实生活关系、变化、斗争的总和——但也是一个以外表荒诞的混杂与对立掩盖了其所有现实的内在关联的总和。信仰交易并独立地进行交易的人之间有一种关系结构，尽管他们被一种内在的陌生力量驱使着并且只进行交易，他们如同在看似无法理解的天命的鞭笞之下必须进行交易，但同时也是物之间的关系系统，这些物质性的自然物看起来独立且自治，并以幽灵般的“意志自由”的形式取代了这一表演中人的参与者而进行交易，就像真实的人对自然的颠倒关系以及每一种社会的现实生活关系都着了魔一般被曲解为起源于它的意识形式。它展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魔法。这实际上是“颠倒的世界”。
在此看似无法获得任何罗盘和驶舵，没有任何活生生的物的计划支配或规划着社会力量的推进器。这是一种匿迹于人后并对人发挥作用的“盲目的力量”，无论主人或奴隶、占有者或劳动者、统治者或臣民，人由生到死都被迫接受它的规则。社会的这一杂乱无章的表现方式与其本质相矛盾，并且这一矛盾相较于以往的人类存在形式更为离奇和极端，同时也更表现为物质和精神。在这一现代社会生活中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地发生着巨人之战，发生着民族战争、革命、内战——它气喘吁吁地变换形态，从一级赶向下一级。
目的何为?
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的“积极的”代言人并不知道。
整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这个时代，社会的、它的戴着坚硬帽子的造物主们的、它的坐在账房柜台边的墨丘利们和阿波罗们的、它认准的英雄们的、它的合法的拦路贼们的、街头艺人们的、教授们和奴隶看守者们的统治都来自社会财富的狩猎场，他们占有却并未创造财富，“庄严时代”的气味，“进步的”且“永恒的”气味，乐观的芬芳进入鼻孔。今天，在暗淡的曙光之中，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的神圣破晓（Gotzendämmerung）之中，情况当然不同。在过去的这个世纪的六十年里，也就是在马克思在《时代的征兆》（Zeichen der Zeit）中说的这个社会的最年轻也是最后的帝国主义发展时期之前，已经宣告了，“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1]如今发生的，毫无疑问就是旧社会毁灭的过程。旧社会发展得最为高级和强大的时代也就是所有它特有的矛盾与对立发展得最为高级和强大的时代。现在旧社会比在数十乃至数百年内的任何时候都更激烈、更宏大地循环、迂回、变动——如同置身于历史的漩涡之中——它的受益者、代表者及统治者就是资产阶级。这个社会的末代以畏惧和极度悲观的情绪、不幸的神秘主义、仇恨、迷信和未开化的野性填满它的同时代的代理人、它的普罗大众（Durchschinittsfiguren）以及发言人的内心。新的资产阶级的文明世界在中世纪的废墟之上的第一次运动将以巨大的期待、美妙的遥想填满它的第一大个体（ersten grossen Individuen）、它的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它的工程师、它的政治家以及它的士兵的内心。
历史画卷中多么鲜明的对比！
自新社会形式的新生的第一声啼哭起便在其内脏中进行挖掘的对立自我增加并生长着，直到它们分解并且必须释放一个新的在其怀中成熟的社会生活形式。与自我前世的斗争中自行生长，产生出它新的、特有的对手。历史的进程越是向前推进，这一对手就越是强大，举在它头顶之上的毁灭的武器就越具有威胁性，直至这一对手将它推下黄泉。它作为对枷锁的遮盖物而被抛弃。
多么不同寻常的现象！
这社会是什么?它的秘密是什么?
这是资本的社会。
注释
[1]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序言，汉堡迈斯纳出版社1867年版。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识破了这一现象。他们修改了以唯一真实的、唯一科学的方法使得这一识破得以可能的学说，这一学说同时还为实践的、创造性的、在世界史上具有革命性的行为提供了前提条件与主导思想。
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和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社会发展或衰弱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列宁如是说。[1]
马克思还证明，第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第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第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
这些语句中包含着马克思分析中的最一般的成果，总体概括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市民社会以及迄今所有社会的具体运用。它要求天才的理论的毕生事业，以达到这一享乐主义的成果。它需要一条漫漫长路，以穿透历史表象的混乱世界、相互交织和扮演的形式的巨大多样性、表象的所有社会形态，以揭露其内在本质，以及回过头来将这些欺骗性的显现作为这一成果的必然产品来理解。
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将其“错综复杂的”和“杂乱无章的”特征提升到了最高级别和最显著的外观。资本主义的时代将其自身所处的阶级对立推动并简单化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认的），这看似首先应遭到否定。然而这一事实表面上的悖论只是那个错综复杂的假象的外观。它由何产生?
由“异化的表象形式”，这也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生活关系出场的地方。无论发达与否，社会的生产过程乃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归根到底只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的规定的形式。“最后一个”——马克思言道——“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这个过程的承担者[3]、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同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
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的承担者和人格化就是资本家——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迫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4]。
真实关联的根本的神秘化在此已经登场了。它是商品，确切地说是特殊商品，即劳动力商品（Ware Arbeitskraft）的拜物教特征（Fetischcharakter）。而工人——与奴隶、个人的直接的家奴相区别的“自由的雇佣工人”——的“自由”的假象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成了简单的自然，因而还需稍加洞悉。一旦作为商品的社会劳动过程的对象化产物，以其物质形态以及价值形式，以其简单的自然表象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物化基本关系，踏入广阔人群并显露出这整个错综复杂又充满矛盾的盘绕（Verschlingung）和骨化（Verknöcherung）的结果，情况就将不同。商品无非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简单的合理形式，它的拜物教特征就是从中得到剩余的基本形式，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出社会的生活边界独特的神秘化。
这种神秘化的本质已然藏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简单范畴中，在商品和货币中：这种炼金术使得“在生产过程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是的，生产关系完全成了一种物。工作着的人也表现为物并且实际上被看作是物。“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他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在物上的展现。”[5]
“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资本自身转变为——一如马克思进一步展现的——一种“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社会生产力与劳动的社会共同关联好像由劳动移至了资本内部。如此，“资本拜物教”以更为集中的形式表现出基本生产关系的异化、对象化、事物化。但现实的经济形态还经历着一个要错综复杂得多的神秘化，一旦谈到资本的全部过程、这些生产关系的疏远化了的经济领域与形式的直接生产的剩余，它便展现出一个还要多样化得多的“异化形式”。“内在共同关联的脉络”一下完全消失，生产关系直接自我相互独立，完美地遮盖了资本的构造。最终，在资本与利润（资本与利息）之间、土地与地租之间、劳动与工资之间的关系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的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又同时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这整个“颠倒的世界（verkehrete Welt）”——傅立叶式的乌托邦主义者将之称为“颠倒的世界（monde à rebours）”，这一表现形式将自身从普遍的生产关系物化及其相对于人类当事人的独立化之中自我生产出来。现实的社会关联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的、不可抗拒的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相对他们作为“盲目的必然性”而发挥作用。生产者自身通过在其背后作为匿名权力、作为傅立叶的“经济上帝（Dieu-économe）”出场的生产条件而被统治。[6]
这一被构建的同时现在也是普遍真实的基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bürgerlichen Ideologie）的所有的幻觉、胡诌、欺骗与自我欺骗、幻想与目光短浅的谎言历来据此产生。这正是所有及每种资产阶级文化的形式特征的基础。然而只是其最普遍的、历史的和国家的，此外始终是改进的基础。社会的戏剧在此化作人类的假面舞会，因为所有的人的—社会的关系之源头匿迹于非人的以及非社会的假面，藏身于自然事物（Naturdingen）的蛹壳。首先它只是布尔乔亚的日常宗教。但是人们在资产阶级意识方式“更高贵的”、“更高级的”和“最高级的”表现中到处重新指认这些野蛮的日常宗教的神像、偶像以及教规。伴随着社会的死亡之舞，人类的幽灵世界——这一正如黑格尔曾经指称市民社会的“精神的动物界”——的先天假面也开始变得部分非自然，部分“悲惨”而具有末日色彩，部分自我瓦解消逝。
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诸形式在整个表象世界之中始终或多或少地是有失偏颇的，尤其是当其同时与市民的阶级利益相符合时。可是，这种偏颇甚至由昔日的布尔乔亚经典思想家，由其重要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革命政治家确证，这些阶级与革命阶级、无产者相对而言是代表了市民的阶级利益，只要这些阶级开始着手反抗此世的所有权力，只要它在资产阶级之中发现了整个社会此在的垄断受益者，其所有发起者、无产者、苦难者就会陷入同剥削及压迫阶级的混战。
市民社会的统治与屈从关系便隐藏于这一形式之下。这一特殊的形式确定性，这一社会的特殊历史特征就其表层而言，由此得以表达。正如所有早期“文明的（zivilisierten）”社会制度据统治与屈从以产生，据人对人的剥削以产生，据于整个即质料与智力的格式塔中直接生产阶级与社会财富占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以产生。但这一资本主义的形式，其所有的生活状况、其所有的物质和意识的生产力都于其下受到压制，此外在一切社会的共同关联中发生的所有现实的异化、骨化及扭曲中，市民社会与所有以往的发展阶段区分开来。
马克思进一步总结：“在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下，这种经济上的神秘化主要只同货币和生息资本有关。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这种神秘化在下述场合是被排除的：第一，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为了本人的直接需要；第二，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在那里，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已经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所掩盖，这种关系表现为并且显而易见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动力。在自然发生的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原始公社中，甚至在古代的城市公社中，公社本身及其条件表现为生产的基础，而公社的再生产表现为生产的最终目的。”[7]
首先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之中，那些完成了的事物的人格化与生产关系的事物化，那些人的—社会的本质（Natur）的完全异化得以出场。并且只有对抗阶级间现实的社会斗争可能削弱前述那些形态（Gestaltungen）事实的、自我更新的表象，它将其撕碎为劳动的、受压迫的、唯一革命的阶级的意识，这一阶级还是旧社会正在孕育的一个新的、不同的社会形式的活跃先锋。
但现代工人阶级是这一新社会形式的承担者和主体，这一事实如今再次以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历史的特定本质为自身基础：基于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取得的巨大发展，基于这一发展的对抗性特征，基于生产力自身发展与社会形式之间必然更为强烈并最终不堪忍受的对抗，在此形式之下发展得兴旺发达——基于其生产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正是资本文明的一面，使得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有条件发生，“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一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制造出它特有的掘墓人，还生产出了社会的更高级形式的物质的可能性与前提条件，并且同时生产出这一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得以释放的必然性，即社会变革整个新纪元的无法逃避性。
工人阶级，这一变革的主体，正是更高级的、不再基于对生产者的奴役的、不再敌对的社会的、一个无阶级的生产者自我联合的社会的革命指导者。于是才开启了
“自由王国”，即就其根基具有自然必然性的社会的自由，这一自由只能存在于此，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合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8]
在以往的社会形式之下，不考虑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社会关系的发展自我产生出了对抗，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处于自然必然性对整个社会发展的盲目统治形势之下，一如社会的自然过程，一如通过其生产条件对社会人的控制。历史的更高级的发展延伸了自然必然性王国，因其延伸了社会的需要，同时延伸了使得这一需要得以满足的社会的生产力。
如同所有以往阶级社会般具有对抗性的市民社会趋向了新纪元的发展，在这一新纪元中，一旦盲目的强权统治着社会化了的生产者，阶级对立在剧烈斗争之后终归寂灭而自然必然性终结，在这一新纪元中，筑基于“必然王国”之上，“自由王国”耸峙入云。
但这如何走进现实历史?这一发展的一般历史趋势如何?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言道——自身实则以社会的生产运动、在受资本统治及剥削的生产过程中的工人的发展的社会化为基础。资本自身总是招致劳动与工人的更高等级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又自己通过资本竞争中“资本主义生产内在法则的游戏”引发资本的集中：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削，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起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9]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0]
回忆一下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分析，至少这一分析的一些方面是必要的，因为唯有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的、完整的、先进的、成熟的、完成的内容，才同时对这一内容、主要问题及其早期历史的一般发展脉络给予了阐释。唯有在这一光照之下，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完整而重大的意义才变得可以理解。唯有根据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人们才可能彻底学习并领会马克思学说的发展史。其余皆为废话与欺骗，是科学与政治的赝品。
注释
[1]《列宁全集》第18卷，狄茨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2]《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1852年3月5日。
[3]施穆克勒原文中所列引文如此，此处现行中译版翻译为“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中译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7页。——译者注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汉堡：迈斯纳出版社1921年版，第353、354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汉堡：迈斯纳出版社1867年版，第165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62、367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67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54、355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序言，第728页。参见《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
[10]《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狄茨出版社1921年版，第56页。
三
马克思与恩格斯揭示了市民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他们以极大的思想魄力阐释和概括了这一社会的物质基础、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观念的表现形式，及其过去与未来。他们并非是在市民社会自身立场之上，而是在作为这一社会的历史产物及历史掘墓人的现代工业的工人阶级立场之上这样做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阐明了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在人类知识悠久的发展史中首次揭露了社会与历史的表现、运动、事件、真相的现实内在联系，使得人类从一个迈向另一个发展阶段的一般过程与跃升可以被具体理解。这一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包罗万象，其核心、其方法，便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这只是在一般思想形式中提炼的自然与社会真实客观的运动发展方式。唯物辩证法乃其方法、认识论与逻辑。
马克思揭露了市民社会的秘密，即社会历史最高级的构型，这同时第一次给予了不仅从过去也从将来的观点来研究社会运动与发展可能性，亦即确证这一运动的方向与目的。这又只是表达了这一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代表了作为历史本身最强大的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代表了与未来相符的社会的立场，代表了“社会化的人”的立场。
市民的社会形式在最高等级上被理论地揭露了其表现的与现实的运动间所特有的矛盾，于是乎在工人阶级的历史立场之上，原则上不再存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理论不再是教条、经院哲学、纯粹的意识形态，它已去除了虚假意识的神秘化，它成了工人阶级历史实践的理论教科书。实践经验本身始终是理论的试金石与原则性“规范”。实践与理论同一。
这一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与商业发展史中完成的决定性的“哥白尼式”翻转，产生了巨大的、理论与实践的革命的后果。
在此我们不去阐述这一后果，而是去认识青年马克思用以阐明这一后果的这一格式塔。市民社会就其整个具体的表象方式而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对象，其首要问题的解决之道恰恰自我产生了那个巨大的后果。马克思越是全面地阐明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他便越是同时肯定而清晰地阐明了其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后果。
“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列宁如是说。[1]
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将其科学代表作的最终目的解释为“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进行揭示”。他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视作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他探寻现实的、根本的社会共同关联及其规则与上层结构（Aufbau），以及这些全部真实社会阶级生活得以发生的规则与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及作用、经济结构及其产生的巨大法律、政治、观念上层建筑（Überbau）。此外他主要关注经济—社会的形态，特别是其基本形式整体发生变更与发展的一定规律、整个经济结构自其要素的产生、市民社会与所有以往发展时期相区别的特定形态（Gestaltung）、最后蕴含于由工人阶级历史的划时代的商业自身所建立的社会必然发展及其一般起始与先决条件的一般趋势。
这一关注的方式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即在它“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2]
市民社会整个建筑（Bauwerk）得以兴于其上的基础就是其“经济结构”。马克思于政治经济学中探寻社会的经济生理学，同时这一社会的经济生理学为他提供了理解所有以往社会的钥匙，因其同时关涉社会生活至今最高级的发展形式。此外还向他提供了对于未来发展的理解。这是决定性的、具体的出发点，划时代的发现，据此，马克思主义学说本真的发展史得以发轫。我们将会展示，马克思是如何迈向这一发现及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的。
这一发现的本真仍旧先在，抑或是为马克思主义前史注入，这乃是处于不同阶段及这一“19世纪三大思想流派”改造开始阶段的形式，其后继者及天才的完成者列宁曾有名言，马克思总的来说是德意志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及法国社会主义与法国革命学说的结合。[3]
下面我们专注研究这一前史中统一汇合点。我们说明，马克思是如何迈向其第一个、全面的及决定性的发现的。此外我们首先考察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这在如今才为人所熟知的青年马克思写作于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大规模地可见，正如他所概括的对于19世纪三大思想流派批判的革命的理解，他将之转化为科学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始终呈现出的具体问题便是市民社会的秘密。
注释
[1]《列宁全集》第18卷，第24页。
[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序言中的话。此处应为《资本论》第2版跋，所谓“序言”乃据施穆克勒原文直译。——译者注
[3]《列宁全集》第18卷，第14页。
四
就显著的发展趋势而言，人们依据相关词目对青年马克思早期发展的第一大阶段已然多有所述：由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哲学脱胎辩证唯物主义；由宗教批判转向对市民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第一次批判；由“庶民”、民主—革命解放立场转向激进—社会、无产者—共产主义革命立场。
马克思以黑格尔主义者、辩证唯心主义者起家。这一期间我们可得的最早明证是其于1837年11月写就的一封长信，据马克思所述：“好像是表示过去时光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这一新方向之目的为对“精神世界”及其历史过程的具体领会。它以意识始，必须领会“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有着坚实的基础”，必须在其自身发展中关注“生动的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法、国家、自然”这些对象本身，以探寻物自身的辩证理性，最终，其形式只能是“内容的发展”。[1]
这是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简单原则。马克思坦承了他与黑格尔哲学的“链接”。可以说：从这一刻起卡尔·马克思开始了自身的理论发展。
这一发展首先与关于宗教、教会以及国家显而易见地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的黑格尔“左派”的哲学独立过程同时发生，但本质上始终保持在哲学理论边界内部。很早时他本属于这一运动中趋向于急切的头脑，他在哲学“山岳派”中是最重要的，他最坚决地将宗教批判导向对现存国家直接的政治批判。一旦他——先作为《莱茵报》雇员其后作为主编——自己从事政治并[2]提出现实国家的实际问题，他便已然走向了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首次冲突。
青年黑格尔派
这是德国市民革命本真政治准备肇始的年代。后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对这一前史的分析中言道：“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进而言道：“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门徒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
黑格尔哲学本身在其特有的形而上学—神秘主义的全部形态中包藏了一堆矛盾，虽然抑或非常明显，抑或至少尚存含蓄，但全部于他而言只是获得了理论的显现之道（Scheinlösung），或多或少地人造和思辨的“扬弃”、“斡旋”或是“和解”。最初的黑格尔学派崩解为分别只是保有这一体系的部分方面的三个对立的流派，这首先只是这一事实的第一明证。这即将在自30年代末以来“左派”、“青年黑格尔派”的发展中再一次得到自我确证，这一流派的本真历史完全是由一系列急速的后续分裂组成。这一拥有极其坚实阶级基础的整个过程一方面是整个黑格尔体系的公开夭折，但另一方面表达了如下事实，在这一体系中无可胜数的富有成果又向前发展的矛盾是在手（vorhanden）的。这同样是诸多想要生动揭示并持续发展的被掩盖的萌芽与趋势。青年黑格尔派们只是片面而有条件地引发了这一理论的、政治的激进成果。倘若是向诸如无神论、伏尔泰主义，总的说来向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以及法国革命的“回归”，这便追溯到了甚至只是青年黑格尔本身的原先出发点并在黑格尔哲学内部于这一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之上发现了它：布鲁诺·鲍威尔的无神论小册子《末日审判的号声》即其明证。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诚然直接上溯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他——与恩格斯——直截了当地将唯物主义再度扶上御座。他越出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范围。但他于黑格尔哲学批判简单而重要的开端外便无能为力。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后的唯物主义—辩证主义学说之间“某种关联的中间物”。费尔巴哈的自然哲学对马克思及恩格斯产生了相当明确的影响——他不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转瞬即逝的。恩格斯自己后来指出，马克思在其狂热地赞扬费尔巴哈的成果时已然做了“批判的保留”。即今亦有文献可证，青年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保留”针对的是那些费尔巴哈宣告了唯物主义哲学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对费尔巴哈及其唯物主义立场的紧密界限进行了最后清算。他们承认，他在所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独一无二的，他做出了事实上的理论进步。在此我们不能就对青年马克思早期历史的理解如此重要的整个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决定性的难点在于对于社会及历史本身的唯物主义理解的运用：但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实际上没有抑或几无言说。政治上费尔巴哈并未远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哲学上他较之一切本真的完成者，即独立的哲学、思想巨擘黑格尔贫乏得不可思议。
唯独马克思与恩格斯（主要是马克思）完成了对整个黑格尔哲学真正的批判、事实的克服，同时对其决定性的辩证的核心的“拯救”：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言，这“非同小可”。这一划时代的理论批判，即将黑格尔辩证法从其神秘主义外观中解放出来，虽然只有在唯物主义立场之上才有可能，但同时只有在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立场之上才有可能。此外，这只有在当时于政治及经济等诸方面都落后于西欧的德国的边界之外才有可能。
仅仅还处于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卡尔·马克思就是唯一真正理解黑格尔辩证法即隐匿的理性内核并将其揭示为彻彻底底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的人。事实上他在其第一部就本质而言还是黑格尔式的著作——博士论文——中就已然发现了批判唯心主义辩证法特定的黑格尔形式的第一要素。他于其客观的唯心主义立场之上达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达成了这一批判的最初开端。就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所属研究而言可以说是第一次对思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非思辨的理解。这具有第一部作品的独特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
在这一批判的阶段，就马克思的理解而言已非纯黑格尔式，他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已经表达了尽管依然是唯心主义—客观辩证法，他于此说明：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及怀疑论的哲学体系（这也正是博士论文的历史对象）究竟而言是希腊哲学真正历史的钥匙，但同时对其历史意义的认识，一方面通过黑格尔指向普遍和全面的哲学史的特定计划的阻碍，一方面则通过“对于他主要地称之为思辨的东西的观点”。[3]
哲学的历史编纂——“准备材料（Vorarbeiten）”[4]即其最为意味深长的一部分还未将哲学家的人格“作为其体系的焦点与格式塔来把握”，而且完全没有从事“心理学的琐事”。它宁可在每个体系之中展现“现实的连贯的结晶”（这个“持续推进的鼹鼠”），简而言之，将客观的连贯的规定与“主体的现象学意识”分离。这一意识的分离正是其统一。为了“调解”其“体系的科学阐述与其历史存在”，即其逻辑本质与其历史的表现方式，这一“历史哲学阐述中的批判环节”是必要的。但后者——博士论文如是言——迄今已将哲学体系的形而上学规定“几乎全忘了”。
这一方法的批判环节如今已在对伊壁鸠鲁哲学“内在辩证法”的阐释中显露出完全的决定性。如果马克思在这“自我意识”哲学中将原子视作概念最一般的形式从而视作在所有的内容规定中重现的基础，同时如果他在阐明了在执着于感性—自然表象的前提条件与“原子论意识”的客观思想本质之间占统治地位的矛盾，这是根据这一批判方法才得以完成的。此外他也于一般“原则”中，如同于其条件中阐明了“主观形式”。两者都执于自然—原子论表象，并且这是本真的思辨的，亦即将这一意识异化的格式塔限于其概念。
哲学的主观形式完全是有条件地通过本质原则的理解，这一原则本身又主观地有条件地存在于哲学之外的“实体世界（substantiellen Welt）”的状况。毕竟哲学只表达在现实生活中拥有直接定在的“实质权力（substanziellen Mächte）”的“观念性”。个体本身根源于“实体的东西，他存在的权利仅仅建立在他的国家权利、他的宗教权利之上，一句话，建立在一切实体条件（substantiellen Bedingungen）之上，这些条件在他身上表现为他的本质”。[5]其上耸立着作为精神上层建筑（Überbau）的“观念性”乃至其主观表现形式的现实基础，便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状况，“生活的实体联系（das substantiellen Band），政治和宗教生活的吸引力”。
不需要另外说明，这里的基础本身依然被理解为唯心主义的；“实体”的结构，即社会的“权力”，连同作为其中心的国家，只是被视作本质的“精神的”真实性。
如今这是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哲学是否将实体（即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世界的客观“观念性”带入外在于它的彼岸的、思辨的、异化的形式以表现之（如柏拉图）抑或是否干预现实意识，是否以“纯粹自由”抑或“受约束的”格式塔出场，是否关于其客观共同关联只有虚假的意识，抑或是否——如伊壁鸠鲁——自我展现为历史的、客观的—精神的状态的“自我意识”。因是如若要对哲学做出“基因学的”阐释，“主观形式”的“批判的”意义就必须从其本质的、主观的内容中脱离。唯独这批判的脱离使得哲学体系可能在其“历史存在”中得到现实解释。因而决定性不仅在于一定的客观关系，其中哲学属于历史世界，还在于“作为主观意识的哲学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所采取的主观形式样态”，外在地对立于其生存世界，显露着其现实历史特征[6]并且能够实际地自我规劝以及调整。其自身完全“转向外部”的性质与方法以及对自身外部世界所采取的批判态度，同时显露着其或有或无的实践意义。借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完全转向了辩证方法的下一个问题。
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非思辨的环节，一如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准备工作中所使用和发展的，如今于此获得了其完整及全部的意义并以完整的规模显现，正是使得这一辩证法得以直接适用于黑格尔哲学本身，适用于其主观形式以及历史表现方式的环节。
正如存在哲学史中哲学“自我上升至具体化”并被发展为原则的总体的“节点”，“也存在哲学转而注视外部世界，不再领会而是作为实践的人与仿佛在胡言与世界的密谋的环节”。“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就是这样。”[7]“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定，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阴影王国，并且“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8]但哲学的实践只是“理论的实践，即批判”。并且[9]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从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而且它的这种矛盾的本质在现象中取得具体形式，并且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10]这一哲学的客观“现实化”、“世界化”，必得招致必然性“及其丧失”，就是说这一作为“总体”的特定哲学的沉沦。这发生于“主观方面”之后，如此其于“现实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对外展现为主观形式的对立面、两个“极端对立的”哲学向度的对立面。这是“自由派”，其余则为“实证哲学”。第一个流派的活动就是批判，“也正是哲学的自身的向外转向”。而在其客观历史意义及其主观唯一哲学的理想矛盾的第二个“实证的”流派中，唯有表现为思辨的形式，即“颠倒，也可以说是本身的错乱”，第一个“批判的”流派，它将“原则的内在矛盾置于普遍意识之中”，它是“概念的一派，它将自我意识置于自身目标之上，才能带来真实的进步”[11]。因为二者“在理论方面还未超出这个体系的范围”，如此二者都不知道，“当它们转而反对这个体系时，他们只是实现了这个体系的个别环节”。[12]
借此“实现”的阐述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解决，“实证的”及“批判的”（青年黑格尔的）流派的发展对这里有趣的关联而言，决定性的是这两个极端在黑格尔体系中预先形成的历史的避让。就是说“原则”及“主观形式”上的分离只是自我证明了两个方面在黑格尔哲学之中原初的客观一致。在这形式及内容上的分离本质上只是“实现了”体系的环节本身。那么在黑格尔哲学中不仅颠倒的、非批判的、“实证的”思辨形式，同时“批判的”及“自由的”原则在原初直接的一致中都是现成在手的。这原则是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内容。这就是说，在“主观形式”之中黑格尔哲学是一种历史的表现，是对本质内容或原则的遮蔽，在进益的发展进程中必须被批判、被解决、被废除，此外无他。
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进而解释道，从这种黑格尔哲学“转变”的“一定的方式”，即从其“世界化”扮演的方式，“可回溯到一种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的性质”。不仅是黑格尔哲学，几乎是每种“完整的”哲学。[13]这一“主观形式”，是“作为主观意识的哲学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所采取的”，如我们所见，这是这一历史—辩证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哲学的每一个“转变”，都“转化为有血有肉的过程。因其规定性而异，这种规定性像胎记一样把在自身中完成的哲学和具体的哲学区别开来”。[14]
在同一共同关联及意义之中，关于对黑格尔的所谓“适应”的论说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15]马克思解释道：黑格尔的学生们无知，才用针对体系的这一或那一规定进行“适应或类似的东西，简言之从道德上来解释”。一个哲学家由于这种或那种适应会犯这样或那样显然缺乏一贯性的毛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本人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有一点是他意识不到的”，那就是“这种表面适应的可能性本身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他的原则的不充分或在于哲学家对于自己的原则没有充分的理解”。如果一个哲学家真正开始适应了，那么他的学生们就应该“根据他的内在的本质的意识来说明”那个对于他本人“具有一种外在的意识形式的东西”。对黑格尔而言也是如此，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的批判必须揭露其“原则”的“不充分”——或者说“没有充分的理解”。这一“不充分”，如今涉及形式或涉及原则的内容，这同样也是这一哲学的历史规定性，“像胎记一样在自身中完成”。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及同期的断章之中详细证明了伊壁鸠鲁、斯多葛派以及怀疑论哲学的周期，即希腊哲学的完成与陷落，究竟而言是“理解希腊哲学真正历史的钥匙”。他同样去阐明黑格尔哲学——这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完整”格式塔——的完成与陷落。他进一步在哲学理论向实践现实的历史转向中的两种具体情况中发现了关于早期“完整形式”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的性质”的本真启蒙，完全以思想史的普遍形式对这一原理进行表述，这一后来唯物主义辩证法原理最初的、偏于唯心主义的理解是：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总是完整的即全部成形了的形式表现为理解以往诸形式的钥匙。
在所提及的包含这一原理的最初表达中已然简单地展现着命题的翻转，黑格尔将这一命题建立于理论对实践、“思想”对“世界”、“理性”对“现实”的历史关系之上。这固然是唯心主义辩证法本身范围之内的翻转，也就是半截子的、不完整的翻转，但这意味着思想的理论内部，即辩证逻辑内部辩证法的“理性内核”与作为纯粹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借以阐述其辩证法的思辨及神秘化的虚假外观的最初分离。一旦理论及实践的普遍历史关系在此完全成了主要问题，批判的环节即在博士论文中所使用的方法如今对于进一步的精神发展更为意义深远，非思辨的辩证法最初理解的其余的环节或结果似乎都显得粗鄙。它们于此被总结为历史条件及历史行动形式的统一体，其中哲学的或完全思想的主体将世界作为其“实体”或基础的同时，作为其意识活动的客体与自身对立。
在哲学的“主观”形式的批判的即主观的、关于这一客观共同关联的哲学的或多或少偏向的意识与其“内在原则”的分离之中，我们看到了方法的“批判环节”。后来马克思在这一意义上但却已经是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立场之上言道：“即使在那些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形式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16]
但在哲学的意识对世界的关系的另一方面，即其对其与世界的已臻纯粹的共同关联所采取的与其原则真实相符的批判的“自我意识”的积极态度——这一活动的方面完全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一“更为重要的”积极态度就本质而言当然才刚被理解为理论的—批判的。我们不需要特别回忆马克思后来的、唯物主义的关于单纯“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或“实践—批判活动”之间关系的提纲。
对黑格尔原则本身——即黑格尔“对于他主要地称之为思辨的东西的观点”——的思辨的、“不充分的”理解，现在还在黑格尔哲学的特定领域中，在宗教哲学中被阐明。（人们回忆着其早期对青年黑格尔派对于宗教批判的时代的论说。）关于使人回想起上帝的定在的证据，马克思言道：“黑格尔曾经把这一神学的证明完全弄颠倒了，也就是说，他推翻了这一证明，以便替它做辩护”。[17]
在这一理论思辨的批判之中，重要的是逻辑的环节，即对黑格尔实际使用的方法的批判。这一方法给马克思以“推翻，以便替它做辩护”、否定，以便重新确立，以对批判的积极肯定为终点的否定辩证法的印象。但在这一点即黑格尔特有的“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上，存在着逻辑原则本真的“不充分”。
其后几年马克思才给出了这一谜团的辩证消解。他给出了在黑格尔在其整个哲学的源头即《精神现象学》中的秘密的谜底。这是对这一本真的“哲学图示（Tableau philosophieque）”的第一现实解密。这是理论的，即马克思的辩证理论，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对“经济学图示（Tableau économique）”进行解密。
此外绝不可忽视的是，这里依然包含着更深层次的物质选择。马克思能够于希腊哲学的出口处将其对世界的关系有意识地承继为“分裂的世界”的“分裂的自我意识”，这绝非偶然。“伟大的希腊启蒙家”成了博士论文的主要结构，这绝非偶然。他就是伽桑狄于市民社会的曙光之中重新发现并将之视作现代唯物主义哲学神圣护卫而引入反对笛卡尔形而上学之战的伊壁鸠鲁。[18]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公元前270年），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
同样，契约、社会契约（Contat social）已然被视为国家的“基础”。[19]青年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存活于想象之中，当时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是世界的新格式塔的宣告——罗马的——及精神通往这一新世界的过渡阶段，如今处于“敌对”张力与在“世界的手工作坊与铁匠铺中进行着的”“喧闹”斗争中间的“无神论的”自我意识哲学又在给宏伟的世界转折点作序。[20]这使之获得了关于世界历史的斗争与发展的批判意识。
博士论文—断章乃批判的辩证法的诞生之所。其尚未克服唯心主义的基础，但其本就是——如在黑格尔那里——客观的及历史的辩证法。青年马克思辩证法的进一步陶冶如是发生于其在历史—社会世界的运用之中。
青年黑格尔派在《莱茵报》中被揭露为——一如恩格斯后来所言——“直接作为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其灵魂人物、报刊的主编即为马克思。他总是给予《莱茵报》更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方向。他如今于哲学原本只能衡量其“世俗利益”的格式塔，就是说在原则上的政治格式塔中发展了哲学的“现实化”与“世界化”。
在此马克思核心代表的是一种对国家的激进—民主主义理解，展现为历史—辩证形式的人民主权学说，同时也成了国家的自由“实体”与积极“主体”，必然争得与其目的相符之国家形式并设定“人民意志的有意识的表达”的定律。如若马克思代表了这一“主要是法哲学的”研究形式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原则，则一方面他乃是从黑格尔的国家—法哲学中抽取出政治—革命的必然性，然而另一方面他本质上正如黑格尔及其伟大前贤——从马基雅弗利与霍布斯至卢梭与费希特——一般依旧将国家理解为历史的本真的集中的生产力（Produktivkraft）并将与国家相适应的社会视作结果、表现及产品而非国家的历史条件、基础及生产者。国家的本质，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位居其中的政治关系，被视作中轴，其余所有的生活关系环其而动。而马克思于民主主义国家中看到了本真形式，其中“人民”由历史的客体转而成为主体，即必然从旧有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官僚主义及教会国家的枷锁中获得其解放。
差不多和哥白尼的伟大发现（真正的太阳系）同时，国家的引力定律也被发现了：国家的重心是在它本身中找到的。先是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后是霍布斯、斯宾诺莎、许霍·格劳秀斯，直至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则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定律……现代哲学只是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始的工作。
《莱茵报》中进而言道：“从前的研究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虽然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社会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构想国家的。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21]
马克思将哲学解释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进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而哲学是阐明人权的，哲学要求国家是合乎人性的国家。”[22]
这是一个纲领——一个革命的同时也是哲学的纲领。其后马克思将阐明，哲学至今只是解释了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对实践的关系，即在其积极表现中，实践的和政治的“世界化”要求与哲学的“世界化”——这是指导思想，基于此马克思得以实现理论和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在其抽象及唯心主义的萌芽形式中，这一问题就已然是其博士论文观念方法的主要问题。已表现出哲学“世界化”与积极转向的明显趋势，这如今表现为民主主义的—革命的，这意味着如今不再只是针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和针对黑格尔理论的神学—形而上学遮蔽的批判转向，而是已然直接针对黑格尔的法及国家哲学。在完成博士论文一年之后和在参加《莱茵报》工作之前，马克思曾计划写作“对黑格尔自然法及宪法的批判”。他说明：“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Res publica一词根本无法译成德文。”[23]
可以说，马克思在《莱茵报》上的论战文章是对德国政治研究的独特的青年黑格尔派风格的翻译——非对古罗马词汇res publica的翻译，而是对现代法国、对雅各宾党用语、对市民的共和派—革命实践的翻译。实际上，划时代的对黑格尔国家及法哲学的批判紧随其后。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首先面对的是社会双重格式塔的“实质”结构：作为财产—关系抑或彻底的法的关系，特别是作为私有利益的统治与冲突。一如日后回顾时所述，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他获得了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24]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部分，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1929年版，第213、218页。
[2]施穆克勒原文中便无与之相应的后引号。——译者注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1927年版，第9页。
[4]同上书，第14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104页。
[6]同上书，第10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131页。
[8]施穆克勒原文如此，故该处引文相对于全集中文版译文做了语序变换。——译者注
[9]施穆克勒原文中便无与之对应的后引号。——译者注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64页。
[11]此处引文与全集有出入，施穆克勒原文如此。——译者注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64—65页。
[13]同上书，第64页，并参看第133页。
[14]同上书，第133页（下划线为我们所加）。
[15]同上书，第63—64页。
[16]《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1858年5月31日，马克思说这与伊壁鸠鲁及博士论文有直接联系。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80页。
[18]参见马克思《神圣家族》。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1927年版，第84页。
[20]同上书，第12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248—24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242—243、247页。
[23]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1842年3月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部分，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出版社1929年版，第269页。
[24]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56页。
